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学界对于毛氏汲古阁旧藏《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刊刻年代的判断存在争议。重新分析考证书末所附跋文中的历史信息可知，此书并非以往认为的蒙古定宗二年（1247）河南或山西刻本，而是元代湖北刻本，具体而言是由南阳书院山长蜀人王履主持，由驻扎于武昌路的平阳太原万户府万户郑昂霄出资，元大德十一年（1307）刻成于南阳书院。此书的刊刻，折射出元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图景。
关键词：《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元代；版本；王履；郑昂霄
《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以下简称“《重校三礼图》”）现藏国家图书馆（索书号：07277），是北宋聂崇义《三礼图集注》传世刊本中颇为重要的一种，时代仅晚于现存最早的南宋淳熙二年（1175）镇江府学刻本《新定三礼图》。是书原为毛氏汲古阁插架之物，近代归蒋汝藻传书堂，蒋氏书散后又被张元济收入上海涵芬楼，影印于《四部丛刊三编》。其刊刻年代，向来有宋代、蒙古、元代诸说，概未形成定论。本文将深入分析《重校三礼图》卷末王履跋文中的历史信息，稽考与之相牵涉的人物和史事，以期从历史学角度对该书的刊刻年代重新做出判定。
一、《重校三礼图》刊刻年代诸说梳理与辨证
（一）诸说梳理
《重校三礼图》自见于著录以来，刊刻年代先后出现过宋代、蒙古、元代三说。“宋代说”并无论证，主要可见《重校三礼图》目前所知最早的收藏者明末汲古阁主人毛晋在书中钤有“宋本”“甲”印记。“蒙古说”与“元代说”的论证都围绕书末王履跋文展开，兹引录如下：
《三礼图》余袭藏久矣，尝欲刊之梓，与同志共之，家贫未之能也。中间辽东唐括师皋为置书版矣，工费犹无从出也。丙午夏，余以涪翁《易》、文定公《春秋》传授诸生于葛庐。时潞城王贡文举暨濮阳聂君天佐来过，听讲毕，偶及是图。文举曰：“无它求，郑侯归，当为先生成之。”余应曰：“诺。”然亦未必其言之雠也。未几，文举不幸不起，余哭之馆中。后数月，郑侯北还，次日过余衡茅，共话文举，悯悼久之。又次日，乃遣其客于寅子隹来，曰：“君所欲刊之书何在？请命工计之”。余曰：“余与文举语时，郑侯在北也。郑侯归，文举已矣，此言何以达郑侯也？”子（□）〔隹〕曰：“文举病中尝以此见属，郑侯归，问文举临殁时何所道，余以是告，故特遣某来。”余闻，不觉为之长叹焉。何则？文举，布衣士也；郑侯，国家大将军也。寒士临终之语，且传闻之辞，何足介胸次，乃拳拳如是！则文举平日所以取信于人，郑侯平日所以不忘乎旧，是可以观其故矣……次年季春朔旦，长南阳山昌元王履书于楚梓堂。
王国维考证书名中“析城”即河南邓州下辖淅川县，跋中之“丙午”乃蒙古定宗元年（1246），故判断是书为蒙古时期河南刻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张元济将《重校三礼图》收入《四部丛刊三编》时所作跋语全采王国维观点，定之为蒙古定宗二年刊本。随着《四部丛刊》的广行于世，学界基本信从“蒙古说”，更将其推为蒙古时期的代表性刻本。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重校三礼图》的刊刻问题再未有过争议。直至2015年，华喆和李鸣飞指出“析城”当为泽州阳城县西南之析城山，《重校三礼图》刻于山西而非河南，“郑侯”则是出身泽州阳城郑氏家族的郑鼎。这一看法在对王履跋文的解读上有所突破，但于刊刻年代仍守“蒙古说”。
