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唐魏颢《李翰林集序》“文有差互者，两举之”一语，逗露出唐写本李白集存在着同篇“两存”的编例。以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宋咸淳本《李翰林集》为考察对象，可梳理宋本李白集之同篇“两存”编例呈现为并录、附篇附句与足篇这样三种文本形态。从学术系统之流别、著述体裁之通变视角入手，可贯通四部，对同篇“两存”编例进行“观澜索源”式的释证：观其澜，宋人编宋集，亦多援用“两存”编例；索其源，则“两存”编例实际依循周汉暨中古典籍并录与合本子注的内在理路，亦即俞樾所概括的“古书之例”。回观唐宋文集的“两存”编例，可发现这其实是古人对笔削、按断传统的反拨，也是文献自身对“定本”的反抗。当代唐宋文集的深度整理，宜回归古代文集生成的现场与情境，尊重集部文献的原貌与旧例。

关键词：“两存”；唐宋文集；文本形态；“古书之例”

集部文献多有类属流别，就其形态而言，越初期越自由，无甚体制、义例之羁束；随着“都为一集”的编集之举越来越通行，无论是作者自编别集，抑或是他人代为编集，需要解决的底层逻辑便是如何理顺众多文本，进而形成编次“秩序”。要形成秩序，便要有律例。诚如《五灯会元》所述“法不孤起，仗境方生”，亦可下一转语曰“集本无例，例随义生”。也就是说，无论通例还是个例，其背后都有编集者的观念及考量（也就是“义”），甚至有具体的文献情境。尤其是当个例自别于通例之外时，此个例何以如是？何以能独存？其中便可能隐含着待发之覆了。从这一理路出发，回观中古别集，实物文献上呈现出来的每一种文本形态，皆值得投注探求的目光，进而勾稽考索，始于发现，进于发明。

依循文本形态的问题意识来观察唐宋文集，笔者发现宋蜀本《李太白文集》与宋咸淳本《李翰林集》等宋本李白集极具样本价值。魏颢《李翰林集序》曰：“今日怀旧，援笔成序，首以赠颢作、颢酬白诗，不忘故人也；次以《大鹏赋》、古乐府诸篇，积薪而录；文有差互者，两举之。白未绝笔，吾其再刊。”王琦辑注《李太白文集》时敏锐地注意到“积薪而录”“两举之”两语并非习见，便加注曰：“积薪而录，谓随所得而编次，不论先后，如积薪然。两举之，谓两存之。”经历了安史之乱，李白诗文“章句荡尽”，时人魏颢“于绛偶然得之”，在编次成集时，便需要直面发凡起例的问题。魏颢的处理方式是采用往来赠答诗压卷、遇同篇两稿则“两举之”的编集体例。关于唐宋别集的“压卷”体例及其文本功能，笔者已有专题探讨；而“两举之”的体例设计，尚未见有论列者。需要说明的是，下文拟讨论的“两举之”“两存”，一类是作者自身的创作与修改中产生的同篇两稿，另一类是在作者身后文本的流传与新别集的编纂中产生的两个文本——事实上，两者本身就交织互渗而难以泾渭分清。

一、并录、附篇附句与足篇：宋本李白集所见同篇“两存”的三种文本形态

魏颢编次《李翰林集》时的“两举之”，其前提是李白屡有一诗两稿或同题两作：关于一诗两稿，陈尚君讨论綦详，可以参看；关于同题两作，则太白集中有《凤台曲》《凤凰曲》两作，可以覆按。尽管写卷本时代李白集的“两举之”形态已无缘窥见，但此编例作为一种方法，是完全可能在后世被继承或复现的。一方面，唐写卷唐集在迭经“写印转换”后，其编次、体制与义例，往往在宋刻本唐集中有所遗存，譬如蝉之于蜕，蝶之于蛹；另一方面，宋人去唐未远，见写卷本唐集犹多，颇能知悉唐集丰富纷歧的文集编例与文本形态，因此在汇次编定唐集时也可能会沿其波而承其绪。于是，当我们翻检传世宋蜀本、宋咸淳本李白集时，确实可以注意到其中多有“两举之”的文本案例。更有意味的是，这类“两举之”的案例还呈现为多样的、差异化的文本形态。

宋蜀本《李太白文集》卷四同叶并录《白头吟》一诗两稿，且题注曰：“又一篇与此异，今两存。”将相同、相近字句对照，可知同篇之两作并非传抄讹变层面的异文，而是有着结构化的存留与改写。后世版本如明嘉靖本《唐李杜诗集》卷六，于李白《白头吟》仍沿承宋蜀本的文本形态。无独有偶，宋蜀本《李太白文集》卷二十同叶并录李白过彭蠡湖之诗的同篇二稿，诗题、题注分别作：

