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晚清日记中可以划分出“专题日记”和“生活日记”两类，其区分依据在于是仅围绕某一特定主题进行记录，还是逐日记载日常生活。专题日记和生活日记之间存在着多样的文本关系。一位作者在同一时段内分别记录了专题日记和生活日记，二者之间属于“并行互异”关系。专题日记作为一种独立的模块，可以自生活日记中“析出”，也可以“嵌入”生活日记之中，还有可能经过删削修改而“融入”生活日记；而自生活日记中也可以衍生出专题日记。专题日记的独立性体现了其文献传统，包含产生原因、写作模式、著述意识、阅读传播、实用性等方面。日记文献内部存在不同层次的文献传统，在晚清日记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中，需重视日记文献的“复调”特征。

关键词：晚清日记文献；专题日记；生活日记

中国日记的起源可追溯至西汉，及至清代进入全面繁荣期，尤其晚清“（日记）内容最为丰富、体式最为完备、数量最为庞大，堪称日记的集大成时期”。学者对日记的分类，根据视角不同而有所差异，如孔祥吉根据作者身份及内容将清人日记分为重要政治人物日记、学者型日记、一般文人日记三类。邹振环将日记分为记事备忘日记、工作日记、学术考据日记、宗教人生日记、游历探险日记、使行日记、志感抒情日记、文艺日记、战难日记、科学日记、家庭妇女日记、学生日记、囚亡日记、外人在华日记共十四类。本文则着眼于日记是围绕某一特定主题，还是逐日记载日常生活，从日记中分出“专题日记”和“生活日记”两类。以此分类为基点，揭示日记文献在文本关系上的复杂性，也可由此探索日记文献内部不同层次的文献传统。

一、问题的提出：专题日记与生活日记的区别

潘曾莹有《小鸥波馆日记》稿本四十册传世，今藏上海图书馆，记事起自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初三日，止于光绪四年（1878）三月初一日，长达近四十年。同时又有《丙午使滇日记》《锁闱偶记》《癸丑锁闱日记》三种稿本留存，今藏苏州图书馆，其内容分别是：

《丙午使滇日记》：道光二十六年，潘曾莹出典丙午科云南乡试，记事起自闰五月十四日，止于九月初二日。

《锁闱偶记》：道光三十年，潘曾莹任庚戌科会试同考官，记事起自三月初六日，止于四月初十日。

《癸丑锁闱日记》：咸丰三年（1853），潘曾莹任癸丑科会试副主考，记事起自三月初六日，止于四月初十日。

这三个时段，《小鸥波馆日记》都有记事，但与《丙午使滇日记》《锁闱偶记》《癸丑锁闱日记》有明显的文本差异，从而形成了同一时段内存在两种不同日记文本的现象。

再如管庭芬所辑《花近楼丛书》稿本中收录有自著《越游小录》一种，乃道光二十九年管庭芬应舒恭受之邀同六舟上人作越东之游的日记，起自十一月十五日、止于十二月十二日、凡二十七日。管庭芬也有长期记日记的习惯，日记稿本《芷湘日谱》今藏浙江图书馆，其中正式的日记部分起自嘉庆二十年（1815）二月，止于同治四年（1865）底，长达五十一年，包含《越游小录》所涉时段的内容，也有明显的文本差异，是同一作者、同一时段的不同日记文本。

虽然同属于日记文献，但《小鸥波馆日记》和《丙午使滇日记》《锁闱偶记》《癸丑锁闱日记》显然有别。《小鸥波馆日记》不是围绕专门事件，没有特定主题，而是以逐日记载日常生活为宗旨的日记，本文称之为“生活日记”，如《芷湘日谱》《翁心存日记》《翁同龢日记》《曾纪泽日记》等均属于此类。而《丙午使滇日记》等三种则是以“担任乡会试考官”这一特定主题事件为线索而书写的日记，本文称之为“专题日记”。专题日记的记事皆围绕特定事件，事件所涉时间长短有别，短或数日（如游览、出差），长或数年（如提督学政、奉派出使），但都统摄在主题之下，具有特定的主题线索，颇有“纪事本末”色彩。专题日记还往往具有物质形态或文本形态上的独立性：物质形态独立如单独成书，或在稿本中单独成页；文本形态独立是指有特定的文本标志以体现其独立性（详见第三节）。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讨论的“专题日记”，均指日记原作者本人所创作的，后人依据原始日记，从中按照一定主题加以摘录而形成的，如《越缦堂读书记》《越缦堂国事日记》之类，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专题日记下又可按照主题细分，如：学差日记，即学政赴任及巡考的日记，如文治视学浙江、广东之日记；试差日记，即乡、会试考官之日记，会试考官多只记闱中事宜，如潘曾莹《癸丑锁闱日记》，乡试考官则多自受命典试开始记载，包括自北京至乡试省份之间的往返日程，如瞿鸿禨《使豫日记》《使闽日记》；奉使日记，即大臣奉命出使边地部落或藩属国的路程及见闻日记，前者如斌良《乌桓纪行录》，后者如柏葰《奉使朝鲜驿程日记》；延续奉使日记而来成为晚清日记文献大宗的是清廷派驻各国外交官及派出游历之官员所写的日记，如张荫桓《三洲日记》、张德彝八种《述奇》等。又有除此之外的其他类差使日记，如大臣奉差遣办理某种专门政务的日记，如赵亨钤《铅差日记》、贾臻《接护越南贡使日记》,军机大臣亦属差使，故而军机大臣入直时的枢垣日记亦属此类，如翁同龢军机处日记。以上是围绕某项公务形成的专题日记，也有一些由私人化因素生发的专题日记，如游记、考察记、读书记等。

