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现存宋刊黄庭坚文集，可分为《豫章黄先生文集》《豫章先生文集》《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三大版本系统。其中，日本内阁文库藏《豫章先生文集》残卷与国内通行之李彤编《豫章黄先生文集》文本有异，在目录编排上显示出与任渊《山谷内集诗注》的高度一致性，极可能反映建炎二年洪炎所编《豫章集》的面貌，具有较高的文献溯源价值。比勘内阁文库藏本与任渊《山谷内集诗注》、李彤编《山谷外集》，既可揭示宋本黄庭坚诗歌异文的重要价值，也展现出南宋时期黄庭坚文集编纂体例的丰富形态。
关键词：黄庭坚 《豫章先生文集》 《山谷内集诗注》 文集秩序
自北宋后期至南宋中后期，黄庭坚诗文屡经辑纂、注释，形成今见《山谷内集》《山谷外集》《山谷别集》系列文集、诗注系统。其诗文编次最初由洪炎、李彤等多位编者确立，再经过任渊、史容诗注系统重新编年，导致后续版本庞杂层累，常令初学者望而生畏。幸而《黄庭坚全集》（刘琳、李勇先、王蓉贵点校，中华书局，2021年）、《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郑永晓整理，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黄庭坚诗集注》（刘尚荣校点，中华书局，2003年）、《山谷诗集注》（黄宝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山谷诗注续补》（陈永正、何泽棠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等整理点校本陆续完成，抽绎出黄庭坚诗文流传过程的主要线索，为相关文学研究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文本。近年来，又有学者利用《四部丛刊续编》影元本《山谷外集诗注》、宋刊《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等珍稀孤本，进一步深化了黄庭坚诗词文献的考订与版本研究。
笔者比勘发现，日本内阁文库藏宋刊《豫章先生文集》十二卷《外集》七卷残本（索书号：重003-0002，以下简称“内阁本”）文本不同于国内收藏的宋刊《豫章黄先生文集》；作为现存较早的黄庭坚文集内、外集合刊本，内阁本《豫章先生文集》部分（即《山谷内集》，以下简称“《内集》”）反映了现已失传的南宋建炎二年（1128）刊洪州本《豫章集》面貌；以内阁本诗歌目次为切入口，比较其与任渊《山谷内集诗注》（以下简称“《内集诗注》”）、史容《山谷外集诗注》（以下简称“《外集诗注》”）及《豫章黄先生文集》的编排方式和诗歌异文，可揭示该本独特的文献价值，理解洪炎、李彤编黄庭坚文集系统的形态演变。
一、宋刊黄庭坚文集、诗注系统概述
南宋陈鹄《耆旧续闻》明确提及：“胡直孺少汲，建炎初帅洪州，首为鲁直类诗文为《豫章集》，命洛阳朱敦儒、山房李彤编集，而洪炎玉父专其事，遂以《退听》为断。”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则表示：“山谷亦有两三集行于世，惟大字《豫章集》并《外集》诗文最多，其间不无真伪。其后洪玉父别编《豫章集》，李彤、朱敦儒正是，诗文虽少，皆择其精深者，最为善本也。”二说既相龃龉，则洪炎、李彤编本孰先孰后，自南宋时已难以厘清，无怪清末沈曾植论黄庭坚文集版本，感叹道：“黄集有洪本、李本之异，治黄学者苦其纠葛而无由分别久矣。”因此，在重审内阁本版本价值以前，须简要概述宋代黄庭坚文集、诗注系统的刊行状况。
