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古籍保护研究》第9辑，第22-30页。引用请以原刊为准。感谢王沛老师及《古籍保护研究》编委会授权发布！）
《古籍保护研究》（第九辑）
《古籍保护研究》编委会 编
大象出版社
2022年4月
摘 要：本文以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入选碑帖拓本为基础，结合此前入选拓本，介绍《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碑帖拓本的收录范围、著录项目、编排体例以及评审的整体情况。第六批入选的汉碑、新发现《乾隆御定石经》以及游相“兰亭”等拓本，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和书法价值。做好碑帖拓本的申报评审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下一步的工作应是加强顶层设计，积极开展碑帖普查工作，并加快培养碑帖拓本类人才。
关键词：碑帖拓本；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
作者/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王沛
碑帖拓本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是我国典籍传播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前，纸墨传拓是中华民族长期使用并最为有效的文献复制手段。一般认为，纸墨传拓始于汉魏南北朝，成熟于唐，极盛于宋元明清。《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以下简称《名录》）所收录的碑帖拓本类文献，主要是以传拓方式保存下来的碑、帖及金石器物上的文字或图像。至今，国家已公布了六批《名录》共13026部，其中碑帖拓本类文献入选220部，占总量的1.7%。
一、收录范围、著录项目与编排体例
《名录》碑帖拓本的评审以《汉文古籍特藏藏品定级标准 第五部分：碑帖拓本》（征求意见稿）作为评判标准，经综合考量，原则上从一、二级古籍内评选出年代早、流传少、价值高拓本。年代早，主要指传拓时间的早；流传少，主要指某种拓本的流传数量少，反映其珍稀程度；价值高，主要指拓本所具有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拓本中的名家题跋、考释绘图、收藏钤印、递藏情况，以及拓本本身的纸墨、装帧、传拓质量等，作为评审考量的加分因素综合评定[1]。
在著录方面，《名录》要求在尊重传统著录的基础上对拓本进行规范描述，完整、准确、简明地反映拓本信息。著录项目包括正题名、责任者（包括撰文者、书丹者、镌刻者）、刻石信息、传拓信息、批校题跋、存卷、收藏单位等。碑帖拓本的版本项著录，包括刻石信息和传拓信息，必要时加入拓本的版本特征“出土初拓本”等。
在编排方面，碑帖拓本整体按传拓时间分宋元拓本与明清拓本，分置于传统古籍之后，再按碑、帖、青铜器铭文编排；帖下分丛帖、单帖；各类下按刻石年代排序；若为同一种拓本，再按传拓时间排序。刻石年代不详者，按撰、书者年代排序。
二、基本情况
《名录》（一至六批）共有24家单位的220部碑帖拓本入选，各批占比分别为33.2%、4.5%、4.5%、32.3%、10%和15.5%。从全六批入选总量上看，有5家单位入选《名录》拓本超过10部，分布是上海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文物馆、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第六批共有60部拓本申报名录，经多轮评选，最终有上海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文物馆、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清华大学图书馆、青岛博物馆、孔子博物馆、重庆图书馆等7家单位的34部拓本入选。从版本情况看，第六批《名录》入选宋拓本占全六批宋元拓本总量的9.8%；明清拓本占全六批明清拓本总量的22.7%。从申报材料看，上海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文物馆等提供的材料完整全面，书影拍摄规范，多为关键考据字和批校题跋，可见馆内学者对馆藏拓本研究功力深厚，为评审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同时，普查效应也在第六批《名录》拓本评审中显现出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曾先后在重庆图书馆、孔子博物馆举办碑帖编目培训班，完成了馆藏拓本的系统梳理和普查鉴定，其中《乾隆御定石经》等重要拓本，成为第六批《名录》和馆藏的重要新发现。
