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致书式王言在唐以前曾作为中原王朝与地位大致对等的政权之间通信的格式，唐代因中原王朝的强势和天下秩序的正常运作，其“敌国之礼”的功用一度被“皇帝敬问”所取代。五代乱局中，致书式王言作为更具平等意味的书信格式，其地位得到复兴，被广泛应用于诸政权交往之中。然而，即使割据政权多以致书式王言与中原政权五代通信，承袭唐室法统、据有河洛这一历代大一统王朝核心区域的五代，在时人心中依旧拥有至高无上的正统地位。在五代乱局的冲击之下，大一统的理念与传统的天下秩序仍发挥着作用。

关键词：致书式王言；五代十国；正统；天下秩序

引   言

中国古代各王朝在与其他政权交往时，常采取以君主名义发函的沟通形式，这类函件在古代往往被视为王言。不同政权君主之间的书信格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视时代、对象的不同有所差异。致书式王言（以下简称“致书”）即是其中重要的类型，往往以“某某致书某某”或相似格式为抬头，常用于地位相对平等的政权君主之间。致书在唐代曾一度衰落，被“皇帝敬问”式王言取代，但在五代时期又再度复兴，被广泛用于当时政权的交往之中，最终在澶渊之盟后成为宋辽两国君主对话的固定书式。

致书在中古时期政权交往中的应用，学界已有关注。中村裕一整理归纳了隋至五代的致书用例；童岭详细研究了隋时日本推古天皇发给隋炀帝的致书式信函；王使臻推断致书在五代宋初代表的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刘喆根据五代与十国间的信函往来，将五代时期的割据政权按其与中原王朝的双向认知归纳为开门天子、开门节度、闭门天子三种类型；张荣波亦对五代时政权交际、信函往复进行了梳理。但具体到致书本身在五代时期的特征与表现，尚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厘清。

在传统认知中，致书是一种用于对等对象的王言形式，其在五代复兴并被广泛应用于中原王朝五代和割据政权十国之间，正是纷乱局势下中原皇帝权威下降的反映。但从现存致书的细节来看，相较于割据一方的十国，占据华夏中心区域的中原王朝五代，仍明显具有更高的正统性，在天下分崩的乱局中，大一统的理念与传统的天下秩序仍发挥着作用。

一、五代以前的致书

从现存文献看，致书并非最早用于对等政权间对话的王言格式。西汉时期，“皇帝敬问”格式即被用于皇帝和匈奴单于的通信。西汉初年，经历秦末战乱的中原王朝国力凋敝，匈奴则在一代天骄冒顿单于的带领下统一草原，威胁汉朝北疆。汉高祖刘邦采纳谋臣娄敬的建议，与匈奴议和，遣宗室女子作为公主往匈奴和亲，同时与单于“约为兄弟”。此后，汉匈长期维持着和亲和“兄弟”的双重关系，地位对等，西汉皇帝发给匈奴单于的书信，抬头常为“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而老上单于则在投靠匈奴的西汉宦官中行说的建议下，以“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发书，显示出匈奴因其军事优势而具有的强势态度。

致书应用于对等政权间的交往则要晚得多，约在南北朝时期，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密切相关，与移书、檄书有文本渊源。目前所见的典型致书，是隋文帝杨坚与突厥汗国沙钵略可汗之间的通信。开皇四年（584）沙钵略可汗与堂弟阿波可汗相争，试图向隋朝请援，来书书头曰“辰年九月十日，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致书大隋皇帝”，杨坚复函为“大隋天子贻书大突厥伊利俱卢设莫何沙钵略可汗”。此时突厥虽已分裂，但毕竟是曾长期凌驾于北齐、北周之上的草原霸主，且沙钵略可汗并未正式向隋朝臣服，故而双方之间仍是分庭抗礼的平等关系，信函均采用致书格式。开皇五年沙钵略可汗率众南迁，向隋文帝屈膝臣服，来函的书头即变为“大突厥伊利俱卢设始波罗莫何可汗臣摄图言”，史书中称为“上表”，完全是臣子对君主的样式了。隋朝尚与南朝陈并立时，陈宣帝去世，隋文帝向其子后主陈叔宝遣使表达悼念之意，“修敌国之礼，书称姓名顿首”，应亦为致书格式。炀帝时期，日本推古天皇向隋朝遣使，书信抬头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隋炀帝大怒，要求“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炀帝之所以如此愤怒，除了认为日本天皇以蛮夷之君而自称天子过于狂妄外，亦与对方的来书采用致书格式有关。在隋朝看来，这是如南朝陈和归附前的突厥等与隋朝分庭抗礼的政权才能采用的书式，日本显然并不具备这种资格。