自黄庭坚生前自编《焦尾集》《敝帚集》《退听堂录》始，其诗文经周边师友门人随抄随录，已在北宋后期形成一些早期抄本或刻本。任渊《山谷诗集注目录》小注部分所引“张方回家本”“蜀中旧本”“《南昌集》”等文献，即属此类。另据南宋王称《东都事略》载，靖康末年金人攻破汴京后，“又索监书，如苏轼、黄庭坚文集，《资治通鉴》之类，皆指名取索”。这说明宋徽宗虽于崇宁、大观年间严行元祐学术之禁，但苏、黄文集仍旧流传京师并得到官私收藏。金人取索之书，或即胡仔所谓“山谷亦有两三集行于世”者。惜因文献不足征故，北宋抄本、刊本的实际面貌已无从知晓。
南宋黄庭坚文集的刊刻，以宋高宗建炎二年胡直孺主持编刊洪州本《豫章集》为起点。洪炎《豫章先生文集序》载：“建炎戊申岁，时鲁直之故人洪府连帅胡公少汲始属炎撰次，以刻板传世。撰次既契夙心，而外家所托，他人或不预闻，故不复辞。”此序撰于建炎二年十月十日，可知洪州本《豫章集》的撰次，最终的确由洪炎裁定，是南宋最初的《内集》版本（以下简称“洪炎编本”）。至高宗绍兴初年，李彤诸人再校洪州本《豫章集》，重编《内集》并新订《山谷外集》（以下简称“《外集》”），制作出通行后世的内、外集合刊本（以下简称“李彤编本”）。据沈曾植所见李彤跋文可知，该本刊行应在高宗绍兴四年（1134）以降，与洪炎编本初刻仅隔六年左右。因二者相去不远，在流传过程中衍生《内集》洪炎、李彤编本之异，令后世读者多有混淆。此后至孝宗淳熙九年（1182），黄庭坚诸孙黄 编定《山谷别集》（以下简称“《别集》”），有跋文称“右先太史《别集》，皆今《豫章》前、后集未载。盖李氏所编，多循洪氏定次旧本……不肖，窃闻先训，用是类次家所传集”云云。由此可见，洪炎编《豫章集》至南宋后期流传渐稀，新出合刊本均沿用李彤本编次，逐渐固定为今见《豫章黄先生文集》《外集》《别集》文集系统。
文集系统建立后，诗注系统亦随之诞生。任渊于北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初编《黄陈诗集注》，后参考洪炎编本《豫章集》编次，“独取《古风》二篇，冠诗之首”，于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重订《黄陈诗集注》，形成今本《内集诗注》面貌。史容于南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初编蜀本《外集诗注》十四卷，“悉依李彤原编古律分体之旧”。史容逝世后，其孙史季温于南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再刊闽宪本《外集诗注》十七卷，乃史容晚年“细考山谷出处岁月，别行诠次，不复以旧集古律诗为拘”所作，成为《外集诗注》后世通行版本。
综合上述文献记载与国内外宋本文集的存藏情况，可将传世宋刊黄庭坚文集分为三大版本系统：
其一为《豫章黄先生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四卷系统，内、外集编次均依照李彤编本。该版本系统现存最早的刊本制作于宋孝宗乾道年间。《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嘉兴沈氏藏宋孝宗时刊宁宗时修补《豫章黄先生文集》三十卷本（以下简称“《四部丛刊》本”，底本现藏台北汉学研究中心，索书号：402.52 10247）即为其中代表。日本天理图书馆藏宋刊《豫章黄先生文集》残十六卷《外集》六卷同属此系。就文本编排而言，其标识性特征为《豫章黄先生文集》（即《山谷内集》）卷一收赋10首、楚辞7首，卷二始为诗歌部分，收古诗五十首；诗歌部分首录四言诗《赠别李次翁》而置《古风二首上苏子瞻》于卷末，与洪炎编本“独取《古风》二篇，冠诗之首”的体例明显不同。该编次体系在后世流传中影响很大，先被明嘉靖六年（1527）刊徐岱、周季凤序《山谷全书》本《豫章黄先生文集》沿用，又为清代《四库全书》采纳，说明李彤编本作为明清时期黄集刊本的主要取材来源，几乎全面取代了洪炎编本。
