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元末禅僧释廷俊是元代诗僧的代表性人物，其《洎川集》，国内久已亡佚，但日本至少尚存两种传本。一为东福寺灵云院所藏抄本，并有影印本藏于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一为驹泽大学所藏抄本。考察两种抄本的序跋信息，并与其他相关文献进行比对，可以较为清晰地梳理出《洎川集》的结集刊刻过程。两种抄本共收录廷俊诗文84篇及诸家序跋9篇，有较高的文献补遗和正误价值，也为探究廷俊文学风格、文学成就及其对日本五山文学产生的影响提供了重要资料。

关键词：《洎川集》  释廷俊  诗僧  日藏抄本  五山文学

在日本五山时代，汉文学的创作主力由平安时期的贵族群体变成五山的禅僧群体。当时，由于中国在文化上所处的优势地位，中国的禅僧自然也成为日本禅僧在文学上直接师法的对象，因此，大量同期中国禅僧的别集被迅速引入日本。时至今日，这些别集有不少在中国本土已经亡佚，在日本却依然留存。这类“佚存书”早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而元末禅僧释廷俊的别集《洎川集》却可被称为“沧海遗珠”。

释廷俊（1299—1368），字用章，号懒庵、真懒，俗姓董氏，饶州乐平人。幼于乡里之大云寺出家，年二十剃发受具足，嗣笑隐大䜣之法。后历住苏州白马寺、吴兴资福寺、绍兴能仁寺、杭州中天竺法净寺、杭州净慈寺。作为元代著名诗僧笑隐大䜣的上首弟子，廷俊文才出众，在当时的禅林和文坛都有不小的影响力。其所著诗文别集《洎川集》五卷，《绛云楼书目》《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皆有著录，大抵明末清初尚有传本，然如今在国内已经亡佚。幸运的是，笔者在日本见到两种《洎川集》抄本，一为东福寺灵云院所藏，一为驹泽大学所藏，此前皆不为学界所知。日藏《洎川集》的发现，对于研究元代文学和中日禅林文学交流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日藏《洎川集》版本叙录

（一）东福寺灵云院藏《洎川集》抄本

日本东福寺灵云院藏《洎川集》抄本（以下简称“灵云院本”）一册，开本26.2×19厘米，无格，线装。半叶十三行，行二十七至三十字。封面题“洎川文集/全”。封里有廷俊小传，内容大体与《增集续传灯录》卷五所载相同，唯多出两点细节：一是明确记载廷俊生辰为大德三年（1299）十月九日亥时，二是记载廷俊母姓陈氏。这两点皆不见于现存其他文献记载。后依次有危素、杜本、黄溍、周伯琦所作之序。序文部分之首叶右下钤有“灵云院”之印。正文卷首题“洎川集卷第一/记/碑/番易〔昜〕释廷俊/用章”。共收廷俊诗文36篇，并有李孝光文一篇，篇目如下：

《倚云楼记》（附李孝光所作后记）、《池阳报恩禅寺三塔记》《宗会庵记》《卷雨楼记》《鸣鹤轩记》《蒲萄轩记》《石鱼记》《送虞上人省师序》《送东书记序》《邛竹杖诗序》《金刚经后序》《题张即之墨帖》《题莹萝月谢川僧墨帻卷后》《题东坡墨迹》《香山和尚画像赞》《善卿居士画像赞有叙》《祭中天竺一关和尚文》《祭广慈禅师文》《祭绝宗讲主文》《题画兰》《题兰画》《题墨菖蒲二首》《有渡》《未归》《送僧归洞庭》《题孤山图》《题墨蒲萄》《次韵仇山村留别海云讲师》《真懒庵钟铭》《榱题砚铭有序》《寿宁禅庵记》《菜薖道人传》《麟叟字说》《竹屋记》《好谦字说》。

正文之后，有黄子澄、方孝孺、道岩所作之后识。末叶题“文化改元甲子之秋加表纸”，这可能是重装书封之时的题识，由此可知此本至晚抄成于日本文化元年（1804）之前。然而如今已难知抄写者具体为何人。

灵云院本首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尽管其封面书名下注有“全”字，但它显然并非《洎川集》之全帙。早稻田大学所藏日本天文二年（1533）抄本《蒲室集钞》（索书号：ハ05-01021）为日本五山时期禅僧月舟寿桂对于笑隐大䜣《蒲室集》中“疏”的部分所作的集注。此书引用了大量中国典籍，其中就引及廷俊《南楚行状》《显慈寺记》，皆云出自《洎川集》，然而这些篇目都不见于灵云院本。更不用说本应收录在《洎川集》中的大量“疏”类文章，亦不见于灵云院本。此外，灵云院本在正文卷首题“洎川集卷第一/记/碑”，此后便再无卷号标记。而考其所收录之文章，虽有不少“记”，却并无一篇“碑”，而是收录了诗、说、赞、铭、序等文体，且序跋也较完整。由此可见，灵云院本既非《洎川集》全本，也非《洎川集》第一卷，更可能是一种《洎川集》的节选本。

