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學士文粹
中國國家圖書館 劉暢
中國國家圖書館 02725
國家珍貴古籍名録 05804
《宋學士文粹》十卷;《補遺》一卷。(明)宋濂撰。明洪武十年(1377)鄭濟刻本。四册。綫装。
【題著説明】首卷卷端題“宋學士文粹卷第一”,第十卷末鄭濟刊刻題記云“右翰林學士承旨潜溪宋先生文粹一十卷”。
【著者簡介】宋濂(1310—1381),字景濂,號潜溪,浙江金華人。宋濂幼年即有志向學,曾受業於柳貫、黄溍等名儒。及長,以學問文章著稱於世。元順帝召爲翰林修撰,力辭不受。入明後始出仕,頗受明太祖重視,被譽爲“開國文臣之首”。曾任江南儒學提舉、奉議大夫、國子司業等,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宋濂曾參與編修《元史》和明代諸多典章制度的制定。明洪武十年(1377)辭歸鄉里,十三年受胡惟庸案牽連,流配茂州(今四川茂縣),次年道卒於夔州(今重慶市),正德間追謚文憲。宋濂不僅是明初重臣,也是元明之際的著名文人,與高啟、劉基等人齊名。其詩文風格醇厚典雅,對台閣體等明代文學流派影響深遠,詩文集還曾流傳到日本、朝鮮和安南等國。
【内容】《宋學士文粹》是明代編刻的第一部宋濂詩文集,由劉基選編、宋濂弟子鄭濟刊刻。全書共十卷,補遺一卷。第一册含目録至卷二,第二册含卷三至卷五,第三册含卷六至卷八,第四册含卷九至補遺。卷一至卷九及補遺收録各體文章共一百二十餘篇,第十卷收録各體詩歌六十餘首。洪武十年刻本是該書的最早版本。此本即屬於這一版次,而且可能是該版本唯一内容完整的傳本。
【刊印者】鄭濟(生卒年不詳),字仲辨,浙江浦江人。鄭濟爲宋濂弟子,工詩文,擅書法。主要活動於洪武時期,洪武二十六年(1393)授左春坊左庶子。
【行款版式】半葉十六行,行二十七字。黑口,左右雙邊,無魚尾。版心中鎸“宋學士文粹卷幾”,下鎸葉數。版框18.9厘米×13.0厘米,開本24.5厘米×15.3厘米。
【題名頁牌記】無。
【刊寫題記】卷十末有鄭濟題記云:
右翰林學士承旨潜溪宋先生文粹一十卷,青田劉公伯温丈之所選定者也。濟及洧約同門之士劉剛、林静、樓璉、方孝孺相與繕寫成書,用紙一百五十四番,以字計之,一十二萬二千有奇。於是命刊工十人鋟梓以傳。自今年夏五月十七日起手,至七月九日畢工,凡歷五十二日云。先生平生著述頗多,其已刻行世者,《潜溪集》四十卷,《羅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其未刻者,《翰苑集》四十卷,歸田以來所著《芝園集》尚未分卷。在禁林時,見諸辭翰多係大製作。竊意劉丈選之或有所遺,尚俟來者續編以附其後。惟先生受知聖主,輔導東宫,名滿天下,文傳四夷,則不待區區之所贊頌云。洪武丁巳七月十日門人鄭濟謹記。
【刻(寫)工】無。
【避諱】無。
【序跋附録】書首有《宋學士文粹目録》[1]。
【批校題跋】書内存有兩處佚名墨筆校勘:第四卷第九葉乙面“右吴越曲”之“曲”字以墨筆圈出,於天頭上校爲“歸”字。第七卷第九葉甲面天頭上有“罞”“甝”“虪”等字的反切音注。
【鈐印】目録首葉自下而上依次鈐“子/儋”朱文方印、“茅齋/玩賞”朱文方印、“馮印/文昌”左朱文右白文方印、“馮氏三/餘堂/收藏”朱文方印、“許之漸號/青嶼斯稱/自笑老人”朱文方印、“高陽子子孫孫永保”朱文葫蘆形印。“子/儋”朱文方印之左,鈐有“北京/圖書/館藏”朱文方印。
卷一卷端自下而上依次鈐“竹素齋/圖書印”朱文長方印、“稽瑞樓”白文長方印。
卷二卷尾欄框内鈐“稽瑞樓”白文長方印,欄框外自下而上鈐“孤山/草堂”白文方印、“研書/賞理敷/文/奏懷”朱文圓印、“馮印/文昌”左朱右白文方印、“武邑/令印/章”白文方印、“武進/許/維梴”白文方印,其右鈐“孝悌清/白傳家高陽氏”長方印(“孝悌清白傳家”爲白文,“高陽氏”爲朱文)。次葉甲面鈐自下而上依次鈐“華/夏”白文方印、“真賞”朱文葫蘆形印。
卷三卷端自下而上依次鈐“馮氏三/餘堂/收藏”朱文方印、“馮印/文昌”左朱右白文方印、“茅齋/玩賞”朱文方印、“許之漸號/青嶼斯稱/自笑老人”朱文方印、“高陽子子孫孫永保”朱文葫蘆形印。