过彭蠡湖寻阳

入彭蠡经松门观石镜缅怀谢康乐题诗书游览之志二篇或同或异故并录之

两相比较，第一组一诗两稿，很可能两稿的原载文献中诗题皆作《白头吟》，故用一题摄之；第二组一诗两稿，因原载文献中诗题本就不同，故各存原题。明朱谏于《过彭蠡湖》后按语曰：“按此诗二首，又一首云《入彭蠡经松门观石镜缅怀谢康乐题诗书游览之志》，其情辞详赡，已入《选注》讫。此云《过彭蠡湖》者，辞颇少异。本是一诗，而当时传写者有详略不同耳：是知李集之差讹不止此也。”直目一诗二稿之并录为“差讹”，似未窥见编集者存两本旧貌之苦心。复考宋咸淳本，乃将李白过彭蠡湖诗之二题分别收入卷十四、卷十九，亦属另一种形态的并录两存，而非失察重收。类似“辞颇少异”而异卷并录的情况，在宋蜀本《李太白文集》中也有，如卷五《东武吟》首两句为“好古笑流俗，素闻贤达风”，题下注曰“一作《出金门后书怀留别翰林诸公》”；此篇另见于卷十三，题作《还山留别金门知己》，首两句亦为“好古笑流俗，素闻贤达风”，题下注曰“一本云《出金门后书怀留别翰林诸公》”。两篇尽管字句互有异同，但历来论者皆目为一诗二稿，并无歧见。察宋蜀本《李太白文集》全书之体例，明明每诗皆有汇校，用双行夹注的形式注出“一作”“一本云”，但于以上三组案例仍并录两存，显然并非疏漏误收，而更可能是宋蜀本编刊时所见写卷本李白集之中便有意识地存留了同一篇作品的两种状貌，与前引魏颢《序》“文有差互者，两举之”恰符契相合。正因如此，从唐写卷中取材的《文苑英华》也两相载录，是故詹锳论曰：“二首均见于《文苑英华》，一题作《东武吟》，一题作《出金门后书怀留别翰苑诸公》，则是诗之重出久矣。”

李白另有一些一诗两稿的作品，在宋本中分属于两个组诗，益可见李白之组诗曾经“合题”，往往并非出自本人手集手定，而是自李阳冰、魏颢、范传正以降迭次编集的产物。著例如宋蜀本李白集《感兴八首》之四、六、七，分别对应《古风》其四七、二七、三六，是三组同篇两存的诗作。元萧士赟补注太白诗时便于《感兴八首》其四后注云：“士赟曰：按此篇已见二卷古诗四十七首，必是当时传写之殊，编诗者不能别，姑存于此卷。”《感兴八首》其七后，萧氏又注：“士赟曰：按此篇已见二卷古风三十六首，但有数语之异，是亦当时初本传本之殊，编诗者不忍弃，两存之耳。”对于李白集中的“两存”编例，萧士赟之解说难免有前后失照之疏。有意思的是，尽管王琦在注魏颢《序》时已精准注出“两举之，谓两存之”，但在解释《感兴八首》其六与《古风》其二七重见时却说：“琦按：此篇与二卷中古诗之二十七首互有同异，想亦是其初稿，编诗者不审，遂重列于此耳。”重蹈萧士赟自我龃龉的覆辙。关于这两组诗的重出与“文本多歧”，陈尚君也曾予以比勘，认为《感兴八首》之六与《古风》其二七相比，“可能《古风》为定稿”；《感兴八首》之七与《古风》其三六相比，“二诗确为一诗之前后稿”，持论慎重且有按断。平心而论，萧士赟说“编诗者不忍弃，两存之”或王琦说“两举之，谓两存之”，当更接近于李白集一诗两稿形态产生之根源；倘将这种两存简单归结于编者的“不审”“不能别”，反而遮蔽了问题意识生发之可能性。

作为传世最早的李白集注本，除上举两例外，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于太白集之“两存”另有颇多揭示，例如《白云歌送友人》后注：“此诗已见第六卷，特首尾数语不同，而此则尾语差拙，恐是初本未经改定者，今两存之。”也指出了重见之篇系因“两存”编例之故。综言之，以上所考一诗两稿的文本，无论同卷同处、同卷异处还是异卷异处，两稿皆各自独立，并录两举于同一文集中，这可以看作是宋本李白集同篇“两存”的第一种形态。

宋蜀本《李太白文集》另有一种同篇“两存”形态，即先对同篇作品的一诗两稿进行“结构性校勘”，然后将那些无法用异文形式进行标识的篇章或段落以夹注的形态标识在一本之后。以宋蜀本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为例，全篇整体附注如卷二《古风五十九首·客有鹤上仙》：

客有鹤上仙，飞飞凌太清。杨〔扬〕言碧云里，自道安期名。两两白玉童，双吹紫鸾笙。去影忽不见，回风送天声。举首远望之一作“我欲一问之”，飘然若流星。愿飡金光草，寿与天齐倾。一作“五鹤西北来，飞飞凌太清。仙人绿云上，自道安期名。两两白玉童，双吹紫鸾笙。飘然下倒景，倏忽无留行。遗我金光草，服之四体轻。将随赤松去，对博坐蓬瀛。”

察“客有鹤上仙”与“五鹤西北来”，“回风送天声”与“倏忽无留行”，皆具有结构性差异，而“举首远望之”两句在夹注“一作”之版本中并未出现，而夹注“一作”之版本中的“将随赤松去”两句为正文本所无——相互之间皆难以用标注异文的方式予以精确呈现，故而只能采取附篇之形态。

至于附句，宋蜀本卷二《古风五十九首》中则更多，如《黄河走东溟》末两句注：“一作：‘谁能学天飞，三秀与君采。’”《胡关饶风沙》两处夹注“一太〔本〕此下添‘争锋徒死节，秉钺皆庸竖。战士途蒿莱，将军获圭组’四句”以及“一作‘卫霍今不在’”。他如《抱玉入楚国》夹注“一本此下添……”；《孤兰生幽园》夹注“一本自第四句后云……”；《八荒驰惊飙》夹注“一本首六句云……”；《战国何纷纷》夹注“一本首四句以下云……”；《羽族禀万化》夹注“一本下添……以下同”。非仅《古风五十九首》如此，近似的附句式结构性校勘也见于卷九《叙旧赠江阳宰陆调》，正文夹注“一本自‘陆氏世英髦’以下云……下与此同”；卷十二《游敬亭寄崔侍御》题注“一本作《登古城望府中奉寄崔侍御》，其不同处悉重出”；卷二一《独酌》文末夹注“一本云‘春草变绿野……’”。令人惊喜的是，宋蜀本《独酌》所“两存”的别本《春山独酌二首》之一，可以在日藏唐写本《新撰类林钞》卷四中发现，是知此诗同篇两稿之歧异，确实自唐已然。

