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是南宋人王伯大在朱熹《韩文考异》与魏仲举《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基础上编成的一部韩愈诗文集集注本。该书曾是韩集的通行本，《韩文考异》很长时期内即依托此书流传。为研究者所忽视的是，王本选择性删去了书中注文的注家姓氏，且未作任何说明。这一做法使得后人将书中部分注文错误地归于王伯大名下，进而将王氏视为宋代重要的韩集注家。作为韩集的首个集注本，魏本在后世影响甚巨，而基于王本对后世产生的误导，可知后人往往并未直接以魏本为阅读对象，对此书的接受通常经由王本这一中间环节。因此，对王本及其后世流衍的考察有助于明确古人阅读韩集的主要书籍来源，还原古代韩集阅读的具体历史情境，王本的价值应从普及性与日常性维度予以重审。该书的意义还在于保留了一些重要的文献信息，同时对深入认识中国古代诗文集集注本的文本特征以及从事诗文集注释史研究有提示作用。

关键词：《韩文考异》 五百家注韩  王伯大  集注本  韩集阅读史

朱熹《韩文考异》（以下简称“《考异》”）问世后，王伯大为便于观览，将《考异》散入韩愈文集（以下简称“韩集”）正文之中，同时从魏仲举《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又名《新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以下简称“魏本”）中采辑诸家注解，并自作音释附于卷末，成《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一书（以下简称“王本”）。王本借重于朱熹《考异》，成为韩集的通行本，自问世以来，代有再版。然而，这一曾经风行的韩集注本现今却少有人措意。目前仅有刘真伦、杨国安、张艳辉等学者对该书有所涉及，并未深入探讨。这种状况与相关韩集版本的地位升降有关。早期，《考异》原本与魏本传世稀少，人们阅读这两部书主要根据王本。而到了清代，《考异》原本与魏本再度现世，进入人们视野。因此，今人利用与研究《考异》以及宋人韩集注释成果多依从《考异》原本与魏本，王本受到冷落乃势所必然。

不过王本曾经的影响力毕竟客观存在，对于探究古人的韩集阅读状况仍然意义重大。由于在之前的研究中王本被严重忽视，该书的文献面貌迄今未能得到真实展现，其在后世韩集注释与阅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未予澄清，由此导致学界目前对韩集注释与阅读史的不少认识与实际存在偏差。事实上，王本隐藏有大量的文献问题，并误导了很多后出的韩集注本，其中不乏注释质量上乘之作。不少此类韩集注本仍然通行于世，因而该书的流弊也至今不绝。通过分析王本对后世的误导，可以明确古人阅读韩集的主要书籍来源。本文拟在厘清王本注文本来面目的基础上，借助相关例证揭示其对后世的误导，并由此对古人阅读韩集的具体情境作更为深细的还原。此外，还将探讨该书文本面貌的具体成因、在诗文集集注本中的典型性特征以及对今人研究相关文献现象的启发意义。

一、王本的编纂与流传

韩集流传过程中产生了很多文字歧异，南宋时，方崧卿参考众多版本，详加校订，撰成《韩集举正》一书。朱熹不满方氏之作，在《韩集举正》的基础上作《考异》，“体现了朱熹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作风”，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成为后人阅读韩集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在撰写体例上，《考异》先录韩集原文，下出校勘记。但是朱熹引韩集原文十分简略，有时仅录一字，显然不便于读者观览。为解决这一弊端，王伯大取完整的韩集正文，将《考异》校勘记分条系于正文各句之下。该体例在韩集传播史上并非仅有，南宋咸淳间廖莹中世彩堂本《昌黎先生集》（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09632）和绍定六年（1233）临江军学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07629、12366）亦是如此。