卷五卷尾欄框内鈐“稽瑞樓”白文長方印,欄框外自下而上鈐“研書/賞理敷/文/奏懷”朱文圓印、“孤山/草堂”白文方印、“文昌/之印”朱文方印、“武邑/令印/章”白文方印、“武進/許/維梴”白文方印、“孝悌清/白傳家高陽氏”長方印(“孝悌清白傳家”爲白文,“高陽氏”爲朱文)。次葉甲面鈐自下而上依次鈐“華/夏”白文方印、“真賞”朱文葫蘆形印。
卷六卷端自下而上鈐“馮氏三/餘堂/收藏”朱文方印、“馮印/文昌”左朱文右白文方印、“茅齋/玩賞”朱文方印、“許之漸號/青嶼斯稱/自笑老人”朱文方印、“高陽子子孫孫永保”朱文葫蘆形印。
卷八末葉鈐“稽瑞樓”白文長方印,其左自下而上鈐“研書/賞理敷/文/奏懷”朱文圓印、“馮文/昌印”左朱右白文方印、“孤山/草堂”白文方印、“孝悌清/白傳家高陽氏”長方印(“孝悌清白傳家”爲白文,“高陽氏”爲朱文),欄框外自下而上“武邑/令印/章”白文方印、“武進/許/維梴”白文方印,次葉自下而上鈐“華/夏”白文方印、“真賞”朱文葫蘆形印。
卷九卷端自下而上鈐“馮氏三/餘堂/收藏”朱文方印、“馮印/文昌”左朱右白文方印、“茅齋/玩賞”朱文方印、“許之漸號/青嶼斯稱/自笑老人”朱文方印、“高陽子子孫孫永保”朱文葫蘆形印。
補遺末葉甲面於卷尾下鈐“審定/珍玩”朱文方印,其左鈐“稽瑞樓”白文方印,此印左側又鈐有“研書/賞理敷/文/奏懷”朱文圓印、“孤山/草堂”白文方印、“文昌/之印”朱文方印、“孝悌清/白傳家高陽氏”長方印(“孝悌清白傳家”爲白文,“高陽氏”爲朱文),乙面左側鈐“北京/圖書/館藏”朱文方印、“武邑/令印/章”白文方印、“武進/許/維梴”白文方印。
【書目著録】
1.陳揆《稽瑞樓書目》著録有:“《宋學士文粹》,四册,舊刻。”當爲此本[2]。
2.《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集部明别集類著録。
3.《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卷二十六集部上明别集類著録,編號6331。
【遞藏】
1.朱承爵(1480—1527),字子儋,號舜城漫士、磐石山樵,晚年又號左庵,南直隸江陰(今江蘇江陰縣)人。明代書畫家、藏書家,著有《存餘堂詩話》《灼薪劇談》等。其藏書室號稱竹素齋、集瑞齋、存餘堂等,藏有歷代法帖、名畫及善本書籍約千餘種;其繪畫風格和技法影響文徵明等書畫名家。朱承爵在藏書之餘,又以“朱氏文房”爲號,刊刻《浣花集》《樊川詩集》《黄太史精華録》等書籍,以刻印精良爲後世諸多著名藏書家所稱道。
2.華夏(生卒年不詳),字中甫,號東沙,南直隸無錫人(今江蘇無錫)。活動於明代中晚期。早年受學於王守仁,與吴中著名文人文徵明、豐坊、祝允明等交往密切。華夏爲明代著名收藏家,其收藏處名爲“真賞齋”,廣泛收藏歷代鐘鼎彝器、金石碑帖和善本書籍等,又根據所藏精品摹寫拓印有《真赏斋法帖》。因精於古籍文物的品鑒,被當時諸多藏家目爲“江東巨眼”。
3.馮夢禎(1548—1606),字開之,號具區,又號真實居士,浙江嘉興人。明萬曆五年(1577)進士。馮夢禎一生仕途坎坷,屢經起伏,官至南國子監祭酒,罷官後築“孤山草堂”隱居杭州,著有《快雪堂集》《快雪堂漫録》等。馮夢禎詩文書畫俱有名於當時,又長於鑒賞古籍名畫,晚年篤信佛教,當時諸多名畫如《王右丞江山雪霁圖》及佛教相關典籍如《林間録》等,多经馮夢禎收藏、題跋。
4.馮文昌(生卒年不詳),字研祥,一字文元,又號吴越野民,祖籍浙江嘉興,生長活動於杭州。馮夢禎之孫。爲清初諸生,著有《吴越野民集》。馮文昌繼承祖業,熱衷於收藏書畫古籍,尤以藏有宋刻本《金石録》聞名於世。
5.許之漸(1613—1701),字儀吉,號青嶼,南直隸武进(今江蘇常州)人。明末名臣許鼎臣之子。清順治十二年(1655)進士,歷官户部主事、江西道監察御史、陝西巡茶御史等,後貶爲國子監助教,涉“康熙曆獄”案,被革職後返還故鄉,清廷召其復職亦不就。著有《擊壤紀年箋》,輯有其父書信集《許定于先生帖》。
6.許維梴(生卒年不詳),字松年,號點山,江蘇武進(今江蘇常州)人。清初舉人,許之漸之子。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任江都縣(今江蘇揚州)儒學教谕,三十年任武邑(今河北武邑)知縣,頗有政聲,以“長厚和平,慈愛百姓”著稱,又主持修纂《武邑縣志》。