就本文论题而言，宋咸淳本的独特价值在于存留了与前揭并录、附篇附句不同的第三种“两存”形态，那就是像衲百家衣一般地以有补无、取长补短，从而萃聚为最全备的诗篇作为正文本，然后双行夹注“一本无此二句”“一本无此六句”等等，作为对别本形态的记录——陈尚君已经列表枚举，可以参看。回归这类“足篇”式文本之生成源头，笔者推测可能是乐史在会校众本之后采择各本诗句成一最全之本，然后在某些句下注出一本无某某几句。也就是说，并不能认为乐史所留存的诗句最多的正文本形态就一定是原生态的完篇，其中的不少诗句，其实皆是别本仅存，而被乐史用“百衲本”的思维缉缀入正文本。综上言之，宋咸淳本和宋蜀本尽管同样是用夹注标识“结构性”两存，但宋蜀本无疑保留了两存的原貌——我们今天仍可很容易地从宋蜀本中离析出同篇两存的两个独立文本；但面对宋咸淳本，哪怕想离析出某种独立文本，也会感到难以措手。

综上，可列宋蜀本、宋咸淳本李白集同篇“两存”的三种文本形态如下表1：

讨论至此，还需要回应这样一个问题，“两举之”式的文本形态，是否仅是魏颢所纂辑的写卷本《李翰林集》或宋本李白集的个例？抑或这是唐宋文集中曾普遍存在的一种编例形态？回归古人作诗撰文的文学现场，当能共识：包括李白在内，前后往往多有删润，一篇诗文留有两个文本是很常见的现象。如果说经学注疏在学说层面并存两说，是为了“两存以俟知者”，那么在编集时并录同篇之两稿，则有着留存两稿不同风格甚至不同心境的考量——无论从读者还是从作者的视角看，改稿并不是必定优于初稿，且改稿比对初稿所呈现的文本生成信息，已然具备进入过程的“活的文献学”之研究价值。

李白集中同篇“两存”形态的三种类型既明，也许我们还会有这样的疑问，同样是“两存”，何以在宋蜀本李白集中会同时出现大字并录或小字附篇附句呢？就传世文献的研判而言，并录式“两存”的形态Ⅰ很可能大量存在于写卷本唐集中，亦即宋刻本乃继承唐写卷而来；而附篇附句式“两存”的形态Ⅱ以及足篇式“两存”的形态Ⅲ，则可能较多出现在“抄印转换”之际宋人汇聚众本编次唐集的时候——这也与唐写卷多歧流动的手抄本属性以及宋刻本凝定企稳的印本属性是合辙的。并且，这三种形态皆非宋本李白集之专属。由此，笔者将对唐集“两举之”的编纂体例展开观澜索源式考辨，进而对该类问题形成贯通四部的系统性分析与疏证。

二、观澜：宋编唐宋文集中的同篇“两存”形态

无论从情理上推测还是从校勘层面“例校”，我们当会认同宋人编唐集（刻本）实际存留了颇多唐人编唐集（写卷本）的编例特征。但从实物文献的实证层面看，唐写卷文集往往“文献不足征”，已很难就哪些是唐人编唐集所特有的编例取得指实且完整的证据链条与逻辑链条。在这种情况下，接下来的讨论，毋宁统一看作是宋人编唐集。例如，宋葛立方《韵语阳秋》载：

武元衡诗不多，集中有《酬严司空荆南见寄诗》两篇，一云：“金貂再领三公府，玉帐连封万户侯。”一云：“汉家征镇委条侯，虎节龙旌居上头。”皆续以“帘卷青山巫峡晓，烟开碧树渚宫秋。”第三联一云：“刘琨坐啸风清塞，谢朓题诗月满楼。”一云：“金笳尽掩故人泪，丽句初传明月楼。”皆续以“白雪调高歌不得，美人相顾翠蛾愁”。人讶其太同。余谓乃元衡删润之本，集中两存之尔。当以前篇为正，后篇诚未工也。

葛立方所见武元衡集，恰保留了并录式“两存”（形态Ⅰ）之例。不过，目前实在难以指实葛立方所见到的究竟是孑遗的唐写卷还是宋刻本。今见传世《武元衡集》最早为明铜活字本，卷下分录《酬严司空荆南见寄》“金貂再领三公府”诗和《奉酬严司空荆州见寄》“汉家征镇委条侯”诗，犹存武元衡集并录式“两存”的编例形态——这种形态可能源自宋人编武集，也有可能在唐写卷武集中便已如此。当然，有的始于宋人的“两存”编例，是宋人在编刻唐集时已经明确交代的，如吴兴叶桯《重刊柳文后叙》曰：

