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京师同文馆的翻译实践与清廷对西学译介的导向结合紧密，所译西书在近代知识的转型过程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文馆译书一般由该馆印书处刊行，印书处同时也承担着皇家印刷机构的职能，用以替代毁于火灾的武英殿修书处。印书处对铅活字的应用，推动铅印技术在晚清的传播。国家图书馆藏同文馆聚珍版书籍及馆编资料是研究同文馆的重要文献，以此为线索，结合诸种中英文原始资料，能够对同文馆译书展开统计与分析，并考察印书处的组建过程及印刷活动，进而研究该馆西学译本的生产、刊行与近代知识转型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西学中译 京师同文馆 馆译西书 同文馆印书处 同文馆聚珍版
庚申之变后，清廷因外事交涉之需设立京师同文馆，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直接管辖。京师同文馆始建于同治元年（1862），馆址设在总理衙门内。1869年起，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担任总教习，参照西方教育模式对馆务进行改革，兴建印书处等附属机构，该馆渐有近代学院的格局，兼具外交人才培养机构和翻译机构的属性。光绪二十七年底（1902年初），同文馆改隶京师大学堂。同文馆以西方分科立学的原则设置课程，与馆内科目相关的西方著述亦被移译，并由同文馆印书处刊行，形成环环相扣的西学移植流程。该馆的教学及翻译实践代表清廷所欲开风气之方向，对近代知识的建构具有特殊意义。
一、国家图书馆藏京师同文馆相关文献概述
国家图书馆藏有京师同文馆馆编资料、馆译西书等，是研究同文馆的重要文献，这些文献多为聚珍版，偶有刻本。
（一）馆编资料
京师同文馆馆编资料主要包括《增定同文馆章程》《同文馆章程及续增条规》及中、英文《同文馆题名录》。《增定同文馆章程》和《同文馆章程及续增条规》汇集同文馆的管理章程及总理衙门用以训示同文馆的“堂谕”等资料，反映了该馆管理的细节，值得重视；而就考查同文馆西书翻译、出版之事而言，历次题名录的价值更为重要。
光绪五年至二十五年间，同文馆原则上每三年编辑一次题名录，记录该馆的各项馆务，内容包括馆内人事、机构设置及翻译书籍情况等。题名录先后编订过七次，有中、英文版本，英文版现已比较罕见。现存历次题名录主要包括：光绪五年刊第一次《同文馆题名录》、光绪八年刊第二次《同文馆题名录》、光绪十三年刊第四次《同文馆题名录》、光绪十九年刊第五次《同文馆题名录》、光绪二十二年刊第六次《同文馆题名录》、光绪二十五年刊第七次《同文馆题名录》、Calendar of the Tungwen College ( First Issue )（英文版第一次《同文馆题名录》）、Triennial Calendar of the Tungwen College ( Fourth Issue )（英文版第四次《同文馆题名录》）。其中，国家图书馆藏有中文版第四次（索书号：11315）、第六次（索书号：11314）《同文馆题名录》铅印本及中英文合订本第四次《同文馆题名录》缩微胶卷（索取号：MGTS/044780）；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有中文版第一次、第五次、第七次《同文馆题名录》缩微胶卷（索取号：MC00212）；东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中文版第二次《同文馆题名录》（索书号：K40:150）。
（二）馆译西书
中文版历次题名录皆有“翻译书籍”项，对应英文版题名录中的List of Books Published or in course of Preparation（已出版或拟出版书籍目录）。历次题名录该项列出书名、译（辑）者姓名、鉴定者姓名，所收书籍排列顺序基本一致，依次叠加新增书籍，个别书名前后略有出入，译（辑）者身份随时代变化可能略有调整，翻译、出版进度也有所体现。收入历次题名录“翻译书籍”项的同文馆译书，或可以“馆译西书”统称之。
国家图书馆所藏同文馆印书处以铅活字印行的书籍中，包括多种该馆翻译（含编译等）的西学著作，其中，见于历次题名录“翻译书籍”项的至少有：《法国律例》《星轺指掌》《公法便览》《英文举隅》《富国策》《化学阐原》《全体通考》《中西合历（大清光绪二十至二十一年岁次甲午之乙未即西历一八九五年中西合历）》《公法会通》《算学课艺》《星学发轫》《汉法字汇（Dictionnaire Français-chinois）》《中国古世公法论略》《弧三角阐微》《增订格物入门》，除《增订格物入门》系《格物入门》的修订版之外，其余均为初版；由同文馆师生翻译、印书处出版而书名未见于历次题名录的西学著作有：《星学发轫引说》《荧惑新解》《医药通考》《陆地战例新选》，均为初版。此外，国家图书馆还藏有见于历次题名录的《万国公法》《格物入门》两书刻本，似均为初版。截至光绪二十五年刊第七次题名录印行，收入“翻译书籍”项且确已出版的书籍共计21种（详见本文第二节），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相关初版本大约在16种以上，亦即，馆译西书的初版本，大部分在国家图书馆有收藏。