7. 陳揆(1780—1825),字子準,江蘇常熟人。清嘉慶四年(1799)諸生。陳揆性情博雅好古,早年即絶意仕進,以藏書爲畢生志業,其藏書處號爲“稽瑞樓”。陳揆藏書數量極多,據《稽瑞樓書目》所載,有約數萬卷之巨,多常熟鄉邦文獻、歷代稀見文集和方志雜史。常熟毛氏、錢氏舊藏也有相當部分歸其所有。陳揆常手自校勘題跋所藏善本,所校所跋頗爲精審,著有《稽瑞樓文草》。
8.潘奕隽(1740—1830),字守愚,號榕皋,又號三松、水雲漫士等,江蘇長洲(今屬江蘇蘇州)人。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進士,初授内閣中書,官至户部主事,後辭歸鄉里。著有《説文蠡箋》《三松堂集》等。潘奕隽居官北京期間,受京師學風影響,於“漢學”頗有造詣,尤精於《説文》之學,與戴震等多有交遊。歸鄉後專注於古籍收藏,廣集名家書畫和善本書籍,所藏數量極富。又與同鄉藏書家黄丕烈過從甚密,其藏書多有借士禮居藏本抄校者,亦有百餘種得黄丕烈批校題跋。潘奕隽之孫潘世璜及後裔潘祖蔭等皆爲晚清藏書大家。
【其他】
1.洪武十年鄭濟刻本《宋學士文粹》除本書外,目前至少還有另外兩部傳本存世,分别見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3]及臺灣漢學研究中心[4]。二者書首皆有明洪武八年劉基撰《宋學士文粹序》一篇,序末摹刻“劉/伯温”白文方印、“誠意/伯章”朱文方印,本書則無。此外,曾親見上述國圖、台圖藏本的傅增湘,又云二者書首皆有“洪武八年自序”一篇[5],而未提及劉基序文,但所謂“洪武八年(1375)自序”目前在本書和以上兩種傳本中皆不可見,則所謂“自序”到底存在與否,實有待進一步研究。
2.本書目録未列出卷一最末《文原》《鄭柏加冠追補字解》兩文[6]及“補遺”一卷各篇標題。
3.全書所有篇章均有佚名朱筆句讀及專名綫[7]。
【按語】
1.《宋學士文粹》是目前可知的明代最早編刻的宋濂詩文集[8]。宋濂詩文早年即享盛名,從元代末年便不斷結集刊行,大部分都有傳本存世[9]。在《宋學士文粹》問世前,既有的“潜溪”諸集和《羅山集》等基本上僅收録宋濂入仕前的著作,且卷帙浩繁,不便傳播。有鑒於此,明初另一詩文名家劉基對此前行世的宋濂詩文删繁就簡,又收入宋濂仕明後的部分詩文匯成此書,以供後學了解宋濂詩文總體風貌。
2.《宋學士文粹》雖然是明代最早刻印的宋濂詩文集,又出於名家劉基之選,其流傳却一直都極爲有限,明代以來著録此書的史志目録僅有數種[10],曾經有幸收藏或經眼洪武十年本《宋學士文粹》的藏書家無不視之爲珍稀罕見之書,對其傳本絶少的原因也有比較一致的認識。傅增湘云:“此本以方孝孺等手書上版,方罹難後不易保存,故傳世絶少。”[11] 莫棠跋其所藏洪武十年本《宋學士文粹》[12]云:“其本雖明初編刻,以革除故,中有方正學諸名氏,故傳世絶鮮,明代已然。以錢牧齋之博涉,但云丙戌於内殿見之,則在入國朝之後。後來《天禄琳瑯書目》不載,是内本亦未必存。乾嘉以來,惟一見於昭文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同書胡嗣芬跋語亦云:“蓋前後集皆文憲門人方正學輩分手寫録,不久遂厄於革除之禁。錢牧翁曾一窺秘内府,林吉人得觀徐氏藏帙,已少前編。乾嘉以還,淵富搜藏,盛稱江左,此刻僅一載記於愛日精廬之藏書志,其他著録無聞。霜燹風煙,綿歷已在五百年後,斷爲海内孤本,洵不誣已。”[13]可見藏書家皆知《宋學士文粹》因方孝孺之故自明永樂以來便幾乎絶迹,因此對那些歷經禁毁和歲月侵蝕而保留下來的個别傳本,一向極爲珍視。本書作爲其中之一,其珍貴程度自不待言。