郡庠旧有文集，岁久颇剥落，因裒集善本，会同僚参校，凡编次之殽乱、字画之讹误，悉厘正之。独词旨有互见旁出者，两存之以俟览者去取。

自道“两存之以俟览者去取”的编例，切实表达了对两稿词旨“互见旁出”的尊重。

另外，宋人在编刻唐集时，有时会通过题下注或诗中夹注的形式，记录编集过程中所留意到的“两存”形态。如宋蜀本许浑《许用晦文集》卷二载：

太和初靖恭里感事前有《问〔闻〕宋相公申锡下世》一篇，辞旨略同，但七言，稍异耳

清湖〔湘〕吊屈原，垂泪撷苹蘩。谤起乘轩鹤，机沉在槛猿。乾坤三事贵，华夏一夫冤。宁有唐虞世，心知不为言。

题下注颇堪注意，盖明确指出许浑《丁卯集》中尚有一并录式两存之七律。考许浑之“七言”《闻开江宋相公申锡下世二首》既见于宋蜀本，亦见于《乌丝栏诗真迹》，第二首作：

月落清湘棹不喧，玉杯瑶瑟奠苹蘩。谁令力制乘轩鹤，自取机沉在槛猿。位极乾坤三事贵，谤兴华夏一夫冤。宵衣旰食明天子，日伏青蒲不为言。

两相比照（重合的字句已加粗显示），则许浑五律、七律之间存在着先后两稿的关系，吴企明认为这两首诗是一诗两稿：“许浑先作《太和初靖恭里感事》，后又作《闻开江宋相公申锡下世二首》第一首。意犹未了，遂改五言律《太和初靖恭里感事》诗稿成为《闻开江宋相公申锡下世二首》的第二首。后人裒集许浑诗，把原稿、修改稿都收入集中。”可从。一个合理的推测是，许浑很可能曾将这两首作品并录于自己的《丁卯集》之中，至宋人刊刻时，所见诸种唐写卷《丁卯集》，有的载录《闻开江宋相公申锡下世二首》，有的则不收——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闻开江宋相公申锡下世二首》在宋蜀本中出现于宋人掇拾的“拾遗篇”，而非正集，显系据别本捃拾。不过，宋蜀本《太和初靖恭里感事》题注“前有《闻宋相公申锡下世》一篇”，又明确标识了编集者所见同一部许浑集中确实并录两作，于此也可窥见宋本传录唐写卷时存真与变貌的交织。

宋蜀本许浑《许用晦文集》亦多附篇附句式“两存”（形态Ⅱ），比较典型的例证如卷二《行次潼关题驿后轩》篇末夹注：“一本破题云‘残月征人起，西风宿雾开’，第三联之〔云〕‘杨震名偏著，终童贱不回’。”同卷《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诗末夹注曰：“别本作《行次潼关逢魏扶东归》，首句云‘南北断蓬飘’，下五句并同。卒章云‘劳歌此分首，风急马萧萧’。”许浑集外，宋人所编唐集中的附篇附句式“两存”实属夥颐。宋世彩堂本韩柳集多于夹注并存异文，但通常不超过两句。例如，世彩堂本《昌黎先生集》卷一《元和圣德诗》“通达今古，听聪视明”下分别夹注：“‘今’或作‘先’，或作‘通今达古’”和“或作‘视听聪明’”。《河东先生集》卷三九《为桂州崔中丞上中书门下乞朝觐状》题注云：“中丞，崔咏；一本作《上宰相状次前请朝觐表作》。”卷四二《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岭树重遮千里月，江流曲似九回肠”下夹注：“刘僴云：一本作‘云駃去如千里马，江流曲似九回肠’，未知孰是。”“未知孰是”这样的表达，最大可能即是出现于宋人（如廖莹中）编刻柳集之时。另如宋魏仲举辑注柳集于《梦归赋》“寓大鹏之远去”夹注：“一本作‘寓大算而远去矣。’”魏仲举辑注韩集于《古风》“去我奚适”夹注曰：“一本作‘我去奚适。’”近似的同句两存者，不下十余例。源出宋本的洞庭席氏刻本唐李频《梨岳集》收《寻华阳隐者》一篇，诗末夹注曰：“此题重出，末二句同。”亦属两存。

在传统的校书心理中，遇有差互歧异而能按断，甚且辨其优劣是非，被认为是有学识的体现。但魏颢、叶桯等编集实践为我们展现的，却是以有限度的作为甚至不作为来表达对唐集旧貌的尊重。基于此认识，回观日本古活字本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十九《送客南迁》诗末夹注：“是一篇重出而字小异，故依旧存之云。”同卷后一篇《行简初授拾遗同早朝入阁因示十二韵》诗末夹注：“是一篇亦重出，依旧存之。”卷六三《七月一日作》诗末夹注：“是一篇重出而小异，故依旧存之。”便可能会激赏于编刻者虽知其重出而不径自删削的“保守”做法。相反，当读到宋吴正子注《李长吉歌诗》称鲍本“多是后人模仿之为，词意往往儇浅，真长吉笔者无几，余不也〔敢〕尽削，姑去其重出者一篇云”，则可能会惋惜且希望一睹那一篇因重出而被删落的文本之面貌。在浦起龙看来，“宋、元诸刻，传写字样互有不同，旧本刻某一作某，最称得体，并两存之”，也表达了对“并两存之”的肯定，只不过他的留意点在标识单个异文，与本文所讨论的篇句两存尚有不同。

近代以来，唐集斠理成就显著，然取法多在形态Ⅱ、形态Ⅲ，遇有形态Ⅰ之文本，也通常会将其改造为形态Ⅱ、形态Ⅲ——从本文的问题意识角度去审视，整理古籍的结果往往不无羼乱古籍之处。如果在形态Ⅱ和形态Ⅲ之间再作细辨，则附篇附句式的斠理更优于足篇式的斠理——足篇之后，版本谱系实际上就已经消泯了。当然，近现代学人在校书实践中，也多有审慎的抉择。例如，詹锳等在校注李白《赠友人三首》时，便采用“附篇”的形态Ⅱ：“第二首以敦煌残卷与本集相校，异者几半，今并录之以供参考……残卷本：‘我有一匕首，买自徐夫人。匣中闭霜雪，赠尔可防身。防身同急难，挂心白刃端。荆卿一去后，壮士多凋残。斯人何太愚，作事误燕丹。使我衔恩重，宁辞易水寒。凿石作井当及泉，造舟张帆当济川。廉夫惟重义，骏马不劳鞭。丈夫贵相知，何必金与钱。’二者语意多同，盖一诗之两传者，然残卷本似差胜。”