另外要提请注意的是，虽然从实际情况来看，专题日记普遍篇幅较短，但专题日记和生活日记之间实则并不以时间长短、篇幅大小为区别标准，而是从日记文本是否围绕某一特定事件、某一主题线索展开来考虑。

上述潘曾莹、管庭芬的例子提示，日记文献中确实存在生活日记和专题日记两种类型，并且隐约透露出其间或许有较为复杂的文本关系，这也是本文重点探讨的话题。

二、专题日记与生活日记的并行互异

笔者在调查日记文献的过程中发现，有专题日记和生活日记并存的现象。所谓“并存”，是指同一作者在同一时间段内同时记录专题日记和生活日记，且从文献实际情况来看，有一部分并存的专题日记和生活日记之间有较大差异，实际上形成了两种在日期上并行而在记事之内容上互异的文本。上节已指出因公因私均会产生专题日记，以下各举一例。

（一）翁同龢军机处日记

翁同龢日记篇幅宏大、内容丰富，号为“晚清四大日记”之一。早在1925年，商务印书馆即已将翁同龢日记稿本影印行世，名曰《翁文恭公日记》，起自咸丰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止于光绪三十年五月十四日。据上文定义，该日记应属生活日记。

翁同龢平生两入军机：第一次于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五日入直，至光绪十年三月十三日“甲申易枢”，遂出军机；第二次在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六日入直，至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开缺回籍。翁氏两次入直军机处，均有部分日记存世。其一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稿本《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索书号：NC/2278/8278），所记为光绪九年二月初一日至光绪十年三月十一日；其二为翁氏家藏稿本，所记为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三日至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这两部军机处日记紧密围绕翁同龢在军机处的工作来记录，据上文定义，属于专题日记无疑。

今择取第一次军机处日记中光绪九年二月初一日的记载，与生活日记中同一日对比如下：

二月初一日（1883年3月9日）都察院、乌兰布、刘恩溥。

旨：陈士杰奏参庸劣各员。通判汪谷，知县吕懋恭、沈锺瑞、刘维翰、陈翰，均革职；同知李宫、知县韩闻，以县丞降补；知县冯健、黄绍谋，以教职铨选。

陈士杰片。保署台州府郭式昌。

倪文蔚折。保援剿越南出力文武各员，约三百人。

又片。保剿办郁林州大竹根老巢各员。（《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

二月初一日（3月9日）。阴，雾甚重，辰巳间始开，雨意殊剧，午后露日光。无起，明一。卯正二刻坤宁宫吃肉，臣在第四列第一，肉尚温，敬尝一脔，酒饮半觚，叩头而退。到直房小坐，即到书房，上犹未入座也。生书照常而微倦，未初二刻退。入署，遇敬、孙、徐三君，散后乏极，而江菉生槐庭来谈宝匣事。宝匣系内务府官会工部官安修，其匣狭而高，较旧式已小，摇之若无物者。四角四钉，未能启视，安时内务府官捧上东华门扁，则用黄袱盖，而来安时正在黎明，未暇细审，似不致用木质，此皆江君云然。然皆经查估大臣验过，查估系文星岩协揆，孙燮臣先生也。（《翁文恭公日记》）