此外，国家图书馆现藏同文馆印书处出版之书籍，还包括印书处以铅活字排印的第一本书籍：四卷本《俪白妃黄册》，以及该处印行的《钦定剿平粤匪方略》《钦定剿平捻匪方略》《西学考略》《日本杂事诗》《四述奇》《柬埔寨以北探路记》等。这些文献同样有助于研究京师同文馆印刷事务的发展历程。
二、京师同文馆的西书翻译与近代学科门类的构建
在晚清诸多有官方背景的译书机构中，尤以京师同文馆的译书实践与官方对西学翻译的导向结合得最为紧密。该馆的地位、职能和资源取得方式与如今“国家翻译机构”的情况——“国家一方面通过翻译政策对翻译目的、翻译选材、翻译章程施加影响，使其翻译活动符合其意志；另一方面在资金、翻译人才方面给予政策支持，使其能够承担大规模、高难度的翻译任务”——非常接近。同文馆根据官方导向组织和管理西学书籍的翻译或编译，并将译书之事与外事人才培养相关联。
（一）历次题名录所见同文馆翻译书籍情况
丁韪良曾于1877年2月5日向时任美国驻华公使西华（George Frederick Seward）递交过一份有关京师同文馆的书面报告，其中专列Work of the College（学院著作），言及该馆译书活动：
我们的教授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书籍的编撰工作上，我们高阶的学生协助他们完成这部分工作。这样编写出来的物理、化学和外交方面的著作（大部分为外文译本），已经在学院的赞助下出版，还有法国法典、一部世界通史、吴尔玺的国际法和其他书籍目前正在翻译过程中。
可见，翻译书籍确系该馆重要工作。同文馆翻译西学著述的数量，各家统计结果不一。题名录“翻译书籍”项附有说明称，“自开馆以来，译书为要务，其初总教习、教习等自译，近来（则）学生颇可襄助，间有能自行翻译者，兹将历年所译书目开列于后”。在第一、二、四、五、六、七次题名录“翻译书籍”项下，由该馆师生翻译（含编译等）且在最后一次题名录印行之前确已出版的西学书籍有21种，分别是：
1.《万国公法》：见于现存历次题名录，第一、二、四次署“总教习丁韪良在本署译”，第五至七次署“总教习丁韪良译”。该译著在丁韪良进入同文馆任教之前已定稿，其初次刊印时间可能亦略早于丁韪良进馆，但历次题名录均将其收入“翻译书籍”项，第四次及以前的题名录特别注明“在本署译”。
2.《格物入门》：见于现存历次题名录，署“总教习丁韪良著”。丁韪良编写的七卷本《格物入门》在同治七年“由政府出资印刷”。后修订为《增订格物入门》，牌记作“光绪己丑仲秋同文馆集珍板”，增订版面世后编订的诸次题名录所提及的《格物入门》，应将这一版本包括在内。
3.《化学指南》：见于现存历次题名录，署“化学教习毕利干译”。
4.《法国律例》：见于现存历次题名录，第一次署“化学教习毕利干译，未完”，第二、四、五、六、七次署“化学教习毕利干译”。
5.《星轺指掌》：见于现存历次题名录，署“副教习联芳、庆常译，总教习丁韪良鉴定”。
6.《公法便览》：见于现存历次题名录，署“副教习汪凤藻、凤仪等译，总教习丁韪良鉴定”。
7.《英文举隅》：见于现存历次题名录，署“副教习汪凤藻译，总教习丁韪良鉴定”。
8.《富国策》：见于现存历次题名录，署“副教习汪凤藻译，总教习丁韪良鉴定”。
9.《化学阐原》：见于现存历次题名录，第一次署“化学教习毕利干译，副教习承霖助译，未完”，第二、四、五次署“化学教习毕利干译，副教习承霖助译”，第六、七次署“化学教习毕利干译，副教习承霖、王锺祥助译”。
10.《格物测算》：见于现存历次题名录，第一、二次署“总教习丁韪良口授，副教习杜法孟等笔述，未完”，第四至七次署“总教习丁韪良口授，副教习席淦、贵荣、胡玉麟等笔述”。
11.《全体通考》：见于第四至七次题名录，署“医学教习德贞译”。第一、二次题名录无《全体通考》，而有《体骨考略》，第一次署“医学教习德贞译，未完”，第二次署“医学教习德贞译”（该书未见于现存其他题名录）。高晞推测，《全体通考》卷一、卷二“论骨”篇“就是原来未译完成的《体骨考略》”，“《体骨考略》最后并未正式出版”，据第二次题名录则知，《体骨考略》应已译完。
12.《中西合历》：《戊寅中西合历》《己卯庚辰中西合历》见于现存历次题名录，《辛巳中西合历》见于第二次题名录，《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中西合历》见于第四、五、六次题名录，《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中西合历》见于第五、六次题名录，《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中西合历》见于第七次题名录。历年《中西合历》由天文教习海灵敦（Mark W. Harrington）、费理饬（Hermann P. Fristche）、骆三畏（Samuel M. Russell）算辑，由熙璋等人翻译。
13.《公法会通》：见于现存历次题名录，第一次著录为“《公法千章》”，第二、四、五、六、七次均作“《公法会通》”，署“总教习丁韪良译，副教习联芳、庆常等助译”。丁韪良在《凡例》中提及：“是书初拟名《公法千章》，后经董大司徒更定，改名《公法会通》。”该书出版于光绪六年，第一次题名录刊印于光绪五年，反应了书名未定时的状态。
14.《算学课艺》：见于现存历次题名录，第一次署“副教习席淦等编辑，算学教习李善兰鉴定”，第二、四次署“副教习席淦、贵荣等编辑，算学教习李善兰鉴定”，第五至七次署“副教习席淦、贵荣编辑，算学教习李善兰鉴定”。
15.《中国古世公法论略》：见于第四至七次题名录，署“总教习丁韪良著，副教习汪凤藻译”。