上节已经论及，宋本李白集“两举之”的三种编例形态，形态Ⅰ在唐人编唐集处便可得到魏颢等实证，而形态Ⅱ、Ⅲ则多见于宋人编唐集。宋人编唐集既如此，那么宋人编宋集是否也心知其意、一以贯之呢？接下来即予以考论。

宋集之“两存”同篇而稍异者，需要结合文献，具体分析：有时是编集者未曾觉察的无意之疏，有时则是编者有意为之；更进者，这类“两存”甚至是作者本人的“义法”或秩序。宋曾季狸《艇斋诗话》曰：

东莱《济阴寄故人》“柳絮飞时与君别”有两本者：东莱少时作，后失其本，在临川，因与学徒举此诗，亡之，遂用前四句及结尾两句补成一篇；已而得旧诗，遂两存之。“落花寂寂长安路”者是旧诗，“千书百书要相就”者是追作。

吕本中之集，在宋代即已刊刻，两诗分别并录于卷五（题为《济阴寄故人》）和卷十（题为《新郑道中》）。根据曾季狸的记述，则这一形态Ⅰ并录式“两存”，实为吕本中之自为。至于编集者之所为，即便是编集者已经判定了何者为初稿，何者为定稿，也不妨碍他仍采用两存之法。《山谷诗外集补》卷二载录黄庭坚《答王道济寺丞观许道宁山水图》，诗末注曰：“分宁本云：按此诗前篇载《外集》，二十二韵，而此篇比前多一韵，其间大同小异。恐前篇乃改定本。今照旧刻并录之。”便是在已经判别出初稿、定稿的情况下，仍两存其本。

通观宋人所编宋集，形态Ⅰ并录式“两存”占比不高，更多的是形态Ⅱ附篇附句式“两存”。欧阳修之集，有自编本《居士集》，持择颇严。南宋庆元二年周必大曾校刻《欧阳文忠公集》，今宋本原刻犹存，亦多用“一本作”整体两存诗题、诗句等整句文本。如该本《外集》卷三末附周必大校记，“奉酬圣俞、答梅圣俞”阴文下双行夹注曰：“二诗多同而韵异，故两存之。”《集古录跋尾》卷十末附录记真迹、集本互校之法曰：“若异同不多，则以真迹为主，而以集本所改注其下。或繁简辽绝，则两存之。”另如《集古录跋尾》卷四《范文度模本兰亭序附》所附两则跋语，皆以“自唐末兵戈之乱”起，后一则周必大题注曰：“与前跋相类，疑是稿本，今两存之。”又《书简》卷五有注曰：

又嘉祐六年

……

又与前帖相类，疑是稿本，今两存之

今人整理本遂将后帖移入注文，已失其旧。又《书简》卷五末续添《与刘原甫》一通，有按语曰：“此卷嘉祐六年《与刘原甫》二书，大同小异，已两存之。今此本又复相似，仍并两幅为一幅。案前辈手牍，大率起草，今吉州法帖所刻嘉祐末《慰富彦国书》稿是也。况公于原甫尤致其详，或已写复换耶？”于此可见，同篇两存在文献存真之外，有存留异质性史料的实际价值。欧阳守道《书欧公帖》谓：“此卷盖谱之初本，与世次碑本不同。碑本刊定而后入石，初本记录稍异，来者见之，犹有考订于碑之外。周益公刊公外集，尝两存之，而此卷又与外集所收者小异。”学人倘有心，汇聚此三本以考证欧阳修之宗谱世次，或有得间之喜。所谓“异质性史料”，当然也有可能是作者前后立说不同，例如宋汪应辰《题林子中集》曰：“其作《孙少述传》、《东观绝笔序》，书当时大臣事略不回隐。今此集所载，皆窜定无完篇，盖既进用于绍圣，则诋元祐、誉熙丰，故其说屡变也。偶得其别本，今两存之。”自是有见于林子中立说“屡变”背后的身份、心曲之变迁。

苏轼诗文在宋代流布很广，当宋人编刻《东坡集》时，自然会面临如何处理歧出文本的问题。至于宋代编苏集者已经注意到的一诗两稿，则仍采用附篇附句式“两存”编例，如《东坡续集》卷十载苏轼《贺新运使张大夫启》，文末夹注：“‘著闻美绩’下四句，一本作‘望高郎选，粲列星之经躔；华使周爰，凛外台之风采’。”同卷《谢应中制科启》文末夹注：“‘以尧’至‘大猷’五十字，一本作‘德为世之望人，位为时之显处。声称所被，四方莫不奔趋；议论一家，多士以为进退。致兹庸末，亦与甄收。’”宜归于形态Ⅱ附篇附句式“两存”。

总结而言，上节所抽绎之三种形态的“两存”，其实皆可看作是一种基于编集实践而归纳出来的切实有效的方法——编次别集如此，校刻总集乃至别编词集亦可援例为之。同样是周必大，当其校刻《文苑英华》时，于杜弼《为东魏檄梁文》，先存《文苑英华》之原本，再用《艺文类聚》校之，复低两格注曰：“此檄与《艺文类聚》《资治通鉴》所载并同，惟《魏书·岛夷萧衍传》文既谆复，先后亦异，今并录之。其仅同者，白字是也。”其后即低一格录《魏书》所存之别本，而以黑底白字标识两本相同之文句。推而广之，则宋人编次文献，实亦偶用“两存”之法，例如范冲《裒集司马光记闻奏》称“疑者传疑，可正者正之；阙者从阙，可补者补之；事虽叠书，而文有不同者，两存之”。