为进一步提升重编本之价值，便利读者，王伯大还广采他人韩集注释成果，并在其中添入自己“原创”之音释（即注音兼训释），极大丰富了该书内容。对此王伯大自序曰：

郡斋近刊《朱文公校定昌黎集》，附以《考异》，而《音辩》则旧所刊也。初读者未免求之《音辩》，质诸校本，既字不尽同，且音讹事多缺。此书有《集注》，有《补注》，有《辨证》，有《全解》，音通句释，引物连类，虽若加详，而于本文间亦抵捂，余颇病之。今悉从校本更定音训，因旁摭诸家注解，勘本文用事者枚举而记。其凡有未备，则访诸士友博极此书者并记之，意其间阙逸尚多也。昔黄太史有云：“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处。”窃谓必尽所云，而后可读二文公之书。过不自料，附所尝记录于逐卷之左，而空其下方，以待来者窜释，冀更相缉续，于《音辩》或有补云。宝庆三年季夏既望，承议郎特添差通判南剑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王伯大谨书。

序中所言附有《考异》的“郡斋近刊《朱文公校定昌黎集》”今已不见，其体例应为正集与《考异》各自独立，《考异》未散入正文之中。《音辩》一书即魏本，是王本注释的重要来源，不过在王伯大看来，魏本虽有注释详尽之优长，但是由于其正文与朱熹校订后的韩集有异，故其中注释与校订本不完全匹配。此外他还指出魏本在注音与解释典故方面存在错误和遗漏，因此王本仅摭取了魏本的部分内容。

此外，王伯大师承朱熹门人黄榦（勉斋），属朱熹的再传弟子，同时又是朱熹门人郑昭先之婿。明乎此，可知王氏编此书显有承传弘扬师门学术之目的。

《考异》确有不便观览之弊，故而长期隐而不彰。南宋宝庆三年（1227）王本于南剑州（治今福建南平）刊行后，很快成为《考异》的替代本。王本现存版本众多，据笔者调查，该书之宋本似已不存。元本有十二行本与十三行本两个系统，十二行本中的一部曾经清宫收藏，卷首有乾隆皇帝题诗，民国时从故宫流出，目前分藏国家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等地；十三行本为元至元十八年刘氏日新书堂所刻，现藏山东省博物馆，《中华再造善本》据以影印。明本至夥，有明初刻本、洪武十五年勤有堂刻本、正统十三年书林王宗玉刻本、弘治十五年王氏善敬书堂刻本、嘉靖十三年安正书堂刻本、万历三年重修本、万历间朱崇沐刻本、万历三十三年天德堂刻本以及一种不知具体年代的明刻本，其中流传最广的当属正统十三年书林王宗玉刻本，《四部丛刊》据以影印。比较王宗玉本与元至元十八年刘氏日新书堂本，可发现二者版式、字体甚至具体的点画均十分接近，可知前者应为后者的覆刻本。时至清代，《考异》与王本均被收入《四库全书》，前者题作《原本韩文考异》，后者则题作《别本韩文考异》。此外，清光绪刻本《西京清麓丛书》亦收录王本。

从传本数量来看，南宋至明末刊刻的韩集注本无出王本之右者。直到明人徐封翻刻廖莹中世彩堂本《昌黎先生集》（该翻刻本世称“东雅堂本”）问世，其通行程度方可与王本相颉颃。清人顾嗣立评价王本曰：“是书一出，而魏注遂废。”章学诚评价明万历间朱崇沐所刻王伯大本曰：“此本行世最广……余家所藏韩文四本，此本最为流俗通用。”清人批点韩集亦多以王本为底本，足见其影响力与流行程度。

二、王本的体例、注文归属与改写

（一）王本的体例

相比前引自序，王本卷前所列“昌黎先生集诸家姓氏”对该书内容来源作了更为详细的交待，包括：丹阳洪氏（洪兴祖）、东蜀樊氏（樊汝霖）、眉山孙氏（孙汝听）、临邛韩氏（韩醇）、文溪祝氏（祝充）、晦庵朱氏（朱熹）、留耕王氏（王伯大）。以上除朱熹与王伯大之外，其余人的韩集研究成果皆已收入魏本。由此，可将王本的内容来源区分为王伯大自注、魏本、《考异》三类。那么，这三类文本在书中是按照何种体例呈现的呢？

需要说明的是，王本首次梓行后，后世重刻者对该书原貌作了改动，今所见王本已非其旧观，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伯大改朱子之旧第，坊贾又改伯大之旧第。”因此是书体例有初刻本与重刻本之别，不过初刻本已不存，无从直观检视其最初的体例，只能通过现存王本中保留的信息，如凡例、王伯大自序、重刻者题识等进行推测。