16.《星学发轫》：见于第四至七次题名录，第四次作“《天学发轫》”，署“学生熙璋、左庚等译，待刊，天文教习骆三畏鉴定”，第五至七次作“《星学发轫》”，署“副教习熙璋、左庚等译；天文教习骆三畏鉴定”。同文馆在光绪二十年出版了《星学发轫》十六卷和《星学发轫引说》二卷。《星学发轫》署“美国罗密士原本，天文教习英国骆三畏口译，天文馆肄业生王镇贤、熙璋、左庚笔述”；《星学发轫引说》带有普及性质，署“天文教习骆三畏著，肄业生熙璋校”。历次题名录从未出现《星学发轫引说》，同文馆可能未将此书归入馆译西书；亦不能完全排除该馆以《星学发轫》统称《星学发轫》《星学发轫引说》两种文献的可能性。
17.《同文津梁》：见于第四至七次题名录，第四、五次署“总教习丁韪良著，待刊”，第六、七次署“总教习丁韪良鉴定”。
18.《汉法字汇》：见于第四至七次题名录，第四次署“化学教习毕利干著，未完”，第五至七次均署“化学教习毕利干著”。该书书名实际为《法汉合璧字典》（Dictionnaire Français-chinois），于1891年在北京和巴黎两地出版，北京的出版任务由北堂印书馆承担，而同文馆印书处未参与出版，这或许与印刷双语字典须大量使用法文字符、印工须具有排印法文的经验有关。
19.《药材通考》：见于第六、七次题名录，署“医学教习德贞著”。
20.《弧三角阐微》：见于第六、七次题名录，第六次署“总教习欧理斐著”，第七次署“总教习欧礼斐著”。
21.《分化津梁》：见于第六、七次题名录，署“化学教习施德明口译，纂修官、化学副教习王锺祥笔述”。
译完但可能并未刊出的有4种：
《新嘉坡刑律》：见于第四至七次题名录，署“副教习汪凤藻译，待刊，总教习丁韪良鉴定”。
《俄国史略》：见于第一、二、四、五、六次题名录，第一、二次署“副教习桂荣等译，俄文教习夏干鉴定”，第四至六次署“副教习桂荣等译，待刊，俄文教习夏干鉴定”。
《电理测微》：见于第五至七次题名录，第五次署“格物教习欧礼斐口译，纂修官贵荣笔述”，第六次署“总教习欧礼斐著”，第七次署“总教习欧礼斐著，待刊”。
《坤象究原》：见于第五至七次题名录，第五次署“副教习文祐译，格物教习欧礼斐鉴定”，第六次署“副教习文祐译，总教习欧礼斐鉴定”，第七次署“副教习文祐译，总教习欧礼斐鉴定，待刊”。
未译完的1种：
《各国史略》：见于现存历次题名录，第一、二次署“学生长秀、杨枢等译，总教习丁韪良鉴定，未完”，第四至七次署“学生长秀、杨枢等译，未完”。
如将历年《中西合历》以1种计，并依同文馆惯例不另计入《星学发轫引说》，则在光绪二十五年第七次题名录编成时，同文馆应已经译成25种西学书籍。
既往研究多以一两种题名录的“翻译书籍”项为基准考察该馆译书情况，并未对此项内容的前后变化给予充分的重视。对历次题名录“翻译书籍”项进行比较，会发现后出的题名录并非仅增补了新出译书的信息，亦可能对前次题名录已收录的译书信息进行不同程度的校改。历次校改至少体现出如下几类信息：
第一，译书题名的改变。如《体骨考略》变为《全体通考》、《公法千章》改为《公法会通》、《天学发轫》改为《星学发轫》。《体骨考略》为《全体通考》的局部，可能系在全书译成后重新定名；《公法千章》的书名则在董恂的建议下修改；《天学发轫》为待刊时的书名，实际出版时变更为《星学发轫》。又如历次中文版题名录对《中西合历》的题名做了细致的记录，凸显出《中西合历》逐年算辑的特点。
第二，译书编撰、出版状态的变化。如某些“未完”或“待刊”的书，后续已完成。但也有些译著虽已列入“翻译书籍”项，实际并未译成或在译成后未能出版。
第三，书籍编译及鉴定者在馆内职级的变迁。如由“学生”变为“副教习”，或由某科“教习”变为“总教习”。
（二）题名录收录馆译西书的规则
在晚清，“翻译”的含义是相对模糊的，历次题名录“翻译书籍”项所收书籍即存在混杂译、辑、编、著的情况。其收录标准看似稍具弹性，实则边界清晰，所收西书都有较为明显的特征。
首先，一般为译本（含编译），辑、著之书比例较小。
其次，除《万国公法》外，一般为该馆师生在馆时以该馆人员身份移译或编撰。法文教习司默灵（Antoine Everard Smorrenberg）所译《法国话规》《法国话料》即未收入“翻译书籍”项。《法国话规》未由总理衙门或同文馆负责刊行，版权页称译者为un missionnaire lazariste de Pékin（北京的遣使会传教士），未直接提及姓名。司默灵译书之事见于同治九年奕等人的奏折：“法国教习司默灵，前在同文馆教读法国文字，不遗余力。并撰《法国话规》《法国话料》二书，刊刻成帙。”迫于师资难觅，总理衙门不得不选聘部分传教士担任同文馆教习，但对其身份颇为忌惮，严禁在馆内传教，传教士应被视为司默灵等人的馆外身份，故题名录并未将相关书籍归为同文馆译书。
再次，除《汉法字汇》外，于同文馆印书处建成后出版的馆译西书，一般由印书处以铅活字印行。
最后，译书内容须与同文馆设置的课程密切相关，侧重于外国语言及该馆着力移植的西学门类。
就国家图书馆藏同文馆刊印书籍来看，在历次题名录提到的上述译著之外，至少还有《医药通考》《荧惑新解》两种合乎“馆译西书”标准的译著可以确定已经刊出。
《医药通考》书名页署“光绪丁酉孟冬”，牌记为“同文馆聚珍板”。该书无序，其《凡例》称“此书英国原本系照官方补注者也，由光绪十一年翻译为始，又于十六年重加增修，至二十二三年又采选医报及他处所论新药新方，亦续于方剂之末。此书虽已刊印，尚未授诸同人”，落款为“光绪二十六年孟夏英医德译”。亦即，该书主要译自英国官方药学书，并据其他材料充实之，刊印后可能并未直接进入流通渠道，译者在数年后又增补了凡例。“英医德”似为“英国医生德贞”的省称，光绪二十二年刊第六次题名录载有德贞（John Dudgeon）所译《药材通考》。《医药通考》与《药材通考》的书名、成书时间及内容等均近似，很可能实系一书。