此本和前述國家圖書館、臺灣漢學研究中心收藏的三種洪武十年鄭濟刻本,當爲此版《宋學士文粹》目前僅存的幾個傳本[14]。而此三書中,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本實爲配補本。據書末莫棠等人題跋可知,該書卷六至卷十和補遺一卷部分早已缺失,此後不知何人用同一版次影抄補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11423)同樣爲配補本,僅有卷一至卷五爲原刻,其餘部分係傅增湘借莫棠藏本,也即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本,延請書法名家喬曾劬等再次影抄而成。而此本則保存完整,自首至尾均爲原刻,雖然書首序文已經脱去,但正文仍然可稱完璧,殊爲難得。
儘管洪武十年本《宋學士文粹》曾遭禁毁,但或許因爲該書選目精當,篇幅適中,後來仍被重新刻印,還出現過坊刻本[15],説明此書内容是比較符合當時士人的閲讀需求的。這些後來刻本各自的版次和形制到底如何,目前已難盡知其詳。除洪武十年鄭濟刻本外,現存各種《宋學士文粹》傳本多爲版式、行款基本相同的明刻本,具體刊刻年代尚無定論[16]。
3.洪武十年本《宋學士文粹》因方孝孺之故被嚴格禁毁,而同樣受到牽連的,其實還有鄭濟等於建文三年(1401)所刻的《宋學士續文粹》。上文胡嗣芬跋語所謂“林吉人得觀徐氏藏帙”,指的便是徐釚所藏的《續文粹》。錢謙益於該書内還曾親見“正學氏名皆用墨塗乙”的諸多痕迹[17],這些情况在《續文粹》的現存傳本中仍可見到。不過,這反而使明代以來的諸多藏書家更加重視這兩部宋濂别集。“安知他日不重見浦江鄭氏義門家塾刻本之《文粹》,使正學字畫,復爲小子所摩挲耶?”[18]很多藏書家都抱着這樣的目的,積極訪求此書。以刊行寫刻本著名的林佶,就曾試圖仿效此兩書中的方孝孺字迹,刻印其師汪琬的《堯峰文鈔》,因未得見而作罷[19]。從書籍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看,政治變動如何影響書籍的印刷和流通,明代書籍禁毁的具體措施及後世藏書家、出版人對這類書籍的態度等,或可以《文粹》及《續編》爲例,進行深入研究。
此外,《文粹》和《續文粹》兩書的行款版式和方孝孺以外的他人書迹也同樣因爲具有較高藝術價值而被明清藏書家所關注和仿效。葉德輝論其版刻云“小楷書有顔柳體,想見明初刻書猶有天水遺式。”[20]汲古閣亦曾仿其字體和版式刻印《中吴紀聞》和《吴郡志》等典籍[21]。這一點連同明清藏書家對方孝孺手書的重視,或許是《文粹》與《續文粹》長期以來雖然流傳有限,但終未徹底斷絶的原因之一。而從出版印刷文化的角度來看,書籍本身雖然艱於流傳,但版式字體等各種客觀形態却一直被傳承襲用,這一現象似乎也值得關注和研究。
4.如前所述,此本和國家圖書館、臺灣漢學研究中心的兩種藏本當爲《宋學士文粹》洪武十年刻本僅存的三種傳本。臺圖藏本補抄部分所據底本雖然也應爲洪武十年(1377)刻本,但其來源、承遞等具體情况則始終不詳。莫棠、傅增湘和葉德輝等藏書家都曾關注此問題,而未能形成明確結論。此本作爲唯一完整傳世的《宋學士文粹》洪武十年刻本,雖然不能肯定爲以上兩書的影抄底本,但可與它們在版面和字體形態等各方面進行對比,研究它們之間是否存在關聯。
5.現存的三種洪武十年本《宋學士文粹》的流傳遞藏範圍都非常狹窄,且有所重合之處。歷代藏家如朱承爵與文徵明父子,馮夢禎祖孫與武進許氏父子,以及張金吾與陳揆等之間,多有同鄉、同族、師承或姻親等連帶關係。從藏書史角度而言,或可通過此書的傳承,研究這些交際關係對書籍文獻傳播承遞的影響。
注釋:
[1]按,國家圖書館所藏另一洪武十年(1377)鄭濟刻《宋學士文粹》傳本,索書號11423,書首有劉基《宋學士文粹序》,本書皆無。詳細情况請參見“其他”部分第1條。
[2]陳揆《稽瑞樓書目》,《叢書集成初編》第39册,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148頁。
[3]索書號11423。
[4]索書號402.6 11111。