宋人编宋集，所面对的文献，有时是对自己而言具有“神圣宗器”性质的家集。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父祖一篇两稿，族裔若子若孙也不会轻易删削其本，而是保藏手泽。周纶之父曾题《居颍帖》，后“再得苏氏《秋寒帖》副墨并苏丞相二跋，遂改初本”；对于周纶而言，乃父的手泽遗墨属于家集，他的处理方式是“今以旧稿手泽具在，故两存之”。

三、索源：作为“古书之例”的并录与合本子注

前两节考察唐宋文集同篇“两存”之三种编例形态已详，但诸形态之内在理路尚有待于进一步揭示。概言之，并录式“两存”（形态Ⅰ），导源于周汉古书之重出编例；附篇附句式“两存”（形态Ⅱ），则导源于中古佛经翻译文学影响下的“合本子注”编例；至于足篇式“两存”（形态Ⅲ），因传世文献仅有结果的呈现而没有过程的呈现，倘非特加说明，则不易指实，且古人确实很少特加说明的情况，故存而不论。

周汉古书之重出，析分起来，也存在多种不同情况，如不同古书之间的交叉并录、同一古书内部的无意重出和有意两存等，情况洵为复杂。不同古书之间的交叉并录，久已是古书生成领域的焦点话题。刘知几曾论“《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别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刘逢禄也基于先秦短章的独立性特点，判断《左传》乃是刘歆由《国语》一类文献改造而来；孔广森更是指出“《小戴记》《周礼》《周书》《管子》《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贾谊新书》《韩诗外传》《史记》《汉书》《说苑》诸籍，多与是《记》相出入”，于是“并载之”。另如《墨子·所染第三》，孙诒让《墨子间诂》注曰“毕云：‘《吕氏春秋》有《当染》篇，文略同。’”近年来，随着学界对文章体制、文本形态之“物质性背景”的关注，学人对不同古书的短章交错也给出了更有深度的解释。据徐建委研究，“传世的超过半数的周秦汉文献，其基本构成单位是章。如《论语》《老子》《国语》《孟子》《庄子》《礼记》《荀子》《战国策》等等。传世诸子传记多有互见文献，也几乎全为短章的互见。如《吕氏春秋》与《淮南子》，《韩诗外传》与《说苑》《新序》，是战国秦汉之际文本关系最为密切的两组，其互见文献就几乎全部是以章的形式存在”，尤其是《晏子春秋》《吕氏春秋》《韩诗外传》《说苑》等古书中的材料，“虽然也是经过很多次转抄，但却多是作为一个文本整体被搬运来、搬运去，其原始规模并未发生多大改变”。基于这一发见，我们对于周汉古书之交叉并录，也应更新认识，不宜再像古人那样刻意求深以至于曲为之说。比如宋张淏注意到《说苑》载赵简子游于河而乐之，《新序》载晋平公浮西河：“二书皆刘向所辑，二说相类如此，疑本一事，所传不一，故有简子平公之异。向两存之，岂示传疑耶？”二说有异，确实可能是因不同书牍记载之不同，但刘向于两书中两存，不过随宜编录，恐怕未必心存“示传疑”之念。刘向校书之时，面对纷繁的木牍短章，不乏同一事而两稿，如何将其系统地编次为一部部子书，确是一项很棘手的工作。

同一古书“无意重出”的代表为《论语》《孟子》，中多重出之章。如《论语》“知者不惑”章、“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章、“过则勿惮改”章、“巧言令色”章等，既往学者如刘宝楠、康有为、钱穆等皆认为是由于孔子屡言及此，而弟子各记所闻，编次时难免复见。《孟子》中亦有“君仁莫不仁”章重出，朱熹集注引张氏说：“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当以正君为急，此章直戒人君，义亦小异耳。”颇近于后见之明、曲为之解。另如《大戴礼记》，流传到宋代，王应麟所见本仍“中间缺者四篇，重出者一篇”，当也是《大戴礼记》写卷本之无意重出。唐人王冰所见写卷本《黄帝内经素问》，也存在“岁月既淹，袭以成弊。或一篇重出，而别立二名”的情况。至于同一古书“有意两存”，如班固《白虎通》先后有《改朔之义》《改朔征伐先后》两篇，且夹注曰：“重出，略有异同。”遥想《白虎通》在编次之时，当不会将两篇“略有异同”的文字置于一处，近眉睫之前却未察其重复，盖因两篇各有胜义，故两存之。又陶弘景《真诰》于“又有一人，甚少整顿”条夹注曰：“此条重出而小异者，前所书是杨君自记九华降事，隐之不出。从此后是更疏说长史事，以示长史，故此一片两本也。”更是明确记述了将一条文献有意识地“两存”之缘故。

关于经、子之两存问题，比较典型的古书便是《墨子》。《墨子》“十论”每论皆有上、中、下三篇，俞樾称其“字句小异，而大旨无殊。意者此乃相里、相夫、邓陵三家相传之本不同，后人合以成书，故一篇而有三乎？”后来陈柱认为三篇的成因是墨子多次宣说，而弟子的记录也互有异同，故编次时存留三篇；杨宽则认为“各上篇文字简要，以理论为重，各下篇言繁好辩，推重迷信，中篇适得乎中”，认为三篇各出于一人之手。复次，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尝论“两义传疑而并存例”曰：