《荧惑新解》书名页题“署同文馆总教习骆三畏口译”，牌记为“光绪己亥嘉平月聚珍版排印”。该书在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1900年初）排印，刊行时间晚于第七次题名录，故而不可能被收录。译者骆三畏自光绪五年到馆后一直任天文教习，在《荧惑新解》出版时暂代“告假回国”的欧礼斐（Charles Henry Oliver）出任总教习，此期同文馆的印刷活动已然衰落，存在西书译出而久未刊印的情况，该书得以顺利印行，或与骆三畏馆内身份的短暂变更有关。
另有光绪九年孟夏刊印的《西学考略》及《陆地战例新选》，前者由丁韪良亲撰，后者由丁韪良主持翻译，两书从未收入历次题名录，也不见于丁氏晚年撰写的《同文馆记》，可见他并未视之为同文馆译书，大抵归为私人撰译之作。二者的成书均与丁韪良在光绪六年三月至光绪八年三月间的休假有关。期间他游历七国，返回中国后撰写了《西学考略》，分“纪游”“缀论”两卷。途经瑞士时获国际法学家穆尼耶（Gustave Moynier）赠与新编的Les lois de la guerre sur terre: manuel publié par l'l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或可译为《陆战法规：国际法学会出版的手册》）。丁韪良率同文馆学生翻译此书，应有展现西方国际法发展前沿动态之意，他在《陆地战例新选》的序文中称：
此书原稿始由穆公草创，继与布伦氏等十三人琢磨修饰，终经全会复议，用以问世……凡八十六条，皆有所本……其业已通行者，固属公法，其尚未通行者，邦国揆之仁义，择而行之可也，行之既久，知其合用，竟至遵为通例，公法由此而渐臻美备焉……故率法文馆学生而译之，与公法各书参观而互证可也。
与收入历次题名录的西书相比，《西学考略》似更近于游记及调研报告，对西学的介绍相当浮泛，并非聚焦于某一种或几种学科知识的专门之书；《陆地战例新选》虽为与国际法相关的资料汇编，但不是据现行法规撰写的国际法专著，就知识的系统性和完备性而论，明显与收入“翻译书籍”项的《万国公法》等诸种馆译公法著作存在差异。
由此可见，即便是丁韪良本人撰、译之书，如不完全符合“馆译西书”标准，亦不会收入“翻译书籍”序列。之所以格外强调“馆译”这一边界的重要性，是因为同文馆对翻译对象的筛选十分谨慎。该馆的西学翻译受到总理衙门的严格管控，在馆译西书进入流通渠道以前，其知识的合法性要经过认证，“迨译本脱稿后，复经总教习详加核对，乃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批阅，蒙命付梓”，亦即，译本定型后须通过总理衙门执掌者审核，方可刊印。馆译西书多有总理衙门大臣等高级别官员所作之序，称许译著内容，一方面展示作为上级管理机构的总理衙门对同文馆西学译本生产的支持，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对该馆翻译活动的规训与节制。
（三）近代学术转型背景下的馆译西书学科分类
时至晚清，传统学术开始向近代转型，即由“四部之学”转向“七科之学”。建构近代意义上的学科门类，渠道之一便是“直接将西方近代学术门类移植到中国来，这主要是那些中国传统学术中缺乏之学术门类”。第五次及以后的题名录均有“添设纂修官”项，其中提及，“同治年间开馆以后，馆生渐通洋文，乃以翻译新学各书为要务，旋设印书处，以聚珍板印行于世”。将馆译西学称为“新学”，即有新近传入、有别于传统学术门类之意。馆译西书覆盖的近代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等自然科学及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门类均在此列。经过丁韪良的改革，同文馆内部实际上初步建立起以西方学术分科为基础的教学体系，馆内开设“读各国史略”“代数学”“几何原本”“微分积分”“万国公法”“富国策”等课程，涉及文、理、法、医等诸学科门类。馆内诸类西学课程的难度并不均衡，难度高者以彼时耶鲁、剑桥教授的原著或其译本为教材，如《公法便览》《富国策》，而化学等课程的水平仅为入门。《大清会典》详细记载了同文馆的教学内容，就各科目的细节来看，知识的近代化程度已经比较高了。
截至第七次题名录统计“翻译书籍”项时，在同文馆编译的自然科学著作中，可归入数学的有《算学课艺》《弧三角阐微》；天文学（星学）有历年《中西合历》及《星学发轫》；物理学有《格物测算》《电理测微》；化学有《化学指南》《化学阐原》《分化津梁》；医学（含药学）有《全体通考》《医药通考》。此外，《格物入门》（含增订版）兼有物理、化学等内容；未被列入“翻译书籍”项的《星学发轫引说》和《荧惑新解》均属于天文学。如以1913年初民国政府教育部划定的七科范畴而论，上述译书均分布在理科和医科。
