2016年5月29日至6月4日，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率代表团一行五人赴西班牙、葡萄牙进行访问。代表团成员包括：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王雁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副社长殷梦霞、古籍馆经典文化推广组组长赵大莹、展览部馆员赵婷。代表团访问了加泰罗尼亚图书馆、西印度群岛综合档案馆、葡萄牙国家图书馆、西班牙国家图书馆等相关机构，现将出访情况汇报如下:

　　一、出访背景及目标

　　海外公私收藏机构收藏大量中华珍贵典籍，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2015年，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框架下，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正式启动“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通过建设“海外中华古籍数据库”、开展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数字化回归或影印出版等形式，使海外中华古籍为大众所享、为学界所用，陆续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先后与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新西兰等国相关古籍收藏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海外中华古籍书目数据库”累计登记完成包括美国、加拿大、西班牙、日本等4个国家30家单位24万条（含子目）书目数据，获法国国家图书馆捐赠该馆馆藏《圆明园四十景图》数字版本和全部敦煌文献数字版本，实现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波德里安图书馆、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等机构藏《永乐大典》的数字出版以及《海外中华古籍书志书目丛刊》《海外中华古籍珍本丛刊》等系列出版成果。

　　因历史原因，欧洲存藏有大量的中华古籍，是海外中华古籍调查的重点区域。近年来我馆对西班牙、葡萄牙的中华古籍调查主要以远程访问为主，仅于2013年12月入藏了明刻版《古今形胜之图》高仿复制件，原图收藏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市的西印度群岛综合档案馆内。此次出访旨在进一步摸清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图书馆等相关机构中华古籍存藏情况，促进我馆与两国图书馆界在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数字化、出版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以进一步推进“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的深入开展。

　　二、出访交流情况

　　（一）加泰罗尼亚图书馆

　　加泰罗尼亚图书馆建立于1907年，创建之初的馆址曾位于加泰罗尼亚政府宫。1939年加泰罗尼亚图书馆搬到巴塞罗那圣十字医院旧址。这是加泰罗尼亚地区最重要的哥特式民用建筑群，修建于15至18世纪，曾经是加泰罗尼亚地区最大的医院。加泰罗尼亚图书馆现有面积约1.5万平方米。

　　加泰罗尼亚图书馆的使命是收集、保存和传承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文献以及与加泰罗尼亚语言区相关的文献。图书馆创建以来，在收藏加泰罗尼亚文献的基础上，也同时入藏了一系列具有较高价值的文学、科学和艺术类书籍，使其成为了汇聚各类型文献的研究中心。其馆藏丰富，且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现有馆藏300余万册（件），包含：图书、期刊、报纸、手稿、雕版、地图、绘画、音频、视频、CD光盘等文献。1981年，图书馆开始接收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法定缴送印刷出版物。

　　代表团访问加泰罗尼亚图书馆期间，该馆文献部主任努莉亚·阿尔塔里巴女士详细介绍了该馆的情况，并带领代表团一行参观了馆区和馆藏珍品展览室，并特别为代表团展示了所藏让·布劳的十卷本《世界地图集》等一批15、16世纪的地图集和中文古籍。我方提出了合作开展数字出版的想法，对方表达了积极的意愿，同意就具体合作项目、合作形式进行进一步商讨。

　　（二）西印度群岛综合档案馆

　　西印度群岛综合档案馆位于西班牙塞维利亚，主要收藏当年西班牙政府为管理海外领土而设立的机构所产生的资料。这些机构是：西印度群岛理事会和秘书处、贸易馆、塞维利亚和加的斯的领事馆。此外，档案馆还保存其他与西班牙在美洲和亚洲殖民地有关的小机构和个人的资料。档案馆的宗旨是保存保护这些资料，并通过对其进行整理和说明，在公众间广为传播。

　　1785年档案馆按照国王卡洛斯三世的意愿成立，将此前散落在西曼卡斯、加的斯和塞维利亚的关于印度群岛的文件统一收集到一个地方。自1785年起，印度群岛主要机构的档案不断汇聚至此，使得档案馆成为了西班牙政府研究新世界的主要资料存放地。

　　目前，西印度群岛综合档案馆保留了超过4.3万卷文献，置于总长达8千延米的档案架上，约8000万页的原始文档，记载了从火地岛到美国南部整个美洲大陆和远东菲律宾跨越三个世纪的历史：政治史与社会史，经济史和文明史，教会史和艺术史。多样的课题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研究者：从新大陆的发现、探索、征服到独立，从印度群岛的政治机构到前哥伦布时期当地村落的历史，从贸易到海上运输的问题，从传教士扩张到宗教裁判方面。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诸多问题上，西印度群岛综合档案馆，将有助于人们获取有关西班牙统治新世界时期最完整和最直观的历史观点。