凡著书者，博采异文，附之简策。如《管子·法法篇》之“一曰”，《大匡篇》之“或曰”，皆为管氏学者传闻不同而并记之也。《韩非子》书如此者尤多。如《内储说上篇》，引鲁哀公问孔子莫众而迷事，又载：“一曰晏婴子聘鲁，哀公问曰：‘语曰，莫三人而迷。’”《外储说左篇》，引孟献伯相鲁事，又载“一曰孟献伯拜上卿，叔向往贺”，如此之类，不下数十事。《尚书》每有“又曰”之文，愚谓亦当以是解之。《康诰篇》：“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无或劓刵人。”盖史策所载异辞：一本作“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非汝封。”一本作“非汝封劓刵人；无或劓刵人，非汝封。”故两载之，而词有详略也。下文：“王曰：‘外事，汝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伦。’”此一本也。“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王曰：‘汝陈时臬事，罚蔽殷彝。’”此又一本也。亦两存之而语有详略。余从前著《群经平议》，未见及此，盖犹未达古书之例也；当更为说以明之。

所论“古书之例”颇具卓识，可惜曲园计划中的“更为说”已不可考。取《韩非子》诸条与宋蜀本《李太白文集》并录式“两存”（形态Ⅰ）相比较，无论是编次人之动机，还是文献所呈现出来的编例形态，都在内在理路层面若合符契。

作为“古书之例”的两存之法，在通代层面具有可借鉴性与传承性。清聂先编《续指月录》，便绍续《指月录》两存之法，卷前《凡例二十则》曰：“信史有阙疑之例，传灯有并载之条。盖以续佛慧命，重在师承，万难以臆见删削也。”到了明清人辑录周汉六朝的四部文献，更是自觉地援用此“古书之例”，典型者如张溥辑陆机《陆平原集》，卷一《与赵王伦荐戴渊笺》后并载“同前”一篇，且题注曰：“出虞预《晋书》，与今本稍异，今并载之。”张溥辑任昉《任中丞集》，据《艺文类聚》录《为褚咨议蓁让代兄袭封表一》《为褚咨议蓁让代兄袭封表二》两篇，后并录《为褚咨议蓁让代兄袭封表》一篇，末注曰：“此篇出《文选》，与《艺文》所载二表中有异同，恐是后人裒合为一，今并载之。”清初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凡例》也明确说：“此句字小小者，若大殊，则附录其后。”到了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于鲁仲连《遗燕将书》，据《战国策》先录一本，又据《史记·鲁仲连传》并载另一本，且文末注曰：“《史记·鲁仲连传》。校《战国策》，有删节，亦有多出字句。据下文言，燕将见书，泣三日自杀。知《史记》此书取之《鲁连子》，非本《战国策》者也，故并载之。”又严氏辑翟方进《奏免陈咸逢信》也是并载《汉书·翟方进传》《汉书·陈万年传》两个出处，且后文按语曰：“此即前奏，互有删节，故并载之。”再考严可均辑《全宋文》，卷七著录“前废帝”手诏同篇两本曰：

《手诏晋安王子勋》：“何迈杀我立汝，汝自计孰若孝武邪？可自为其所。”《宋书·晋安王子勋传》。

《敕晋安王子勋》：“闻汝与何迈谋共废我，汝自量体气何如孝武？寻当遣使送药与汝。”《魏书·刘彧传》……案：此即《宋书》所载之手诏，史家纪录互异耳，姑并载之。

可以看出严辑《全文》的编例形态。在辑佚时，对明确判定为不同文献来源的同篇两本采取两存之法，确实是尊重了每一份文本的文献生命。《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援用“古书之例”者另有14条，兹不一一缕述。

当然，也有学人尽管认可严可均的做法，但对其写定的编例形态不以为然。清辑本傅玄《傅子》卷首《例言》曰：“严本体例，有已见于整篇又见于补遗者，或语无异同，或字有增减，虽依类各归，然究涉烦复。兹于整篇既有之文，即在当条下注明或某书引同，或某书引多某字，或某书引少某句，一见之余，不更重出。非妄图夫省便，实效法于点烦。”这一改编，实际是将并录式“两存”（形态Ⅰ）改编成附篇附句式“两存”（形态Ⅱ）。

与上揭《韩非子》等将两种大字正文本“并录”不同的是，六朝典籍如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等，往往于大字正文本下以小字注的编例存录同一事之不同文献来源的文本。例如《洛阳伽蓝记》卷五“城北·凝玄寺”诸注，文体与卷四永明寺“南中有歌营国”以下相类，“尤多歧出赘文，殆是据数书凝成，宜细心读之，章节自显。雀离浮图以下诸文，节目益烦。见‘衒之按惠生《行记》，事多不尽录，今依《道荣传》、宋云《家记》，故并载之，以备缺文。’可知本篇乃集上列诸文并载之者，是以多歧出也”。有关此一注书义例，陈寅恪视为“合本子注”，杨勇则称曰“此是注文并载之笔”。

刘知几认为：“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为子注。若萧大圜《淮海乱离志》，羊衒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之类是也。”浦起龙注“子注”曰：“注列行中，如子从母。”在陈寅恪看来，“列为子注”，便于考异，并不仅仅是“除烦则意有所吝”。陈寅恪曾引赵城金藏本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一竺昙无兰《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异序》，谓其乃典型的“合本子注”形态。该序原文曰：

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三部合异二卷

……

说戒者乃曰：“僧和集会，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为？”众僧和聚会，悉受无戒，于僧有何事？答：“说戒。”僧答言：“布萨。”不来者属授清净说。说人者当说当来，之净。答言：“说净。”

支愍度尝谓此经“先后译传，别为三经，同本、人殊、出异。或辞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无离合，多少各异；或方言训古，字乖趣同；或其文胡越，其趣亦乖；或文义混杂，在疑似之间”，其弊则或“失兼通之功”，或“文烦难究”；而合本之后，则“两令相附，以明所出为本，以兰所出为子，分章断句，使事类相从。令寻之者瞻上视下，读彼案此，足以释乖迂之劳，易则易知矣”。另如释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谓：“其二经译人所漏者，随其失处，称而正焉。其义异不知孰是者，辄并而两存之，往往为训其下，凡四卷。其一纸二纸异者，出别为一卷，合五卷也。”亦是对“合本子注”编例的解释说明。陈寅恪的“合本”与“合本子注”本是一义，特于术语中揭出“子注”，是为了“强调合本之中子本的形式及功用”。考陈寅恪之论“合本子注”，着眼点尤在文献形式，亦即其制作方法的“文句之比较拟配”“选取母本、分章断句、子母相从”。也许是敏锐地注意到了中古子史注与周汉经注体制、义例的不同，陈寅恪《读洛阳伽蓝记书后》曰：

