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月，文化部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工作会议，宣告“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成立。从此在全国公共图书馆范围内拉开了以缩微方式保护、抢救古籍和珍贵文献的帷幕。从那时起至今已过去30年，抚今追昔，30 年来全国图书馆的缩微工作者以无私奉献，埋头苦干，不求名利的精神在抢救祖国珍贵文化遗产的工作岗位上顽强奋斗，使诸多珍贵文献得到有效保存和保护。

　　我是1992年到缩微中心工作， 20余年亲身经历了文献抢救工作的诸多大事小情，奋斗的艰辛与收获的喜悦感受良多，有些事情如过眼烟云，但有些事情却始终在记忆中挥之不去，借缩微文献抢救成果开展30周年纪念活动，把我知道的事件、曾经的经历和感悟写下来，一是与各位同人共享成功经验，二是借此缅怀对文献抢救做出过贡献的人们。

　　1 成立缩微中心，促成文献抢救大业

　　1982年7月，中央领导在批转任继愈先生《关于妥善保存和充分利用孔府档案》的报告时批示“这些事情一向无人注意，拖久了必致损失。又档案缩微事业关系我国文化遗产的保存，意义很大，并转告图书馆局、文物局和档案局，一并从速进行为荷。”

　　20世纪80年代初的图书馆对古籍的保护基本上沿用老祖宗的办法以修补为主，条件好的有专门的库房，用樟木箱或樟木柜放置古籍，条件差的只能任其自生自灭。当时图书馆的比较现代化的设备就是打字机、油印机，连复印机都很罕见，用现代技术保存和保护古籍还停留在书本上。而此时中央提出以缩微复制方式保存和利用古籍的指示无疑为图书馆引进现代技术设备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如果不抓住，图书馆的现代化还将推迟若干年，在上下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文化部各有关单位积极行动起来：

　　1983年3月，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以下称图书馆局）在北京召开筹备文献抢救工作会议，提出了公共图书馆系统的文献抢救方案。会后，文化部向国务院上报文献抢救计划，并获得了财政部专项拨款；9月，图书馆局在成都召开图书馆缩微复制工作座谈会。北京图书馆及上海、四川、重庆、辽宁、吉林、南京、山东、山西、湖南、广东等省市文化厅和图书馆负责人及从事缩微复制的技术人员参加了会议。

　　1984年3月文化部先后派出两批人员到日本考察缩微技术和管理；7月，文化部党组同意成立“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统一领导全国图书馆的文献抢救工作。

　　1985年1月，图书馆局在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工作会议。宣布成立“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统一领导全国图书馆的文献抢救工作，对外称“China National Microfilming Centre for Library Resource”。会议通过了缩微中心章程（草案）和工作计划。从此，以缩微方式大规模抢救古籍文献拉开帷幕，并一直延续至今。

　　2 国家专项经费决定事业兴衰

　　文献抢救事业涉及到进口先进设备、培训专业人员、提供合适的作业场地和能源供给，之所以能够延续30年，国家的专项经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1985年至1999年，财政部每年拨专款400万元，用于文化部古籍保护和文献抢救项目，共拨专款5095万元。其中1030万元拨给各公共图书馆用于购置樟木箱和古籍修复等， 4065万元用于文献缩微工作。这是当时文化部得到的数额最大的专项资金。

　　1999年，国家清理各类专项资金时，对文化部的古籍保护项目也进行了清理。文化部计财司亦下达了“财政部有关司局将对古籍保护专项经费进行审查，有可能停止拨款，请缩微中心做好检查的准备”“的通知。我们认为工作审查即是监督也是汇报工作的最佳时机，可以实地检验我们的工作成果，了解文献抢救还需要时间和经费，取消项目将前功尽弃。来检查工作的领导在缩微品母片库现场查看到一排排胶片柜中保存完好的缩微品，不无感触地说：拨给你们的经费确实没有浪费。最终财政部保留了文化部古籍保护项目，并且规定保留了最高限额拨款每年360万元，2001年调整到每年350万元。