　　西印度群岛综合档案馆有关中国的一件重要馆藏即为明刻版《古今形胜之图》，2013年12月我馆入藏了其高仿复制件。代表团本次到访，与馆长曼努埃尔·拉文纳·马丁先生和前副馆长、荣誉馆员玛利亚·安东尼娅·科尔马尔女士进行了深入会谈，张志清就开展数字化合作以及合作举办展览等事宜与对方交换了意见。玛利亚·安东尼娅女士还为代表团展示了该馆收藏的部分中文文献，并咨询了文献中一些具体问题，代表团一一给予了耐心解答。

　　（三）葡萄牙国家图书馆

　　葡萄牙国家图书馆成立于1796年，前身是玛丽皇后创立的皇家公共图书馆，位于首都里斯本。建馆之初，皇家图书馆的资金不仅来自皇室还有私人捐款。其第一部法定缴送法始于1805，规定全国印刷商出版的一切书籍都需缴送一册至该馆。1834年皇家图书馆更名为里斯本国家图书馆，正式接收了大量修道院图书馆的藏书。图书馆于1969年搬至现在位于坎普·格兰德的馆区。进入21世纪以来，图书馆也加入了馆藏数字化的国际潮流，创建了国家数字图书馆。2007年，图书馆更名为葡萄牙国家图书馆，开始了重组进程，旨在充实和传承国家的书籍遗产，提高自身的运营方式，更好地为公众、专业团体和出版商和书商服务。目前馆藏图书超过300万册，涵盖了从16世纪到21世纪期间的葡萄牙社会、历史和文化，包括所有学科和流派，其中大部分都是葡萄牙出版物。

　　代表团着重了解了葡萄牙国家图书馆的善本书籍和特色专藏情况。其葡萄牙语和其他语言的善本书籍和手稿都归之于善本和手稿部，遵照善本书的管理政策，由善本和手稿部收藏、整理和管理。现藏有从12世纪到今天的1.5万件手抄本和3.6万件手稿。其善本书籍中，比较注重对名家作品（重要的文学家，人文主义作家等，如卡蒙斯和伊拉斯莫）的收藏，对著名出版商的作品也很关注，如克里斯托夫·普朗坦、阿尔多·马努齐奥、荷兰爱思唯尔集团等都是中世纪以来欧洲最著名的出版商。这些善本古籍都是珍贵的文化遗产，1500年之后印刷的善本，由于历史关系，葡萄牙语所占的比重低于西班牙语。印刷的善本总量达3万种，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摇篮本。葡萄牙国家图书馆1500年以前的摇篮本藏量达1597种，大部分来自一些废弃的修道院，其中有很多世界级孤本。

　　1500年以后的善本。其中16世纪葡萄牙语出版的944种，西班牙出版的1971种，伊拉斯莫著、编辑或译335种，出版商克里斯托夫·普朗坦印刷292种（Plantiniana，1588-1589年间），阿尔多·马努齐奥印刷书籍257种（Aldo Manuzio1495-1594)。

　　其他特色专藏。包括3800种有关卡蒙斯的作品，精装书以及国外出版的有关地理大发现的文学作品，荷兰爱思唯尔集团16.17世纪出版的书籍，金姆巴堤斯塔·波多尼(Giambattista Bodoni)印制的书籍327种，18世纪特殊装帧的书籍148种，18—20世纪间的一些戏剧作品172种（Manuel Rita Martins专藏），1113—1851年间有关葡萄牙法律的书籍和文献。

　　代表团一行与对方进行了会谈。张志清与该馆馆长伊涅斯·科尔德罗女士共同签署了《中国国家图书馆与葡萄牙国家图书馆谅解备忘录》，为今后两馆开展古籍数字化等合作项目奠定了重要基础。双方深入讨论了将葡萄牙国家图书馆所做的有关中国的文献数据库引进中国国家图书馆对大陆读者发布，合作数字化出版传教士手稿档案文献以及早期印本，合作举办展览等事宜。葡萄牙“中国观察协会”主席鲁伊·罗里多参加了会谈，介绍了在澳门基金会支持下，与中国方面开展文献数字化、展览和相关学术活动的情况。

　　葡萄牙国家图书馆没有设立中国文献专藏，但有一些与中国有关的印本，尤其是传教士的手稿档案文献。会后，葡方向代表团专门展示了有关东方和中葡早期关系史的重要印本古籍、有关中国的珍贵传教士稿本与抄本，以及手稿、地图、老照片等珍贵馆藏。