鄙意衒之习染佛法，其书制裁乃摹拟魏晋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之体……后代章句儒生虽精世典，而罕读佛书，不知南北朝僧徒著作之中，实有此体，故于《洛阳伽蓝记》一书之制裁义例，懵然未解……观今本《洛阳伽蓝记》杨氏纪惠生使西域一节，辄以宋云言语行事及《道荣传》所述参错成文，其间颇嫌重复，实则杨氏之纪此事，乃合《惠生行纪》《道荣传》及《宋云家传》三书为一本，即僧徒“合本”之体，支敏度所谓“合令相附”及“使事类相从”者也。

在论定“合本子注”的体式、义例之后，陈寅恪曾在多处论撰中指出中古以降史、子典籍保留了“合本子注”之传统，如《杨树达论语疏证序》谓：“先生治经之法，殆与宋贤治史之法冥会，而与天竺诂经之法，形似而实不同也……今先生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等，颇似当日佛典中之合本子注。”又《陈述辽史补注序》谓：“裴世期之注《三国志》，深受当时内典合本子注之薰习。此盖吾国学术史之一大事，而后代评史者，局于所见，不知今古学术系统之有别流，著述体裁之有变例，以喜聚异同，坐长烦芜为言，其实非也。赵宋史家著述，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最能得昔人合本子注之遗意。”在汉以前，著书（尤其是史书）首重笔削义例，而“合本子注”体例之出现，则一改简约之通例，转而取用了“通过文献汇集保存史料、通过析合比配发掘史实”之优势。

“合本子注”中佛经合本的一经两本或多本，与唐宋文集附篇附句式“两存”在体例上是同构的；也就是说，唐宋文集之附篇附句形态Ⅱ，实际也可称作是集部文献的“合本子注”。论者或谓不宜把形态层面的相似性推演为流别层面的因果性，而是应回归文献生成的具体历史情境，落实二者之间的具体影响或具体联系。此言自然严谨，但更宜用于近世中国文献足征的书籍史层面，且互斥于文化心理层面的“观风察势”。也就是说，对于唐宋人而言，周汉乃至六朝典籍中既然已有成熟的“两存”或“合本子注”编例形态，况且这类典籍并非僻书而是经典，那么这种编例在唐宋人那里产生或隐或显的影响，甚且迁移影响到他们对文集编次的理解，就自然可以“心知其意”了。当然，上文所论并录形态Ⅰ与周汉子书互见的形式和原因都不尽相同，先秦文献的编纂过程也与唐宋文集差异颇大，本节的绾合，主要就形态、功能层面着眼，至于两者是否果就是四部编例的自然流衍，犹有待于更贴近文献生成历史情境的史料之发见。

余论：对“定于一本”的反抗

学术系统有流别，著述体裁有通变，在邈远的古文献演进脉络中，编例、风气乃至文化心理，并非单线，而是多线并进；多线之间也并非总是互相成就，有时也会互斥。例如，既有贵删削雅洁之说，也有贵繁复存旧貌之举。《春秋》以言辞简当而深入人心，故衡文标准往往如文彦博《谲正论》所谓“言以尚辞，语无重出”；并且古人往往将“错简”与“重出”并提，几乎成为一种思维定势。但也有观点对此思维定势予以拨正，如《春秋繁露》引孔子曰：“书之重，辞之复。呜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或章学诚论述定文之举应“存其文而兼存与定之善否，是使后世读一人之文而获两善之益焉，所补岂不大乎”。就文集编次而言，陈景云曾批评编集“两存”之法为“编者昧于持择”，在如今看来，其内在理路远不似这一单向性论断那么简单。与删汰萃选的编集方式相对应的，即是编集的细大不捐，如王士源在为孟浩然编集时，便采取“诗或缺未成，而思清美，及他人酬赠，咸次而不弃”的形式。“咸次而不弃”与本文开篇所引魏颢“文有差互者，两举之”，其本质都表达了对文献状貌与文本形态多样化的尊重，也在更深层表达了对文献“定于一本”的反抗。

如果从文学文本生成的角度来观察“两举之”的编例，可发现“两举之”存摄了文本的流动性，可以帮助后人进入文学生成的“过程”。“进入过程”，一定程度上也就能够回归文学现场，进而摒除文本一定有“定本”的成见。姚永朴就曾指出，“李、杜集中有两三稿并存者，则知古人虽再三改窜，而犹有未定也”。当然，如果从“集部之学”的视域关照唐宋文集的文献现象与文本形态，可以看出在编撰体制与义例背后，莫不浸润着更具基底色彩的贯通四部的文献思想与校雠理念，而这种编例，恰也是某一文献传统借助文本形态而进行的“充实而有光辉”的示现。

本文初稿曾分别于“新文献·新视野·新方法：唐代文学青年学术论坛”和“从‘治书之学’到‘作为方法的文献学’——第二届中国古典文献学新生代研讨会”作会议报告，与会同仁多有商榷匡正；复承宋梅鹏、孙显斌、高秋实、刘旭都诸友朋及匿名评审专家赐教，在此同致谢忱！

【作者简介】李成晴，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唐代文学文献、古典文献学。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6年第5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