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上午，2026年中国图书馆年会分会场“制度护航：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与利用”在成都市东安书院举办。国家图书馆原常务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原副主任张志清作《古籍保护重在文化基因传承——从“保存古籍”到“延续文明的生命结构”》报告。

一部古籍为什么能够活一千年？并不是因为它一千年没有发生变化。恰恰相反，它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是因为一千年来不断有人抄它、刻它、校它、注它、读它、收藏它、重新编次它，也不断有人用新的时代经验重新解释它。

因此，古籍可能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时间：一个是物质的时间，一个是意义的时间。物质的时间要求我们尽量延缓衰败，使纸墨、装帧和版本形态得到长久保存；意义的时间却恰恰要求它不断离开原来的时代，进入新的时代。前一个时间要求“稳定”，后一个时间需要“流动”。

对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可能正是要同时处理这两个看起来相反的要求。

古籍不是一个静止的“物”

而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千高原》中讨论“一本书”时，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思想：一本书并不是一个孤立、封闭、自足的对象，它总是与许多不同的人、事物、制度、知识和时代发生连接。

回过头来看中国古籍，我突然发现，我们几千年的典籍传承，本身就存在着这样的现象。以《李太白文集》为例：李白临终前将诗稿托付李阳冰，李阳冰编为《草堂集》。此后经过唐宋文人的搜集、增补、编订、刊刻，逐渐形成三十卷本。宋代又有不同地区、不同系统的刻本，此后元、明、清不断重刻、注释、批校、收藏。

今天我们能够读到李白九百余首诗，并不是因为一个“原本”被完整地从唐代保存到了今天，而是因为无数人参与了这个漫长的过程。

那么，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李太白文集》究竟是什么？它当然是李白的作品。但它同时也是李阳冰、宋代刻书人、历代校勘者、注家、藏书家、目录学家，以及无数阅读者共同参与形成的一个历史结果。

因此，传承并不是把一个完全不变的东西从甲交给乙，再由乙原封不动地交给丙。传承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建立连续性。

这使我重新理解了德勒兹所说的“生成”。所谓“生成”，并不是否定传统，更不是任意改变古籍；它提醒我们：一个文化事物的生命，并不仅存在于它最初诞生的那一刻，也存在于它后来不断进入新的关系、产生新的意义的过程中。这样看来，一部古籍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过去，而是一个仍然没有结束的历史过程。

系统性保护，不只是保护“物的系统”

还要保护“关系的系统”

如果接受这一点，“系统性保护”的含义就可以进一步扩大。过去我们讲系统，比较容易想到藏书环境、修复技术、目录数据、人才队伍、管理制度。这些当然都是系统。

但古籍还有另外一个系统，我愿意称之为关系系统。一本书和谁发生关系？首先和作者发生关系，然后与抄写者、刻书者、校勘者发生关系；再与藏书家、目录学家、图书馆发生关系；今天又与大学、数据库、普通读者、艺术家、设计师、数字人文研究者乃至人工智能发生关系。

过去，一部善本的生命链可能主要存在于：作者—刻书者—藏书家—目录学家—图书馆。

今天，它可能进入：古籍—数字化—数据库—学术研究—公众阅读—学校教育—艺术创作—数字人文—人工智能—新的知识生产。

这不是说后面的东西比前面的东西重要，更不是用数字化替代原书。恰恰相反，原书越珍贵，我们越需要建立丰富的关系，使它不必依靠不断翻阅原件才能发挥文化作用。

因此，系统性保护应该同时完成两件事情：一方面减少古籍物质生命的损耗；另一方面增加古籍文化生命的连接。这两个方向不是矛盾的。数字化真正重要的意义，也不仅是“给古书拍一张高清照片”，而是改变古籍进入社会知识循环的方式。

古籍保护的真实性

并不等于追求一个永远不变的“原貌”

这里还涉及古籍保护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真实性。古籍保护当然必须尊重原件。什么时代的纸，什么样的墨，什么版式，什么刻工，什么装帧，什么时候留下的藏印、批校和题跋，都不能因为今天的需要而任意改变。

但是，“保护真实性”和“认为文化只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原貌”，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部书经过抄写、刻印、重刻、校勘、注释、辑佚、编入丛书，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产生新的版本。版本学的价值，正是要把这些差异辨认出来。所以，“差异”并不是传承的敌人。

当然，有些差异是讹误，需要校正；有些差异是损失，需要尽量恢复。但是另外一些差异，如批校、题跋、注释，却记录了一个时代如何重新理解一部书。一本宋版书上留下明代、清代藏书家的印章，从纯粹恢复“宋版原貌”的角度看，它们都是后来增加的东西；但今天我们绝不会把这些印章全部洗掉，因为它们已经成为这部书生命史的一部分。