可见二者内容截然不同，军机处日记纯是军机事宜：召见、谕旨、奏事等，而生活日记中涉及军机者只“无起，明一”四字（“起”指见起，“明”指明发谕旨，也即军机处日记中“陈士杰奏参庸劣各员”云云），其余皆不相关涉。翁同龢的两部军机处日记相隔十年，记载格式大同小异，内容皆严格限制在军机处事宜，似是随手登记的工作日志，与同一时段的生活日记是典型的并行互异关系。

翁同龢的军机处日记并非特例，在晚清其他军机大臣日记中也可寻得佐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景廉《慎一堂日记》一册（索书号：LSB/7848），记事起自光绪三年正月初一，尽一年。日记内容皆当日公务及日常活动，属生活日记。十月二十七日云：

廿七日。寅初一刻十分进内，召见三刻许，巳初二刻散。今日派出阅宗室应封卷。题目等第均载于《枢垣日记》。与谟公同看，见面前先至南书房，旋随同见起。下来仍至南书房，巳初十分散，复至直房，与沈经翁同散。竟日晴。

景廉于本年正月入直军机，光绪十年“甲申易枢”时出军机，此处提及的“《枢垣日记》”，应是这一时段内景廉的军机处日记。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有景廉《枢垣日记》稿本：中国科学院藏凡七册（索书号：史711 044），起自光绪三年正月，止于光绪四年十二月；傅斯年图书馆藏凡二册（索书号：A 982.878 497），第一册为光绪七年九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第二册为光绪八年七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都是景廉入直军机期间所记。《慎一堂日记》十月二十七日所言“题目等第”在《枢垣日记》中有详细记载：“考试宗室应封题：盖人之性无不同，而气则有异，故唯圣人能禀其性质全体而尽之。其次则必自善端发见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致其极也。共试卷十二本，拟优等五本，拟平等七本。”可知两种日记的关系与前揭翁氏之例相似，亦是并行互异。

对官员来说，其他短期公务也会产生与生活日记并行的专题日记，如光绪十二年，潘祖荫任殿试读卷官，其生活日记本年四月二十日条下记云：

入直。派殿试读卷福、张、翁、潘、景、徐、廖、沈，事详《礼节日记》。

所谓“《礼节日记》”，应是潘祖荫另一种记载考务事宜、与生活日记并行的专题日记。

（二）萧穆《旧书所见录》

萧穆有长篇《敬孚日记》，今存世稿本起自咸丰十年正月初一日，止于光绪三十年七月初四日，历时四十余年，内容丰富，属于生活日记。南京图书馆还藏有萧穆《旧书所见录》（以下简称“《所见录》”）稿本二册，亦以日记体写成。兹于《所见录》第二册中摘取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的一条，与《敬孚日记》中同一日记载进行对比：

二十七日。午后到轮船局，于梁宠亭大令及其侄婿六合徐案头见有《敝帚斋遗书总目》，即    之父彝舟太守鼒诸撰述也。已刻者为《未灰斋文集》八卷、《外集》一卷、《读书杂释》十四卷、《小腆纪年》二十卷。未刻者尚有《周易旧注》十二卷、《礼记汇解》《月令异同疏解》《四书广义》《说文引经考》《小腆纪传》《明史艺文志补遗》《延平春秋》各若干卷、《敝帚斋年谱》二卷、《度支辑略》十卷、《未灰斋诗钞》四卷。今见者为《文集》四册、《读书杂释》四册，文笔渊雅，考据有识，亦近世一学者也。（《所见录》）

廿七日（5月12日）。多云，下晚有小雨。上午抄书页半。又阅《亭林余集》文。未刻，到轮船局先晤宠亭等，坐谈久之，并阅其案头《未灰斋文集》六合徐鼒著及《读书杂释》各四册，览其大略，并阅其所著书目十余种，亦近代之有学者也，后晤吴桐翁杂谈良久，同面食，后坐谈到五点钟回馆。晚食后小尊来坐谈久之，并看余日记。夜阅《启祯记闻录》第三卷至第八卷止。此书记明季及国初事，亦野史之流，不著撰人姓名，按其所述乃苏州人也，又卷四中所署固因密斋主人，俟考。早间江□□来言事，夜省庵亦来谈。（《敬孚日记》）

两种日记此日所记之篇幅近似，从记事上看，《所见录》与《敬孚日记》划线部分对应，而较之多出更为丰富的信息，至于本日内其他读书、访友等事，《所见录》全无涉笔，可知亦属于与《敬孚日记》并行的专题日记。

通过以上例子，可以清晰认识到在日记文献中确实存在作者、时段一致而内容互异之现象，这种互异不是小幅度文本内容增删修改造成的版本差异，而是由定位不同造成的记事差异。生活日记用以全面记载一日之事；专题日记仅记特定类型之事，另立一册以记录专题信息，应是出于便利书写及翻阅查询的考虑，相对生活日记来说，是“片面而独立”的。