[5]參見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第四册集部别集類明别集類,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370頁;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録》卷十六集部五明别集類,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152頁。此外《日藏漢籍善本書録》亦云日本内閣文庫藏有兩種明洪武十年鄭濟刻《宋學士文粹》,一爲林羅山藏本,一爲太田道灌、水野忠央(《書録》誤記爲水野忠英)等藏本,二者均爲洪武十年鄭濟刻本,書首皆有“宋濂明洪武八年《自序》”。見嚴紹璗編《日藏漢籍善本書録》下册集部别集類,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641頁。今查内閣文庫確有林羅山藏、太田道灌及水野忠央藏《宋學士文粹》各一種,索書號分别爲314-0013、314-0021。但林羅山藏本並無所謂“洪武八年自序”,水野忠央藏本的情况暫未見到;另外,此兩種《宋學士文粹》可能皆非洪武十年鄭濟刊本。參見“按語”部分。
[6]國圖藏《宋學士文粹》(11423),卷一篇目與目録相同,正文無《文原》《鄭柏加冠追補字解》兩文。
[7]日本内閣文庫藏林羅山藏本(索書號314-0013)也有朱筆句讀及專名綫,不知係何人所爲。
[8]按,目前尚未見到明代早於洪武十年刻印宋濂詩文集的記録。但繆荃孫曾著録《宋學士文粹》爲洪武八年刊,見清繆荃孫《雲自在龕隨筆》,《藝風堂遺著》本。繆荃孫所見《宋學士文粹》現藏臺灣漢學研究中心,索書號402.6 11111,後附葉德輝跋語,亦云此書爲洪武八年刊本,但該書第十卷末有鄭濟洪武十年刊刻題記,與《宋學士文粹》洪武十年刻本的其他傳本相同,則繆荃孫與葉德輝所見本不當爲洪武八年刊本。
[9]宋濂别集版本及見存情况學界已有研究,以任永安《宋濂集類著述新考》最爲翔實確鑿,見《殷都學刊》,2011年第32期。
[10]如明晁瑮《晁氏寶文堂書目》著録“《宋學士文粹》” ,見《晁氏寶文堂書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頁。清丁仁撰《八千卷樓書目》卷十六有“《宋學士文粹》五卷,宋濂著,明刊本”,見《八千卷樓書目》,清光緒錢塘丁氏刻本。清繆荃孫《雲自在龕隨筆》第三卷:“明金華宋潜溪文粹十卷補遺一卷,明洪武八年刊,每半頁十六行,行二十七字。”見繆荃孫《雲自在龕隨筆》,《藝風堂遺著》本。清陳揆《稽瑞樓書目》著録有“《宋學士文粹》,四册,舊刻”,見《叢書集成初編》第39册,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148頁。以上數條爲目前僅見的明清時代對《宋學士文粹》的著録。但《宋學士文粹》在洪武十年本後又出現過其他版本,具體情况不明,詳見“按語”部分第2條,而以上晁瑮著録不具版次及卷數,丁仁所謂“五卷”,又不符合洪武十年本共十卷補遺一卷的體量,二者均難以確定到底屬於何種版本,則明清史志書目對鄭濟洪武十年刻本《宋學士文粹》的著録可能比以上所列更爲有限。
[11]傅增湘《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十五上集部六别集類五明别集,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四册,第1371頁。
[12]即前述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宋學士文粹》,索書號402.6 11111。
[13]見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宋學士文粹》,索書號402.6 11111。傅增湘亦持此説,參見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第四册集部别集類明别集類,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370頁。