其二为南宋乾道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刊《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系统。该书孤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索书号：LSB/9085，以下简称“麻沙本”），相关版本价值和收藏情况学界已有论述。此书是将《内集》《外集》等文献中的黄庭坚诗文重新分门别类，以便学诗者实用检索的商业性坊刻本。笔者考察内阁本所载诗文异文时，注意到其与麻沙本文字高度吻合（详参第三节）。这既说明麻沙本成书之际，曾广泛利用当时已有的黄庭坚文集，具有较高的文献辑佚价值；也表明内阁本与麻沙本亲缘相近，亦具有坊刻属性。
其三为《豫章先生文集》三十卷《外集》十五卷系统，唯一存本为日本内阁文库藏宋刊《豫章先生文集》十二卷《外集》七卷残本。据笔者比勘推定，该本《内集》部分的编次以建炎二年洪州本《豫章集》为祖本，从属于现已失传的洪炎编本；《外集》部分的编次以李彤编本为基准，略加改编。陈晓兰最早向国内详细介绍此本情况，指出与《四部丛刊》本相比，内阁本诗作编次“与《内集诗注》更为接近”，反映了“宋人文集在编刻过程中的多样性、流动性和复杂性”；由于该文写作时内阁本尚未完全公开，缺乏进一步比对文本的客观条件，使作者认为内阁本刊刻晚于《四部丛刊》之底本，是编集者参考任渊《内集诗注》后，对诗歌编次加以调整的新版本。但就实际情况来看，内阁本《内集》虽与《内集诗注》的诗歌编次具有内在一致性，但在诗歌文本上仍保持“文集系统”的独立性，未据“诗注系统”调整次序、校改文字。日本学者村越贵代美在对天理图书馆藏《豫章黄先生文集》残卷进行调查后，认为内阁本《内集》编纂更晚，是任渊编注《内集诗注》所采用的参考底本。其结论虽有纰漏，却明确指出从内阁本可看出“文集系统”对任渊“诗注系统”的直接影响。
下文综合考察宋刊《豫章先生文集》的版式信息与文本系统，重新探讨内阁本残卷的版本源流，认为内阁本虽非建炎二年洪州本《豫章集》之原刻，但在整体上保留有黄庭坚文集由洪炎编本向李彤编本转换的过渡痕迹，具有独特的结构特征与校勘价值。鉴于该书版式陈晓兰已有初步介绍，今仅将说明重点聚焦于有新发现、新见解的文献信息。
二、内阁本《豫章先生文集》的诗歌编次与文本系统
内阁本《豫章先生文集》十二卷《外集》七卷残本现存7册：《内集》部分存卷五至九、卷十六至十七、卷二十至二一、卷二四至二六，共4册，各册分别为古诗2卷，律诗2卷，绝句（五言附）1卷；序1卷，记1卷；表、奏状、杂著等1卷，文1卷；碑铭1卷，题跋2卷。《外集》部分存卷五至七、卷八至九、卷十四至十五，共3册，各册分别为古诗1卷，律诗2卷；绝句、六言1卷，哀词、墓表、碣、志铭1卷；律诗2卷。该本行款为每半叶8行，每行15字，单鱼尾，白口，左右双边。南宋帝讳构、购、眘、慎字缺笔，亦偶有粗疏未避处，可知为南宋孝宗时期刻本。其中，内阁本《内集》卷八《戏题巫山县用子美韵》一诗，“丁宁巫峡雨，慎莫暗朝晖”一联“慎”字不缺笔；《外集》卷十五《送邓眘思归长沙》一诗，于“眘”字下方缺刻末笔，未将御名改作“慎”字。相比之下，《四部丛刊》本遇“慎”字缺笔、遇“眘”字必称“太上御名”或“今上御名”，呈现出避讳缺笔或空字的不同选择。