（二）驹泽大学藏《洎川集》抄本

驹泽大学藏《洎川集》抄本（以下简称“驹泽本”）一册，开本23.3×16.3厘米，无格，线装。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封面题“洎川集/全”。首叶题廷俊法系“大慧杲—拙庵光—北涧简—物初观—晦机熙—笑隐䜣—用章俊”。正文前冠张翥《洎川集序》与李孝光《诗集序》两篇序文。正文卷端首行题“洎川集”，次行题“疏”，右上钤“曹洞宗大学图书馆章”之印。共收廷俊四六文48篇，其中以“疏”（包括入寺疏、化缘疏、斋疏）为主体，也包含少量“榜”及“佛事”文。具体篇目如下：

《濑翁禅师住灵隐山门》《东阳禅师住道场茶汤榜》《清懒禅师住江州能仁江湖疏》《孚中禅师住龙翔杭州诸山疏》《昱大明住余姚真教寺江湖疏》《贤首座住尊胜寺诸山疏》《吕守一提点住持开元宫方外交疏》《琛讲主住福城越诸山疏》《达道源律师住持萧山真际疏》《惠愚溪住上虞普慈山延寿寺诸山疏》《清远和尚住道场杭诸山疏》《荣竺芳住报国杭诸山疏》《明远禅师住补陀杭诸山疏》《金西白住嘉兴天宁杭诸山疏》《禹迪元住保圣杭诸山疏》《留张宜仲提点三教友社疏》《及以中住径山三宗疏》《会讲主住延寿寺杭诸山疏》《安雪心住温州天宁杭诸山疏》《道场孤峰和尚住净慈杭诸山疏》《逸闲叟住高丽杭诸山疏》《藻南洲住何山杭诸山疏》《昱大明住绍兴能仁杭诸山疏》《乘大车住崇寿教寺江湖疏》《耀天岩住演福杭诸山疏》《烈秋崖住龙册天华禅寺杭诸山疏》《东山报复元住智门杭诸山疏》《奫讲主住花泾杭诸山疏》《报国清远和尚住道场江湖疏》《用贞禅师住天章越诸山疏》《耶溪法师住下天竺教寺江湖友社疏》《澄法师住妙明越诸山疏》《普度水陆大斋疏》《悦南楚和尚塔院化疏》《重刊五灯会元化疏》《大能仁禅寺修造化疏》《大能仁禅寺化建钟楼疏》《化刻玉峰车先生文集疏》《华光庙化疏》《幻住庵化疏》《安乐山善法禅寺修造疏》《北关门接待妙行寺化缘疏》《孤山永福寺化疏》《天龙禅寺翻盖佛殿佛阁僧堂化疏》《北高峰灵顺行祠化疏》《富阳县郭造石桥化疏》《重刊月江印禅师语录化疏》《绍兴府能仁禅寺开钟佛事》。

正文之后，附郑东《用章俊禅师住越之能仁禅寺方外交疏》和摘自《增集续传灯录》的廷俊传。书末有三条题记：

时元禄十年丁丑五月二十三日。道栋谨书。自洪武元年戊申至元禄十年丁丑共计三百三十年也。

右洎川集疏部一册，共序二十六张，乞齐云栋公自书之本謄写焉。元禄第十丁丑冬十月念日。祖桂志。

洎川集一册，借心华藏书，令正宗座元謄写焉。承瞻志。延享改元仲冬。

据此可知驹泽本最终抄成于日本延享元年（1744），为日本僧人承瞻令正宗所抄。

就正文内容而言，驹泽本和灵云院本一样，也非《洎川集》的全本。驹泽本仅仅抄录《洎川集》中的四六文，这恰好与灵云院本构成互补。从所收序跋来看，两个抄本似乎也是互补关系，没有重复。不过，驹泽本所抄录的似乎也非《洎川集》的全部四六文。早稻田大学所藏《蒲室集钞》引及廷俊《洎川集》中《畅文溪住杭州虎跑诸山疏》《玄宗住宣化诸山疏》《竺田住圆通疏》数篇，皆不见于驹泽本。

二、《洎川集》的结集与刊刻

灵云院本和驹泽本尽管并非《洎川集》全本，但其中所保存的多篇序跋，仍然可以较为清晰地反映《洎川集》的结集与刊刻过程，从而使我们了解灵云院本和驹泽本的来源。

钱谦益《列朝诗集》廷俊小传、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皆言，有黄溍、杜本、李孝光、张翥、周伯琦五人为《洎川集》作序。然而，如前所述，灵云院本较钱、黄之记载，无李孝光、张翥序，而多危素序，且有三篇后识。而驹泽本则仅有李孝光、张翥序，并无其他序跋。事实上，灵云院本和驹泽本所录的序跋，并非一时所作，而是至少可分为三个批次，并与《洎川集》的三次正式结集相对应。以下依次对这些序跋加以考察。