2017年，许雅惠根据《〔雍正〕泽州府志》中“蜀士王履家藏《三礼图》，患传布不广，因门客王演言，刻之家塾”和“王演，乡贡，湖广通城县教谕，为郑参政昂霄门客，蜀士王履有家藏《三礼图》，患传布不广，劝郑捐俸刻之家塾”的记载，推定王履跋文中的关键人物“大将军郑侯”乃郑鼎之侄郑昂霄，进而认为“蒙古说”不能成立，《重校三礼图》刊刻的“丙午次年”是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书实刻于湖北鄂州南阳书院。此说虽创新较多，然由于所用确定刊刻年代的核心史料来自晚出的方志，且缺少必要的论证过程，对王履跋文中“郑侯”以外的其他信息亦探求无多，是以发表后并未引起学界关注，当下最新出版的有关《三礼图》的图录、整理本及研究论著在提到《重校三礼图》时，还是遵循王国维的观点。
（二）《〔雍正〕泽州府志》王演劝郑昂霄刻《三礼图》事辨证
《〔雍正〕泽州府志》所记王演劝郑昂霄刻王履家藏《三礼图》一事是“元代说”赖以成立的基础，但该志毕竟修成于清代，属晚出的“记述性史料”，可信与否需经检验方能确定。好在这位王演的行迹并非仅此一见，这就为考证方志记事之真伪提供了可能。
比《〔雍正〕泽州府志》更早的《〔康熙〕阳城县志》记王演是元代举人，“至顺年任武昌路通城县教谕”，《〔光绪〕山西通志》则将王演列入元代乡贡进士中，言“阳城人。通诚〔城〕县教谕。至顺三年”。此外，王演还在地方文献和金石资料中多次出现，兹将搜检所得列于表1：
表1中前六方碑都在阳城县，最后一方在与阳城相近的曲沃县，均隶属于中书省晋宁路。由此可知，王演是阳城人，入仕后长期于湖广等处行中书省武昌路通城县任儒学教谕一职，他曾频繁参与家乡阳城县及其周边的地方活动，因“碑版文字古雅有体，逸诗刻石翩翩有致，足为文士之秀”，每每被推为碑文撰者或篆额人，时间集中在延祐四年至至正四年之间。
王履跋文云，将王履家藏《三礼图》推荐付刻的王文举是潞城人，以布衣身份客于郑侯门下，于丙午年去世。这样一来，上面这位王演的生平就和王文举存在颇多出入：王文举籍贯潞城在元代乃晋宁路潞州下辖县，而王演籍贯阳城则是晋宁路泽州下辖县，二者虽距离不远，却并非一地；王文举去世的时间为“丙午”年，此“丙午”无论是依王国维所定的蒙古定宗元年还是许雅惠所定的元大德十年，都早于王演在历史上活动的延祐四年至至正四年。王文举为王履死友，如果劝郑侯刻书者真为王演，王履绝不会颠倒错谬如斯，所以只能是《〔雍正〕泽州府志》的记载有误，将王文举和王演的事迹混为一谈。而在民国二十三年印成的《阳城县乡土志》中，王演更被误传为《三礼图》的详订者：“《三礼图》，传详订者广文王演。王演，授湖广通城教谕。绘《三礼图》，详为订正。刊印以广其传。”后世方志之不可尽信，于此亦可见一斑。
在确定王履笔下的王文举并非王演、《〔雍正〕泽州府志》所记王演劝郑昂霄刻《三礼图》事为子虚乌有后，许文提出“元代说”的一系列推论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考虑到这位联通王履和郑侯的王文举，只是郑侯门下一名早逝的布衣门客，或许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更多记载，因此还是要回到原点，从王履跋文中寻找更具有断代意义的历史信息。
二、《重校三礼图》王履跋文中历史信息的再考察
王履跋文是确定《重校三礼图》刊刻年代最为重要的依据，然而文中除“丙午”和“次年季春朔旦”外，再没有明确体现时间的信息。但其中牵涉的人物与史事，尚有若干待发之覆，本节即循此展开考证。
（一）王履
王履是《重校三礼图》祖本的持有者，籍贯昌元，作跋文时任南阳书院山长，为诸生讲授《周易》和《春秋》。这是跋文所提供的王履主要信息，前人对他的了解也基本止步于此。幸而王履在史籍中还留有其他印记。