内阁本版心刻“予章X”“予X”“予外X”标识卷次，区别于《四部丛刊》本版心刻“黄X”“后黄X”的记录方式。“内外集”与“前后集”的表述差异，从侧面说明两者文本系统亲缘关系较远。内阁本版心下方记刻工姓名，字迹可辨者有张成、张、成，张美、美，阎懃、阎，阎三六、三六，罗开、罗，李大方、大方，李十一、十一，李师、师、师广，翟祥、翟，兹仲、兹，上开、上，毋等。检《中国版刻图录》（北京图书馆编，文物出版社，1961年）、《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王肇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仅“张成”“兹仲”“上开”有重名者，其余未见；且尽管参与内阁本内、外集刊刻的主要刻工基本相同，水平却良莠不齐。即便出于同一刻工之手，《内集》雕工普遍较《外集》精良，这或许是由于雕版后期的资金、工期有限。此外，内阁本每卷末刻“豫章先生文集卷第X”“豫章先生外集卷第X”，偶尔省刻为“豫章先生卷第X”（见图1），又或变为“南昌黄先生外集第X”（见图2），并常见以下俗字写法： 。这些现象均表明，该书誊写上版时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不规范处。联系麻沙本各卷首末或题署“增广南昌先生大全文集”，李彤《山谷外集跋》称黄庭坚晚年曾亲手删订真伪混杂的《南昌集》诗文，可推测内阁本文集亦受俗本影响，很可能系自某种早期黄集的坊刻本翻印。相较于《豫章黄先生文集》的内、外集编次均出自李彤编本，内阁本则由来源不一的底本拼合、加工而成，因此需要分别考察内阁本《内集》与《外集》，以理解其独特版本价值与文本生态。
图1 《内集》卷六末叶
图2 《外集》卷九末叶
内阁本《内集》最显著的文本特征是，现存诗歌部分按古诗、律诗、绝句三体分体编次；不同于《四部丛刊》本仅区分古诗、律诗，未将绝句部分抽出单独成卷。内阁本《内集》卷五为古诗部分，卷首为《次韵答曹子方杂言辅》一诗。以此诗位置为起点，以任渊《内集诗注》、黄 《山谷先生年谱》编年为依据，依次对内阁本卷五及卷七、卷九所收同时期律诗、绝句编号排序，比较其与《内集诗注》的编次，可发现分体类编的内阁本诗歌若经重新拼合，实与《内集诗注》诗歌目次高度重合。具体情况列表1如下：
内阁本《内集》现存古诗篇目对应《内集诗注》卷十至二十所收古诗，律诗篇目对应《内集诗注》卷二至二十所收律诗，绝句篇目对应《内集诗注》卷一至十一前半所收绝句。取其交集，至多可完整对比内阁本《内集》与《内集诗注》卷十至十一前半文本异同。以上两卷体量的编次比较虽不过是管中窥豹，仍能令我们直观感受二者诗歌编目的亲缘远近——若将同卷内编次首尾相衔、依附紧密的诗歌视作一套小型的“集内文本群”，可发现内阁本《内集》古诗、律诗、绝句各卷中的一组组文本群，恰可如拼图般依次嵌合进任渊《内集诗注》编次内，呈现出合则为任渊注本，分则为内阁本的排列效果。《四部丛刊》本编次依据李彤编本，与前两者编次的亲缘关系较远。