在上文的表述中，将生活日记与专题日记的并行限制在“同一时段”内，这并不是认为作者一定在同一天内书写了两种日记，需针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如前揭翁同龢、景廉之军机处日记，所涉召见、谕旨、章奏，人多事杂，就其人名、事件的清晰准确度来看，更可能是当日入直时随手登记而非事后追忆；其生活日记则记载了全天之事，应晚于军机处日记。

《所见录》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前引三月二十七日一条详记徐鼒著作目录，应是基于当时随手札记。但也有一些细节透露出《所见录》的记载晚于同日的《敬孚日记》，如同治十三年三月十一日：

十一日。下午过城中汤公馆，假得《钱笺杜诗》六册，共二十卷。回馆中，多墨笔批点，可玩。检《杜诗镜铨》本批评考之，乃知此书出邵子湘笔也。然此亦似老辈传录之书，未必是邵氏亲笔。（《所见录》）

十一日（4月26日）。晴。早记《山水诀》《林泉高致》并《萍州可谈》大致并摘录数条。又回钱小斋信。午食后出门，到夷厂张云翰处，并接家良贵信，略知家况。后入城到汤公馆晤申甫，与谈久之，携《钱笺杜诗》一部。出城到何海曙处坐谈久之，回馆已五点钟矣。是日在城中书店阅□内府仿宋本《周易本义》二册，甚佳。又见他书旧本数种，容当陆续购之。夜翻阅《四库提要》良久，中间亦到小尊处谈。亥刻步月，周则翁来，坐谈良久，并茶食。（《敬孚日记》）

从《敬孚日记》当日的记事来看，萧氏此日事务丛杂，未必有时间仔细读书。巧合的是，《所见录》“十一日”原写作“十四日”，后涂去“四”改为“一”。而《敬孚日记》十四日有如下记载：

夜阅《钱笺杜诗》久之，此本不知汤小庚得于何所，中间多墨批点，按之乃出自邵子湘，或是前人临本也。

又与《所见录》十一日之记载吻合。看来《所见录》的这段内容应是十四日补写，萧穆则有意识地将其改系在十一日下。《所见录》写作的滞后性还有其他证据，如《敬孚日记》十一日云“早记《山水诀》《林泉高致》并《萍州可谈》大致并摘录数条”，《所见录》“记”并“摘录”此三书的内容在三月十日条下（显然是十一日所写）。诸如此类专题日记在记事上的拼接和位移，如无生活日记加以对照，则无法揭明。

三、专题日记与生活日记的文本互动

上一节讨论的专题日记与生活日记，俨然似两条轨道上同步行驶的列车。而在日记文献中观察到更多的现象则是专题日记与生活日记的互动交织，笔者总结出析出、嵌入、融入、衍生四种模式。

（一）专题日记的独立析出

在一些篇幅较长的生活日记中，偶尔会发现作者刻意造成的内容缺失，所缺部分恰是因某种事宜而形成的专题日记，本文将这种现象描述为专题日记自生活日记中析出并独立。以潘祖荫日记为例，苏州图书馆藏潘祖荫《滂喜斋日记》稿本，在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记载本日事宜之后，写有“以下《东陵日记》”六字，之后紧接十八日日记，即中间空阙十三日至十七日共五日的日记；又《滂喜斋日记》稿本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十四日后，其文本为：

十四日甲寅，以下《东陵日记》。

二十三日癸亥，以上《东陵日记》。

两行字相连，在同一页，不存在缺页问题，而中间空阙十五日至二十二日。《滂喜斋日记》中这两处潘祖荫随扈东陵期间的记载空阙，潘氏自己已经明言是作为《东陵日记》另行独立。今查光绪刻本《东陵日记》，两段日记皆赫然在焉。《滂喜斋日记》中类似情况还有“以上《西陵日记》”“余详《监临日记》”等，亦与光绪刻本《西陵日记》、民国石印本《己丑恩科乡试监临纪事》相合。同样是生活日记与专题日记互相独立，此处所论二者之关系与前节谈及的并行互异不同，是析出加互补的关系。

似潘祖荫这般在生活日记中点明阙处另有专题日记析出的例子并不罕见，如吴荫培于光绪二十八年典福建乡试，其日记五月二十七日条记云：“晨起已八钟，部署一切。十钟到伏魔寺拈香，仍返寓，又半钟始升舆而行。另录《闽轺日记》。”下接八月初一日入福建省城之日记，中间两月有余的行程记即析出为《闽轺日记》。

