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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筑梦 | 潘美娣:故纸堆里的“白衣天使”

  作者:刘晓立

  一头银发,步履轻捷,说一口悦耳的上海话,一举一动如行云流水,让人听着看着便觉是一种美的享受。

  她是当代很多修复师口中的“大师姐”,更是众多年轻人心中的“好师傅”,从业50多个年头,从拜师到收徒,她从来没有放下过手中的“活儿”,一心传承技艺,延续古书生命。

  她就是古籍修复师——潘美娣。

 

  潘美娣:故纸堆里的“白衣天使”

  01、学规矩,练基本功,先会走才能跑

  1963年,17岁的潘美娣因为身体原因,从舞蹈学校转业到上海图书馆。上班的第一天跟着领导见过师傅后,潘美娣便被分配了任务——搓纸钉。“我的师傅是被称为‘南派圣手’的曹有福,古籍修复技艺非常了得。当时已七十有三的他话不多,拿出一沓纸,自己动手搓了一个纸钉,然后说下午你就干这个。”一开始,潘美娣搓的纸钉像麻花一般,中间是实心的,跟师傅搓出的空心且直挺的纸钉相距甚远,虽然勉强可用,但她并不满意。经反复揣摩,潘美娣领悟到:书籍装订打孔时,师傅搓的纸钉头尖尾钝,外实内空,穿过书眼时可以拉长,穿好之后又可以回弹,才能把书页固定,又不伤及书页。而实心纸钉散开时,没有弹性,产生力度会损伤书页。

  经过一个下午的努力,潘美娣终于搓出满意的纸钉,手指已僵硬不听使唤。搓过的纸钉,装满多半抽屉。这时,师傅才开口:“好了,不用再搓了。”潘美娣感慨道,搓纸钉的半天时间,让我享用了一辈子!第二年,她被派往北京图书馆,参加为期两年的古籍修复培训班,跟随北派高手、有“国手”美誉的张士达学习。张士达一看潘美娣搓的纸钉,马上称赞说:“这丫头搓得不错。”那个年代,师傅不会轻易夸人,这算是很高的褒奖了。

  跟搓纸钉一样,修复工作中有许许多多细节看起来简单,实则很有技术含量,需要不断磨炼基本功,比如墩齐书页、裁书、磨刀、数纸等。“纸书装订需要先墩齐书页,就去拿馆里的废报纸练;没有工具可以将很厚的书页裁齐,师傅就给了两把马蹄刀,让自己去开口。”潘美娣介绍说:“现在马蹄刀已经很少见了,以前我们用的那种需要自己去磨,而且磨刀很讲究,磨不好就会卷口,但若磨得好,再厚的书也是一下就可以裁好。”这些都是潘美娣入行时必须练的基本功。如今,工具先进了,修复师对手上基本功的要求也没那么严格了,但基本功真的不重要了吗?对于潘美娣来说,技术的改进恰恰需要建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只有先把老祖宗好的东西传下去,才能更好地改进和提高,还没学会走就想着跑肯定是不行的。

  

潘美娣在学习古籍修复

  在上海图书馆期间,除了要练基本功还要讲规矩,受到顾廷龙、潘景郑等老先生的影响,潘美娣在古籍修复的各个环节都非常细心,对古籍充满敬畏感。比如时任上海图书馆馆长的顾廷龙先生要求所有人拿书、还书时一定要用书夹板捧着,且书口要朝向自己的胸口,以防走路时若书口朝外会被风吹起,从而伤害书籍;书不能靠在身上,或用下巴顶,以防汗水污染。

  这些规矩与基本功深深烙印在潘美娣的身上,成为她享用一生的财富。

  

上海图书馆培训班合影(后第一排右二为潘美娣)

  02、不怕脏,不畏难,用心用脑相结合

  从17岁进入上海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已有50多个年头,潘美娣经手修复的珍贵古籍达万余册(件),但她印象比较深的还是两次出土文献的修复。一次是1972年,上海嘉定明墓出土一套成化年间唱本;一次是1984年,江苏太仓明墓中发现一套结成饼子状的木版古书。这些古籍深埋地下,历时既久,受潮霉烂,甚至被腐尸浸透,黏连板结为“书砖”,修复难度极大。

  上海嘉定明墓中发现成化年间唱本后,因上海博物馆没有古籍修复人员,顾廷龙便派潘美娣前去支援。她回忆说,这套书在腐尸血水中浸泡时间过长,血水早已干透,书籍四周结成硬条状,如果硬揭,肯定会把书揭坏,这对书口有字的地方极其不利。于是采用了先洗,然后上笼屉蒸的办法,蒸到书口硬条状软化,在书页温热状态下,尽快把书页揭开,再逐页进行修复,最后做成金镶玉的形式保存。“这部书修复后的样子网上都能看到,但因为以前没有修复档案,都是拿来就修,很遗憾当时出土时的原样已经看不到了。”潘美娣说。

  1984年江苏太仓明墓中发现结成饼子状的木版古书时,太仓县博物馆迅速派人清理,但苦于无从下手,于是包裹在一块塑胶布里,辗转送到了上海图书馆。袋子一拆开,刺鼻恶臭扑面而来,在场的人落荒而逃。“上面霉菌的菌丝都已经很长了,红的、黄的、黑的都有,飘了起来,让人看着浑身起鸡皮疙瘩,太可怕了。”潘美娣现在想起那情景还感觉心有余悸。但顾廷龙先生强调:出土古籍就是国家珍宝,不管什么困难,都要想办法修复。