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发：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并不意味着把历史冻结在最初的一刻；真正的真实性，还包括它真实经历过的时间。

从“文化基因”走向“文化生成”

我们经常用“文化基因”形容古籍传承。 从历史上看，公私藏书的建立是文化基因的择取、整合、突变、延续、更新的过程。

择优：收藏的择优就是文化遗产大浪淘沙的过程。淘书过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是一次又一次的选择、淘汰，再选择、再淘汰的过程。最后所形成的按照专题、地域、人物、形态、价值选择的收藏，或为国家所藏，或为民众所用，成为文化基因的重要内容。

整合就是收藏品的编程，是使文化基因有序的过程。图书馆员所做的事业很伟大，他们工作所涉及的编目和目录（元数据格式），分类、排架和管理（管理元数据格式），标引和提要（知识连接数据格式），版本和校勘（时光顺序标识），典藏聚散（地理信息和人文位置标识），全文文本（文字信息标识），知识（信息的知识和结构化标识），智慧信息（信息的自动标识），材料信息（信息的承载标识），修复信息（信息的复原标识）都形成了文化基因的基本元素。

突变：文化基因，按照特定的、有利于传播的方式标识出来，在未来传承中不自觉发挥着作用。如书籍材质经历了从甲骨、简帛、石刻、青铜铸刻到纸张、电子的过程；书写方式经历了从绘画、铸刻、书写、摹刻、印刷、光电到数字的变化；典籍传承经历了收集、编纂、辑佚、整理、撰写、刊刻、传播、教育的过程。甚至水火兵燹的书厄，都会造成文化基因的突变和重组。

延续：收藏就是文脉延续的重要内涵。公私收藏共护文脉。公藏庞大、有体系、综合性强。私藏更灵活、更广泛、更有特色。

文化基因在传承中涌现，具有创新性。典籍内容信息的传承，是在意识涌现干预下实现的。信息和能量在算力和算法上的活动，就是“活化”——由“一潭死水”变成“源头活水”的过程。

《周易》如果只停留在早期卜筮文本，不会成为后来如此重要的思想经典；《庄子》如果没有魏晋玄学、唐宋以后文学艺术不断重新阅读，它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也不会与今天完全相同；李白、杜甫、苏轼，同样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选择、注释、刊刻和阅读中不断成为今天的李白、杜甫和苏轼。

所以我更愿意说：文化不是靠“不变”而延续，而是在不断生成中保持连续。这也是理解“系统性保护”时非常重要的一点。保护不是把一个文明固定在过去，而是保护它继续生成的条件。

今天保护古籍

最终是为了什么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国际文化遗产理论也发生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过去，人们更多关心“什么东西值得保存”；后来越来越关心：谁在解释遗产？怎样解释？遗产怎样继续参与今天的社会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计划”把文献遗产的保存、可及性和社会认知联系起来，也说明现代文献遗产保护已经不能简单等同于“把东西藏好”。文化遗产不仅是等待保存的“过去之物”，同时存在于后人持续阅读、解释、研究和重新赋予意义的过程中。

今天数字技术又把这个问题向前推进了一步。过去一个普通读者想看到宋元善本，几乎是不可能的。今天高清数字化使大量珍贵典籍可以跨越地域传播。进一步经过文本识别、知识标引和数据关联以后，一部古籍中的人名、地名、制度、思想概念，可以与另外千万种文献重新建立关系。人工智能的发展还可能进一步改变古籍的阅读方式。

但是技术越发展，我们越要清楚：数字化不是古籍保护的终点，AI也不是。技术只是重新建立连接的工具。真正的问题仍然是：这些连接最终能不能产生新的知识、新的思想、新的审美和新的创造？如果没有，那么我们只是把一个库房变成了另一个更大的数字库房。

系统性保护的最高目标

是保存一种“继续发生的能力”

因此，我想把“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概括为三个相互联系的层面。

第一，是物的系统。保存古籍的纸墨、版本、装帧和历史痕迹，使文明留下来的物质证据得到最大程度的延续。

第二，是关系的系统。让古籍继续与研究、教育、公众、艺术和新的技术发生连接，使沉睡的知识重新进入社会。

第三，是生成的系统。允许并鼓励每一个时代在尊重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下重新阅读古籍，使传统不断产生新的思想和文化形式。

这三者缺一不可。只有第三层，没有第一层，传统就可能失去历史根据，变成任意想象。只有第一层，没有第二、第三层，古籍则可能保存得越来越好，却离今天的人越来越远。所以，系统性保护的真正对象，不仅是遗产本身，而是遗产得以继续存在、继续连接、继续产生意义的整个生命结构。

来源：藏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