　　（四）西班牙国家图书馆

　　西班牙国家图书馆书馆前身是皇家公共图书馆，由菲利普五世创建于1711年，1712年3月开馆。在今天的缴送法制定之前，1715年的皇室饬令责成西班牙印刷商缴送在西班牙出的书每本一册。1836年该图书馆从王室手中移交给政府部门，首次更名为国家图书馆。西班牙国家图书馆现今拥有的珍贵的图书大部分是19世纪购买、他人捐赠、缴送或从宗教团体收缴所得。国家馆是西班牙图书馆机构和图书馆系统中最重要的图书馆，作为隶属于教育文化部的自治团体，有其自己的法人地位和法律效力以完成其目标，工作方面受总预算法制约。西班牙国家图书馆是国际图联、国际文献联合会、欧洲研究图书馆联盟、国际音乐图书馆协会的成员。

　　西班牙国家图书馆馆藏总量约2600万册（件），包括，图书和其他印刷文献1500万册（件）、手稿3万件、报纸和连续出版物14.3万件、图形资料450万件、乐谱51万件等。西班牙语数字图书馆2008年建立，提供万余种数字文献的开放获取，包括15至19世纪的印本图书、手稿、画作、雕版、小册子、海报、照片、地图、地图集、乐谱、老报纸和录音等。

　　西班牙国家图书馆现址位于马德里里科雷托斯大街。第二馆区位于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大学城，作为里科雷托斯馆区藏书库的延伸，贮藏了各类文献，缓解马德里馆区空间不足的问题。在阿尔卡拉大学城的分馆是一座由六个方形塔楼组成的模块式复合建筑，约能容纳1500万册图书。马德里馆区地下是西班牙国家图书馆博物馆，面积约1400平方米，里面设有一个永久展览和一些用于研讨会和临时展览的空间。博物馆设立的目的是让公众了解书籍的历史，了解本馆馆藏，以及国家图书馆保存、保护、传承书籍遗产的使命。

　　代表团着重了解了西班牙国家图书馆的古籍特藏情况。其主要包括七个方面：

　　手稿。其手稿收藏居全国之首，其中包括约1,600件中世纪手抄本（大部分有小型插画），10,000多件戏剧稿本，大量名家手稿、历史文件以及家谱和个人档案。

　　摇篮本。西班牙国家图书馆将1501年1月1日以前的出版物定义为摇篮本，其收藏量在全国居首位，约为3,100册件。其中既有在西班牙最具代表意义的摇篮本，也包括了欧洲其他地区出版的珍贵书籍。

　　印本古籍。主要收藏16至19世纪的出版物，是古籍特藏类中最大的部分。

　　塞万提斯专藏。这是最具有西班牙本国特色的专藏之一。全面收录塞万提斯的著作以及与塞万提斯相关的著作和文章，其中不仅包含26个《堂吉诃德》的17世纪印刷本和其他许多珍贵版本，还涵盖了所有相关著作逾万册。

　　戏剧。包含戏剧史、戏剧文学、外国戏剧作品、希腊戏剧、拉丁戏剧、中世纪拉丁戏剧以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等国戏剧等等12个分属。

　　档案资料。西班牙国家图书馆的档案资料收藏包括两个方面，即西班牙国家图书馆历史档案以及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系统档案。

　　个人及团体档案资料。其对象为对西班牙文化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重要人物和团体的文献资料。图书馆对这部分文献集中存放和提供服务，旨在鼓励个人收藏者或收藏单位妥善保存此类文献，避免重要文献资源分散甚至流失。

　　访问西班牙国家图书馆期间，代表团专门参观了文献数字化车间和古籍修复实验室，相关专家就该馆的文献数字化以及古籍修复流程进行了详细讲解，张志清也就古籍修复材料和技术等提出一系列问题，对方予以一一解答。随后，代表团与西班牙国家图书馆技术副馆长马尔·赫尔南德斯女士进行了会谈，探讨了下一步双方对与中国有关的古籍和传教士文献开展数字化、整理出版和交换展览等方面合作的可能性。对方还向我方展示了中西文对照稿抄本《明心宝鉴》等珍贵馆藏。

　　三、出访体会和建议

　　（一）调查先行，以具体项目带动全面合作

　　此次代表团正式出访西班牙、葡萄牙，与两国最重要的文献收藏机构进行了近距离的沟通交流。在外期间，代表团得到了我驻外使馆文化处同仁的大力关照与协助，经过几天密集的访问，对两国图书馆、档案馆等重点文化机构情况、其有关中国文献的收藏情况等有了很多了解，同时也发现了一些可以合作开展数字化及出版工作的珍贵文献，与葡萄牙国家图书馆首次签署了合作备忘，访问圆满成功、成果超出预期。