王伯大自序后附有《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凡例》（以下简称“王本凡例”）共十二条，列举其中较为重要的几条如下：

1.正文及篇次系按方崧卿本，而用诸本参校。

2.《考异》举“方作”者系按方崧卿本，而举“方云”者并是方崧卿《举正》全文。

3.注“方作”“或作”及“非是”，或注用事及用字出处，并是《考异》全文。其间有注“一作”者，系今例，别用他本增入。

4.小圈下“今按”云云者并是《考异》全文。

5.句读下或一两字下各有《考异》，今例并总附于一章之下。

6.一章或有两“今按”云云者，又分其一于小章或句断之下，今例一段无再出“今按”。

7.《考异》于正文本字或一字，或二字，并皆提起。如本字在章末，其下即入注脚，则不复再出。

王本凡例主要说明了该书正文所用底本、书中《考异》文本的标志词、将《考异》散入正文句下的过程中对《考异》文字所作的调整等事项（示例见图1）。持此以检视现存王本，可发现在《考异》的呈现方式上，初刻本与重刻本并无二致。凡例并未对其他注文，即从魏本中采辑的诸家注文以及王氏自作音释如何呈现给出说明。但据王伯大自序所言“附所尝记录于逐卷之左，而空其下方，以待来者窜释”以及重刻者题识“留耕先生又集诸家之善，更定音释，援据的当，音训详明，犹未附入正集，仍于逐卷之左，空其下方，以待窜补”两处表述可知，初刻本中魏本注文与王氏自注均未散入正文，而是附于各卷之末。然今所见王本则已将王氏采辑之魏本注文与自作之音释从卷末移入正文，对此重刻者解释道：“（置魏本注文与自作之音释于各卷之末）虽足见先生之谦德，而观者未免即此较彼，其于批阅又未为便。今本宅所刊，系将南剑州官本为据，并将音释附正集焉，使观者一目可尽，而文义粲然，亦先生发明此书之本心也。”在注文标志词方面，重刻本中魏本注文前会冠以原注家姓氏，王伯大本人所作音释则不作标识，这一做法当是继承了该书初刻本之原貌。

图1  王伯大《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三首叶

综上可知，是否将魏本注文与王氏自注散入正文应是初刻本与重刻本体例上唯一不同之处。显然，若按照初刻本的体例，《考异》、魏本注文、王伯大自注三者之间可谓厘然各别，不相混淆。而经过重刻者的调整，《考异》、魏本注文、王伯大自注三者有时混并为一，需要仔细甄辨。

（二）王本注文归属抉原

经重刻者调整后，读者当如何判别三种不同来源的文本呢？《考异》主要是校勘记，因此书中校勘部分多可归于《考异》名下，此外还可借助“方作”“或作”“非是”“今按”等标志词判断哪些文本来源于《考异》；魏本于注文之前标注了注家姓氏，可据此辨认；除此以外，即性质不属校勘记，也无明显标志词和注家姓氏的注文通常会被认为是王伯大所作。从后世的阅读实际来看，人们的确是按照这一方式对注文进行归类的。然而，这一判别方式实则存在问题。经比勘王本与魏本，笔者发现大量未标注注家姓名的注文并非王伯大自注，实则转引自魏本。这意味着王本征引魏本时选择性地删去了部分注文的注家姓氏。此类例证书中俯拾皆是，如《南山诗》“藩都配德运”句下王本注文为：“唐土德，太白在西南坤位，故云配德运。”魏本中此注标为“孙曰”；《秋怀诗十一首》“丧怀若迷方”句下王本注文为：“《列子》：‘秦人逄氏子有迷惘之疾，天地、四方、寒暑无不倒错者。’”魏本中此注标为“韩曰”；《送灵师》“手持南曹叙”句下王本注文为：“唐制，吏部员外郎一人，掌判南曹，王仲舒自吏部员外郎贬。”魏本中此注标为“樊曰”。