第一批次当是危素、杜本、张翥三篇序。危素序落款为“至元四月〔年〕闰月六日”，序中说“余来金陵，雅以值师为喜，而师视余犹骨肉……其徒写师之文字为若干卷。余且有它适，因属为序，乃不辞而序之”。杜本序，落款未署日期，但序文中言“乡贡进士善财奴自集庆来，持龙翔上首廷俊文一通示余”，可见此序亦当作于后至元四、五年间（1338—1339）廷俊尚为金陵龙翔寺首座之时。张翥《洎川集序》落款“至元后己卯仲冬二十一日”，即后至元五年。由此可见，后至元四年至五年，当是《洎川集》的第一次结集。

第二批次是黄溍、周伯琦之序。二序皆落款为至正十六年（1356）。黄溍序中说：“师之文曰《洎川集》者，今大司农丞临川危素既为之序，而其徒复以后序见属于余。”可见至正十六年为《洎川集》第二次结集，故而又请当时的名人作序。此时廷俊任绍兴能仁寺住持。因灵云院本所收《榱题砚铭》序中提及“至正十一年钱唐罹兵”，则知此次编集确实增补了一些后至元五年以后所作的诗文。

《洎川集》还有第三次结集，并被刊刻。灵云院本黄子澄后识中提及“弟子将以其师所著刻而传诸世，来求予言”，并落款“建文元年六月十七日”。方孝孺后识亦曰“临没数十年，而其弟子犹图其传不置……弟子得其传者曰道岩，字鲁瞻，观其所为可知其为人”，并落款“建文元年夏六月十九日”。由此可知，此次结集刊刻由廷俊弟子道岩于建文元年（1399）主持。关于此，灵云院本的道岩后识中有详细记述：

京师绣梓居士周复素等刊出剃度师懒庵和尚所作《洎川集》十卷，少致为徒者微意。至十一月廿六日，工讫功。其所刊版，留于天界先师叔全室和尚塔院，盖图之再新刻先师祖广智和尚《蒲室集》版，一同印行于世。前大慈禅寺住持玉峰比丘道岩敬识。

关于道岩以及这里提及的书商周复素，并没有更多资料可考。灵云院本中有《菜薖道人传》一篇，述及余尧臣于吕珍帐下参赞“保越之功”。而所谓“保越之功”，当是指至正十九年朱元璋遣胡大海攻绍兴，为吕珍所败之事（此事详见明代徐勉之所撰《保越录》）。据此可知，道岩所刊刻的《洎川集》，收录了廷俊至正十六年以后的作品。建文刊本产生于廷俊逝世数十年以后，基本可以认为是《洎川集》的最后一次正式结集。

在诸序跋中，比较特殊的是李孝光序。李孝光序落款未题日期，但李孝光本人逝世于至正十年，则此序必作于至正十年之前。故有可能也作于后至元四、五年间。不过，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在于，李孝光序的题名为“诗集序”，序文中也说“用章行四方，所胠诗浸多，有谋为刻而传诸，余乃为序言”，仅言“诗”而不及“文”，则李孝光所序者，当为廷俊之诗歌专集，而并非作为综合性诗文别集的《洎川集》。那么也就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李孝光序是在至正十六年重编《洎川集》，或者建文元年刊刻《洎川集》时，才被取为诸序之一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朱右《白云稿》中收录一篇其所作《洎川文集序》。序中说“其徒绍智，稡集遗稿，将锓诸梓，介中竺季潭公嘱予诠次而论列之”。季潭宗泐之住中天竺，当在洪武元年至四年间（1368—1371），则在当时廷俊之徒绍智就已经完成了“稡集遗稿”的结集工作。不过，朱右序的存在并不见于前述诸家目录、传记的记载，也不见于现存《洎川集》的抄本之中，可见洪武初的这次结集似乎最终未能成功付梓，其所产生的影响当亦有限。此外，洪武初的结集与建文元年的结集之间的关系从现有资料看也不是很清晰。因此，本文暂不将洪武初的结集纳入正式结集之数。