那么，应如何解释任渊《内集诗注》与内阁本编次的内在一致性呢？第一种可能正如前引陈晓兰所推测的：内阁本以李彤编本为基础，参考《内集诗注》编年，对《内集》进行重新编定，是“诗注系统”作用于“文集系统”的结果。然而，内阁本编次与《内集诗注》并未完全吻合（如表1中律诗③④次序与《内集诗注》相反），部分诗题、诗注、诗序亦有较大差异：如黄庭坚和苏轼《壶中九华》诗，收入《内集诗注》卷十七时以诗序“湖口人李正臣蓄异石九峰东坡先生名曰壶中九华并为作诗（后略）”为诗题，在内阁本中题为《追和东坡壶中九华并序》；又如《内集诗注》卷七收录《往岁过广陵值早春尝作诗云春风十里珠帘卷（后略）》一诗，内阁本题作《往岁过金陵值早春尝作诗云春风十里珠帘面（后略）》，“金”“面”二字与其余诸本不同；再如《内集诗注》卷十七《题李亮功戴嵩牛图》一诗，首联作“韩生画肥马，立仗有辉光”，内阁本“立仗”作“伏仗”，不如“立仗马”典故意思显豁。此处任渊校勘黄诗之功不为内阁本采纳，说明宋本“文集系统”未受“诗注系统”影响。若内阁本曾参照任渊《内集诗注》，形成新的文集版本，二者间的文本、编次关系理应更加紧密。
排除上一种情况后，应考虑“文集系统”影响“诗注系统”的可能性。南宋黄《山谷年谱序》言：“近世惟传蜀本诗集旧注援据为详，第循洪氏所编《退听》之旧。”所谓“蜀本诗集旧注”，即任渊《内集诗注》。另据任渊《山谷内集诗注序》自述：“近世所编《豫章集》，诗凡七百余篇，大抵山谷入馆后所作……然铨次不伦，离合失当。今以事系年，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其不可考者，即从旧次，或以类相从。”可知任渊《内集诗注》编次以洪炎编本为底本，并在其基础上参校众本，“以事系年”“以类相从”，改善洪炎旧编“铨次不伦，离合失当”的状态。联系陈鹄《耆旧续闻》批判洪炎编《豫章集》“前后牴牾”，以其“不用吕汲老杜编年为法，前后参错”为罪证，说明洪炎编本遭人诟病的缘由即在于优先分体类编而导致的系年混乱。如果说《内集诗注》大抵依循洪炎编本次序，那么内阁本与诗注本编次的内在相似性，即提示该本直承洪炎编本的可能性。
任渊《内集诗注》书前目录各诗题下，多以小字注明系年考证。如《内集诗注》卷十《清人怨戏效徐庾慢体三首》题后注云“略从旧次，元在《嘲小德》之后”，正合表1所示内阁本卷七律诗的编次；又如同卷《以天坛灵寿杖送莘老》题后注“从旧次”，为任渊置于《呈外舅孙莘老二首》后，亦与在内阁本卷九绝句的编次若合符节；再如《内集诗注》卷十一《同元明过洪福寺戏题》题后注“略从旧次。元在《寺斋睡起诗》后”，与内阁本卷九绝句编次相合。这些自注表明，任渊所见洪炎编本或区分律诗、绝句，将不同诗体各自独立编排。任氏不满此种类编方式，才参考诸家版本，对《内集》诗歌重加考订、系年。
已知洪炎编山谷诗以《古风二首上苏子瞻》为首，任渊诗注从其体例。由于现存内阁本《内集》缺卷一至四，相当于《内集诗注》卷一至九古诗篇目，因此无从判断《古风二首上苏子瞻》是否居于内阁本的古诗之首。而现存内阁本《内集》卷七以《寄黄几复乙丑年德平镇作》开篇，为律诗部分之首；卷九以《醇道得蛤蜊复索舜泉舜泉已酌尽官酒不堪不敢送》开篇，为绝句部分之首，尚完整保留了律、绝二体的初始篇目。内阁本律、绝二体的初始篇目及其后续诗歌，依次分布于任渊《内集诗注》卷一、卷二部分，除古诗部分有所缺失外，与表1中的“集内文本群”次序基本一致。由此推测《内集诗注》所收古诗之首，也很可能为内阁本编次的第一首古诗。再加上黄“尝考洪氏、李氏旧编”，称“洪氏以《古风二首》为首，不及古赋、楚词。而李氏所编《文集》，则第一卷首载古赋、楚词，第二卷方及古诗，乃以《别李次翁》为首，而《古风》二章反置卷末……竟莫详其纲目，但分古诗、律诗”，既特意强调李彤编本但分古、律二体，则洪炎编本很可能与李氏相异，更接近内阁本分古、律、绝三体的类编形式。