晚清的西学翻译起初是以引进“西艺”为重心的，在此情形下，同文馆对社会科学的译介反倒更引人注意。总体上看，社会科学类译著在馆译西书中所占比例颇高，法学（尤其是国际法）译著的数量特别突出，相关译著实际上已切入晚清知识阶层所称的“西政”层面。到第七次题名录编订时，收入“翻译书籍”项的法学译本已有7种，分别是《万国公法》《法国律例》《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中国古世公法论略》和未刊出的《新嘉坡刑律》，除《法国律例》《新嘉坡刑律》外，均为国际法相关译著；经济学译本1种，即《富国策》；历史学译本2种，即译完未刊出的《俄国史略》和未译完的《各国史略》；语言学方面，编有双语字典1种，即《汉法字汇》，另有语法书1种，即《英文举隅》。此外，未刊出之《坤象究原》可能涉及地理学；未被列入“翻译书籍”项的《陆地战例新选》应属法学。以民初公布的七科范畴划分，上述著作主要涉及法科和文科，国际法译本总量位居前列，明显与总理衙门的外交职能有关。若以具体学科基本结构的迁移和术语体系的引入为基准进行考量，同文馆对西学，尤其是“西政”相关学科门类的移植，完备程度甚高。
同文馆将对法学、经济学的译介重心放在国际法和政治经济学，进一步凸显了其作为国家层面的翻译机构的地位。《富国策》译自古典政治经济学专著，而在法学领域，同文馆不仅对译本的数量和质量有所追求，还注意到此一学科内部方向的多元。除常为时人及后世提及的国际法译著外，同文馆还译印了以《拿破仑法典》为源语文本的《法国律例》，此书属于民法范畴；《新嘉坡刑律》属于刑法范畴，虽似终未刊行，但从第四次以后的题名录来看应已译成。
京师同文馆的译书总量虽远不及江南制造局，但其译介的内容基本覆盖了彼时清廷所求西学的各方面。从馆译西书的学科分布来看，丁韪良显然相当清楚同文馆的定位与功能有异于地方官译局，同文馆的翻译对象广涉诸种西方学科门类，尤重移译社会科学著述。馆译西书的意义，更重在划定移植西学的范围。
三、同文馆印书处与馆译西书的出版
同文馆印书处是较早采用近代西方铅印技术的官方出版机构，丁韪良在回忆录中提及，同文馆翻译的西书大多由该馆印书处出版，并免费分发给晚清官员。有关同文馆印书处的史料比较零散，又有彼此抵牾之处，不易稽考，然而就公共知识的传播而言，印书处恰是不可约省的环节——馆译西书在此大量复制，之后经官方调度，进入流通渠道。武英殿修书处大火以后设立的同文馆印书处，自创办起即兼具皇家印刷机构的职能，这使其在开设之初便须将印刷质量提至较高水平，对馆译西书的刊行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一）同文馆印书处的职能
印书处设在同文馆内。关于其开办时间的说法不一，或称其设于1876年，或推定为同治十二年（1873）。丁韪良《同文馆记》记载：“一八七六年附设印书处，有印刷机七部、活字四套，以代替武英殿的皇家印刷所。”毕乃德《同文馆考》则称：
同治十二年馆内设立印刷局一，备有汉文及罗马字铅字，及手印机七架，不仅供该馆自用，且兼供总理衙门之用。盖该馆教习学生所翻译之书籍，及馆用考卷等，以及总理衙门之出版物，多就印于此也。
据此文原注，这段文字的出处系1879 Calendar，即英文版第一次题名录，但与之对应的中文版题名录在言及“印书处”时并未提及其开设时间，只言“馆内设有印书处，刷印同文馆翻译著作及总署文件等书”。
丁韪良执掌同文馆多年，对馆务的解说似应最为权威，但英文版第一次题名录的出版时间与印书处开设时间更为接近，其对印书处设立时间的记载，可信程度也相当高。那么，同文馆印书处究竟开设于何时呢？在总理衙门历年经费分配细目中，可以找到关于印书处开办时间的线索——总理衙门自同治十二年始有“印书处”专项经费，此后逐年拨付。这说明，印书处正式设立于同治十二年，《同文馆记》对印书处开办时间的记载有误。
值得一提的是，同文馆的经费相当充裕，这对印书处等附属机构的发展来说显然是利好的。奕等人在奏请开设同文馆时，已筹划“于南北各海口外国所纳船钞项下酌提三成”，给付总理衙门作为同文馆经费。这部分经费之多，远超同文馆支出所需。
在国家图书馆藏《公法会通》中文书名页前，附有英文扉页，提供了完整的出版信息，包括：原著信息（含作者、书名、转译本信息）、译者、出版机构、出版时间。其中，出版机构标注为College Press（学院出版社）。在与印书处相关的英文文献中，这一名称是相对固定的。英文版第四次题名录将印书处称为Printing Office or College Press（印刷部门或学院出版社）并略作介绍：“本机构的出版社主要印行来自学院的书籍和总理衙门的官方出版物。”大意与中文版历次题名录“翻译书籍”项后附注的“馆内设有印书处，刷印同文馆翻译著作及总署文件等书”一致。该次题名录Historical Summary（历史概述）中还提到：“1873年，学院开设了一个印刷部门，为此营建了宽敞的建筑。这里有七台印刷机和四种活字，用以完成以前由设在武英殿的皇家印刷部门承担的任务，并刊印学院教授和学生翻译的外国书籍。”与《同文馆考》所用英文版第一次题名录的相关内容接近。
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六年（1880）同文馆聚珍版《公法会通》英文扉页
