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上午，2026年中国图书馆年会分会场“制度护航：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与利用”在成都市东安书院举办。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标准化研究所所长、编审刘颖丽聚焦古籍数字化标准，基于扎实的调研数据，分享《古籍数字化标准体系建设与建议》。
我国古籍数字化建设已走过三十余年历程，完成了“把古籍搬上网”的第一步。今天，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数据要素市场加快形成，古籍正被推向一个崭新的舞台——它不再只是影像化的“数字书页”，而是可检索、可标注、可计算、可交易的高质量数据资产。
技术的跃迁意味着规则的重写。传统古籍数字化标准聚焦于“复现”，新阶段的标准必须回答“数据如何治理、价值如何流通、与人工智能如何融合”。2025年12月起，我们围绕古籍数字化标准体系建设开展课题研究，在问卷调研环节共回收1037份有效问卷，覆盖8类参与主体、7大议题维度，系统梳理了我国古籍数字化工作的现状、问题与标准化需求，为标准体系构建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
三重力量叠加
古籍数字化进入新阶段
古籍数字化是在多重力量的叠加推动下不断跃迁的，建立标准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
政策之需，是时代要求。中办、国办《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将“古籍数字化”列为重点方向，要求“积极开展古籍文本结构化、知识体系化、利用智能化的研究和实践，加速推动古籍整理利用转型升级”，并把“标准规范体系基本健全”写入主要目标；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要求关联汇聚文化资源数据、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古籍是其中最具深度开发价值的数据源之一；“数据要素×”与“人工智能+”行动相继实施，高质量数据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资源，语料建设、数据流通与合规利用，都呼唤体系化的古籍数据标准出台。
技术之驱，是第一动力。OCR识别、自动标点、实体抽取、跨库问答、多模态处理……数字技术的每一次跃迁，都把数据质量与规范性的重要性推高一格。人工智能时代，古籍数据正在经历“资源—数据—要素—资产”的身份升级：入库要符合数据标准，流通要遵循交易规则，训练要满足合规要求。没有标准，数据无法互认；没有互认，价值无从释放。
事业之需，是内在要求。当前，全国古籍存量浩繁，已数字化比例仍然偏低，大量珍本善本“沉睡”在库房；各机构自建自用、格式各异、重复加工，“资源孤岛”林立，成果难以互认、互通、复用；既懂古籍又懂数据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严重稀缺，事业传承与数字化推进面临“断档”风险。
千余份问卷
勾勒行业共识与短板
问卷调研覆盖数字化参与单位、资源类型、项目目的、面临困难、标准应用、体系评价、人工智能专项标准需求七大维度，兼顾现状描述与前瞻判断，勾勒出一幅清晰的行业图谱。
参与单位方面，主体结构清晰，公共文化机构与学术机构是古籍数字化的绝对中坚，其中图书馆、高校科研机构、博物馆、出版社四类主体合计占比达89.59%。资源类型方面，普通汉文古籍与古籍整理本构成数字化项目的主体，其他类型占比偏低。项目目的多元，但商业化动能不足。“长期保存”“展览展示”“学术研究”三大目的均超过六成，构成行业共识性驱动力；而“产品（服务）开发”仅占34.4%。
面临困难方面，人才不足居首位。59.79%的受访单位反映人才不足，在各类型机构中均为首要困难——既懂古籍又懂数字技术的“桥梁人才”全面紧缺，是行业公认的最严重瓶颈。
标准应用方面呈现鲜明“落差”，事实标准跑在前面。国家图书馆《古籍数字化和知识标引规范手册》与《国家古籍数字化资源总平台工程标准》是业界最重要的两份依据，各类机构参考率普遍在60%以上；而明确引用国家、行业标准的仅占7.3%。操作性强、贴近业务的事实标准走在前列，宏观系统的国标、行标与实际业务应用之间存在明显差距。
体系框架高度共识，完备程度“梯度衰减”。99%以上的受访者认可“基础—加工治理—管理—安全—流通”五维标准体系框架的设计思路。现有标准的完备性呈明显梯度：73.48%的受访者认为“基础标准”比较完备，越靠近数据深度利用环节，评价越低。安全、管理、流通方面的标准“缺口”凸显。基础标准方面，“古籍版本唯一标识符方案”被列为最急需——它如同古籍的“数字身份证”，是数据互认、版本溯源与资产登记的基石；加工治理方面，数据格式与封装、数据采集技术规范最为紧迫；质量管理方面，准确性、完整性是业界最看重的评价维度；数据安全方面，版权管理、隐私保护与脱敏、分类分级、伦理合规需求集中，且人工智能实践越深入，对伦理合规的需求越高；数据流通方面，数据价值评估、智能服务API、交易流程与接口等需求突出——没有价值评估，就没有可信交易。
面向人工智能的数据供给，问题更为集中。质量参差不齐、格式不统一、标注规范缺失、语料语境短缺、跨语种标准空白、版权权属不清、规模亟待扩充、交易平台缺位八大问题，覆盖“量、质、形、权、市”，本质是传统标准体系无法适应数据要素化需求的集中体现。受访者认为“合成数据生成与质量控制”需求最为突出。
三位一体
构建“研制—落地—生态”推进框架
基于调研结论，我们认为标准体系建设应形成“研制—落地—生态”三位一体的推进框架：研制有法、落地有门、生态有根，三者环环相扣。
研制层面，聚焦基础、填补空白、分层推进。优先攻坚“古籍版本唯一标识符”与“核心元数据元素集与扩展规则”两项最急需的基础标准，为数据互认、溯源与资产管理奠定基石；系统修订关键环节存量标准，针对需求最迫切的“数据加工与治理标准”，以支持人工智能应用和数据要素化为导向，修订、整合或重新制定；对缺失的数据安全标准、数据流通标准，以及面向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碑帖拓片等特藏文献的专项技术规范，成立专门工作组分步推进。
落地层面，平台赋能、工具支撑、认证牵引。调研数据给出了清晰的落地路线图：标准服务平台（65.09%）与测试评价实验室（50.5%）是呼声最高的两项措施，工具开发紧随其后。标准服务平台不必另起炉灶，可依托国家古籍数字化平台、图书馆平台等权威平台承担标准查询、应用指导、工具下载、案例分享与意见反馈等功能，推动标准数字化、发布平台化、实施工具化、维护动态化，让标准从“文件柜”走向“工作台”；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建立古籍数据测试评价实验室，开展数据质量评测、标准符合性认证与人工智能训练适用性评测；开发采集、著录、质检等高频环节的开源工具与模板，切实降低中小机构的执行成本。
生态层面，协同共治、人才为本、政策牵引。一是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联合文化和旅游、出版、档案、工业和信息化、标准化等主管部门，成立“古籍数字化标准建设协同工作组”，统筹政策、资源与项目；二是推动产学研用协同，鼓励图书馆、高校、技术企业、出版机构共同参与标准研制、工具开发与示范应用，确保标准贴近实际、技术先进；三是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直面“人才不足”这一首要瓶颈，推动高校设立交叉学科，支持机构内部培训，研究制定吸引和稳定专业人才的政策措施；四是推动标准与产业政策联动，在国家级古籍项目立项、验收、评奖以及数据要素市场、人工智能产业政策中纳入标准符合性要求，以政策牵引标准落地。
来源：藏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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