笔者对王本诗赋部分引魏本注文的情况作了全面统计，列表1如下：

由表1可知，王本诗赋部分引魏本注文集中在卷一、卷二、卷四、卷五（以上除卷一有部分赋外，其余均为古体诗）、卷八（联句），卷九与卷十（两卷为近体诗）无论是引用魏本注文总数还是删去注家姓氏的条目占总数之比例都较小。总体而言，王本诗赋部分删去注家姓氏条目占所引魏本注文总数的比例接近一半，足见这一现象之普遍。王本文章部分引魏本注文较少，如卷十一至十三共引魏本注39条。三卷之总数，尚不及诗赋部分引魏本注文数最少的卷十。不过文章部分删去注家姓氏的情况仍然时有发生，在卷十一至十三所引39条魏本注文中，被删去注家姓氏的有19条；其他卷次的情况与这三卷接近。因此，王本删去魏本注文注家姓氏的情况，从绝对数量上说，主要集中于诗赋部分。

王本删去注家姓氏并无规律可循。刘真伦有言：“王伯大本收录《考异》，还能保留‘方云’、‘今按’，并承认‘今按’为朱熹校语，但抄撮魏注，则直称‘孙曰’、‘韩曰’、‘樊曰’。至廖本抄撮王本，遂将上述名目一并删去，径称‘或作’，肆意贩掠，无所顾忌。朱门弟子，真是一介不如一介。”肯定王本保留注家姓的做法，对廖本（世彩堂本）则深致不满。不过廖本在《凡例》中即已明示：“旧注引某氏云者，今效朱子《离骚集注》例皆删去。”另外，廖本并未删去“今按”，《凡例》亦有云：“小圈下‘今按’云云者并是《考异》全文。”廖莹中删去注家姓氏的做法确实减损了该书的文献价值，但于读者而言，只要稍留意该书《凡例》，便不会受其误导。反观王本，对其中采摭自魏本的注文，选择性地删去部分注家姓氏，却未在书中作任何说明，更易给读者造成该书除《考异》原文与王伯大自注外所有注文均已标明注家姓氏的误解，后世很多注本便受其误导，将实际来源于魏本、属于他人的注文归入王伯大名下。

（三）王本对魏本注文的改写

仔细比对王本与魏本，可以发现王伯大不仅隐没了部分注文的注家姓氏，同时还对部分注文进行增补、删减、合并、调整语序等改造，使得王本注文的文本面貌与魏本相比有较多差别。以下分别举例言之：

1.增补

《复志赋》“羌众人之所驰”句，王本解释“羌”字曰：“起羊切，《骚》云‘羌众人之所仇’，羌，楚人发语端词，犹言卿何为也字。”注文在“《骚》云”前，隐没了魏本原注家韩醇之名。但“羌，楚人发语端词，犹言卿何为也字”则为王伯大增补，对“羌”字作了更为细致的解释。有时原注所引材料出处不明，王伯大则将出处补齐。如《送文畅师北游》“无不比鹣蟨”句，王本注文为：“音兼，《尔雅》曰：‘南方有比翼鸟，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公窜逐新归，见蝎犹喜，况相识乎？无不比之鹣、蟨矣。”由魏本可知，该注实合祝充、樊汝霖注于一处，但删去了二人之名，只是祝充并未标示“南方有比翼鸟，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之出处，王本则补充此句出自《尔雅》。总体而言，王本对旧注的增补多有积极意义，有助于增进读者对文意的理解。

2.删减

《南山诗》标题下，王本引樊汝霖注解云：

樊曰：“东方朔曰：‘终南山，天下之大阻也。其山多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物之类，不可胜原，百工取给，万姓所仰足也。’”

魏本则引作：

樊曰：“按《长安志》：‘终南山在万年县南五十里，东自蓝田县界石鳖谷，以谷水与长安县为界，东西四十里。’《禹贡》曰：‘终南惇物。’孔注：‘终南，山名。’《诗》曰：‘终南何有。’毛注：‘周之名山。’《左传》曰：‘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杜注:‘终南在始平武功县南。’《汉书》：‘太一山又为终南山。’……东方朔曰:‘终南山，天下之大阻也。其山多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物之类，不可胜原，此百工取给，万姓所仰足也。’《志》所纪终南尽矣。”