从英文版题名录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丁韪良试图直接以西方学院（college）的理念建设该馆。以英文馆、法文馆等诸“馆”的建制为例，有时对应近代西方学院或大学中的“系”（department），如Calendar of Students（学生一览表）中称English Department（英文系）之类；有时则称“院”（school），如Course of Study（学习课程）提到：The foreign languages taught in the College are four—English, French, German, and Russian: each pursued in a separate school, and, for the most part, by distinct classes of students（本馆现教授英、法、德和俄四种外语，每种语言都在不同学院教授，学生大多来自不同班级）。学院附设出版社的情况当时已多见于西方各国，同文馆拟近代西方学院而建，故设有印书处（出版社）、书阁（图书馆）、星台（观象台）等附属机构。从“学院出版社”这一定位来看，印书处之设立，应旨在推动知识传播，而非迎合市场需求。
不过，同文馆印书处的定位又不仅限于学院附设的出版社，该处自同治十二年设立之初即承担皇家出版机构的职能。丁韪良回忆录提及，印书处“专门为皇上和同文馆印刷书籍，因为早先的皇家印刷所新近失火被毁”，这与英文版题名录中提到的“用以完成以前由设在武英殿的皇家印刷部门承担的任务”相合。
同治八年，内府经营的武英殿修书处在火灾中损毁严重，虽则刊刻工作“仍在可能的范围内继续进行”，如于光绪年间翻刻《御制劝善要言》，但该处实际已无法恢复全盛时期的雕版刊印能力。总体来看，武英殿重建后“刻书基本停止”。又因该处的活字未能完整地保存下来，活字印刷亦难以开展，光绪十六年拟复制武英殿铜活字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时，便须委托上海同文书局照殿板式样石印。
同文馆印书处在开办当年即已接到与皇家出版机构职能相关的出版任务：以铅活字印刷《钦定剿平粤匪方略》《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同治七年十一月，奕等奉旨纂辑此二书，至同治十一年告成，起初仍拟“交武英殿照缮宋字样本开雕”，但武英殿修书处后来并未承接该项工作，二书的承印机构及印刷方式均有调整，“改用集字板刷印，所需粉连纸、毛太纸，奏请敕臣采买，陆续解交，价银作正开销等因……前由轮船运到粉连纸七千九百五十刀，毛太纸二千七百刀，已解送总理衙门照收”。纸张交付之事发生在同治十二年十月，此前二书的刊印应已确定要改用集字板，印书活动改由总理衙门负责。
在二书之后，总理衙门还先后承接了历朝御制诗文集、圣训的印刷任务。光绪四年十月十七日，奕等“为刷印书籍将次蒇工，请旨饬部拨银装订”之事上奏称，于光绪二年五月间奉旨用集字板重印御制诗文集共一千二百五十九卷，“遵即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用集字板敬谨开办，并派军机章京，每日二人，轮赴该衙门印书处所，详细校对，刻下刷印将竣，应即次第装订”。
印刷皇家文献的工作由位于总理衙门内的同文馆印书处完成。1877年初，丁韪良在关于同文馆的报告中提到该馆Printing-Press（印刷—出版）动态，便涉及正在进行中的历朝御制诗印刷任务：
在我们的庭院内设有一个印刷机构，名为“学院出版社”，有汉字和罗马字的铅字类型以及6部手动印刷机。除了完成外交部指导下的官方工作外，该机构设立的另一原因就是用于印刷我们的教授和学生的译著。
除了上面提到的书之外，它最近还将一本旧的数学著作再版；现在正致力于印刷清朝皇帝的亲笔诗（autographic poems）。
至光绪五年正月，上述御制诗文集已印成。此时清廷拟重印历朝圣训，详查武英殿修书处所存历朝圣训板片，但板片保存状况不理想，已难以直接用于印刷，遂“用集字板重印”，刷印及校对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印书处所”完成。
此类皇家印书与同文馆刊印其他书籍的经费支用路径不同。从奕等人的奏折来看，同文馆印书处印刷历朝御制诗文集、圣训的工料费用由户部另行发给，而非直接从同文馆经费中拨付；皇家印书所用纸张，规格也明显比同文馆出版的其他书籍高，必责专人另行搜求，以保证品质。
历朝御制诗文集及圣训的印刷过程管控相当严格。相关奏折呈现了同文馆印书处完成皇家印书任务的细节：
查集字板刷印书籍，必须随印随校，方能络绎周转。拟派军机章京前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印书处所，遵照发下原书，逐页详细校对，并严饬该章京排定日期，轮班前往，不准作辍旷误，致有停工待校之虞。至查核纸张、稽察工匠及一切事宜，督饬该提调认真经理，以昭慎重。
而在同文馆印书处以铅字印刷两种《方略》及历朝御制诗文集、圣训时，奕正身兼军机处及总理衙门两处的职位，统筹诸事、调配资源颇为便利。
（二）铅印技术的应用与“同文馆聚珍版”
据光绪朝《大清会典》记载，“印书处设立同文馆内，所有事务均归帮提调经理。凡印书，皆用铅锓活字，书成即拆，铅字随时锓补”。在印书处开设以前，总理衙门或同文馆已有部分书籍出版，所用系雕版，如同治七年仲春所刻《格物入门》。印书处投入运行后，同文馆出版的书籍基本都为铅印，仅在特殊情况下采用其他印刷形式，如光绪三年的《远西机器图说录最》即系刻本，该书插图甚多，更适合用雕版印刷。
印书处以铅活字刊印的书籍，一般称为“同文馆聚珍版”，牌记具体标注方式可能略有差异，如《公法会通》牌记为“同文馆聚珍版”，《医药通考》牌记为“同文馆聚珍板”，《荧惑新解》牌记为“光绪己亥嘉平月聚珍版排印”。亦有少部分书籍标注为“同文馆集字板”或“同文馆集珍板”，如《俪白妃黄册》及《增订格物入门》。
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六年（1880）同文馆聚珍版《公法会通》牌记