通过以上诸篇序跋可知，《洎川集》至少有三次正式结集，并最终于建文元年付梓刊刻。在此基础上，还可以顺带考察两个日藏抄本的文献来源问题。灵云院本由于保存有黄子澄、方孝孺、道岩的后识，且收录了廷俊至正十六年以后的文章，因此非常有可能是源于建文刊本《洎川集》。而驹泽本的情况就略为复杂。如前所述，驹泽本仅有张翥、李孝光两篇序。其中，张翥序作于后至元五年，而李孝光序则不能确定是在哪一次结集时被冠于书首的，因此通过序文无法断定驹泽本的版本来源。但是，如果考察其所收文章的内容就会发现，驹泽本收录了不少至正十六年第二次结集以后才创作的作品。如《及以中住径山三宗疏》，当是至正二十一年以中智及初住径山寺时廷俊所作的入寺疏；《道场孤峰和尚住净慈杭诸山疏》的创作时间，当在至正二十一年之后；《耀天岩住演福杭诸山疏》当创作于至正二十一年以后。由此看来，驹泽本可能也源自建文刊本。

不过，驹泽本并非直接节抄自建文刊本，而当是抄自源于建文刊本的其他更早的抄本。这一点可以通过驹泽本的题记得到确认。据前引题记，驹泽本乃抄自日本元禄十年（1697）祖桂“乞齐云栋公自书之本謄写”本的抄本。题记中记载祖桂抄本“共序二十六张”，而抄自祖桂抄本的驹泽本则同样是共序二十六张纸，且抄写字迹工整，行款规范，很可能是按原貌抄录了祖桂抄本，所以才会在封面上题一“全”字（尽管其相对于建文刊本来说仅仅是一部节抄本）。而同样在封面上题了“全”字、同样作为节抄本的灵云院本，情况很可能与驹泽本相同。换言之，两种日藏《洎川集》应当都是间接源于建文刊本的。

由于灵云院本与驹泽本在内容上有明显区别，前者为诗歌散文选本，后者为四六选本，因此二者的价值和意义很不相同，下文对二者分别展开论述。

三、灵云院本与廷俊的诗歌散文创作

如前所述，灵云院本仅仅是《洎川集》的节选本，其所收录的廷俊诗文并不太多，仅有36篇。但大部分诗文（包括诸家序跋在内）并不见于现存其他文献中，也不见录于今人所编的《全元文》《全元诗》，其补遗价值不言而喻。其中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灵云院本所收之诗。

（一）灵云院本所收之诗

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毛晋《明僧弘秀集》、康熙《御选明诗》皆选录廷俊诗数首，其文本源头当即《洎川集》。这些明清选本中所选廷俊诗，有不见于灵云院本者，也有与灵云院本重合者。后者包括《题画兰》《有渡》《未归》《送僧归洞庭》四首。

此外，灵云院本所录《题孤山图》《题墨蒲萄》《次韵仇山村留别海云讲师》三首，尽管不见于明清选本，却被收录于元末明初另一位著名诗僧释来复的别集《蒲庵集》中。也正因如此，在今人所编《全元诗》中，这三首诗被归于释来复名下。然据《次韵仇山村留别海云讲师》之诗题可知，此诗当是与仇远（号山村）的唱和之作。仇远逝世于1327年，来复生于1319年，从年龄上看两人不太可能相互唱和。由此可见，《次韵仇山村留别海云讲师》一诗应为廷俊所作。

释来复《蒲庵集》现存正统五年（1440）孙以宁刻本。孙以宁《蒲庵集后序》称：“愚方走富州，从僧牧心源究公处访之，获其亲书诸长篇律诗绝句若干首，敬自捧玩，未忍释手，感之无已。既而还城及竺庵，又得其序记碑铭诸篇词三大册，徐展视之，乃玄斋欧公、景濂宋公二学士所为序文，冠其篇端……率同竺庵暨诸好事者相资镂板。”由此可知，今本《蒲庵集》为孙以宁正统五年重新编辑本，其中很有可能夹杂了非来复所作而仅仅是来复抄写的“长篇律诗绝句”。灵云院本的出现，即为我们揭示了这一事实。

上述灵云院本所收廷俊诸诗，与《列朝诗集》《蒲庵集》诸书所录之字句基本相同。唯《送僧归洞庭》，灵云院本缺末两句。此外，《未归》颈联之下句，《列朝诗集》录作“惊湍溅衲衣”，灵云院本则作“惊湍溅客衣”。

灵云院本中所收《题兰画》以及《题墨菖蒲二首》，则不见于任何其他文献，今抄录于下：

题兰画

澧水春波动，湘山晓雾开。美人思不见，桂棹屡沿洄。

题墨菖蒲二首

幽人清标绝俗，壮士怒发冲冠。白石清泉有趣，素蒲世儿同看。

千载龙蛇蟠石，半窗烟雾浮空。欲问崧高隐者，如何御寇乘风。

（二）灵云院本所收散文

灵云院本所收廷俊之散文、赞铭，乃至于诸家为《洎川集》所作之序跋，皆不见于其他文献，可补《全元文》和诸家别集之阙。这些文章中自然不乏可供考证的材料，足为方家所资。但需注意的是，廷俊之文在细节上有不少史实错谬之处。