比对可知，王伯大对前人注文的删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注释观念，即注文在达意的基础上尽量追求简洁。魏本所引樊汝霖对终南山的注解太过繁复，终南山当时早已为天下名山，征引如此多的文献进行绍介殊无必要。经王伯大删减后，该注文显得更为清通简要。

3.合并

《复志赋》标题下，王本引樊汝霖注：“其句法步骤《离骚》，往往相似。晁无咎尝取此赋于《变骚》。”然此处魏本实作：

樊曰：“公贞元八年擢进士第，十一年犹未得仕，东归。十二年始佐汴州，明年又辞以疾。详夫出处，此赋不待讲而明矣。其句法步骤《离骚》，往往相似。”补注：“晁无咎尝取此赋于《变骚》而系之曰:‘盖愈自伤幼学，既壮而弗获，思复其志，以晋知己，欲去未可云。’”

可知王本减省了樊注与补注，并加以合并，全部系于樊汝霖名下。上文举《送文畅师北游》“无不比鹣蟨”一句注文亦属此类。合并虽于理解文意无碍，但却混淆了注文归属，极易对读者造成误导。

4.调整语序

《悯己赋》标题下之注文，王本作：

补注：“公尝佐董晋于汴，未几，晋薨。寻佐张建封于徐，建封又薨。罢去，居洛，赋云‘尝未安而既危’，指此。此所以赋《悯己》也。”

魏本作：

补注：“公尝佐董晋于汴，未几，晋薨。寻佐张建封于徐，建封又薨。罢去，居洛，此所以赋《悯己》也。其辞云‘恒未安而既危’，指此。”

此类语序调整基本无关宏旨，可忽略不计。然而偶尔也会出现疏舛，如《岳阳楼别窦司直》“朝过宜春口”句，王本注曰：“袁州，唐曰宜春郡。”魏本注实谓：“唐曰：‘宜春郡，袁州。’”可见魏本称引的乃是宋人唐庚之韩诗注解。王本承袭魏本，却调整了语序，使注文之意极可能被误解为“袁州在唐代叫宜春郡”，不甚规范。

以上几种改写类型中，在原注基础上进行删减省略的数量最多，加之王本仅择取魏本部分注文内容，故而整体来看，王本注解远较魏本简约。这也是王本能够成为通行版本的重要原因。

三、王本对后世注家的误导——以顾嗣立和方世举为中心

王本存在的文献问题误导了很多后世注家，这里以清代两种最为通行的韩诗笺注本，即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以下简称“顾本”）与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以下简称“方本”）为例进行说明，并在此基础上对二本的成书过程略作考察。

顾嗣立（约1669—1722），字侠君，号闾丘，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康熙年间进士。顾本是现存最早的韩诗单行本，流传甚广，有多种名家批点本传世。关于顾本的参考书目，卷首《凡例》有云：

昌黎先生全集笺注家向传有洪兴祖《年谱辨证》、樊汝霖《谱注》、孙汝听、韩醇、刘崧《全解》、祝充《音义》、蔡元定《补注》。宋庆元间魏仲举裒而集之，名曰《五百家注》。至宝庆三年王伯大留耕氏更定《音释》一书，集诸家之善，参以方崧卿《举正》《增考年谱》及朱子校本《考异》，刊于南剑官舍。是书一出，而魏注遂废……余是刻采择诸家笺注，复参以臆见所得，其时事则考诸新旧二《唐书》，旧本存者约计十之四五云……旧注所引有书可据，则不复详姓氏。其或各抒新见，阐扬诗意，仍照留耕王氏刻本，各注“某云”于上。至东雅堂所见则用“□云”以别之。