到了唐代，则罕见中原王朝以致书与其他政权交往的例证了，“皇帝敬问”成为唐朝皇帝向地位大致对等的突厥、吐蕃、回纥、黠戛斯、南诏等周边政权君主致信的主要格式。致书应用于对外交往的事例，往往是以唐朝大臣名义发给周边政权大臣，如白居易曾奉敕代泾原节度使朱忠亮起草给吐蕃将领论结都离等的回信，开头为“大唐四镇北庭行军泾原等州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丹阳郡王朱忠亮，致书大藩东道节度使论公、都监军使论公麾下”，是典型的致书格式。黎虎认为“通过边境地方政府与对方通文书，是唐政府有意识、有目的的一种外交方式和手段”。这些信函虽然常由中央代写以传达唐朝意志，但名义上仍是唐朝官员发给周边政权高层的通信，并非隋朝时以皇帝名义发给周边政权君主的致书，不具备政权元首对话的意义。

那么，致书在唐代对外交往中是否从未使用过呢？可能并非如此绝对。唐高祖李渊起兵之初，面对隋末以来群雄割据的局面，一度选择向东突厥称臣以争取其支持，但李渊并不甘心居于人下，故旗帜杂用绛白二色，“表示一部分之独立而不纯服从突厥之意”。唐朝建立后，李渊又与突厥可汗约为兄弟，双方关系调整为近乎平等。这一时期唐与突厥的通信格式史书无载，但武德八年（625）突厥颉利可汗率部入侵，唐高祖大怒，此前本以敌国平等之礼对待突厥，在突厥入寇事件后则“命有司更所与书为诏若敕”。由此可知，唐与突厥此前的通信格式并非诏敕，而是“敌国礼”这一用于对等政权的格式。“皇帝敬问”在唐朝大部分时期，虽然实际上承担敌国之礼的功能，但从形式上仍属于慰劳制书，是诏书的一种。武德八年之前唐朝与突厥通信所使用的“敌国礼”格式，显然并非诏敕形制的“皇帝敬问”；既称“敌国礼”，也可见并非臣子对君主的上表，结合隋初与突厥通信的格式，很有可能为致书。

综上所述，致书成为中原王朝皇帝与对等政权君长对话的信函格式，要较功能近似的“皇帝敬问”格式为晚。且在唐代，除了开国之初与曾一度对其称臣兼约为兄弟的突厥可汗通信时疑似使用外，并未广泛应用于政权交往中，实际承担信函往还中“敌国之礼”功能的格式是慰劳制书式的“皇帝敬问”。但在五代十国时期，致书格式却得以复兴，被广泛应用于中原王朝与其他政权的交往中。

二、对等的意味：致书在五代的复兴

致书之所以能在五代时期复兴，是因为其相较于“皇帝敬问”更具双方地位对等的意味，故而更为当时诸政权所接受。致书复兴的背后，是原唐王朝辖区四分五裂，北方强大民族政权契丹崛起，天下秩序受到冲击的政治现实。