综上所述，内阁本诗歌虽按古诗、律诗、绝句三体分别编次，各卷诗歌次序仍与任渊《内集诗注》保持很高的相似程度。被分体编辑的“集内文本群”联系紧密，呈现出可被整体移动、拼接的“分层结构”。以任渊《内集诗注》为中介，能够上溯内阁本与洪炎编本的内在关联。南宋李孟传《刻方言后序》论黄庭坚《罢姑熟寄元明用觞字韵》“追随富贵劳牵尾”一句用扬雄《太玄经》典故，因“绍兴初胡少汲、洪玉父、李文若诸人校黄诗刊本，乃误作‘荣牵尾’，自此他本遂承误”。今观内阁本《内集》卷八所收此诗，首句作“劳牵尾”不误，恰恰反映黄集文本的早期样貌。上述现象表明，内阁本虽刊刻于孝宗朝，但所据底本源流有自，《内集》部分极可能呈现的是建炎二年洪炎编《豫章集》文本系统的原始面貌。
三、内阁本《外集》的版本源流与校勘价值
相较于十四卷本《外集》，内阁文库藏十五卷本《外集》以李彤编本为基础加以改编，前后部分体例有异。这表明编集者整理定稿之初，曾采取不同底本加以参考。为便于说明，现将内阁本《外集》的前后构成分为“外集”诗文与“外集补”诗歌两个部分。其中，“外集”诗文指内阁本《外集》卷一至十一（实存卷五至九），源自黄庭坚手订少时诗文，正是“山谷平生得意之诗及尝手写者，多在《外集》”者。另据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引》可知，“《焦尾》、《弊帚》即《外集》诗文也”。“外集补”诗歌指内阁本《外集》卷十二至十五部分（实存卷十四至十五），裒辑自黄庭坚晚年拟删落《南昌集》诗歌。据李彤《豫章外集跋》言：“曩闻先生自巴陵取道通城，入黄龙山，盘礴云窗，为清禅师遍阅《南昌集》，自有去取，仍改定旧句。”可知李彤得到黄庭坚晚年批校本《南昌集》后，以该本校订手头待刊的《外集》诗文（即上述内阁本“外集”卷一至十一，相当于十四卷本“外集”的卷一至十）。李彤一方面删去黄庭坚批注“非予诗”者，另一方面重新收集黄庭坚批注“不用”者，由此形成十四卷本《外集》卷十一至十四部分。
就编次体例而言，现存内阁本《外集》卷五至八分古诗、律诗、绝句（包括六言绝句）三体诗歌，不同于李彤编本“但分古诗、律诗”的做法。比较内阁本《外集》与影元本《外集诗注》、明嘉靖六年本《豫章黄先生文集》外集部分诗歌目次，可知该本于李彤编次的基础上效法洪炎体例，将绝句析出单独成卷，与内阁本《内集》保持同一体例。举例来说，内阁本《外集》卷五为古诗部分，所收《书石牛溪旁大石上》诗后直接为《灵龟泉上》一诗；在通行本中，二诗之间尚有《题山谷大石》绝句一首。情况类似的绝句体诗歌，均按照通行本《外集》“集内文本群”的先后次序，统收入内阁本《外集》卷八“绝句”部分。也正是由于内阁本《外集》析出“绝句”一卷，使其总卷数较李彤编本多出一卷，变《豫章黄先生外集》“十四卷本”为《豫章先生外集》“十五卷本”结构。
现存内阁本《外集》卷十四至十五所收“外集补”诗歌，仅余律诗（绝句未被析出）部分，整体编次与李彤编本无异。由于史容视黄庭坚自编诗文集为正统，仅注释通行本《外集》前七卷诗歌，未采纳李彤后辑“山谷晚年删去”诗歌，导致《外集》卷十一至十四的诗歌长期被排除在“诗注系统”之外，没有得到注释、合刊。至清人谢启昆刊刻《黄诗全集》五十八卷，据通行本《外集》《别集》辑录史容、史季温未注诗歌，始将《山谷诗外集补》四卷、《山谷诗别集补》一卷纳入“诗注系统”，形成今见黄庭坚诗歌全集本雏形。
此外，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官方网页著录内阁本《外集》为“十七卷本”，但现存内阁本《外集》的卷十五已完整涵盖十四卷本“外集补”后半部分诗歌，相当于后者《外集》末卷内容。因此，公文书馆称内阁本《外集》缺失“卷十六”“卷十七”两卷，恐属错误著录。单就两种《外集》文本系统内部篇目的对应关系来看，内阁本《外集》实为十五卷本无误。因此，内阁本《外集》卷十四、卷十五两卷，保留有史容《外集诗注》未注诗歌，是现存内容较完整的宋刊“山谷诗外集补”残余部分，极具校勘、订误价值。