下文将结合评选情况，择取其中部分特色拓本予以介绍，以期抛砖引玉，推进碑帖拓本保护研究工作得到更多人的关注。
三、汉碑初拓本见证清季金石学的兴盛
汉碑在中国碑刻史、书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清代出土器物日益增多，金石学异峰突起，寻访、考古活动异常活跃。彼时,对汉碑的研究几乎成为传统金石学的核心所在。康有为曾有评述：“乾、嘉以后，小学最盛，谈者莫不借金石以为考证经史之资。专门搜辑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于是山岩屋壁、荒野穷郊，或拾从耕夫之锄，或搜自官厨之石，洗濯而发其光采，摹拓以广其流传，若平津孙氏，侯官林氏，偃师武氏，青浦王氏，皆集成巨帙，遍布海内。”“出碑既多，考证亦盛，于是碑学蔚为大国” [2]清末以降，亲自访碑拓碑的风气也逐渐形成，如叶昌炽(1849—1917)即为亲自访碑之倡导者，其著作《语石》是他“访求逾二十年”之成果。寻访之后，藏家间把玩交流、考据研磨、临习书法，又成为一时之文化现象，多见诸拓本题端题跋。
第六批《名录》碑帖拓本中，上海图书馆有12部汉碑的初拓本或早期拓本入选，名家题跋灿然，钤印累累，递藏有序，记载了碑刻的最初发现过程和当时鸿学博儒、朝廷官员、书画篆刻家等对拓本的研究交流，记录了淹没在山林野地中的“石刻史书”被发现、研究、闪光的瞬间，洵为一部部珍贵的碑刻研究教科书。上海图书馆仲威老师已作过深入的研究和整理。根据《汉文古籍特藏藏品定级 第5部分：碑帖拓本》（征求意见稿），“初拓本”指“碑帖镌刻始成即行传拓的墨本。碑刻出土或发现后的初期拓本，称为出土初拓本。”上海图书馆此次入选汉碑拓本多符合定级细则中“二级拓本”的“汉魏六朝及以前的碑刻的清初拓本”要求，并综合考量其名家题跋（包括题签、释文、观款）的重要学术价值，予以入选。
（一）寻碑访拓，记录亲自搜访刻石之过程
《群臣上寿刻石》为现存最早的西汉著名石刻。清道光间，直隶广平（今属河北邯郸）知府杨兆璜（1778—1845）在今邯郸市永年区西六十里之娄山（俗称“狗山”）发现此石（故又称“娄山刻石”）。上海图书馆藏本为道光二十五年（1845）惠兆壬①手拓本，淡墨精拓，曾经陆玑、吴峻抱经室收藏。名碑善拓中，确认准确传拓时间极其困难，传拓者更无从谈起，而此本则可据惠兆壬题跋“手拓”款确认。故而著录时，特别尊重上海图书馆提供的信息，著录为“惠兆壬手拓本”。
《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又称《刘平国斫孔记》，东汉永寿四年（158）刻立。清光绪五年（1879）夏，张曜（1832—1891）率军出师新疆，先遣士卒于阿克苏所属赛里木城东北二百里大山岩壁上发现此摩崖，幕客施补华②开始传拓研究，始知为东汉摩崖刻石。光绪八年（1882）施补华作《刘平国摩崖跋尾》一篇，详细记载了摩崖文字的发现经过，并对碑文中涉及的官职、地名沿革进行考证。光绪九年（1883）施补华自带拓工监拓数十纸，用以分赠友朋，如今所存又能确指者当稀若星凤，堪称“初拓最佳本”，上海图书馆入选者即为其一。施补华既是此碑的发现者和监拓者，又是此碑的传播者和最早研究者③。
以上两例仅为清季寻碑访拓之缩影。当时无论达官贵胄、学人幕僚，皆嗜古成癖，于为官出仕之余搜访留意汉碑于幽山峻岭，结交同好，共习汉隶，促进学术，形成了一种尚雅的社会风尚。
（二）考碑交流，记录刻石年代考订之依据
此类题跋在传世善拓中颇为多见，一为以“考据字”定传拓年代，二为从碑文考察刻石年代，以补史阙。本批《名录》中较为有特色的是《孟璇残碑》，又名《孟孝琚碑》，世称“南碑最古者”。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出土于云南昭通府治南十里白泥井马氏舍旁，谢崇基④访得后，移至城中凤池书院藏书楼下。诸学者对其年代多有争论。有谢崇基考为汉魏刻石、罗振玉（1866—1940）先考为西汉河平四年（前25）后改订为汉桓帝永寿二年（156）、黄膺⑤考为东汉建武十二年（36）、吴昌硕（1844—1927）推为晋咸宁二年（276）或晋康二年（336）等说。上海图书馆此次入选者为黄膺藏出土初拓本，诸家所考之依据论断均见于此本，内容详尽，可为后学者参研。
（三）抢救遗存，再现乱世保存碑刻之艰难