如《倚云楼记》言金陵方山定林寺为“绍兴间蜀僧善鉴请钟山废寺之额所由创也”。而《景定建康志》则载“乾道间，僧善鉴请其额于方山重建”，虞集《方山重修定林寺碑》亦言：“故宋乾道中，蜀僧善鉴，筑佛寺于山之半，请上定林之名而名之，度弟子以居，二百年于兹矣。”廷俊所言殆有误。

又，廷俊《宗会庵记》中提及天禧寺道源广演的上一任住持“退庵无公以天历初示寂”。然而廷俊之师笑隐大䜣在《集庆路真如院碑铭》中则说：“弘教大师演公道源奉旨主金陵天禧寺……至顺间，天禧寺前主僧卒于都。”虞集《方山重修定林寺碑》中亦言：“岁己巳，无公与二三大僧，同朝于京师，其徒嵩公偕行。召见讲法，深称旨意，宠遇之厚，久留弗遣。明年，俄示寂焉。”则退庵逝年确在至顺元年（1330），而非天历初，廷俊所记又误。

此外，廷俊在《题张即之墨帖》中记述宋僧西江广谋的法系为“佛智端裕—水庵师一—简庵嗣清—纯庵善净—西江广谋”。然据《增集续传灯录》，纯庵善净为息庵达观之法嗣，而非简庵嗣清之法嗣，廷俊所记可能亦有偏差。

廷俊的文章中之所以有这么多史实细节上的错讹，反而可能是由于他对历史掌故相当熟稔，写作时不加检索而导致的。事实上，擅长引述掌故，并以之为切入口展开议论，这是廷俊散文的最大特点。钱谦益《列朝诗集》廷俊小传引危素所作《廷俊塔铭》，言廷俊“为学善记览，于前人出处言行，虽千百年若指掌，尤详宋事，宿儒俱服其博洽”。元人程文在《寄能仁寺用章长老》诗中也说廷俊“楼上藏书卷百千，洞房如雪篆生烟”。廷俊的博学多闻，也直接体现在灵云院本所收的诸篇散文中。现将其中所引掌故及其出处略加总结为表1：

由此便可见廷俊学问之广博，而危素、程文所言之不虚。正因为廷俊之博览，所以他特别擅长写作传记类文章。朱右《洎川文集序》中就说“当时寺塔祠墓，纪功告成，必致礼造请，师下笔亹亹不靳”。廷俊之师笑隐大䜣之行状即为其所作。廷俊文名甚至远播日本，不少日僧请之撰写塔铭，并赞之为“一代僧中董狐笔”。

然而，作为禅僧的廷俊之所以大量阅读外典，并对历史掌故如此熟稔，其实并非完全出于个人喜好，也不仅仅是为了写作碑记传铭等文章，而是和当时禅僧需要大量撰写各种“疏”“榜”等文体有紧密的关系。这类文体需要大量运用典故，如果想要写好，就必须有充足的知识储备。廷俊受笑隐大䜣亲传“蒲室疏法”，又能下苦功记诵典故，其作疏能力在当时的禅僧中可谓出类拔萃，以至于对日本五山丛林的四六写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一点将在下节结合驹泽本展开论述。

四、廷俊的四六创作及其对日本五山文学的影响

对日本五山文学的研究，长期处于诗歌研究“一头沉”的情况。然而，日本学者玉村竹二早就指出：“五山文学的大半，可以说就是四六文。然而时至今日，它却总是被等闲看过。人们更重视诗，而忽视四六文。但是在我看来，所谓四六文，无疑是五山文学中相当重要的部分。”日本五山禅僧的四六写作，并非是一种本土自发的文学现象，而是由中国禅林移植而来，并以中国禅师为直接的师法对象。关于这一点，学界所熟知的是日本禅僧对“蒲室疏法”的传承。所谓“蒲室疏法”，就是笑隐大䜣的四六文（以“入寺疏”为主）作法。日僧绝海中津入明之后，向笑隐大䜣的弟子季潭宗泐学习，将“蒲室疏法”传入日本，遂使之成为日本禅林四六的准则。因此，在谈到中国对日本禅宗四六创作的影响时，学界往往会提及笑隐大䜣和季潭宗泐。而同样作为“蒲室疏法”传承人的廷俊对日本四六创作的影响，实际是被大大低估了的。

事实上，廷俊在世时，作为当时禅林名宿，有大量日本禅僧入元向其参学。目前文献资料中可考者，就包括元章周郁、独芳清昙、无我省吾、以享得谦、一峰通玄等五山时期著名禅僧。在当时的日本禅林中，甚至还乐于议论廷俊的轶事。由此观之，廷俊对日本禅林的影响在当时就已经展开。而在其逝后很久，日本禅僧仍有以用章、洎川、景章等为别号者，以表示对其仰慕之情，可见廷俊在日本影响之深远。

