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图书馆建馆110周年、缪荃孙逝世100周年之际，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拓荒者、 国家图书馆首任馆长缪荃孙铜像揭幕仪式在国家图书馆举行。 江阴市委、市政府代表缪荃孙家乡人民，向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捐赠缪荃孙半身铜像，以此纪念他对国家图书馆以及中国图书馆事业创新发展的伟大贡献。 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饶权，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中共江阴市委常委计军、程政，副市长张韶峰，以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缪荃孙后裔共四十余人出席会议。 仪式过后，多位对缪荃孙生平、学术具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畅所欲言，从各自角度表达对缪荃孙一生学高德范的仰慕与追思。现将部分与会专家学者的观点进行了摘编，以飨读者。

缪荃孙先生（1844年9月20日—1919年12月22日）

　　采、编、典、阅方面的开创性举措

　　作者/ 南京图书馆研究部（国学研究所）主任 徐忆农

　　《中国大百科全书》把缪荃孙先生概括为一位藏书家、目录学家、图书馆事业家，其实他也是一位历史学家，曾参与了《清史稿》的编纂，更是一位教育家，曾担任南京大学等高校的前身三江师范学堂的首任校长。我在南京图书馆工作的第一天，老馆长潘天祯先生就曾向我们概括图书馆从古至今的四项工作——“采“” 编“” 典“” 阅”，我想用简单的语言将缪荃孙先生在这四项工作中最杰出或具有开拓性的举措做一个总结：

　　一是“采”。我总结为“以古入今”，即将中国的古代典籍很安稳地放入现代图书馆这样一个载体当中。无论是江南图书馆还是京师图书馆，都是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 由他这样一位国学功底深厚的学者做馆长， 承担起中华民族在历史转折关键时期文献保存的重要任务， 我觉得这是中华文化的幸事。众所周知，缪荃孙先生在江南图书馆时受端方委托，收购了八千卷楼的藏书，但从他的日记来看，是他先说服了端方，然后端方才派他去收购八千卷楼的藏书的。我在日记中同样看到， 缪荃孙先生一听说自己要去担任京师图书馆的馆长，就马上着手拟将常熟瞿氏藏书购入京师图书馆，但只获瞿氏进书50种，其后他还编了目录。

江南图书馆

　　二是“编”。姚名达先生认为，《四库全书总目》 统一整个目录学界的时代，除了孙星衍（孙氏将藏书分为12大类）之外，未有敢违背其成法者，直至百年之后的《书目答问》，它在四部分类法的基础上加入了“丛书” “别录”。“别录”其实只是一个附类，而增加“丛书”部在目录学上却具有开创性。我们只要打开《四库全书》就会发现，“丛书”如《津逮秘书》，是放在“部” “类” “属”下面的三级目录， 也就是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 只有从缪荃孙先生或者说是他与张之洞合作编辑的《书目答问》开始，才把“丛书”和经、史、子、集并列，因而我认为他在目录学上最大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修正四部”，“修正”应该是创新性的举措。姚名达先生也总结，《书目答问》在分类史上的地位不在于创造，而在于对《四库全书总目》加以他人所不敢为之修正。此后中央图书馆编的目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等，包括《中国古籍总目》，都是经、史、子、集、丛五大部，其开创者应当是缪荃孙先生。

　　三是“典”。目前古籍保护工作的理念是将原生性保护与再生性保护相结合，而这种原则在缪荃孙先生所处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我将此总结为“存旧生新”。清末民国时期编了著名的丛书《四部丛刊》，缪荃孙先生即为首倡者，他在世时出版了初编，其中用江南图书馆做底本的共有38部。《四部丛刊》至少在那个时代是最好的影印本，他用这样一种方法让那些珍本秘籍公之于世，更重要的是使这些珍本秘籍化身千百，得到了再生性的保护。这种将原生性保护与再生性保护相结合的“存旧生新”，也是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四部丛刊》

　　四是“阅”，即“守用并重”。图书馆之所以叫图书馆， 最重要的职能是向公众开放。根据陈庆年先生在他的《横山乡人日记》中的记载，江南图书馆实际上是在1910年农历八月十八日， 也就是公历9月份才开放的， 图书馆开放一个多月之后缪荃孙先生才来北京任职。在江南图书馆开放的第二天，陈庆年先生的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有铜器铺匠人来观农业书”，也就是说江南图书馆从它开放的第一天开始， 就是没有任何身份限制的， 是向所有公众开放的， 由此说明它不仅仅是一个延续中华传统文化的场所，更主要的它是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我说缪荃孙先生是近现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开创者，一点都不为过。

　　（转载自《图书馆报》2020年2月14日09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范雪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