致书相较于“皇帝敬问”更为十国所接受的典型例子，是同光元年（923）后唐遣使吴政权之事。此年，后唐庄宗李存勖灭亡后梁，定鼎中原，遣使向吴国告捷。史称：“唐使称诏，吴人不受；帝易其书，用敌国之礼，曰‘大唐皇帝致书于吴国主’，吴人复书称‘大吴国主上大唐皇帝’，辞礼如笺表。”庄宗同意吴人的要求改以致书沟通，可见认可吴国具有与后唐大致对等的地位。后唐一向以唐王朝的中兴者自居，则庄宗最初给吴国皇帝杨溥致信的格式，很可能是唐朝时用于对等政权的“皇帝敬问”。吴人因“唐使称诏”而不受，盖由于“皇帝敬问”在形式上仍是慰劳制书，近似于皇帝发给臣下的诏敕，对吴人来讲是无法接受的。致书相较“皇帝敬问”显得更为平等的表现主要有二。其一是致书对己方的称呼往往是国号加称号的形式，与称呼对方的方式相同，“大隋天子贻书大突厥伊利俱卢设莫何沙钵略可汗”和“大唐皇帝致书于吴国主”均是这种结构，看起来更为对等，强调双方归属于不同的政权。而“皇帝敬问”格式，如“皇帝敬问突厥可汗”，则不言国号直称皇帝，难免有对方亦属皇帝统辖之感。其二则是结语“谨白”的表述。目前所见文本较为完整的政权首领间的致书，如宋代澶渊之盟时宋真宗与辽圣宗发给彼此的盟誓书，其结尾即为“谨白”，是与平等对象间通信的用语。结构和用语上更为平等，此为致书较慰劳制书样式的“皇帝敬问”更容易为十国等割据政权所接受的原因所在。现存首尾较完整的五代致书（下文将逐一列举），亦有在开头先书时间者，与《隋书》所载沙钵略可汗致信隋文帝的格式一致，可见继承了唐以前的致书格式。

五代时期中原王朝与割据政权以致书通信始于后梁，据《锦里耆旧传》记载，梁太祖朱温曾遣使致信前蜀开国皇帝王建。此书书头不见于记载，但王建的回信书头曰“大蜀皇帝谨致书于大梁皇帝閤下”，为典型的致书。且朱温书尊称家中排行第八的王建为“皇帝八兄”，语气非常客气，又以“谨白”结尾，可见是以敌国之礼交往的。后唐庄宗灭梁后，前蜀皇帝王衍致信庄宗，亦以“大蜀国主致书上大唐皇帝”开头；此次前蜀使者为户部侍郎欧阳彬，史称其“致书用敌国礼”。南汉高祖刘䶮遣宫苑使何词出使后唐，所携信函同样以“大汉国主致书上大唐皇帝”为抬头。孟氏后蜀亦以致书与中原王朝交流，后唐末帝李从珂在位时，后蜀开国皇帝孟知祥给李从珂的信函，格式为“大蜀皇帝献书于大唐皇帝”。之后取代后唐的后晋高祖石敬瑭曾遣使后蜀，与孟昶叙姻亲之旧，其书以“大晋皇帝奉书大蜀皇帝”开头。至后周时，孟昶致信世宗柴荣，仍采取抗礼之书式，称“大蜀皇帝谨致书于大周皇帝閤下”。南唐给后周的书信格式亦为“唐皇帝奉书于大周皇帝”。

结合以上致书用例，可知以致书格式与中原王朝通信的，多是前蜀、后蜀、杨吴、南唐、南汉等称帝的割据政权。这些政权既然公然称帝建元，其不甘于人下的心态是很明显的，故显然更愿意以具有平等意味的致书与中原王朝五代互相通信，而非接受诏敕格式的“皇帝敬问”。

除了唐王朝分裂出的诸政权常用致书彼此通信外，它们与北方强大的民族政权契丹通信时，亦多用致书格式。后晋以高祖石敬瑭名义发给辽太宗耶律德光的遗书，书头为“大晋皇帝谨致遗书于北朝皇帝足下顿首”。后周广顺元年（951），北汉开国之主刘崇向契丹请行册礼，书信开头为“侄皇帝致书于叔天授皇帝”。辽穆宗耶律璟以“大契丹天顺皇帝，谨致书大唐皇帝阙下”致信南唐元宗李璟。