篇幅所限，笔者难以逐一介绍内阁本文字的优胜处，此处仅选取内阁本《外集》卷十四至十五部分诗歌，举例说明该本的文献价值。由于宋刊《豫章黄先生外集》卷十三至十四部分现已失传，实际操作中以麻沙本《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和源自宋蜀本的嘉靖本《豫章黄先生外集》对校异文。为直观展示黄诗文本由南宋至清代的流传、写定过程，通行本文字均直接引用整理本《黄庭坚诗集注·外集补》校勘成果。
1.内阁本《外集》卷十四《陈季张有蜀芙蓉畏饮客至开辄翦去作诗戏之》
翦花莫学韩中令，投辖惟闻陈孟公。客兴不孤春竹叶，年华全属拒霜丛。玄冥蹙迫三秋尽，青女催残一夜空。着意留连好风景，非君谁作主人翁。
麻沙本与内阁本同作“玄冥”“催残”，诗题为《陈季张有芙蓉作诗戏之》；嘉靖本作“韩□令”“玄子”“摧残”；《黄庭坚诗集注·外集补》作“玄子”“摧残”，诗题为《陈季张有蜀芙蓉长饮客至开辄剪去作诗戏之》。
按“畏”“长”形近易误，依内阁本诗题，意谓陈季张家有芙蓉花，而主人于花期盛时畏惧酒徒借故流连，索性剪去花朵，以求清静。黄庭坚作诗戏之，希望陈季张担负起“主人翁”的待客之道，不要剪去可供欣赏的芙蓉，保留这份倏忽即逝的美丽。此外，内阁本“玄冥”与出句“青女”相对，均为掌管秋冬时节的神明，较嘉靖本和通行本似更合宜。
2.内阁本《外集》卷十五《行迈杂篇六首》其六
十日狂风桃李休，常因酒尽觉春愁。泰山为麴酿沧海，料得人间无白头。
麻沙本与内阁本相同，嘉靖本作“泰山为□”，《黄庭坚诗集注·外集补》作“桃柳”“泰山为肉”。
今人陈永正、何泽棠以曹植《与吴质书》“愿举太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注出处，认为“二句谓有酒有肉则能解愁却老也”。细味诗意，诗人因落花而伤春，欲浇愁而酒尽，于是欲以泰山之“重”为酒曲，沧海之“阔”为酒缸，所酿无边无际之酒，可解世间万物之愁。以内阁本为解，似较通行本文从字顺。
3.内阁本《外集》卷十五《三月壬申同尧民希孝观净名寺经藏得弘明集中沈烱同庾肩吾诸人游明庆寺诗次韵奉呈二公》
秘藏开新译，天花雨旧堂。证经多宝塔，寝疾净名床。鸟语杂歌颂，蛛丝凝篆香。同游得晁李，谈道过何王。
“同游得晁李”一句，麻沙本同，嘉靖本已讹作“同游得是李”，《黄庭坚诗集注·外集补》作“同游得赵李”。诗题中“尧民”为晁端仁字，内阁本更接近黄诗原貌。
另，此诗题下小注引沈烱《同庾中庶肩吾周处士弘让游明庆寺》，与今见《广弘明集》版本小异，可考宋人所见“弘明集”文本形态：“鹫岭三层塔，庵园一草堂。驯乌逐饭磬，狎兽绕禅床。摘菊山无酒，然松夜有香。幸得同高胜，于此莹心王。”
4.内阁本《外集》卷十五《辱粹道兄弟寄书久不作报以长句谢不敏》
病癖无堪苦懒书，交亲情分岂能疏。深惭烟际两鸿雁，遗我罾中双鲤鱼。故国青山长挂眼，今年白发不胜梳。几时得计休官去，笋叶裹盐同趁虚。
麻沙本与内阁本文本相同，诗题作《辱粹道寄书以长句谢》；嘉靖本作“吾懒书”“长极眼”“笋叶□□”；《黄庭坚诗集注·外集补》作“吾懒书”“长极眼”“笋叶裹茶”。
“苦”和“吾”、“挂”（ ）和“极”（ ）形近易误。“裹盐”之说，用柳宗元《柳州峒氓》诗“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句。
5.内阁本《外集》卷十五《再次韵戏赠道夫》
名教有乐地，思君相与娱。囊锥见颖疾，砻玉待时沽。雨歇鸣鸠树，薰销睡鸭炉。不来应梦起，弄子学歋歈。