丁韪良在筹设印书处时已决定采用铅活字印书。近代中文铅印技术的发展，服务于西方在华传教事业的拓展，丁韪良担任过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对印刷技术革新的意义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曾忆及印书处采用铅印技术的缘起：
在同文馆开办之前，北京已经有了一个属于美国公理会传教使团的印刷所，我们的试卷就是在那儿印刷的。由于大学士文祥对于活字印刷的精美和工序的简便赞不绝口，我就把上海一位传教使团印刷师姜别利（William Gamble）制作并送给我的一些铅活字转赠给了他。这便是同文馆印刷所的萌芽……当我向文祥建议同文馆应该设立一个小型印刷所，以满足本馆的用途时，他便嘱咐我估算一下建立这么一个印刷所所需要的经费，然后他让赫德给了我三倍于此的钱。
印书处开设当年即全面启用铅活字。同治十二年春，时任同文馆总管大臣的户部尚书董恂辑成《俪白妃黄册》四卷，同年秋八月由同文馆排印，书名页题有“同治癸酉年同文馆集字板刷印”，董恂序称：“同人见而嘉之，适同文馆购集珍铅字自海上来，怂付刷印。装就，各携数册以去，佥以为是役也，一借试新字，一以便偿书债，一举而两善备焉。”据此，此书应是同文馆以铅活字排印的第一部书籍，就序文来看，董恂等人对铅字印刷的效果相当满意。
同治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申报》刊发新闻《京都设西法印书馆》：
现闻京师已开设西法印书馆，其馆在武英殿衙门前，由香港英华书院购置大小铅字两副，其价值计二千余金，黄君平甫亲赍之至京师，呈于总理衙门。兹者总税务司赫公、丁君韪良先生又在上海美华书馆代办第一号正体铅字暨字盘、字架一切物件及机器印书架二架，已由轮船寄送至京。
《申报》之所以将京师设西法印书馆作为新闻，是因为铅石印术在当时的中国刚开始流行，官书局公开引入铅活字确堪报道。从新闻刊发的时间及关联机构、人物来看，相关两批铅字都是为同文馆印书处购置的。新闻称印书馆设在武英殿衙门前，应系讹误：一者，自从同治八年武英殿内贮藏的“殿本”及雕版等付之一炬后，该处建筑虽被重修，并保持原有之机构，但刊刻活动未能恢复如初；二者，同治十二年已于总理衙门内设同文馆印书处，不大可能在同年再于他处投资开设一西法印书馆。
新闻提到的两批铅字来源于香港英华书院和上海美华书馆。英国伦敦会在香港开办的英华书院“在1850至1860年代扮演非常重要的活字供应者角色，生产的活字供应中国内外的需要”。从英华书院相关史料来看，1872年5月，赫德（Robert Hart）受总理衙门委托向该书院购买两副活字，先行支付约半数价款2000元，并要求英华书院代为从英国进口整套印刷机具。这批活字于1872年底铸造完成，交由黄胜带往北京，据英华书院预先估算，仅活字一项的利润即约有1873元。在这次交易中，英华书院在铸造活字及代购印刷机具两项上实际获得的收益合计2432.58元。英华书院生产的活字产品主要有大小两种，从该院的成本利润估算表格看，总理衙门实际订购的也是这两种铅字，计有大小活字各24万个，另有大小活字圈点符号各若干，与新闻所言“由香港英华书院购置大小铅字两副”一致。
另一批铅字购自美国长老会主持的上海美华书馆。19世纪60年代，美华书馆的印刷事业发展迅速，该馆复刻了英华书院的大小活字，加上美华自家开发的铅字类型，能够生产的铅字型号已达6种之多，而美华所制字架便于捡字、排字，在当时颇为先进。“英华书院的活字遭到同行长老会美华书馆以电镀技术复制后，在市场上无法和后者大量、迅速而便宜生产的活字竞争”，英华书院的中文印刷事业于1873年终止。总理衙门为印书处购入铅字之事，正好发生在铅字市场主导权更迭之时。
英华书院的大铅字为台约尔活字，美华书馆将其复制为该馆的一号字；英华书院的小铅字为香港活字，美华书馆将其复制为该馆的四号字。因此，新闻中称“又在上海美华书馆代办第一号正体铅字”或许是不确切的，总理衙门既已从英华书院购买台约尔活字，大概率不会再从美华书馆购入同型号铅活字。四卷本《俪白妃黄册》的排印使用了3种型号的铅字，混用印书处此时拥有的英华、美华诸种铅字，如将排印所用3种铅字与美华书馆活字广告所附各型号铅字样本进行比较，可知除台约尔活字、香港活字之外的那种铅字，可能是稍小于台约尔活字的美华二号字——这才应是由美华书馆购入的铅字类型。
在总理衙门为开设印书处求购铅字时，美华书馆能够生产的铅字型号已经远多于英华书院，但总理衙门仍要从两处分别采买，这或许与新闻中提到的“总税务司赫公、丁君韪良先生”各自的背景有关。“总税务司赫公”即在同文馆一直有相当大话语权的赫德，赫德系英国人，他倾向于采买伦敦会英华书院的铅字并通过该书院向英国购求印刷机器是很自然的。印书处投入运行以后，总理衙门仍继续委托赫德从英国为该处添置印刷器材。在1874年赫德与中国海关驻伦敦代表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的往来书信中，曾多次提及同文馆所需印刷器材的订购、运输之事，这应是英华书院印刷事业中止后，赫德转而采取的另一种海外采购途径。而总理衙门购入长老会美华书馆生产的铅字及字盘、字架等物，则很有可能是与该馆关系密切的丁韪良的主张。