[14]前述日本内閣文庫藏兩種《宋學士文粹》,中國學者嚴紹璗認爲二者皆爲洪武十年鄭濟刻本。見嚴紹璗編《日藏漢籍善本書録》下册集部别集類,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641頁。日本學者土屋裕史認爲林羅山藏本爲洪武十年鄭濟刻本。見土屋裕史《本館所藏林羅山舊藏書(漢籍)解題》,日本國立公文館刊《北之丸》第47號,2015年,第236頁。然林羅山藏本之版式、行款、册數等,均與本書和上述國圖、臺圖所藏兩種完全不同,實難確定爲洪武十年刻本;至於水野忠央藏本,傅增湘曾親見其書,認爲當屬成化、正德間刊本,見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卷十七集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824頁。
[15]如葉盛《書〈宋學士文粹〉後》:“《宋學士文粹》十卷,劉伯温所選。洪武十年義門鄭濟所刻,而此則書坊翻刻本也。”見明叶盛《菉竹堂稿》卷八,清初抄本。
[16]其版式基本均爲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五字,黑口,四周雙邊,雙順魚尾。此種版式的《宋學士文粹》,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多種(索書號09883、10339、02221),均著録爲“明初刻本”。前述日本内閣文庫藏林羅山藏本和臺灣漢學研究中心所藏一種索書號爲402.6 11112的藏本,也都具有同樣的行款和版式特徵。前者經傅增湘鑒定爲成化、弘治間刊本,見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第四册集部别集類明别集類,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370頁;而後者則根據該書書末唐翰題跋語,被著録爲洪武十年鄭濟刻本。按,歷史著録和目前現存的洪武十年鄭濟刻本都爲半葉十六行,行二十七字,黑口,左右雙邊,無魚尾,並無例外,則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本仍應按照傅增湘意見斷爲弘治、正德刊本,或稱爲明初刻本爲妥。此外傅增湘又云有“《宋學士文粹》,其版爲粗黑口,十一行,行二十字,字體及寫刻頗爲疏率,疑正、嘉以前所刻”,但目前尚未發現有傳本存世。見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卷十七集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824頁。
[17]見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續志》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19頁。
[18]見《海王村古籍書目題跋叢刊》第七册,中國書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580頁。
[19]前述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索書號402.6 11111之洪武十年鄭濟刻本《宋學士文粹》所附莫棠跋語,認爲林佶以《宋學士續文粹》字體摹寫《堯峰文鈔》,其説不確。而同書胡嗣芬跋語所言林佶經眼徐釚所藏《續文粹》一事,實在林佶寫刻《堯峰文鈔》之後。參見張金吾藏建文本《續文粹》所存林氏跋語,《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四集部别集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19頁。
[20]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宋學士文粹》附葉德輝跋,索書號402.6 11111。
[21]見缪荃孙《雲自在龕隨筆》第三卷,《藝風堂遺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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