（二）专题日记嵌入生活日记

在一些生活日记中，时或可以发现特殊的“模块”，实为嵌入其中的专题日记。之所以称其为嵌入模块，特征有二：（1）完整保留原专题日记的文本面貌；（2）设置文本标志有意将专题日记与生活记事进行区隔。

兹以翁同龢日记为例说明。翁氏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的日记后有“赴陵收工记”字样，其下自十一月十五日至二十日，是翁同龢赴东陵办差的日记。查1925年商务印书馆据原稿影印本第25册，十四日的日记未写至纸尽，尚余三行空白，而《赴陵收工记》则另起一页开头；又《赴陵收工记》之末尾记此行路程及用度，亦未尽一页，尚余四行空白，而次日日记同样另起一页。另据翁同龢日记的一般书写模式，某月朔日之后各日，在记日期时一般不再重出月份。而《赴陵收工记》开篇则特别记为“十一月十五日”，《赴陵收工记》结束后之次日则记为“十一月廿一日”。凡此诸种，皆暗示《赴陵收工记》应是独立记录的专题日记，甚至在物质形态上也有可能原本是单页纸张形式，在差旋之后订入原日记册中，即专题日记整体嵌入了生活日记之内，“赴陵收工记”字样即是提示其独立性的文本标志。

《翁文恭公日记》中此类现象非仅一例，如光绪十三年三月初七日开始之《西陵随扈小记》、光绪十五年七月十七日开始之《南归记》等，在开篇处皆同《赴陵收工记》一样另起一页，亦属专题日记的嵌入。

文本嵌入的前提，是作者在生活日记中相对应时段制造了文本缺位，基于完全的互补关系，将原本在书写过程、物质形态和文本形态上都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专题日记嵌入生活日记，补足其缺位，而不造成与原有文本的冲突。

（三）专题日记融入生活日记

前揭专题日记的嵌入，侧重于描述那些保留专题日记文本原貌，不加修改地以模块形式进入生活日记，且在生活日记中表现出较强独立性的现象。另有一些专题日记在进入生活日记时经过修改，形成了一份新的、与生活日记更和谐圆融的日记文本。但无论嵌入还是融入都是为了维护生活日记在记事上的完整度。

论及融入的实现模式，《翁文恭公日记》又展示了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删削融入，如光绪十八年三月初六日前有“壬辰春闱记”之标题，下有小字注文：“另有小本。此从小本移写，撮其大略而已。”又如光绪十九年八月初六日记云：“奉命充顺天乡试正考官，另有《癸巳秋闱日记》小册详之，今略记数语于此。”知翁同龢这两次入闱期间，都另有专册记录闱中事，出闱后将其删略写入生活日记册中，从稿本实物亦可看出，闱间日记与前后的生活日记连续书写，是为删削融入，而非《赴陵收工记》式的整体嵌入。

另一种是不仅删改融入，且增补其他记事。如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日之日记前有“是科殿试读卷，另有详记，今撮其略，而家事仍备列”一句。翁同龢于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任本科殿试读卷官，专有一册读卷日记，而“撮其略”记入生活日记，并另外添记不宜写入读卷日记中的家事，如二十四日“妾陆氏病时温，面肿”、二十五日“腹泻头晕”之类是也。

《翁文恭公日记》的删改融入和融入后增补，其相似性在于将专题日记融入生活日记的同时保存原专题日记，所谓“另有小本”“另有详记”云云，透露出翁氏实有保留原本专题日记之意。

以上例子中，翁同龢在生活日记中均提示了专题日记的存在，但也有些专题日记融入生活日记后，被隐去、遮蔽了。如翁同龢曾于同治元年典山西乡试，《翁文恭公日记》有全程记录，他于七月二十日动身出京，此前七月各日的日记皆记日不记月，唯独此日标为“七月二十日”，隐约透露出文本的特殊性。查询后果然于《翁同龢文献丛编》中发现其《典试山西纪程》稿本，即起自七月二十日。对比两种稿本，可知《典试山西纪程》略经修改后也融入了《翁文恭公日记》，但后者却并未透露出前者存在的信息。

进而言之，对于同一类的专题日记，其处理方式随时有异，乃至或融入、或嵌入、或析出。本节引及光绪十八年春闱日记和光绪二十年殿试日记皆是融入，又有是否增补科场外记事的区别。而翁同龢同治元年春闱日记名为“春闱随笔”，嵌入生活日记之中，记事详尽，未经删削。光绪六年春闱日记则整体析出，《翁文恭公日记》中仅于三月初六日下有“派会试副考官，另有记”一行而已，其下则直接出闱后之四月十四日。可见即使同一作者，处理同一类专题日记和生活日记关系时，方式也有所变化。