《汉三老讳字忌日刻石》，清咸丰二年（1852）夏五月出土于浙江余姚东北十里客星山董氏祖墓地，旋归周世熊收藏。其时碑额已佚，四周破损⑥。书刻年代应在汉初建武末年或永平年间（52－75），是现存东汉名碑最早者之一，堪称“浙中第一名碑”。此碑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载有忌日信息的碑刻，是研究古代忌日制度最直接、最原始的史料。
《三老讳字忌日刻石》清咸丰初拓本
上海图书馆藏
1919年，周氏后人无力保碑，转售上海商人陈渭泉，1921年碑石遂辗转至上海。沪上日本商人欲以重金收购，稀世古碑面临劫往异国的灾难。姚文敷、沈醖石闻之，疾呼“此吾乡邦文献所系，讵可弃诸禹域之外!”[3]遍告浙江文化界人士，创议募捐，集资赎回。西泠印社社长吴昌硕、社友丁辅之等人奔走呼吁，设法抢救，在上海、杭州等地发起书画义卖和个人捐献，不到一个月即从“吾乡嗜古之士及寓公之贤者”65人中，募集8000元巨款赎回此碑，使其免遭“沦于异域”之劫难。1922年，“汉三老石室”立于杭州西子湖畔西泠印社，中华遗珍至此安全保藏。上海图书馆藏《汉三老讳字忌日刻石》有释达受题跋，落款时间距石碑出土不足四年，故知此本为出土后的早期拓本。
（四）同观共赏，再现清季文人赏玩之雅趣
《沙南侯获碑》，石在新疆哈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焕采沟，立于东汉永和五年（140）六月。原碑文不知几行几字，今见碑石三面刻字，其中两面为汉刻《沙南侯获碑》，一面为后人刊刻地名“焕采沟”三字，传世拓本皆漫漶不可辨，只可见前三行。上海图书馆藏《沙南侯获碑》为潘祖荫（1830—1890）攀古楼旧藏六行足本⑦ ，拓工精湛，传世可能仅此一本。同治十一年（1872）潘祖荫致函边帅，令其传拓六行足本。十月，鲍康、谢维藩、陈彝、胡义赞、许赓颺、吴大澂、严玉森、顾肇熙、王懿荣、张之洞等人同观并留有碑文考释与观款。翁同龢、张之洞皆评云“世间侯获碑第一本”，吴大澂曾双钩以付梓，陈介祺题记称“是拓以无二本为可贵”。此本后经吴湖帆、蒋祖诒等递藏。从《沙南侯获碑》题跋所蕴含的信息，我们再次看到清代乾嘉以来至清末金石学研究呈现出一片兴盛之气和繁荣景象，参与者既多，又成果丰硕，全赖当时学者一片赤诚之心。
四、《乾隆御定石经》初拓本凸显古籍普查的价值
第六批《名录》碑帖评审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乾隆御定石经》。遵乾隆皇帝谕旨，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九年（1791-1794），以蒋衡手书“十三经”为底本，廷臣校勘文字、镌刻上石，计189石，又《圣谕及进石刻告成表文》一通，共190石。原石现立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孔子博物馆所藏《乾隆御定石经》初拓本符合定级细则中“一级拓本”的“清乾隆及以前有重要价值（如内府所刻）丛帖的完整初拓本”要求，予以入选。
《乾隆御定石经》清乾隆初拓本
孔子博物馆藏
《乾隆御定石经》中少数文字屡被后人磨改，现可见者多为嘉庆八年（1803）重修和光绪十一年至十三年（1885-1887）磨改后的拓本，而最早的乾隆版内府拓本却十分罕见，难以认定。故宫博物院施安昌先生曾于2016年重庆图书馆碑帖普查班留意其馆藏《乾隆御定石经》，疑为初拓本。心有所念，必有回响。2019年4月，在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和孔子博物馆承办的“第四期全国碑帖编目与鉴定研修班”中，在文献和修改字例的双重证实下，孔博所藏《乾隆御定石经》拓本被确认为乾隆初拓本。就其发现和价值，施安昌先生和笔者曾撰专文予以介绍[4-5]，此处不再赘述。
孔子博物馆所藏《乾隆御定石经》，为石经刻成之后、《钦定石经考文提要举正》确定之前的初拓本。这部拓本的发现，可为我们开展拓本普查工作提供借鉴。正如施先生所说，“像孔博石经拓本信息明确则是首次遇见，不仅提供了初拓本的参照系，而且给人以多方面的启发。鲁壁灵光，功不可没。” [4]碑刻的损泐情况多为自然风化和断裂磨损等，笔画、石花的变化往往是常规碑帖鉴定的依据。晚拓冒充早拓，多是在拓本上动手脚。而孔子博物馆藏本则是先传拓，再迫于形势在拓本上涂描挖改文字，冒做修改刻石之后的拓本。若非细审原拓，留下的痕迹很难辨识。笔者曾到国子监细观石经原石，逐一查看，偶散见某字深陷，是后来几次修改留下的痕迹。可以想见，传拓时整纸覆面，字墨分明，磨改之字在拓本上却是很难识别的。如《乾隆御定石经》这样混合了石刻磨改、拓本挖改的复杂情况，要还原初刻石经的面貌相当困难。若假以时日能够把蒋衡原书、石经原物、拓本、文献等结合校比，将有助于清季儒学经典和石刻拓本的研究。