由《凡例》可知，顾氏明确表示曾直接参考的宋人注本有王本和东雅堂本。东雅堂本乃明人徐封翻刻南宋廖莹中世彩堂本《昌黎先生集》而来，问世晚于王本，梓行后逐渐成为韩集的通行本。与王本一样，东雅堂本也摭取了魏本的部分注文，且对魏本注文时有改造；与王本不同的是，东雅堂本删去了所有注家之姓氏，并在凡例中对此予以说明。顾本引东雅堂本注文大部分以“□云”标志，极易辨识；引王本注文则会标示注家姓氏。东雅堂本、王本既然均取材于魏本，就必然有部分内容重复，对于重复的注文，顾嗣立往往根据王本标示出注家姓氏。如《南山诗》“昆明大池北”句，王本、东雅堂本均引魏本注文：“孙曰：‘昆明池在长安西南，周回四十里，汉武元狩二年作，以习水战。’”东雅堂本无注家姓氏，顾本据王本标注为“孙云”。因此，书中以“□云”标志的注文基本仅存于东雅堂本，而不见于王本。顾氏以王本和东雅堂本为取资对象，与当时二本为韩集通行本的状况相符。

对于王本中不同来源的文本，顾本在撷取时采取了上文言及的判别方式：校勘记基本归于《考异》；王本中原就标示了注家姓的注文一仍其旧，以“樊云”“孙云”等相标识；性质不属于校勘记，也无明显标志词和注家姓氏的注文则一概归入王伯大名下，并在之前冠以“王云”二字。由于王本选择性地隐去部分注文的注家姓氏而未加任何说明，顾氏这一做法自然会使很多本非王伯大所作的注文被错误地标注为“王云”，如《题炭谷湫祠堂》“本以储阴奸”句，顾本引“王云”：“谓龙也，犹《南山诗》所谓‘凝湛闭阴兽’也。”然而此注同样为魏本所载，且被标注为“孙曰”，可知孙汝听才是该注的真正作者。

尽管顾本在《凡例》中提到魏本，学界亦普遍认为顾本是在魏本的基础上删补而成，但由顾本所受王本之误导可知，顾嗣立显然未直接参稽魏本，另有如下几点佐证：

1.东雅堂本同样取材于魏本，且将魏本中的原注家姓氏删去。若顾氏参阅过魏本，则无须用“□云”标记很多见于东雅堂本（实际最初源头是魏本）的内容。

2.上文已言及，王本和东雅堂本对魏本注文多有改造，今比较王本、魏本、东雅堂本与顾本，可发现同一注文，顾本文字往往同于王本或东雅堂本而异于魏本。如《晚秋郾城夜会联句》之题下注，王本作：“其诗与正封作于郾城，盖九月间蔡未平时也，诗凡百韵。东野死后，公所与联句者惟此可见耳。”魏本作：“此篇公与正封作于郾城，凡百韵。东野死后，公所与联句者惟此可见耳。”顾本作：“此诗公与正封作于郾城，盖九月间蔡未平时也，诗凡百韵。东野死后，公所与联句者惟此可见耳。”顾本与王本仅相差两字，且“盖九月间蔡未平时也”一句为顾、王本所共有，魏本则无，显然顾本应来源于王本，而与魏本无涉。

3.王本和东雅堂本都仅摭取了魏本的部分注文，可视为魏本的节本，但今检顾本所引宋人注，未发现有溢出王本和东雅堂本之外者。

顾本之后，方本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方世举（1675—1759），字扶南，桐城（今安徽省桐城市）人。方本被视为历代韩诗注本集大成之作，同时也是韩诗注本中质量最佳者，章学诚称许该书为“攻韩集者不可不备之书”。

方本在创发新意的同时广泛吸收了前人韩集注释成果，据研究者统计，该书“引用旧注约七百零八条，其中东雅堂注本约一百六十七条，方崧卿约一百二十三条，洪兴祖约二十九条，樊汝霖约三十六条，韩醇约二十六条，祝充约六条，魏仲举约五条，孙汝听约七十条，程俱约一条，王伯大本约一百一十六条，朱熹约五十九条，蒋之翘注本约三十八条，顾嗣立注本约二十八条，蔡约五条”。此处所谓的“王伯大本约一百一十六条”应指书中标示为“王云”的注文，笔者实际检得一百二十六条，与上述统计稍异。经核验，这批注文都见载于魏本，即由魏本可见其真实注家，而在王本中均被删去注家姓氏。如《题百叶桃花》“应知侍史归天上”句，方本注为：“天上：王云：‘谓内庭，公以考功郎中知制诰，寓直禁掖，故云。’”此注在王本中无注家姓，在魏本中则标为“集注”。然而方世举却将这批注文统统视为王伯大之手笔，可见也受到王本选择性删去注家姓氏这一做法之误导。由于未能明晰相关注文的真正归属，方世举经常误将王伯大作为对话的对象，分析其“观点”的正误得失。

