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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出版的成就和制订本规划应说明的若干问题
一、建国后古籍整理出版的发展和制订本规划的基本精神
古籍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文字载体。整理出版古籍,是关系到继承祖国宝贵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教育子孙后代的大事。
建国四十余年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和关怀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
1958年,国务院成立了首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齐燕铭同志任组长并主持制订了《整理和出版古籍十年规划(1962—1972)》,开始将各项有关工作引上了轨道。尽管实施后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冲击,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仍然冲破重重阻力,最终完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等重点项目的点校整理工作,博得海内外的普遍好评。
1981年,根据陈云同志提出要恢复和重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建议,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国务院恢复成立第二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李一氓同志任组长,拟定了《古籍整理出版九年规划(1982—1990)》,经过几年的努力,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出现了初具规模的新局面。据不完全统计,九年中规划内外共出版古籍4000余种(其中规划内900余种),成倍超出建国后前32年出版古籍的总和。整理质量也有明显提高,初步解决了古籍资料“书荒”的问题。其中文史典籍的出版,逐步理出了学科或门类发展的脉络和体系,反映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正逐步具有计划性和系统性。《中华大藏经》、《全宋文》、《全宋诗》等重点项目首批成果的问世,显示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一步繁荣的好势头。同时,全国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中古籍整理研究所、室不断建立,一支颇有潜力的老、中、青相结合的古籍整理科研队伍正在形成。古籍专业出版社由建国初期的少数几家发展为现在的十七家,还有几十家非古籍专业出版社也或多或少地出版古籍图书,这就大大加强了古籍出版力量。古籍整理后备人才的培养和在职青年编辑的培训,也日趋正规和经常化。以上种种成绩,为本世纪最后十年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