廷俊之所以能够在日本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其四六文的创作和传播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要了解廷俊四六对于日本禅林的影响，不妨先考察当时日本五山禅僧的叙述：

丛林入院开堂，用骈俪之语，劝请住持。盖滥觞于赵宋，蕃衍于元明。其间诸师觉范、北涧以下，至懒庵、全室（引者按，即季潭宗泐）等，发挥正宗之余，博识雄才，游戏翰墨，皆以化笔，缘饰斯道，凡以文章行于世者，咸有四六之作。（仲方圆伊《伊仲方四六之法》）

又三传以至广智（引者按，即笑隐大䜣），早有得于宗，而其行之余，吸江海于砚席，肆风云于笔端，汪洋纡余，有自来矣。抑复法器之谶不虚，季潭、用章相继而出，共握荷法之柄，并化于一时。且若弄华藻，则各出机轴，成一家。用章颇加豪，自号洎川。（兰坡景茝《雪樵独唱集》卷四《洎川说》）

盖禅四六之盛行于世也，始于蒲室。蒲室出乎皇元之间，一手定其体格，整其句法，而自编其集，雅颂各得其所也。继于蒲室者，曰季潭，曰用章，皆有家法。（景徐周麟《翰林葫芦集》卷八《四六后序》）

今也日域禅徒，佛事门中，无非四六者。至于入院开堂之疏榜，蒲室一变制作于有元，季潭、用章等诸师继之于大明，而吾蕉坚祖之南游，亲受其指授，在彼制疏，及归本国盛行之，一时名师硕德靡不出其门下者。故疏榜之制，天下为一律矣。（桃源瑞仙《百衲袄》）

上引材料，都是日本五山禅僧关于四六作法传承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们都将季潭宗泐和用章廷俊两人共同作为“蒲室疏法”最主要的传承者，并未分轩轾。此外，月舟寿桂在《幻云稿》中的一段论述更值得注意：

道旧者何？道旧故也。其字虽出《礼记·少仪》，今用《汉史·高祖纪》。《纪》曰：“沛父老故人，日乐极欢道旧故。”盖高祖虽登尊位，不忘故人，相共宴饮矣。吾丛林名宿，壮年与同行结社参禅。迨于晚暮，掩关潜影。或行院闻其名，延以小刹；或朝廷仰其德，聘以大方。平居讲道义者，岂无贺词哉？虽然，考宋元明诸老疏蒿〔稿〕，筠溪也、橘洲也、蒲室也，下至全室、泊〔洎〕川，未见有道旧疏。

在这一段论述中，月舟寿桂想要讨论的其实是“道旧疏”的起源问题。其中作为学习“典范”被提出的中国作家，除了笑隐大䜣及时代更早的觉范慧洪、橘洲宝昙，就只季潭宗泐和用章廷俊两人而已。这其实显示了廷俊在四六文创作领域的地位。事实上，季潭宗泐在日本的影响之所以如此之大，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弟子“日本禅林四六之祖”绝海中津的推广。而在绝海中津入明之时，廷俊已经逝世，绝海中津并无机会亲炙廷俊的四六家法。因此，从师承关系来说，绝海与廷俊之间是相对疏远的，自然也不会对廷俊大力宣传。尽管如此，廷俊的四六文仍然在日本禅林被树立为典范，这或许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其文章的独到之处。

那么，从具体的创作技法来说，廷俊的四六有什么特点，又是如何影响日本禅林四六写作的呢？事实上，廷俊的绝大部分疏文都严格遵守“蒲室疏法”的程式。如驹泽本中的《明远禅师住补陀杭诸山疏》，可以作为廷俊疏文的代表作：

甬东三百户，昔谓吴主之居；菩萨万亿身，曾副越王之祷。【蒙头】

奚于故宋，肇辟名蓝。【过句】

兹得士以匡宗，宜阖词而往贺。【过句】

某松源正派，广慈的传。【八字称】

钟山之英草堂之灵，分半座而横挥麈拂；白毫之光紫金之像，望美人而高踞猊床。【肩对】

方抛鈯斧之劳，忽值金瓯之选。【过句】

西当太白，抱煌煌之启明；云近蓬莱，接迢迢之弱水。【腰对】

想四花而动地，信一苇而可航。【过句】

安期之枣大如瓜，何妨服食；楚王之萍圆而赤，宁计论思。【疏语】

况同海月山云，毋谓肝胆楚越。【结句】

这篇疏文就是严格按照“蒲室疏法”来写作的。按照“蒲室疏法”，一篇疏文的骨架是由“蒙头”“八字称”“肩对”“腰对”“疏语”组成的。其中，“蒙头”“肩对”“腰对”“疏语”都要用隔句对，“八字称”则为四言单句对。在上述五部分之间，可以插入“过句”。所谓“过句”，指的是承上启下的单对句，又称“跨句”。“过句”不可连用三对，也不可不用“过句”而使两组隔句对相连续。这就是“蒲室疏法”最基本的程式。当然，还有不少细节上的规定，如每一部分可写的内容、“实录”“师承”“机缘”的运用、声律的规定、句格的细节安置等等，非常精密严谨。