方本的这一失误有助于考察其成书过程。研究者指出方本是在“宋朱熹《韩昌黎先生集考异》（即《考异》原本）、魏仲举《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世彩堂《昌黎先生集》、明蒋之翘《辑注韩昌黎集》（以下简称“蒋本”）、清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诸书基础上编撰而成”，但从方世举被王本误导的情况来看，方氏并未目验过魏本，对魏本的利用存在王本与东雅堂本这两个中间环节，前述顾本未直接参稽魏本的3条佐证同样适用于方本。另外，笔者尚未发现有证据可证明方氏曾亲睹《考异》原本，就情理而言，已有王本这一替代本在手，再取《考异》原本以备参考似乎并无必要。虽然方本《凡例》中确曾明言：“注为前人已有者，悉依《考异》及东雅本，仍著‘某云’。其东雅堂不著名者，于‘云’字上空一字，如顾本例。其为愚见则书曰‘按’。”然而这里提及的《考异》实为王本所引也未可知，盖王本当时常被称作“韩文考异”。

综上，目前能确认为方本取材对象的书籍有王本、东雅堂本、蒋本和顾本。东雅堂本、蒋本引宋注较多，却尽数删去注家姓氏；顾本虽存注家姓氏，但相关条目远少于王本。由此可见，方本中署有注家姓氏的宋注，大多源自王本。因而上述关于方本引“王伯大本约一百一十六条”的统计，显然远未得其实。

四、王本的学术价值

从文献真实性的角度而言，作为一部韩集集注本，王本并不能准确反映各个注家的注释实绩，尽管如此，该本仍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首先，王本为研究后世韩愈诗文接受过程与接受特征的形成提供了便利，第三节所举顾本与方本两个案例可证明这点。相关研究显示，即便是在出版业相对繁荣的明代，书籍短缺问题仍然普遍存在。魏本作为韩集的首个集注本，很多已亡佚的韩集校注成果均赖此得以保存，其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此书在明清时期实难得一见。据郝润华考证，魏本初刻于南宋庆元六年（1200），其有据可查的最早重刻本却迟至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才问世，顾嗣立、方世举及其同时代人获取该书的难度可想而知。今人多强调魏本对后世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但这一论断是就最终结果而言，忽视了该本对后世施以影响的环节与过程。具体而言，后人的确承袭和利用了很多魏本的观点，但这种承袭和利用往往是经由王本实现的。由于王本仅择取了魏本的部分注文，所以在乾隆年间重新刊刻前，魏本很大一部分内容其实少有人知，其作用并未得到有效发挥。相比魏本，王本具有保存朱熹《考异》、注文更为简要两大优势，故而在流通中更受欢迎。总之，无论是韩集的编纂与注释，还是日常的韩集阅读，王本都是很长一段时期内最为常见、人们利用最多的版本，而非问世更早、现在看来更为完备重要的魏本。由此也说明，读者的知识来源不能等同于书籍来源，知识被读者接受需要经过复杂的中间流程，若对此缺乏留意，很容易将问题简单化。正如叶晔所言：“没有书籍和阅读这两个环节，文本和知识的对接看似畅通无阻，实则是一种理想化的对接；书籍和阅读环节的介入，让这种对接有了现实感。”事实上，受制于制作成本、读者偏好等因素，历史上很多经典文本本身流传并不广，读者与之直接接触的机会较少，它们依靠后人的改编（如收入选本与类书）方得以普及与流传，因此古人的知识获取往往是间接的，这正是他们的阅读局限所在。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改编本的文献地位一般低于原本，故而在研究中很少予以重视；但客观而言，改编本在知识文化普及方面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将它们纳入考察视野，方可还原时人真实而具体的阅读情境。