五代时致书因其相较“皇帝敬问”显得更为平等得以复兴，背后则是当时复杂的政治现实。从传统汉地范围来看，名义上继承唐正统的中原王朝五代，能够直接管辖的区域往往仅限中原数省之地，不足以让或国力强劲能够自保、或地处偏远难以征伐的十国甘心俯首称臣。即使是素以恭顺著称、接受中原王朝册封与官号的“开门节度”之国吴越，其君主钱镠以致书格式与五代之宰执通信，言“吴越国王谨致书于某官执事”，将自身置于与中原臣子平等的地位，在书面礼仪上可谓谦恭，但仍接受后唐使者乌昭遇在自己面前称臣舞蹈，隐隐透出不甘为人下的意味，遑论公然称帝的前蜀、后蜀、吴、南唐、南汉、闽诸国。五代政权更迭频繁，内部时常政变，亦往往选择姑息对方的无礼来维系边疆的稳定，前述后唐因吴人抗议而更换书信格式就是典型的例子。使致书得以复兴的另一大力量是北方契丹的崛起。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积极介入中原事务，曾与后唐奠基人晋王李克用约为兄弟。后晋高祖石敬瑭依靠辽太宗耶律德光的支持方能脱离后唐末帝李从珂的围困，并一举取代后唐成为中原至尊，故而父事耶律德光，成了著名的“儿皇帝”，其继承人晋少帝石重贵因不肯向契丹称臣而丢掉江山社稷，自己也被掳到北国。中原王朝的孱弱和契丹的强势，使得唐太宗灭亡东突厥汗国之后，时隔三百年再次出现了能在与中原的对话中占据话语权优势的少数民族政权。这对传统天下秩序下中原皇帝的至高地位同样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综上所述，五代时期，致书以其相较“皇帝敬问”更具平等意味的形式，在传统汉地分裂割据、北方契丹强势崛起的大背景下得以复兴，成为当时称帝诸政权间对话的常见书式。致书的复兴，是唐代以中原皇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在五代乱局中遭受剧烈冲击的结果。

三、五代致书与天下秩序

原唐王朝疆域内分崩离析的现状，和契丹的强势崛起，使得梁、唐、晋、汉、周五代只能以敌国之礼的致书格式与其他政权沟通。那么，是否五代与十国只是同样的割据政权，而所谓五代为正统，是在陈桥兵变后取代后周的北宋，为了确立自身的正统性所采取的一种政治策略呢？从当时致书的文本看，似乎并非如此。在唐王朝分裂出的诸政权中，五代确有高出十国的正统性，“五代十国”并非单纯的后世建构，而是更近乎历史的实相。

从现存的五代致书文本看，十国虽然多有自帝一方者，但往往仍在书面上保持着对五代的敬意。如后唐庄宗时前蜀皇帝王衍和南汉皇帝刘䶮之来书，虽然采用敌国抗礼之致书格式，但自称仅为“国主”而非其在国内自称的皇帝。吴国杨溥之书以“大吴国主上大唐皇帝”起头，史称其“辞礼如笺表”，完全是以卑对尊的架势。后周世宗攻打淮南时，南唐皇帝李璟之书虽仍用致书格式和皇帝称号，但书头用“唐皇帝奉书于大周皇帝”，于本国国号前不加“大”字而称后周为“大周”，称世宗为兄，呼本国为“小国”，致信曰“奉书”，姿态谦卑。敢称帝建元的政权，往往自恃实力雄厚或位置偏远，五代对他们自帝一方无可奈何，尽管如此，他们仍在以敌国之礼与中原王朝通信时，通过一些细节把自身摆在更低的位置，显然是对五代的正统地位仍有敬意。称帝政权都是如此，遑论以中原王朝所册“国王”之号开国，称臣于五代的吴越、马楚等国了。

