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国家图书馆建馆110周年，我们策划了“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分为“国宝吉光”“百代芸香”“汲古润今”“交流互鉴”四个主题，全面阐发中华传统文化典籍精髓，充分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相关单位在中华典籍传承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中华传统文化典籍的生命力。

“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之“百代芸香”

　　近现代以来，众多私人藏书家将自己所藏慷慨捐赠、转让给国有图书收藏机构，以融入现代图书馆的方式而得以永续绵延。国家图书馆能够有今日的宏富馆藏，除了继承了南宋以来的历代皇家藏书之外，也得益于历史上很多藏家的捐赠或转让。为致敬那些保护和传承我国古代典籍文化做出贡献的历代藏书家，我们在“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中特策划了“百代芸香”专题，特别展出傅增湘、郑振铎、周叔弢等藏书家捐赠国家图书馆的珍贵古籍，以及当代30余位民间藏书家的众多珍品，普及藏书文化与古籍保护知识，展示出绵延不绝、传承有绪的中华文化。

　　藏书楼

　　“酉山事业”部分以我国现存最早的私人藏书楼——天一阁为开篇，向广大读者展示了我国私人藏书楼在文献保存方面的不朽历史。自东汉出现专门的私人藏书处所以来，随着私人藏书的繁荣，藏书世家的私人藏书楼建筑在明清时期也趋于极致。藏书楼藏书大多藏用兼备，历代藏书家对图书的校勘补正、搜访集全，乃至利用藏书进行著述、汇编，不仅为后人留存下了大批珍贵的文献典籍，是官府藏书、修书的重要补充来源，还通过借阅、借抄、刊印等途径，对古代文化教育事业、民众素质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并造就了一批刻书家、考据学家、版本学家。

天一阁

　　藏书楼的历代藏书家们为了所藏典籍的承续绵延，平日搜集访全、严格保护，即使在社会动荡时期也是多方奔走，分散转移，竭力保存所藏，历经数代兵燹水火而未全部、彻底的毁灭，对中华文献的保存居功至伟，而它们不断创新的保护图书方法，有的甚至一直沿袭至今。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铁琴铜剑楼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瞿氏藏书重正经正史，尤其尊经，藏书达10万余卷。第三代楼主瞿秉清、瞿秉渊兄弟时逢太平天国战乱，为避免铁琴铜剑楼藏书遭受劫难，恪守“世守藏书”的祖训，精心护书，将铁琴铜剑楼藏书实施7次转移，使铁琴铜剑楼藏书精品得以奇迹般传世。日本侵华战争时，铁琴铜剑楼藏书再次险遭劫难，第四代楼主瞿启甲将转移到上海的藏书，迅速转移到租界里。1937年秋，日本狂轰滥炸，瞿氏留在常熟的书籍文物，悉成灰烬。新中国成立后，第五代楼主瞿济苍、瞿旭初、瞿凤起三兄弟将铁琴铜剑楼所藏700多部善本古籍及铁琴捐献、转让给国家图书馆，而我们这次展出的宋刻孤本《忘忧清乐集》，则是由丁福宝捐赠国家图书馆的。铁琴铜剑楼书散时，丁福保先生曾出资购买6种珍贵古籍捐给国家图书馆。《忘忧清乐集》是南宋棋待诏李逸民据历代著名棋谱编次而成，是现存围棋著作的最早印本，书名得自宋徽宗“忘忧清乐在枰棋”诗句。上个世纪60年代初陈毅元帅主持外交工作，曾委托国家图书馆把此书复制一部，赠送给日本友人，倡导“围棋外交”，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忘忧清乐集》

　　文字典籍 天下公器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新思潮的不断涌入，以及因社会动荡和战乱导致大量文物典籍被毁，不少藏书家的藏书理念开始转变，倡导藏书开放，惠及更多民众。他们或直接将自家藏书楼改建为新式图书馆，或将自己的藏书进行捐赠和转让，构成了不少公立图书馆的馆藏基础。