其次，王本留存了一些重要的文献信息。顾思程已指出王本与今传《考异》宋刻本在文字上存在差异，甚至有些校勘记见于王本而不见于《考异》宋刻本，这些多出的校勘记并非王本据他本补入，而是王本所据之《考异》版本与今见《考异》宋刻本并非同源所致。因此王本实际上保存《考异》另一重要版本的信息，具有珍贵的校勘价值。另外，书中音释虽然大量承袭前人，但也有王氏自注者，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宋人韩集注释成果。如《元和圣德诗》“踧踖蹈舞”句，王本注曰：“上音蹙，下音昔，行而谨敬。”《猗兰操》“雪霜贸贸”句，王本注曰：“音茂，不明。”以上注文不见于现存其他宋人注本，大概率为王氏原创。

再次，王本还对深入认识中国古代诗文集集注本的文本特征有促进作用。根据相关研究，王本之编次特征在诗文集集注本中并非孤例，如曾祥波曾对杜集传播史上颇负盛名的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一书展开探析，发现蔡梦弼编纂是书时皆删去注家主名，且未在书中作任何说明，以至于该书长期被误认为蔡梦弼本人独创之单注本；后世很多杜集注本，如署名刘辰翁批点、高崇兰编次《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朱鹤龄《杜工部集辑注》、仇兆鳌《杜诗详注》等均受其误导；删去注家名的同时，蔡梦弼对前代注文还多有改写。《杜工部草堂诗笺》的以上特征与王本基本如出一辙。不同之处在于蔡本几乎删去了所有注文之注家名，而王本则只是选择性地删去。可以确定的是，此类文献在集注本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呈现了中国古代诗文集集注本的一个重要侧面，值得重视与警惕。由于王本较为集中地展现了此类文献的特征，因此具有一定典型性，同时也有助于深化相关认识。如集注本中刊落注家主名的现象，究其背后原因，有些确实应属刊刻过程中的无心之失；有些则是遵循既定义例的主动之举，相关义例可能明确刊载于书中，亦可能未明确说明，容易迷惑读者，需要仔细寻绎方能知晓，如《文选》六臣注阮籍《咏怀》诗部分。王本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该书选择性地隐没源文献注家姓氏，且为数甚夥，既非义例使然，似乎也不能用无心之失来解释，应是编纂者出于某种目的有意举措。就性质而言，前两种情况尚属文献承递过程中的正常变动，后一种则与作伪无异。总之，刊落注家姓名最终都可能导致读者对注文归属的错误认知，但刊落行为背后的原因较为复杂，不能一概而论。然而今人多倾向于视此类现象为古人缺乏学术规范和知识产权意识的体现，并非有意为之，这一认识恐怕会遮蔽现象背后的实质。

最后，对王本以及其他类似文献所作之考察还可提醒研究诗文集注释史的学者：部分集注本在征引他人注文时可能并未全盘照录，而是在自身注释观念等因素的趋使下作了主动改写，且未在书中对此作任何说明。这些改写可视为编纂者文学史权力的体现。因此，集注本最终呈现出的文本面貌极有可能是原注者与编纂者、甚至书贾合力造成的结果。研究者可以通过对比集注本与其取材来源，探究集注本成书过程中的文本变异及其背后的考量。另外，由于作家作品的注释史往往是前后相承的有机整体，面对已有的大量成果，后代注家很难做到一空依傍，自为新说，即便是原创性较高的单注本也会面临如何处理前人已有注释的问题：或完全承袭前人成说，或在前代基础上作补充，或修正前人观点，然而以上做法并不一定会在书中明确表明，结果可能会使得前人的智慧被忽视，后人的贡献被高估。揭示某一时段或某位注家的原创性贡献是注释史研究的一大任务，针对这一可能出现的情况，研究者必须具备通观视角与溯源意识，将所研究之对象与前代注家作精细对比，尤其需要对相关领域的源头性工作多加措意，由此方能知晓各时代注家真正的新见与发明。

【作者简介】向伦常，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与文献。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6年第5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