可堪平行比较的是，在京师同文馆致力于以铅字刊印“聚珍版”书籍时，江南制造局却倾向于选择雕版。江南制造局地处上海，较京师更易得风气之先，获得铅印所需的物资也更方便，该局实际也拥有铅印设备，不过，傅兰雅（John Fryer）认为雕版的性价比更高，“较铅字活板更省更便”，因而，该局“所译格致书，仍用古制而刊木板，以手工刷印”。丁韪良的态度刚好相反，他认识到“印刷术曾因降低书籍的制作成本和普及知识而引起人类社会状态的革命”，而铅印技术的推广进一步提高了知识普及的效率。
至同文馆发展末期，馆务不修，印书处等附属机构也随之萧条。光绪二十一年，翁同龢“奉派管理同文馆事”，他在七月初七日的日记里记录了上任后到馆视察的情形：“先与洋教习坐谈，旋遍历各馆及观星台、印书处，靡不到也。观星则测远镜灰封，刷书则迟滞殊甚，皆不称意。”对照现存“同文馆聚珍版”书籍即可发现，光绪二十三年印行的《医药通考》连以往同文馆译书中常见的序文都取消了，与该馆全盛时期刊印的书籍相比，已有因陋就简的趋势。
（三）馆印西书与馆译西书的区别
同文馆印书处除出版馆译西书外，还刊行了馆编资料、官方文献及《高厚蒙求》《日本杂事诗》等，其中亦包括不宜归入“馆译”序列的西学相关著述。以往研究者在研究同文馆翻译（含编译等）或出版的西书时，有时会将其统称为该馆“翻译出版西书”，对翻译与出版两个环节不加区分。实际上，“馆译西书”与“馆印西书”是不同的概念，后者指由同文馆印书处出版的西书。如前所述，历次题名录收入西书的准则比较稳定，《陆地战例新选》等书虽由该馆译印，却不符合“翻译书籍”项的选入条件；而馆外译成或编成的西学相关著述，亦有可能由同文馆印书处出版。
翁同龢曾托请庆亲王奕劻，使《柬埔寨以北探路记》得以在同文馆印书处排印。该书由丁日昌组织译者译为中文，李文田据此译本手抄并作序。翁同龢在光绪十二年正月十三日的日记中称，“李若农以所抄《探路记》见示”，二月十二日的日记提到，“昨以李若农所抄《探路记》托庆王付同文馆用活字印行”，十二月廿四日的日记中提及“总理衙门送《探路记》十部来”。国图现藏《柬埔寨以北探路记》疑即翁同龢日记提到的光绪十二年同文馆印本，该书第十卷几乎全为图表，除此卷系刻本外，余卷均为铅印。
光绪十四年《汉俄合璧韵编》的出版则要归因于丁韪良的私人交往。这部中俄双语词典本已获得沙皇政府资助，但接受印刷任务的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印刷厂却没有足够的汉字铅字。丁韪良系该词典补辑者柏百福（Pavel Stepanovich Popov）的朋友，遂建议改在北京印刷。客观地说，同文馆印书处排印此书存在相当大的困难：一者，馆内印工虽娴于中文排印，却并不熟悉俄文；二者，同文馆缺少排印所需的大量俄文铅字，该馆经费虽充裕，但亦难专门为此出资采买俄文铅字。为印制此书，柏百福专门从俄国招来印工；缺乏俄文铅字的问题亦在俄国驻华官员的协助下得以解决。
馆译西书与馆印西书所指涉的范围虽有交叉，却不完全重合，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别。同文馆印书处刊行的《陆地战例新选》《柬埔寨以北探路记》《汉俄合璧韵编》等不符合馆译西书收录标准的西书，虽足以展示“同文馆聚珍版”的印刷水准，却未必能如馆译西书那样充分地体现同文馆西学移植的导向，并代表该馆的翻译水平。此外，收入“翻译书籍”项的《汉法字汇》亦未由同文馆印书处出版。
结 语
京师同文馆在传统的学术体系之外另辟蹊径，直接引入西方分科设学的理念，不仅推动了知识体系的近代转型，也实现了印刷技术的近代转型。馆译西书在晚清起到风向标的作用，其源语文本的遴选标准、翻译工作的完成模式和译本的复制方式都是近代化的。“以一学校而最先兼负引介西学的任务，复借总理衙门及初期教会报的广为流传，与格致书室、强学会等的代售，则京师同文馆开风气之先以引导国人认识西学之功，实可当之无愧”。馆译西书的流通，将新的分科理念、新的学科知识系统带入晚清知识分子的视域。作为同光年间的皇家印刷机构，同文馆印书处全面应用铅印技术，亦对近代西方印刷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起过显著的促进作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众多馆译西书初版本和多种重要的馆编资料（一般为聚珍版），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同文馆印书处的研究，彰显其特殊性及重要性，也为全面分析该馆西学译本在近代知识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本文初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赵稀方研究员、近代史研究所邹小站研究员、北京大学中文系张剑教授等老师教正，文献搜集过程中，上海大学历史系林威杰副教授、南昌大学中文系陈艳林博士、清华大学中文系钟钰婷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沈珍妮博士后亦予惠助。谨此一并致谢！
【作者简介】徐婷，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思想史。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6年第4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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