（四）生活日记衍生出专题日记

以生活日记为基础，日记作者有可能依照自己的想法从中拆出衍生性的专题日记，同时往往伴随增删改易工作。第一节曾提及潘曾莹、管庭芬两人的专题日记，但其中又存在一层差异：潘曾莹的三种专题日记，在起初就以独立形式记载，属于原生型的专题日记；而管庭芬《越游小录》，据其道光三十年自序称：“是稿排日纂记，聊寓一时之兴，略纪游迹，于考证本疏。今春因妇病，自武林旋里，芦帘纸阁，茗碗药炉，枯坐荒斋，无可自遣。偶检群书，敷衍成卷。”可知是在原稿基础上拆出越游数日的记载，同时参考其他文献撰成的。这种后发衍生的专题日记，与原生型专题日记在产生过程上有本质差异，可称之为次生型专题日记。

四、专题日记的文献传统

在大量存世的日记文献中，有些作者有专题日记而无生活日记，有些则反之。当单独考察某种专题日记或生活日记时，上文所讨论的两类日记之关系及互动模式均不易呈现，只有对照观察出自同一作者、覆盖同一时段的生活日记和专题日记，上述现象才会浮出。基于以上对读的结果，更可加深对两类日记文献特点的理解。

生活日记代表着生活日常，一般来讲，生活日记属于“杂货铺”，无事不可记。今见日记文献，尤其是长篇日记，以之为米盐簿、獭祭册、备忘录、习字本者均不鲜见。在此背景下，日记作者特意保持专题日记与生活日记之间的距离（无论是并行互异、还是析出嵌入，都是保持一定距离的体现），其原因则值得讨论。

从生活日记的角度来看，可能有一些日记作者在刻意维护其“日常性”，防止专门性事务对日常的“入侵”，如以理学修身著称的李棠阶在其《强斋日录》中把道光二十年典山西乡试的记载进行高度压缩，二十余天的闱中公务，只以“十二日后闱中阅卷”“校阅求详审，各房考亦皆尽心。搜落卷，有苟且塞责心”等寥寥数语，一笔带过。应是有意防止公务记事对其生活日记之修身功能的冲淡，虽然李棠阶并无专题日记传世，但此种“维护日常生活”的思路未必仅李氏独有。

而从专题日记的角度来看，日记文献中存在大量专题日记，且有许多作者并没有长期记录生活日记的习惯，却有专题日记传世，甚至有意将其刊刻流传，更加证明了专题日记极强的独立性和特殊性。这种独立与特殊的背后潜藏着专题日记的文献传统。

观察专题日记的文献传统，首先要讨论写作动机。一些刊刻行世的专题日记前有作者自序，阐述了为什么写下专题日记并将其公开，如柏葰《奉使朝鲜驿程日记》之自序曰：

得旨以臣柏葰充正使，副都统恒兴副之，皆特简也。忆自通籍以来，屡承使命，所历之地皆有日记，以资考镜。矧朝鲜文物衣冠亚于中夏，四牡之歌尤非数觏者乎……阿文勤公三使朝鲜，有图有记，启行前物色未获。兹编仅志道里之远近及耳目之见闻，俾东藩景物略见一斑，亦为后此赋皇华者先路之导云尔。

此序表示了几层缘由，一是“以资考镜”，二是“先路之导”，即日记的资料性质和参考意义，“特简”二字则透露对奉使身份的自豪感，也是作者着意通过日记所表达的。

而通过对专题日记的考察，可发现其中不同的小类各有其写作动机，作者未必皆直接明言，但却可以据理推知。如学政、考官日记：钦点抡才乃文人盛事，特立日记，记录始末，不免有炫耀之意；而科举重在严密关防，详记每日事宜，亦可以公正无私示人。又如军机处日记：作者入直枢垣，记录其事，一则见其知掌枢机，为朝廷要员；二则见其大公至正，无隐匿邪僻；三则随手记录，留待日后查检。再如出使日记：清廷派驻外国之使臣，奉使万里，皇华鞅掌，亲历异域，其身份见闻皆足自炫；而朝廷亦有明确规定，使臣应记录日记汇缴总理衙门。由此可见，专题日记的写作动机是复杂多样的，每一小类皆有其生成背景。尤足留意的是，朝廷所派差使而形成的专题日记，在存世晚清专题日记中的数量实在蔚为大观。朝廷命令下的公务差使“迫使”一些本来没有写作日记习惯的官员记下了公务专题日记，这也是专题日记（相较生活日记）作者面更广、存世数字巨大的原因之一。