廷俊的疏文，大多都较为严格地遵守了“蒲室疏法”。也正因如此，我们在总体上很难分辨廷俊与其师大䜣、师弟宗泐各自的“影响范围”。但以廷俊疏文与“蒲室疏法”在一些细节上的龃龉为切入口，至少可以明确，当时的日本五山禅僧认真钻研了廷俊的四六技巧。

例如，五山时期的“蒲室疏”汉文抄物《蒲室集钞》，在全文引用廷俊的《濑翁禅师住灵隐山门》之后，又引用了月舟寿桂的议论：

集句七字者，施于结处为大法，今洎川以“三尺水”“一丝风”句施于八字称下，是亦一法乎。续翠《双桂住天龙疏》，八字之下有“平生四海苏太史，是非万端；仿佛三生杜牧之，科举第五”之对，效洎川者乎。

这里提到的“洎川以‘三尺水’‘一丝风’句施于八字称下”，是指廷俊的《濑翁禅师住灵隐山门》中，在“某横晓长庚，空群赤兔”这一联八字称之后，运用了“先辈匣中三尺水，惯用全机；桐江波上一丝风，重增九鼎”这样的对句。其中，“先辈匣中三尺水”为李贺《春坊正字剑子歌》之成句，“桐江波上一丝风”为黄庭坚《题伯时画严子陵钓滩》之成句。像这样集古人七言诗成句相对，即所谓“集句七字”。根据日本所传的“蒲室疏法”，“集句七字”只能用在一篇疏的尾联（即疏语）中，而不能用在别处。《蒲室集》中的所有疏文也都合乎这一法则。这就是月舟寿桂所谓的“施于结处为大法”。因此，廷俊在《濑翁禅师住灵隐山门》中的处理是不符合“蒲室疏法”的。日本禅僧江西龙派（号续翠）在《双桂住天龙寺疏》中的八字称之后运用“平生四海苏太史，是非万端；仿佛三生杜牧之，科举第五”这样一联七言诗的集句对，很有可能就学自廷俊。而这一传承关系，被月舟寿桂敏锐地发现，这也意味着，月舟寿桂自身同样对廷俊的四六作法相当熟稔。

对于廷俊疏文的学习也体现在月舟寿桂自己的创作中。按照“蒲室疏法”，五言诗的集句对只能运用在蒙头中，而不可用于疏语。这一点月舟寿桂也曾亲口强调。即便如此，他却多次在疏语和其他非蒙头的地方运用过五言诗的集句对。如《进月谷住景德江湖》的疏语为“风尘三尺剑，卯金虽多功臣；江村八九家，羊裘唯属渔父”；《南英和尚住东福江湖》的疏语为“秋风吹渭水，忍看先庐荒寒；春色上秦台，仰祝两京收复”；《仁方仲住越中兴化诸山》的腰对为“月林散清影，忍见祇树秋风；寒松无时花，忽回故家春色”。不仅是月舟桂寿，较之稍早的日本“蒲室疏”重要传承者惟肖得岩也常在疏语处使用五言集句。如《扆龙章住圣福寺江湖疏》的疏语为“西北有高楼，吞碧海以杯视；江湖多白鸟，记沧浪之棹歌”；《享大椿住安国寺诸山疏》的疏语为“南阳无贱士，何必附翼攀鳞；北阙休上书，既能匡宗辅教”；《真牧蕴首座住井山宝福寺诸山疏》的疏语为“才吐二三策，可见惠子多方；向来一瓣香，堪嘲齐女两袒”；《大仙竺首座住防州南明山乘福寺江湖疏》的疏语为“不改南山色，曾游物换星移；还寻北郭生，少慰江寒湖冷”。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同样可以从廷俊的疏文中找到根源。廷俊在《安雪心住温州天宁杭诸山疏》的疏语处，就用了“西北有高楼，记灵运之思惠远；锦衣行白昼，如买臣之归会稽”这样一句五言诗的集句对。这是在笑隐大䜣和季潭宗泐的疏文中没有的做法，但却作为一个特殊的范例，给日本的疏文写作提供了打破常规的依据，由此可见廷俊疏文的权威性。