　　这个篇章介绍了傅增湘、郑振铎、周叔弢、伦明、潘宗周、张元济等十余位藏书家的事迹，他们因爱书、护书倾尽家财，搜集古籍，披览钻研，因拳拳爱国之心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又将毕生搜藏的精品纷纷捐献转让给国家图书馆，才有了我们今日在展厅内看到的精美孤罕的传奇刻本。

　　傅增湘的藏书楼因藏有宋刻本《资治通鉴》、宋内府写本《洪范政鉴》而被命名为 “双鉴楼”。1948年，傅增湘病重，叮嘱后人将“双鉴”捐赠我馆, 后人在他辞世后遵嘱将他收藏的善本转与我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藏书家捐献我馆的第一批珍贵善本。此次展览第一展厅将“双鉴”并列展出，让广大观众能够一睹现存最早刻本的《资治通鉴》和保留了宋代宫廷装帧原貌蝴蝶装的《洪范政鉴》。

傅增湘先生像

　　周叔弢先生受家族熏陶16岁即开始购书藏书。1917年因买到清代皇家书库“天禄琳琅”旧藏的宋本《寒山诗》，便定书斋名为“拾寒堂”，后改作“寒在堂”。陶集传世最早之本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和刻写精美的宋刻本《陶靖节先生诗》均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和资料价值，藏书家历来珍视两书的聚合。他爱书心切，因先买到《陶渊明先生集》，为使得《陶靖节先生诗》合并收藏，忍受了书商的高额抬价收购。他收藏善本除了个人爱好外，更重要的是为国家保存民族文化遗产，不致因水火兵虫之劫化为云烟，更不要流落海外。新中国成立后，他将所藏精华古籍715部、2672册捐献我馆珍藏。其中就包括我们此次展出的周叔弢先生买到的第一部宋版书《寒山诗》，以及他最心爱的两陶集《陶渊明先生集》《陶靖节先生诗》。

《寒山诗》

　　周叔弢先生出身于名门世家，藏书、爱书的家训在周氏后辈中代代相传。参与本次展览的现代民间藏书家中，周氏族人，著名红学家、敦煌学家周绍良先生之子周启晋先生就把自己家藏的明万历间廊房胡同费氏刻本《新刊宋朝故事五鼠大闹东京记不分卷》、清稿本《如意册平妖记》贡献出来展出。

　　郑振铎、张寿镛、张元济等几位先生在烽火狼烟中，留在敌人占领区内，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担负起在沦陷区寻访、购买古籍的任务，许多重要古籍都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从日寇占领的上海抢救出来的，为国家、为民族、为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38年，郑振铎得知《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现于世面，此书所收集的剧目多为孤本，是研究元明杂剧及其作者的重要资料，立即发电报通知了袁同礼，商筹书款。几经周折，终于筹得这笔巨资。又经过三天的讨价还价，最终以9000元成交，这部古籍珍本终回归公藏。郑振铎遇难之后，他的夫人高君箴女士遵从其志向，将其以毕生精力辛勤收集的古今中外图书全部捐献给我馆。此次展览上，我们就将这本现存收录古代戏曲最多的珍本秘籍《古今杂剧》以及郑振铎先生捐献国图的个人藏书《水浒叶子》联袂进行展出，旁边树立郑振铎先生铜像，以纪念他为国家、为民族、为文化保护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古今杂剧》

　　张元济先生不仅是著名出版家还是著名的藏书家，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特辟“涵芬楼”为商务印书馆藏书处，收藏大量古籍善本，后为使日渐丰厚的藏书有益于社会，新建五层馆舍取名为东方图书馆，藏书规模居当时全国各地图书馆之首，惜于1932年“一·二八”之役被日寇炸毁，仅有500余部精品存放在银行得以幸存。他唯恐此批书散佚，予以著录，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将这批书献给政府，现藏国家图书馆。1951年6月，在张元济先生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该馆涵芬楼所藏《永乐大典》捐献国家，目前国家图书馆所藏224册《永乐大典》，其中有21册就来源于商务印书馆的那次捐赠。

《永乐大典》为“模”字韵“湖”字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