麻沙本与内阁本文本相同，嘉靖本作“自乐地”“见□疾”“椟玉”“子学□□歈”，《黄庭坚诗集注·外集补》作“自乐地”“见末疾”“椟玉”“子学□歋歈”。这一系列诗歌异文的存在，可供读者了解黄庭坚诗歌创作的改易过程。
6.内阁本《外集》卷十五《见二十弟倡和花字漫兴五首》其三、其四、其五
睡起草玄三亩宅，无人携酒眼昏花。不知谁劝路门讲，天上日长初赐茶。
邺城也似洛城阔，不种园林学养花。欲把一樽随饮处，僧房处处锁官茶。
池面白鱼吹落絮，叶间青杏退枯花。无因光禄赐官酒，且学潞公煎蜀茶。
划线处麻沙本与内阁本异文相同，嘉靖本作“无人□酒”“□赐茶”“□□园林学养花”“□□处处锁官茶”“□□□□退枯花”“灌蜀茶”，《黄庭坚诗集注·外集补》作“无人载酒”“坐赐茶”“□□园林学养花”“□□处处锁官茶”“□□□□退枯花”“灌蜀茶”。内阁本文字可补订通行本山谷诗文漫漶失真处。
此外应当指出，内阁本《外集》并非全无舛误。如卷十五《道中寄景珍兼简庾元锡》诗题中人名“庾元锡”，与通行本“庾元镇”不同，应为形近讹误。又如同卷《春雪呈张仲谋》首句“（莫雪霏霏若）散盐”，未必较通行本“撒盐”更佳。与其强分优劣，不妨两存其文。
总之，现存内阁本《豫章先生文集》内、外集部分，具有来源非一的复合型文本特征。这说明内阁本编者统合洪炎编《内集》及李彤编《外集》诗文，以古诗、律诗、绝句分体类编为主导体例，塑造了相对独特的文集系统。该版本作为南宋前中期黄庭坚集的刊本，保留有黄庭坚诗歌的早期样貌，隐藏着尚未充分发掘的校勘价值。结合麻沙本《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所收佚诗、佚文，跨版本比照各本诗歌异文，不但有利于《全宋诗》的校订补正，亦可为今后的黄庭坚诗文研究提供更为完备的基础资料。
结 语
综观南宋黄庭坚文集的编排体例，可大致分为分体类编、分门类编、系年编次三种模式。其中，分门类编具有较强的商业属性与实用导向，有别于士大夫自编文集的通常做法。洪炎、李彤编本及后续“诗注系统”的编排体例变化，往往围绕分体、系年的诗歌编次方式争论主次，反映宋代编集者在别集编纂方式选择上的不同趣味。本文通过对内阁文库藏宋刊《豫章先生文集》的研究，认为内阁本《内集》与任渊《内集诗注》诗歌目次“同源而分流”，均承接自南宋建炎二年洪州本《豫章集》文本系统，很大程度保留有洪炎编本原次。据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记载：“玉父建炎间为胡少伋编定豫章诗文……今洪州印本是已。迄今三十年，所在雕印豫章文，正以玉父所编为定。”这说明直至高宗绍兴末年，洪炎编《豫章集》文本系统仍在编刊、流传过程中占据较大优势。据吴曾历官行迹及《能改斋漫录》成书时间推断，内阁本《内集》所据底本，很可能为吴氏所见江西、浙江一带新雕“玉父所编”本之一种。此后内阁本编刊者取洪编《内集》与李编《外集》合刻，对内、外集诗文编次重加整合，形成具有过渡性质的特殊黄集版本。作为一种同时接受洪炎、李彤编本体例影响，且与麻沙本亲缘关系较近的独立文集形态，内阁文库藏《豫章先生文集》在现存宋元本文集中相当罕见，其文献性质应得到宋代文史研究者的进一步认识。
【作者简介】麦嘉倩，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雅博士后。研究方向：宋代诗歌与文献、南宋政治与士大夫文学。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6年第5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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