除了技法的学习，对“洎川疏”文句的借用也可见于日本禅僧的创作中。如绝海中津《枢寰中住周阳承福京城诸山疏》中的八字称“学该百氏，理透重玄”，很可能学自廷俊《清远和尚住道场杭诸山疏》的八字称“学通百氏，理彻重玄”；《旭日东住筑州圣福诸山疏》的疏语“出雁门而双清，慕远持之齐誉；执牛耳以共歃，如晋楚之莅盟”，很可能是融合廷俊《孚中禅师住龙翔杭州诸山疏》的疏语“胜幢来归，伫看象龙围绕；铜盘共歃，如有晋楚莅盟”和《藻南洲住何山杭诸山疏》的疏语“属犬牙而交制，执牛耳而有盟”而来。又如与绝海中津齐名的义堂周信所作的《应昙芳住慧林山门疏》的疏语“伯吹埙仲吹篪，心宗有赖；山如砺河如带，睿算无疆”，可能学自廷俊《昱大明住余姚真教寺江湖疏》的疏语“伯吹埙仲吹篪，争看迭奏；山如砺河如带，益固交盟”。此外，江西龙派《月海首座住三圣》中有“源远者流益长，积厚则施必博”一对，可能学自廷俊《琛讲主住福城越诸山疏》的“源之远者流亦长，泽之广者施必厚”；《信仲住栖贤》“门前一湖水，的契永明之宗”，可能学自廷俊《荣竺芳住报国杭诸山疏》“门前一湖水，早契永明之机”。这些都是只见于廷俊疏文中的文句。

从总体上看，日本禅僧直接借用大䜣、宗泐、廷俊疏文语句的情况是相对较少的。这是因为四六的价值终究在于文句的创新。在当时禅林熟习大䜣、宗泐、廷俊等人疏文的情况下，直接的语句袭用反而会使文章贬值。廷俊等人的疏文，更多起到的是典范的作用。他们在疏文中所用典故的出典范围，涵盖经、史、子、集、禅、教、律等几乎全部领域的内外典籍，展现出深厚的知识储备。在其模范作用的影响下，日本禅僧出于四六写作的需要，也必须扎实掌握中国的古典知识。尤其随着日本禅宗四六的逐步发展，对于遣词造句上的创新要求更高，促使禅僧不断扩大阅读范围、提高阅读的精细度，以积累可供写作的典故。这进一步影响了日本近世的汉籍接受。正如玉村竹二指出的那样，“四六文创作需要大量用典，因此就必须熟习典故。而为了熟习典故，就必须广泛涉猎各类书籍。这种广泛阅读的行为，最终推动了讲学的兴盛。于是，对于外典的讲学在各地兴起。原本为创作四六文而勤勉开展的外典讲学，随着其不断深入，逐渐成为对于儒学本身的研究，最终孕育出桂庵玄树、文之玄昌（南浦）等学者，进而培养出真正的儒学家。藤原惺窝（原为相园寺玉龙庵的文华宗蕣）等人的出现，其远因亦可追溯至此，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可以说江户时代儒学兴盛的一半功劳，都要归功于禅僧们研习四六文热潮的余波”。可见以“疏”为代表的四六文写作，不仅仅在五山文学中占据相当地位，而且对于历史上日本的中国文化接受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廷俊正是这种文化交流浪潮不容忽视的推动者。

结  语

本文以两种日藏抄本《洎川集》为中心，探讨其版本源流及文献价值，兼及元僧廷俊的文学风格、成就及其域外影响。事实上，廷俊可以作为当时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典型代表。由于宋代以后官方层面交流的缺乏，中日间的文化交流很大程度是以禅林为中介完成的。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文学其实和禅学一样处在核心地位。向来被认为并不以文字见长的禅僧群体，之所以能够成为当时中日文学交流和传播的主体，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因素就是禅林“文学制度”的托举。在十四世纪中叶以后，如果一名禅僧希望晋升到住持的位置，就几乎必须有“书记”的任历，这在中日禅林中是一致的。而作为书记职责的各种疏榜类四六文的写作，在禅林中也就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就是所谓禅林的“文学制度”。因此，即使是方外之人，也必须学习各种俗家典籍。这一点在廷俊《洎川集》中也有体现：

瞿昙氏之制，为弟子者精修内学，许日以一时读外学之书，期有以御外侮也。唐百丈禅师为禅丛清规，载列诸职，能通内外之典者，得职书状。今丛林既设书记，犹存书状，以司其住持书问，而书记则掌凡山门文翰之事。以故，居是职者，非德贯儒者百氏之学，不在是选。（《送东书记序》）

这就体现出“书记”一职的重要性及其任职要求。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文化素养不逊色于士大夫的“文僧”群体。在中国，这群僧人成为向域外传播中国士大夫阶层文化的重要主体。当时，像廷俊这样作为僧人的文化传播者其实非常多，可惜的是，绝大多数人的文集即使是在日本也没有流传下来。时至今日，我们能通过两种并不完整的《洎川集》抄本触摸到当时文化交流的历史遗迹，也算是一种幸运了。

【作者简介】吴皞，京都大学人间·环境学研究科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域外汉籍、骈文学。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6年第4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