通过《嘉庆朝上谕档》可以判断，嘉庆元年（1796）颁赐“墨刻十三经”是《乾隆御定石经》初拓本流传有明确记载的起点，赏赐名单为我们提供了寻找初拓本的线索[6]。文献记载与古籍普查结合，《乾隆御定石经》初拓本的发现成为众多普查的一例，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湮没于库房的珍贵拓本重现于世。初拓本发现的消息一经发出，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市文物局文物信息中心先后对馆藏拓本进行了比对，重庆图书馆亦再次细校本馆所藏，并将拓本修复列入计划。一部拓本的发现，真正带动了普查、整理、研究与保护。该拓本在2020年中央电视台《国家宝藏》第三季中专题播出，以此引出并彰显“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价值和意义。2021年6月，该拓本又被评选为“山东省古籍普查十大新发现”之一。其实，还有大量珍贵的拓本正安静地躺在书库中，等着有心人去发现，期待早日重现风华。
五、“游相兰亭”单帖再现宋代书法面貌
一般意义上的“碑帖”是“碑刻”和“法帖”的统称，是中国书法史最直接的实物证明，见证了中国汉字形成发展变化的过程。“碑刻”是记述人物与事件的石刻文字及图画，而“法帖”则是将前人书法墨迹摹刻上石或上木，经过传拓，成为供人们效法临习的书法范本，有丛帖和单帖之分。《兰亭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是中国书法史上最为璀璨的一颗明珠，也是流传最广、摹刻最多、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书法单帖。
《兰亭序》，晋永和九年（353）王羲之撰，行书，二十八行，约三百二十四字。据传真迹在唐代随葬昭陵，传世皆摹本，宋后摹刻尤多。宋以文治国，除以《淳化阁帖》为代表的刻帖大兴为一时风尚外，《兰亭序》单帖也于此时产生并流行。凡贵胄公卿、士大夫等，多以家藏名迹或传世旧刻摹勒上石。清杨宾云：“藏《兰亭》最多者，宋理宗一百一十七种，桑泽卿百五十有二，毕少董三百本，杜器之、尤克备斋各百种，贾师宪八千匣，王顺伯百本……”[7]《兰亭考》《兰亭续考》《南村辍耕录》等多有记载。
《兰亭序 》中山王氏家藏宋拓本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游似，字景仁，南充(今属四川)人。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进士，历任大理寺丞，礼部、吏部尚书等。淳祐五年（1245）拜右丞相兼枢密使，后封国公，卒谥“清献”，被誉为南宋“蜀中四贤相”之一。世传游似藏《兰亭序》百种，胡菊潭（胡世安）《禊帖综闻》载：“宋丞相游似藏有《兰亭》百本，以所得先后亦天干编次，自甲之一至甲之十，每本横表（裱），折摺作册，末题所自得自出……钤记凡五种。或用名，或用景仁其字，或用克斋其别号，或用游氏图书，或用旌徳堂章。有单用者，有兼用者。前后装池用蓝笺。钤前池有珍秘小章，后池有赵孟林印，不知何许人。”[8]“游相《兰亭》”在明时多入晋藩朱?之手，因此帖上多钤晋府之印。“如此帖上‘珍秘’‘翰墨精赏’钤于前隔水淡蓝笺骑缝处上下角，‘晋府书画之印’引首，帖心后副页钤‘敬德堂图书印’‘子子孙孙永宝用’”[9]。另有赵孟林印钤在骑缝处，实为装池之人。现存“游相《兰亭》”装潢几乎均为此种定式。香港中文大学何碧琪女士对“游相《兰亭》”有深入研究，她认为，赵孟林印与晋府印章年代相近，且有“戊之四勾氏本”的蓝色隔水截去游似“景仁”印，推测赵孟林实为明晋王时人。故现存可见“前紧接墨汁纸及后接素笺的前后隔水，应是明代晋王朱?时的定式”[9]。
据传，胡世安在清顺治时即购得明末清初流散民间的晋府所藏“游相《兰亭》”18册，此次香港中文大学入选者，均钤“世安之印”。此藏本后又经潘仕成等收藏，香港利荣森1973年捐赠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文物馆。今“游相兰亭”存世加上翻刻约30余种，分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美国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等地。
第六批《名录》中，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文物馆入选7部宋拓游似旧藏《兰亭序》，至此该馆藏10部全部入选。《名录》现已收录故宫博物院藏开皇本、上海图书馆藏4种⑧《兰亭序三种附陆柬之兰亭诗一种》（包括辛之六、辛之十“桂林本”、壬之五“续时发本”、癸之十“唐司仪兰亭诗”）；香港中文大学藏10种（分别为甲之二“御府领字从山本”、乙之五“钱塘许氏本”、庚之三“莫知所出本”、甲之四“中山王氏家藏本”、甲之五“御府本”、甲之八“括苍刘泾本”、乙之一“双钩蜡笺本”、丙之八“会稽本”、□之四“汤舍人本”、临川本。