　　在专项经费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文献抢救举步维艰，设备老化需要更新，消耗材料价格不断上涨，而经费一直都没有增长，为了保证工作正常开展，我们加强了设备维护力度，加强工作人员业务培训，同时也积极向上级反映具体困难。2011年，在国家提出文化建设大繁荣大发展的背景下，事业终于迎来了转机，国家图书馆对文献抢救提出要走创新之路的要求，缩微中心随即制定了新的五年工作规划，通过多方的积极争取， 2012年专项经费增加到500万元，2013年更跃升至800万元。经费有了很大的缓解，为文献抢救事业向纵深发展，为传统缩微技术向数字缩微技术转变提供了物质保证，也促使我们把加快文献抢救速度提到日程上。

　　3 实施文献抢救计划的组织者和参与者

　　文献抢救事业开展的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即我们有胸怀大局、非常开明的领导者，有既懂图书馆管理又懂技术的组织者，还有直接从事文献抢救的图书馆缩微工作者。他们立足于文献抢救事业，不图虚名，不计个人得失，默默地奉贤自己的聪明才智。从1984年各馆抽调专业干部参加文献抢救工作算起，30年间先后有数百人直接或间接参加这个项目。实施文献抢救计划在三个层面上展开，政府机关以宏观指导和经费管理为主；实施单位以组织和监督为主；一线工作者则在操作层面上完成具体任务。

　　(1) 文献抢救计划的发起与领导者

　　最早的组织和领导者有杜克、鲍振西、谭祥金、王言夫、张一千、李哲民等。他们组织和策划一系列宣传与筹备活动，使全国图书馆文献抢救从梦想变为现实。

　　国家图书馆是最早提出文献抢救计划的发起者之一，是始终领导和参与文献计划制定、实施的主要成员。1999年，文化部机构调整后缩微中心划归国家图书馆领导，从双重领导体制转由国家图书馆主管。负责文献抢救工作的历任主管馆领导有：孙承鉴、张彦博、陈力、张晓星、张雅芳、魏大威。在他们的领导下，全国图书馆文献抢救工作一直在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其间国家图书馆发挥着文献抢救事业的导向与引领作用。

　　(2) 文献抢救计划的组织者

　　李竞，第一任缩微中心主任，是筹建缩微中心的元老。从缩微中心开创到文献抢救在公共图书馆全面铺开，都凝聚着他的心血。作为我的直接领导，他在我刚调到缩微中心时，就对我谈到文献抢救工作的艰巨性，让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实际工作中，只要遇到关系全局的问题，他都亲自出马，身体力行让我受益非浅。还记得在开拍民国期刊初期，面对拍摄进程中因涉及到局部利益而影响抢救进度时，李竞亲自到相关图书馆，与当地与有关领导协商，最终实现了各馆既贡献了本馆的资源、同时也从其他馆补充到大量资源的共赢局面，从而保证了文献抢救计划的落实。

　　裴兆云，原缩微中心副主任，最早参与图书馆文献抢救、组建缩微中心的核心成员，是出了名的老黄牛。组建缩微中心前，文献缩微从零开始，他负责技术工作，设备引进、人员培训是他的分内之事，为了作好工作他根据在日本考察的情况，搜集资料、比较设备参数、多方咨询，并亲自参加设备进口谈判。在他的努力下，以极优惠的价格达成了当时我国最大一笔缩微设备进口合同，为国家节省了宝贵的外汇。为了作好人员培训工作，他白天忙工作，下班后撰写培训教材，每天都是他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地点。在身体突患疾患的情况下，他还坚持把培训教材写完，交付出版社。

　　刘世华，原缩微中心副主任工程师，也是组建缩微中心的核心成员。他技术精湛，经验丰富，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在北京图书馆从事缩微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就在图书馆从事缩微技术的元老，曾代表我国到非洲某国援建缩微工作室。从缩微中心成立起，他就负责人员培训工作，现在各馆的技术骨干大多直接或间接听过他的教诲，许多还是他手把手带出来的学生。