十国对五代正统性的尊重，亦与五代重振天下秩序的尝试有关。面对割据政权以敌国之礼与自身通信，五代的态度并不总是姑息忍让，而是会根据对象的情况和当时战略形势，采取不同的策略，有时甚至会强势驳斥和武力讨伐。后唐庄宗李存勖灭亡宿敌后梁后，主动遣使向前蜀告捷，欲以平梁之威势迫使前蜀臣服。这一举措震慑了前蜀君臣，史载“蜀人恟惧”，方有王衍以“大蜀国主致书上大唐皇帝”复信之事。但庄宗对前蜀在回信中“词理稍抗”感到不满，又派遣客省使李严出使，想向前蜀求购其宫中的珍玩宝物，被前蜀所拒，庄宗遂有平蜀之志。可以说，后唐灭蜀的重要导火线，即是庄宗认为王衍没有尊重中原王朝的权威和正统地位。周世宗在攻打淮南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将对南唐发信的书式改为“皇帝恭问江南国主”，此实为“皇帝敬问”之变体，将重新伸张中原皇帝在天下秩序中政治权威的意图显露无疑。除了后唐庄宗、后周世宗这类强势君主外，即使是一直因为对契丹的弱势而被批判的后晋高祖石敬瑭，亦曾在捍卫自身正统性的问题上展现过强势态度。后晋天福四年（939），闽康宗王昶遣使后晋，在给后晋宰执的书信中称，“闽国一从兴运，久历年华，见北辰之帝座频移，致东海之风帆多阻”，以中原政权皇帝更迭频繁来为本国一直没有朝贡中原辩白，同时要求用敌国礼致书往来；石敬瑭对此的态度是“怒其不逊”，最终听从兵部员外郎李知损的意见，将闽国使者郑元弼等下狱。综上所述，即使面对天下分崩、几人称孤的政治现实，五代诸帝主观上仍然认为本朝执天下之正统，并且会抓住时机，通过政治表态甚至武力讨伐的方式，伸张本朝的政治权威。

对五代而言，想要强化自身政治权威是主观愿望，是否采取行动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以后唐庄宗李存勖为例，在后唐灭梁后，前蜀王衍和南汉刘䶮同样以敌国礼之致书来信，自称的头衔为“大蜀国主”和“大汉国主”，亦无甚差别，但庄宗对待二者的反应却有明显不同。对南汉使者何词，是“召见于邺宫，问南海事状”，并未表现出不悦的姿态；而对前蜀，则因其“词理稍抗”而“不能容”。前蜀和南汉同样是慑于庄宗灭梁的兵威而遣使，态度盖大同小异，但庄宗选择优容南汉而遣使查前蜀之虚实，这种差异与当时庄宗的政治构想有关。后唐以大唐的正统继承者自居，故控制唐朝故都所在的关中地区是其明确自身合法性的重要一步，而夺取巴蜀则是保障关中安全的必由之路。胡鹏指出，早在灭梁的两年之前，河东监军张承业就为李存勖规划了灭梁取蜀的方针，征伐蜀地是后唐的既定方略。从地理上讲，关中诸镇在后唐灭梁之后，均选择在名义上臣服于后唐，对后唐来讲，稳定关中后，派兵经此以武力讨伐前蜀并非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且前蜀占据被誉为“天府”的成都平原，得之对后唐国力的提升有巨大帮助。故庄宗乐得对前蜀的“无礼”借题发挥。而南汉地处岭南，距离后唐统治核心所在的山河四省过于遥远，加之地形阻隔与气候差异，对庄宗而言确实是鞭长莫及之地。因此南汉虽以致书来信，但头衔上乐意自降一格仅称国主，“且言本国已发使臣，大陈物贡，期今秋即至”，表现出恭顺态度，庄宗也乐得投桃报李，礼待使者，以示优柔。

五代时期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之所以不绝如缕，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梁、唐、晋、汉、周五代，均保有被视为天下之中的河洛之地，后期更是将唐都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收入囊中，雍、洛二地自周代就是天子所居，在传统观念中，同时保有此二地者，相较于周边割据政权，显然具有更高的正统性。其二，占有北方核心农业区的五代，其物力、军力较之偏居一隅的十国确有优势，若逢强势君主在位，更能以军事胜利震慑四方，进一步强化自身的正统地位。如前述后唐庄宗灭梁后前蜀、南汉即遣使入贡，后周世宗征淮南而南唐书信去帝号称国主，不求敌国之礼，接受诏书形制的“皇帝恭问”，均是以军事胜利巩固正统地位的典型例子。

