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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史研究专刊·
目录
书籍的回响:李清照改嫁公案新论 王萌(4)
皇帝的经学阅读史——明代经筵《尚书》讲章与帝王之学的经典架构 时鹏飞(26)
塑造“真儒”:孔庙从祀与薛瑄著述的出版实践 张翼(47)
畅销书的生产:建阳余氏书坊与晚明“纲鉴”的流行 李卉(69)
晚明印谱制作的资金来源、定价与营销 孙志强(95)
康熙朝御定书籍编刊机制研究 杨国彭(125)
清代“开化纸”相关问题再探 王金龙(150)
线串珠联:书商与汪士钟藏书的流转 吴善松(169)
·读书札丛·
《佩文韵府》仿何书而编 张升(197)
内容摘要
书籍的回响:李清照改嫁公案新论/王萌
内容摘要:从书籍史和阅读史的视角考察李清照改嫁论争史可以发现,论争是在晚明严苛的贞节观与才女崇拜的张力之下,由学者对《金石录后序》的再发现与新式解读引发的。此后,作为晚清民国时期李清照研究的权威文献,四印斋本《漱玉词》通过文献衍生与知识再生产,深刻影响了彼时学界对李清照改嫁问题的主流认知。民国以来,随着学术范式的转型,学界虽已开始反思清人辨诬的方法,但并未动摇李清照“被诬改嫁”的“常识”。直到1962年中华书局《李清照集》出版,才彻底重塑公众对李清照改嫁问题的认知。李清照改嫁公案的历史演变,展现了宏观思想变迁与微观文本实践如何交织互动,共同塑造与影响知识的生成与更替,是研究“常识”形成机制的典型案例。
关键词:李清照;改嫁;《金石录后序》;《漱玉词》;阅读史
皇帝的经学阅读史——明代经筵《尚书》讲章与帝王之学的经典架构/时鹏飞
内容摘要:经书是古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不同经书对于构成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各不相同。《尚书》是明代帝王之学的核心经典,皇帝受经筵讲官影响,采用择要选读的方式,着重阅读《尚书》部分篇目的部分章节,这种选择性阅读也是明代科举士子阅读经书的主要方式,相较于通读全经更能代表明代经学阅读的主流样态。经筵讲官通过去取讲授篇目、挑选讲授重心、引导诠释方向,实现对于经书现实政治意义的建构。经筵讲章提倡相权以分割皇权,通过经典诠释对皇帝的权力与道德施以约束,其背后隐含政治利益的考量。经书的现实意义生成涉及书籍的内容、阐释和阅读,只有将阅读在内的全部环节纳入考察,才能完全理解经书介入现实的过程与意义。
关键词:经筵讲章;明代皇帝教育;经学阅读史;《尚书》
塑造“真儒”:孔庙从祀与薛瑄著述的出版实践/张翼
内容摘要:明儒薛瑄从祀孔庙的过程与其著述编刻之间存在紧密的互动关系。面对从祀议定中对其“无著述”或“著述少”的质疑,薛瑄的支持者一方面重新界定“著述”在祀典语境中的内涵,另一方面则通过书籍编纂与出版实践作出回应。推动薛瑄入祀的官员与从事其著述编刻的士人群体,大多依托河东地区所形成的地缘、学缘网络与薛瑄本人建立联系。因此,薛瑄著述在百余年间的持续出版,并非被动的文献流布,而是薛瑄的支持者主动参与儒者形象塑造、学术话语竞争及地方文化认同建构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薛瑄;孔庙从祀;著述;书籍出版;地域网络
畅销书的生产:建阳余氏书坊与晚明“纲鉴”的流行/李卉
内容摘要:晚明在《少微通鉴节要》与七家注《资治通鉴纲目》的基础上诞生出一系列历史学习参考书,因书名中往往有“纲鉴”二字,常被如此统称。这些书服务于科举,因传播广泛而产生过巨大的文化影响。“纲鉴”在万历中后期开始流行,建阳余氏书坊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最先流行起来的是余氏自新斋推出的“标题论策纲鉴”,针对科举考试,篇幅短小。随后余象斗双峰堂、三台馆出版“历史大方纲鉴”,广收史评,标榜“名公”“集大成”。余氏萃庆堂则与文人合作,出版具有个人特色的“世史类编”。建阳余氏出版、经营“纲鉴”的例子,体现了书坊经营策略对书籍文献特征的塑造作用,正是由于市场的驱动,造就了商业出版书籍在主题、性质上的“似而不同”。
关键词:纲鉴;建阳余氏书坊;商业出版
晚明印谱制作的资金来源、定价与营销/孙志强