　　1999年中国文献影像技术协会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期间，刘世华、黄焕霖、余少秋、刘元奎四位老同志曾合影留念，我们戏称他们是“缩微四老”。多少年过去四老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可惜黄焕霖、余少秋二老已驾鹤西行先走了。

　　(3) 坚定支持文献抢救工作的馆领导

　　省级公共图书馆有一批坚定支持文献抢救并身体力行的馆领导，我在缩微中心主持工作期间深有体会，他们不仅在政策、人员和物质等各方面给予文献抢救工作支持，有时甚至顶着来自各方的压力推动这项工作前行。当工作中出现问题时，和他们及时沟通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文献抢救能有今天的成功，他们功不可没。我始终记着曾经与我共事的馆领导们：陆行素、王荣国、石丽珍、宫爱东、李小强、王效良、张伟云、黄俊贵、谢水顺、常书智、杨海清、 邵国秀、李忠昊、阚华、王运堂、章伏源、王爱功……。

　　(4) 在文献抢救第一线工作的专业技术工作者

　　缩微中心成立前就参加文献抢救筹备工作的人员，如：何先进、 等现在仍然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奋工作着。国家图书馆则专门为文献缩微培养了一批人才，如王富生、杨勇、曹宏、陈萍、张文增……，可谓兵强马壮。现在各馆工作在一线的专业技术人员大多是70、80后的年轻人，他们继续描绘着老一代缩微工作者未完成的宏图。他们有知识，有理想，思想活跃，富有进取精神，文献抢救大业在他们的努力下终将胜利完成。

　　4 文献抢救得到公共图书馆界全力支持，全国一盘棋，共同参与、团结协作，成为大家的共识。

　　在文献抢救的进程中，所有参与文献抢救的图书馆都是文献抢救的主力军。国家图书馆的文献缩微成绩显著，占文献缩微总量的一半，没有国家图书馆的引领、推动，文献抢救不可能取得成功。同理，没有全国公共图书馆的参与、支持，文献抢救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果。文献抢救事业从开始既具有公益性属性，大在专款不足的情况下，绝多数图书馆都毫无怨言的无偿提供工作场地、人员和必要的物质条件。正是大家都认识到保存和保护祖国文化遗产是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才能做到全国一盘棋，才能实现既定目标。

　　从1986年开始对旧报纸进行缩微，随后是古籍善本的抢救，1989年又将旧期刊纳入抢救范围，到1996年，参与文献抢救的图书馆增加到近40个，配备缩微设备的图书馆增加到21个，在公共图书馆范围内形成了一个文献抢救协作网。到1996年底，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第一阶段抢救建国前出版的旧报纸、旧期刊和古籍善本的任务已基本完成达到预定目标。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图书馆藏的其他文献破损程度超乎预想，为此我们及时修订了抢救计划，并自1997年开始对全国图书馆馆藏民国文献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公共图书馆藏民国文献超过100万种，当时估计除去复本，大约有20余万种民国文献需要抢救，抢救计划因此扩展到25年（1985_2010年）。截至2013年，缩微中心统计已拍摄的民国文献90,308种，可见，民国文献的馆藏情况更复杂，25年也远远不够，需要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制定新的更长远的文献抢救规划。

　　5 坚持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

　　我们的事业能够走到今天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文献抢救的公益性，全国协作；坚持文献抢救成果是图书馆的共同财富，提倡资源共建共享。有了两个坚持作保证，文献抢救走过无数风风雨雨迎来30年的辉煌。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与3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人们的思想意识、经济发展、科技水平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对图书馆提出更高要求，数字图书馆、网络图书馆已成为图书馆发展的主流。传统缩微技术为求生存、求发展也需要进行脱胎换骨的革新，从传统缩微技术到缩微技术数字化再到数字缩微技术，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技术创新的必然要求。展望未来，唯有坚持优良传统才可以凝聚图书馆文献抢救工作者的力量，才能够更有力的开展工作。唯有大胆创新，在坚持传统缩微技术的同时，开拓与完善数字缩微技术才可能实现缩微技术可持续发展，使图书馆文献缩微事业走向更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