  潘美娣与同事们迅速制定修复方案,同样是先清洗后揭页的步骤,只是这次揭页遇到一个大麻烦,即当书页揭到最薄几层时,再也揭不开了。潘美娣采用了一种创新手法,称为“夹揭法”:准备好与书页大小相仿的毛边纸,粗涩一面刷上一层稍厚糨糊,把待修书页夹在两张毛边纸当中黏住,糨糊干了以后,双手分别拉住毛边纸边沿,均匀用力地把夹在中间的书页拉开。这时,一张书页分成两个单页,黏在毛边纸上。再把黏着书页的毛边纸浸湿,使两者分离。

  “使用夹揭法,调制的糨糊浓度很关键,太稀则夹揭的纸与书页黏不住,太稠则会使书页受到伤害。糨糊要根据纸张厚薄、牢度等情况调制。”潘美娣补充说,这种方法对于民国文献的修复具有极强的适用性。比如说民国时期的报纸因两面有字,不能像古籍似的从背面补字,那就可以用夹揭的办法,把一张报纸揭开,从中间托一层纸进行加固,然后再还原回去,还是一张完整的报纸。“当然,如果纸质已经焦脆就不能再采用夹揭的办法,因为极易损坏原件。”潘美娣强调,修复就是这样,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动手与动脑相结合,稳妥一点是必要的。

  太仓古墓出土文献的修复成功,在全国引起轰动。潘美娣学艺20年,修复技艺达到炉火纯青,亦得以完美展现。这一修复成果奠定了她在当代古籍修复界的地位。

  03、出专著,勤思考,做古籍修复的有心人

  潘美娣习惯于随身携带一个类似“工作日志”的小本,常常会记录下每天的工作、感想、思考和收获,不像现在的修复档案那么规范,但已经坚持了很多年。顾廷龙先生看到后非常高兴,曾在太仓古墓文献修复完成后语重心长地对潘美娣说:“你不仅要修好书,还应该总结经验,把体会写下来。”于是,1987年,潘美娣根据笔记,写成《太仓明墓出土古籍修复记》。

  顾廷龙先生阅后,十分欣喜。他拿起桌上一张便笺,写下评语:“做一点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足以自豪。”经顾廷龙推荐,《图书馆杂志》当年第五期刊登了此文。“顾廷龙、潘景郑等老先生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在他们的鼓励和指导下,又有了《古籍修复与装帧》专著的出版。”潘美娣的这本专著由顾廷龙题签,潘景郑作序,因内容翔实,体系完备,成为了业界权威教科书。

  “我记得有一次在馆里修一部宋刻本,把整个书页展开时,书口后面一个刻工的名字显现了出来。”由于对版本不了解,潘美娣拿去请教顾廷龙馆长。顾先生一看,兴奋地表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是确定此书版本的又一有力证据。对顾廷龙“片纸只字都是宝”这句话,潘美娣第一次有了切身体会,也更坚定了做一个有心人的信念!

  补纸染色是近来潘美娣比较忧心的问题,也是她多年来有心观察的发现。对于修复用纸的补配,《装潢志》很早就提到“宁浅勿深,念薄勿厚”的方法,“实际上大家也基本是这么操作的,但我还是碰到了几次补纸颜色过深,甚至与之连接的书页部分都被大面积污染的情况,不得不引起重视”。潘美娣举例说,曾经在中山大学图书馆看到一册前人修复的古籍,补纸是一大块直接贴上去的,这些纸有的染过色,过了若干年之后再看,补纸的颜色浅了,周围书页的颜色反而被污染变深,看上去极不协调,严重的还会影响字迹的清晰度。

  对于这一问题,潘美娣认为,首先,现在补书是有标准的,如果纸质较好,则补纸与书页的连接处最好不超过0.2毫米,这样即使会出现颜色偏差,也不至于产生太大的不和谐;其次,补纸到底要不要染、怎么染,是一个需要集中研讨的问题。“现在我这样教学生们:如果要染纸的话,就干脆多染一点。染了以后,先蒸一下固色,这次用不完,就放在那儿,以后要配纸的时候也许就用上了。”潘美娣介绍说,但这不能彻底解决补纸染色带来的问题,如果有机会,还是希望大家能集思广益,开展一次集中讨论。

  

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照

  04、教技艺,传心得,做传道授业的“空中飞人”

  “让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下去”,这是潘美娣现在常说的一句话。2000年退休后,她犹如一位“传道者”,先后受聘于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与山东省图书馆,培养古籍修复人才。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后,她更加忙碌,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培训班授课,大部分时间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2013年至今,“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培养人才模式在全国推广,潘美娣又先后担任“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山东传习所、中山大学传习所、安徽传习所导师,收徒25人。

  

潘美娣在授课

  “古籍修复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需要坐得住、有耐心,需要对自己的工作有一定的认可。”潘美娣常常与徒弟们倾心交谈。她认为,古籍修复不是一个“能挣钱”的行业,带不来太多的个人财富,但是能给国家和后代留下更多珍贵的文化遗产。要从事这一行,首先要对此有明确的认识且能够接受和认可;然后就是要对古籍有敬畏之心,在修复的过程中切不能随意发挥,凭自己的想象去做,必须时刻牢记“整旧如旧”的大原则,以保护古籍原书为目的展开修复。

  对于现在的人才培养及技艺传承模式,潘美娣认为优势很明显,既培养了一批高学历的专业人才,也扩大了修复队伍,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往往高学历的人才,更愿意也适合去做研究工作,与干具体活儿的修复人员的培养方向是不一样的,需要进行一些区分;另外,年龄大的人与相对年轻的人相比,学东西的接受能力不一样,动手能力也不一样,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在潘美娣看来,古籍修复与研究各有侧重,若能够较好地结合,共同服务于文化传承会更好。

  (转载自《藏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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