内容摘要:晚明时期的印谱是篆刻艺术与出版文化结合的产物。印谱刊行资金常通过捐资与助刻等方式筹集,各类印谱定价遵循“原钤本高于摹印本,摹印本高于木刻本”的规律。制作方式是决定印谱价格的关键因素,印刷用纸、刻工字体、装潢品质等次要因素也会影响印谱的最终价格。与普通书籍相较,印谱定价相对高昂,消费群体主要是专业印人与上层文人。在印谱发行过程中,谱主会运用多种宣传营销手段扩大销量与影响;面对盗版,则会采取增加版权页、扩大发行量等应对方式以减少损失。印谱刊行深度嵌入晚明商业出版中,关注晚明印谱的商业运作方式,不仅对篆刻史研究大有裨益,更能揭示晚明艺术类书籍的出版规律。
关键词:晚明印谱;资金来源;定价;消费群体;营销策略;版权意识
康熙朝御定书籍编刊机制研究/杨国彭
内容摘要:康熙朝纂修御定书籍达102种之多,其编刊诸项事务悉由康熙帝亲加裁断。诸书纂修地点有内廷与宫外之别;成书流程分为开馆筹备、编纂校刊及成书告竣三个阶段。其中书籍校对尤受重视,诸书或纂校成全稿再陆续校刊,或纂成一部分即付校刊。凡由康熙帝亲率翰林校对之书,均设馆于内廷或委派李光地承修,并统一在武英殿校刊;而臣工承刊之书,或在宫外设馆纂修,或承接内廷已成之稿,虽仍须呈送皇帝御览,但审校主要由南书房负责。在康熙帝的主导下,内府形成了完备而高效的御定书籍编刊机制,从而奠定了清代内府书籍出版制度的基础。
关键词:康熙朝;御定书籍;武英殿;南书房;编刊机制
清代“开化纸”相关问题再探/王金龙
内容摘要:开化纸对于清代内府典籍研究有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因而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但以往研究主要以文献考证和纸样分析方法开展,尚未充分利用清宫内府原始档案,因此,有关结论就存在可商榷之处。爬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54件奏事处汇奏的各部院衙门领用纸张总折档案等可知,在乾隆十九年(1754)至光绪五年(1879)近130年间,开化纸几乎在奏事处每年汇奏的纸张总折档案中都会出现,钦天监用开化纸造办进呈皇帝御览及颁发诸王、贝勒、贝子、公等的时宪书,礼部将开化纸用于科举考试中的文会试和翻译会试,缮写四库全书处在纂修《四库全书》时也曾少量使用开化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纸张总折档案中关于“金线榜纸”和“连四纸”的记载可知,“金线榜纸”与“泾县榜纸”实为同一种纸张,开化纸并非“金线榜纸”,也非“连四纸”。
关键词:明清档案;开化纸;开化榜纸;金线榜纸;泾县榜纸;连四纸
线串珠联:书商与汪士钟藏书的流转/吴善松
内容摘要:汪士钟艺芸书舍藏书的散出是晚清藏书史上的关键事件,深刻改变了以江南为中心的藏书格局,催生瞿氏铁琴铜剑楼、杨氏海源阁等一批新兴藏书家的崛起。道光至光绪年间,汪氏藏书流转过程中,书商鲍芳谷、金顺甫、吴申甫、侯念椿等人通过批量收购、上门求售及坐店经营,促成典籍大规模转移,避免珍本毁于战火。这些书商不仅承担贸易中介,更为藏书家寻访目标典籍、提供版本信息、出借书籍以供校勘,并搭建起藏书家之间的沟通桥梁,成为推动书籍流转与学术传播的“无形之手”。以书商为串联线索的“珠线模式”,突破了“从藏书家到藏书家”的传统研究范式,有效填补了藏书链条中的断层,为理解清代书籍流通网络的形成机制提供新的分析路径。
关键词:汪士钟藏书;书商;藏书流转;文献保存
《佩文韵府》仿何书而编/张升
内容摘要:以往研究认为,《佩文韵府》是仿元阴时夫《韵府群玉》、明凌稚隆《五车韵瑞》而编的。而根据相关档案、查慎行《南斋日记》的记载及《佩文韵府》的体例和内容可以判断,《佩文韵府》最初是仿《圆机韵学活法全书》而编的,在编纂过程中,又参考了《韵府群玉》《五车韵瑞》等书(尤其是后者)。可能是因为《圆机韵学活法全书》既晚出,内容又粗疏简单,编纂质量较差,且被疑为书坊所造,故查慎行在总结《佩文韵府》的主要参考对象时只提《韵府群玉》《五车韵瑞》而不提《圆机韵学活法全书》。
关键词:《佩文韵府》;《圆机韵学活法全书》;《南斋日记》;韵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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