除了写作动机外，专题日记的文献传统还有若干要素值得讨论。

一是写作模式。对于同一专题，日记的写作模式往往具有延续性，如考官入闱、学政督学、星使出洋，皆各有其独立的日记写作模式，前后相继，形成日记文献一个个小的“子集”，每个子集内部具有极强的共性，对外也就显示出其独立性。

二是著述意识。许多专题日记，对于作者来说是可以作为一种著述来经营的，这在行程日记上表现犹为突出，传世日记文献中，行程日记的刊刻数量之多，实属引人瞩目，如林则徐《荷戈纪程》、柏葰《奉使朝鲜驿程日记》、景廉《冰岭纪程》等等。这表明行程日记具有较高的著述化程度、较强的公开性。日记文献中尽管不乏“晚清四大日记”这样被当作传世之作阅读、研究的作品，但大多数生活日记其实著述化程度普遍较低，在日记中能够以独立著述形式刊刻、传播、阅读者，则多是专题日记。此处又须注意，专题日记亦有稿本、刻本之别（如景廉《冰岭纪程》，除光绪刻本外，尚有稿本存世，今藏于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索书号：TC/3079.1/6903），在一定著述意识的指导下，作者可能会在稿本专题日记基础之上进行改造和二次创作，形成面向读者、著作目的更为集中的刻本专题日记，而这种改造也是专题日记著述化之一端。

三是阅读与传播方式。与上述专题日记写作动机和著述意识相伴随的就是日记的公开性，绝大部分专题日记，都有公开之意，很多情况下作者内心的写作动机都要通过日记的公开才能实现。专题日记的刊刻，无疑大大拓展了日记的读者群，使之正式成为公开阅读物，以实现作者预期中的效果。即使不付诸枣梨，也会通过家人、友朋、同僚等方式进行小范围传播、阅读乃至抄录，这一点是生活日记所不具备的。如翁同龢于同治八年六月二十七日记云：“得五兄六月初六函，并《栈道纪行》日记，置身陈仓、凤岭间矣。”五兄即翁同爵，于同治七年由川臬迁陕藩，应是赴任途中有《栈道纪行》之作，成为家人朋友之间沟通传阅，了解其生活、行踪的重要文本。

四是文献的实用性。专题日记记载专题事务，往往有较强的经验参考价值，故而成为后人借阅学习的指南书，前引柏葰所言“为后此赋皇华者先路之导”即是此意。又如派任学政、考官的官员，往往在其动身之前借来前辈的专题日记阅读，或者随身携带上路。学者已经指出：从功能论出发，大量日记与公务记载紧密相连，使得日记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公共书写。而许多作者在记录专题日记时即有意将其作为可供他人参阅的公开文本来书写。

此外还需考虑物质形态。首先，大量的专题日记其实是由于空间移动所造成，如入闱、出差、旅行等，脱离了其通常记录日记的环境，许多作者并不携带生活日记册，而是记在随身携带的册子甚至纸页上。其次，一些专题日记带有较强的记录备查作用，如翁同龢军机处日记、萧穆《所见录》，每日所记内容较多，如果掺入生活日记，造成其篇幅膨胀，生活与专题之间互相干扰，反不利于搜讨检阅，故而专门独立。

以上列举诸种因素，彼此交织，共同作用。如写作动机的实现，经常需要诉诸日记的公开传阅；写作模式及其序列的形成，亦有赖于日记的有意著述和传播；而日记的阅读和传播，也受到著述意识和实用价值的影响等等。

总之，专题日记是出于某些写作动机，在一定著述意识指导下写作的，可供阅读、传抄、利用，具备较强公开性的一种日记文本。它独立于大篇幅、信息杂乱、密度较低的生活日记之外，更便于阅读、传抄、利用。无论从文献的文本形态、物质形态，还是文献分类上来看，专题日记都具有较强独立性。没有固定写日记习惯的作者却有专题日记传世，专题日记在传世日记中占有较高比重，日记刻本亦多是专题日记，这些文献现象均可以从专题日记的文献传统及其独立性方面得到解释。文献传统的诸种要素相互交织，共同影响了专题日记的写作，推动专题日记不断涌现，有的作者只是“习焉不察”“顺势而为”，有的则主观上带有强烈的著述意识。众多专题日记组成文献集群，又进一步强化其文献传统和独立性。