另一方面，五代之间正统性实有差别，这又与它们得国的合法性，特别是与大一统的唐王朝之间的相承关系隐隐相关。梁太祖朱温废唐自立虽然采用了禅让形式，但当时雄镇如河东、淮南、凤翔等均继续奉行唐昭宗的天祐年号，拒不承认后梁继承了大唐的正统地位。而剑南王建更是公然称帝，与朱温兄弟相称。后唐由沙陀李氏建立，但其家族早被李唐皇室赐姓且记入宗谱，故一直以李唐皇室正统继承人和大唐帝业的中兴者自居。李存勖建国时所立七庙，即有唐之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称帝之前蜀、南汉，建元之杨吴，在致书后唐时多自处卑位，可见在这些割据政权眼中，选择继承李唐的后唐，正统性要高于取代李唐的后梁。这点也可以从契丹对南唐的态度窥见一二。辽穆宗致书南唐皇帝李璟时使用“大契丹天顺皇帝谨致书大唐皇帝阙下”的平等礼仪，其背后除了南唐在十国中国力较强，契丹认为有与之缔结友好关系以牵制中原王朝的战略考量外，南唐以“唐”为国号，自称李唐宗室之后可能也是重要原因，在唐朝灭亡数十年后，契丹仍对唐朝的政治权威有所敬畏。后晋在五代中是一个特殊的朝代，因为其政权合法性来自于契丹。罗亮认为，石敬瑭认辽太宗耶律德光为父，除了争取其支持外，还有争夺后唐明宗李嗣源政治继承权的意味，李嗣源的义父李克用曾与辽太宗之父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约为兄弟，以此论则唐明宗与辽太宗为兄弟，石敬瑭作为唐明宗的女婿，认辽太宗为父，则等于成了唐明宗的儿子，获得了继承后唐的权力。石敬瑭是契丹所立的“儿皇帝”一事，无疑削弱了后晋的正统性，故而偏居一隅的闽国亦敢要求与后晋以敌国礼致书。但值得注意的是，以石敬瑭口吻写给耶律德光的遗书中，自称非“臣”而是“某”，书头“大晋皇帝谨致遗书于北朝皇帝足下顿首”亦是双方地位相对平等的书式，可见后晋虽然名义上称臣于契丹，但实际交往中并非君臣相交，只是契丹更具话语权优势而已。后汉享国只有四年，从《辽史》中记后梁、后唐、后周来使为“来聘”，而后晋、后汉来使为“来贡”看，其在契丹眼中的正统性等同于后晋，而低于后梁、后唐、后周。后周的正统性回升，则得益于太祖、世宗两代交接平稳且军事上多有成绩，故其政治威望得以再振。

综上，虽然五代时期存在很多称帝建元的割据政权，但它们大多仍对中原王朝的正统性给与尊重，五代诸政权亦对自身的正统地位和政治权威有所坚守，力求恢复以自身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即使在华夏分崩的现实中，因唐王朝近三百年大一统而形成的天下正统观念，仍发挥着作用。

结   语

致书在唐以前，已作为对等政权间往来通信的重要格式，被广泛应用于政权交往之中。唐代时，因大一统唐王朝的强势和天下秩序的构建与运作，致书逐渐退出政权交往，其“敌国之礼”的功用由慰劳制书式的“皇帝敬问”承担。五代时期，因为天下分裂的政治现实，致书再度作为比“皇帝敬问”更具对等意味的书信格式被广泛应用于各政权的交往之中，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传统天下秩序受到了巨大冲击。但五代作为自唐朝更替而来且占有“天下之中”河洛地区的王朝，在天下人心中仍有十国不可比拟的正统性，大一统的政治理念依然在时人的心中发挥作用。致书格式的复兴是对当时天下分裂局势的适应与变通，也为北宋时期宋辽并立的局面提供了参考依据，澶渊之盟后，致书格式成为宋辽兄弟之国通信的主要形式。

【作者简介】景凯东，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隋唐五代史。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6年第3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