　　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与海外机构的合作中，全面的调查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但另一方面，在通过调研不断加深了解、掌握全局的同时，对一些眼下就能研判的、有较高价值的项目，应该当机立断，尽快达成合作，迅速推出成果。让对方看到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看到我们工作的效率和务实的作风，比任何语言都更有说服力，而且能起到以点带面的效果。我馆与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多年来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此次与西、葡两国建立交流合作关系，对“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在欧洲的开展至关重要，应趁热打铁，先行启动数字化出版等易操作、见效快的项目，促进全面合作的持续开展。

　　经访问了解，葡萄牙收藏了很多有关中国的传教士文献。16世纪以来，大量西方传教士经里斯本、果阿、澳门来到中国，因此文献流传的途径也与其来华路线相同。除葡萄牙国家图书馆，东方博物馆文献中心、埃武拉公共图书馆、阿儒达图书馆、海外历史档案馆、东波塔档案馆、科学院图书馆及地理学会图书馆等都珍藏着传教士信件、有关中国的记载和年报等档案文献。可以借与葡萄牙国家图书馆的合作关系，将葡萄牙各机构收藏的中国相关文献原样影印出版，或出版联合目录，或以数据库形式，将之引入中国。对促进相关领域学术研究以及保存海外存藏中国资料有重要价值。

　　（二）不断加强与社会和学术组织联系

　　应与活跃的社会团体和学术组织建立联系，以召开工作坊或学术研讨会的形式，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资料引进我馆。

　　例如，1999年成立的澳门科技文化中心（CCCM），在中国学研究、澳门研究等方面非常活跃，组织各种会议、工作坊、创立学术出版物、举办展览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其相关学术成果，我馆应该关注并及时引进。还有澳门基金会，与我馆已有合作历史，可充分利用其与葡萄牙各收藏机构的良好合作关系，开展三方合作，获取资金支持。此外葡萄牙汉学研究所（Instituto Português de Sinologia）和中国观察（Observatório da China）等学术组织也致力于16世纪以来中葡两国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研究，可与其开展学术交流研讨。

　　（三）以合作办展为平台，开展双边文化交流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对来华传教士文献的收藏十分丰富，可根据“传教士对中国的探访”和“西、葡大航海时代对亚洲的探索”两条线索，通过展出相关的珍贵文献，展示古代中西交流的情况，从一个侧面了解当时中国的面貌。葡萄牙早在16世纪就开始与中国通商，并占领澳门为殖民地。西班牙虽没有直接登陆中国，但占据菲律宾为殖民地，并以菲律宾为中转站，收集了不少有关中国的资料。例如西印度群岛综合档案馆就收藏了大量来自菲律宾的原始资料，包括地图、中西字典、当地传教士的日记等珍贵资料，并且很多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利用。如果能够对这些文献进行充分挖掘，可以形成颇具特色和新意的历史文化展和学术成果展。

　　从此次出访各馆的见闻来看，西方的图书馆对于展览展示方面颇为重视，可谓时时有展览，处处有展示。对方做的比较成熟的展览可以直接移植到我馆，可举办西方在中国知名度较高的，群众喜闻乐见的著名人物、作家等纪念展览。例如，今年不仅是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纪念，对于西班牙来说，是塞万提斯逝世纪念400周年，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汤显祖逝世400周年。如果能将三者结合在一起，想必能办成一次精彩的展览。此外，这两个国家的摇篮本收藏颇丰，有很多珍贵的版本。我馆亦可与这些馆合作，开展西文善本的联合展览。

　　（四）外文善本收藏的西方经验

　　西方各主要图书馆古籍善本等珍贵书籍的保存、管理和利用十分规范，并且能在符合国际标准的前提下适当应用符合本国国情特色的管理模式，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

　　首先，能够根据本国特色来管理藏品。例如，西班牙图书馆的塞万提斯专藏和戏剧专藏的设置，打破了单一年代和版本的限制，全面收藏相关文献，其中还包括视听、图片、胶卷等多种形式，在最大程度上彰显了设置专藏的意义，同时弘扬了本国的优秀文化。

　　其次，除了注重本国语言类善本收藏，尤其注意外文善本和各种古版本的收藏，建立了如圣经版本学会、珍贵书协会等研究机构，更有东方学的研究中心。相比之下，中国的图书馆并没有一个“古典学”研究中心或者西学研究中心。

　　第三，除了正式出版物，注意收藏各种手稿，非正式出版物的传单、印刷品、小册子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馆藏积累。

　　第四，对于古籍善本特藏类资源，基本能够做到集中存放、专门管理，避免了资源的流失和散落。从西班牙图书馆的古籍服务部门的命名——“塞万提斯阅览室”以及其管理部门的命名——“文化遗产书籍部”，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图书馆把其馆藏的珍贵文献当作国家的文化象征和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来对待，这不仅有利于书籍的保存和递藏，更提升了书籍在国家文化资源建设以及人类文明保存发展方面的地位，真正地把书籍当作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