余论：“复调”的日记文献

随着晚清日记稿抄本的发掘、晚清日记研究的不断深入，针对晚清日记的文献学研究也出现了一些具有深度和价值的成果，不同于以某种单一日记为研究对象，讨论其版本情况及史料价值的研究，而是以一种或几种日记为例，讨论日记文献的特质、生成演变规律等较具普遍性的问题。这提示我们，立足日记文献，以日记本位、文献学本位的视角开展观察和解读工作，或许会有别样的收获。

本文阐述了专题日记与生活日记的特征，以及两者间的关系与互动模式，也讨论了专题日记为什么能够独立于生活日记之外，其背后所潜藏的文献传统。笔者希望提请进一步注意的是，日记文献内部存在不同层次的文献传统：生活日记、专题日记都各有其传统；而专题日记的诸多小类，如考差日记、学差日记、旅行日记、出洋日记等，也各有其传统。类似的文献体式背后，潜藏着互有差异的文献生成史和文献目的。文献传统影响了日记文献的书写、衍生与传播、阅读，也形塑了不同类型的日记文献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模式，故而可称之为“复调”的日记文献。面对丰富且“复调”的日记文献，要充分认识到其内部众多的形态，及其之所以形成的缘由。

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对日记多元性的认识，也给日记的整理工作提供了一些启示。学者在标点整理晚清日记时，出于便利读者阅读使用的考虑，会选择将生活日记和专题日记加以整合，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中华书局2023年版《潘祖荫日记》，将《东陵日记》《西陵日记》《己丑恩科乡试监临纪事》等专题日记整合进生活日记中，按照时间顺序重新编排：“因日记主人长途出差公干而单独记载，致稿本与刊本日记中有重复日期，但所记内容不同的，则将刊本日记部分另起一段，附在稿本日记后。”这种操作在便利读者的同时，也容易产生一些问题，如光绪十三年二月，整理者有注语：“二月初六至十五日，潘祖荫随扈赴西陵，留有《西陵日记》，现将日记内容，另起一段附于各日后。”其中初九日为：

入直。递西陵扁、对、奏片。辰初上诣中和殿看社稷坛祝版，补褂侍班。壶天饭。辰初雪止，夜大雪。巳初到署。晤兰孙。梁有常、钱骏祥来。冯开勋及伊子国琛来，付以关山信。

午刻上至行宫。未正皇太后至行宫。申正抵梁各庄。

引文第一段为潘氏稿本日记，第二段为《西陵日记》，细察两段文字内容，却互相冲突：光绪帝辰初在中和殿，何以午刻忽至行宫？潘祖荫巳初到署，何以申正又抵梁各庄？则此两段应本非一日之事。按，潘祖荫随扈西陵，实是三月初六日至十五日，查本年三月潘祖荫稿本日记，初五日后直接十六日，云“以上《西陵日记》”，期间才是西陵差次。中华本此处注语称“三月初五至十五日《西陵日记》缺”，其实此段《西陵日记》并不缺，乃是由于《西陵日记》原宣统刻本误将“三月”刻为“二月”，中华本受此误导，直接将其整合为一，才导致误上之误。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潘祖荫日记》在涉及专题日记之处亦有小瑕，此本以苏州博物馆藏潘祖荫日记稿本为底本，其光绪十六年闰二月日记有：

十四日甲寅。以下东陵日记。清明，十六日辰初三刻二分。

二十三日癸亥。以上东陵日记。

整理者于此处加注：“东陵日记（十五日至二十二日）未见。”今按，此“东陵日记”虽不见于苏博藏稿本，但有光绪刻本潘祖荫《东陵日记》传世。再查中华本《潘祖荫日记》，此处据《东陵日记》将十四日至二十三日文本补入，但在二十三日下则将原稿本“以上东陵日记”六字删去，未展示稿本原貌，亦属贤者偶失。

认识到日记文献的“复调”特征，为研究和整理工作提出了值得思考的议题，即不同类别的日记文献有不同的文献特征，各有文献传统、发展脉络，而彼此之间又时或交织互动。后续整理日记文献时，似可更多留意专题日记和生活日记的文本关系，若以各自独立、保留原貌的方式处理，将专题日记附于生活日记之后，则既能忠实反映文献原貌、保留专题日记生成的背景和语境，亦可避免将二者拼合可能带来的问题。在研究与整理工作中，不仅要广泛搜讨，也要尽量关注并尊重其特点与独立性，以防遮蔽日记文献的生动多彩。

【作者简介】周昕晖，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近代日记整理与研究。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6年第3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