自唐宋摹写传刻《兰亭序》种类多样，有大量书迹拓本传世，形成了独特的书法体系，至今仍是人们研习书法的重要内容。现存宋拓本《兰亭序》唯有“游相《兰亭》”最成体系，将其逐字校勘，则可回观宋时流传各本《兰亭序》面貌，比较其间的文字缺损、笔画增减以及笔势变化等问题，为归纳各种《兰亭序》翻刻系统之间的关系及年代先后提供了直接证据。
六、下一步工作建议
当前，正值“十四五”开局之年，党和政府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重视，对文物和古籍保护政策支持力度空前。因此，应抓住时机，充分利用现有政策和人才优势，在古籍普查的基础上，尽快开展馆藏碑帖拓本的整理工作。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重视拓本整理。可开展专项工作，制定统一的碑帖拓本整理规范，为拓本保护过程中所面临的著录、修复、装具配备、数字化等诸多问题提供参考方案。同时建立碑帖数据库，不断丰富数量和内容，为普查登记著录提供样本；
二是积极开展碑帖普查工作。各古籍收藏单位在基本完成古籍普查之后，逐步开展碑帖普查工作；拓本收藏大馆应加大申报碑帖拓本类《名录》的力度，对本馆拓本类藏品做到专人专管，推进拓本编目，做好《名录》材料整理等相关工作。
三是加快培养碑帖拓本类人才。碑帖拓本是集书法艺术、摹刻传拓艺术、综合的文献历史知识于一身的复杂学问，可重点开展碑帖鉴定、规范著录、碑帖修复等方面的人才培养，注重传帮带、老带新，做好人才接续。
注释：
① 惠兆壬，清道光举人，在浙江一带以金石收藏负有盛名，著有《集帖目三卷》等。
② 施补华，近代诗文作家。字均甫。浙江乌程人。入左宗棠幕府，荐擢至府同知。后随张曜驻军阿克苏，甚得张氏信赖。
③ 见上海图书馆《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申报书。
④ 谢崇基（1861—1922），字履庄，云南昭通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入翰林院为国史馆协修。居家时尝主凤池书院讲席，充日本留学生监督。宣统元年（1909）简放天津兵备道。辛亥革命后，侨寓天津，以书画自娱。著《两汉洗斋诗文集》。
⑤ 黄膺，生卒年不详，清同治十二年（1873）举人。
⑥ 见上海图书馆《汉三老讳字忌日刻石》申报书。
⑦ 见上海图书馆《沙南侯获碑》申报书。
⑧ 上海图书馆藏本4种合装一卷，故以1部入选名录。陆柬之《兰亭诗》因符合“游相《兰亭》”以天干命名的特征，故此处归为“游相《兰亭》”之一种。
参考文献：
[1]王沛.《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一至五）碑帖拓本评审述略[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8，38（11）：124-126.
[2]康有为．广艺舟双楫[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24.
[[3]]吕以春.“汉三老碑”拾零[J].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02）：88-90
[[4]]施安昌．孔子博物馆藏《乾隆御定石经》观后记[J]．北京：书法丛刊.2019（6）：61．
[5] 《古籍保护研究》第四辑王沛《孔子博物馆藏<乾隆御定石经>初拓本的论证及价值》[G]//《古籍保护研究》编委会.古籍保护研究：第4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80-90.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册[M].桂林：广西是否放大型出版社，2000:13.
[7] 杨宾.大瓢偶笔[M]//王伯敏，任道斌，胡小伟.书学集成：清.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77.
[8] 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277.
[9]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北山汲古：碑帖铭刻拓本[M].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15: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