大德五年夏至日，王履为王申子《大易缉说》作序，自述：“分教澧阳时，丁石潭递至沅阳书院，策题以《易》图书数偕《春秋》王正月为问，所疑正与前合。余谓十图九书，本体也；九图十书，经纬也。拟书答之，未果，而石潭已矣，至今抱此一恨。忽南阳学正李君章袖编《易》见示，读之，则吾巽卿所著《缉说》《补说》也。”由此可知，王履在执掌南阳书院山长前还曾任澧阳学官，且对易学素有研究。而“巽卿”乃王申子之表字，据田泽《续刊大易缉说始末》言，王申之为“前卭州两请进士，寓居慈利州天门山，隐处幽深，无心求仕”，与时人多有过从，去世时袁桷特作诗挽之，后世的《大明一统志》《新元史》等书中皆有其事迹。又虞集《慈利州天门书院记》载：“至元乙亥，王某兄弟亦蜀人也，避地至焉，开门授徒以自给。”此“王某”应即王申子，他迁居慈利州的时间是至元十二年（乙亥，1275）。王履与王申子均是蜀人，二者又都雅好易学，加之住地相近，自当有所交往，故而王履才会为《大易缉说》撰序。不过，王申子书并未在大德五年付印，其刻成已迟至延祐三年，且过程较为曲折，书末所附田泽《续刊大易缉说始末》备载此事，这当中又再次关涉到王履。
田泽，居延人，居延在元以前是西夏亦集乃路，故其族属可能是色目人中的唐兀氏。据日本宽永刊本《棠阴比事》卷首田泽序言，大德七年，他被任命为澧州路总管府推官。大德十年，田泽访得王申子《大易缉说》《春秋类传》二书，拜读之后极为推崇，于是呈文本路，并由澧州路转申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和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司，申请刊刻；廉访司核议指出，二书未经湖广等处儒学提举司考校，返回申请。于是田泽复请南阳书院山长王履写一封文书予以揄扬。《续刊大易缉说始末》完整保留下这篇文字，文前有“本路移准湖广等处儒学提举司牒，行据南阳书院王山长申”，此可算是王履在《重校三礼图》跋和《大易缉说》序之外的重要佚作。然而由于一些研究者不熟悉“某+申”是元代公文的固定格式，先入为主地认为“王山长申”即王申子，或在无任何版本依据的情况下凭空多增一“子”字，或引申说王申子的本名就是“王申”，皆与事实不符。
笔者还注意到，许有壬《故封从仕郎武昌路武昌县尹万君墓碣铭》记元武昌县尹万希孟事迹云：“至元四年戊寅岁七月戊申，君以疾终于家……作德新堂储书，延蜀老儒王履佐才。八年，佐才捐馆，躬治含（檖）〔禭〕棺敛，将择地葬之。其子欲葬鄂，不能止，乃厚赙之。复求明师勉诸子终业……既受命而终，寿七十二。”其中提到的“蜀老儒王履”，籍贯（蜀）、年岁（老）、身份（儒）、活动地点（武昌路）均与作《重校三礼图》跋的王履相合，应为同一人无疑。这样一来，就可知晓王履的表字是佐才。王履入武昌万家为万希孟诸子授业的时间，铭文未有明确说明，只云“八年，佐才捐馆”，然万希孟是在后至元四年病逝，王履身故的时间定在此前。从王履尚任南阳书院山长的大德十一年至后至元四年间，年号无有“八年”者，故王履捐馆的“八年”只能理解为来到万家的第八年。由此上溯，王履最晚当于至顺二年已在万家，捐馆于何时暂无法确定。去世后，其子将之葬于鄂州，此为王履最后归宿。
可见，作为刊刻《重校三礼图》最核心人物的王履，主要活动于元代中后期，交往的友人也大都生活在入元以后。王国维所定蒙古定宗二年，与之相距时间甚远，故“蒙古说”的判断实难成立。这是本文提出的第一个证据。
（二）唐括师皋
唐括师皋是《重校三礼图》书板的置办者，其生平除跋文所言籍贯“辽东”外，历来认为无考。实际上，史籍中尚有线索可寻。姚燧作于大德五年十月的《遗安堂记》载：“故上怀恩监州唐括君，齐年友也，以燧之生偶先，兄命之。其不恙时，尝请记其遗安堂。疾革犹促为，将启手足，顾言其子师皋曰：‘记成，当奠几筵以告。’……然遗必有受，师皋其受者也。年方壮矣，好学有誉，其行于家，既如君之孝其亲者孝其亲；其闻诸乡，又如君之信于友者信于友。”程钜夫《跋唐括子举遗安堂记后》云：“子举家辽东，昔管幼安索居于彼者数十年，聘召者屡而卒不至，至使时君画其衣冠容状，问其起居辞令，以慰愿见之心。若幼安者，真能安矣，抑谁遗之乎？吾不知德公子孙如何，今子举好学自修，安于先训。吾深有所感矣，喜而书其后。”两相比照，姚文中的“唐括君”即程文中的“唐括子举”，而唐括师皋正是其子，且大德五年时“年方壮”，也就是三十岁左右。
唐括，原乃金代女真部落和姓氏之一，最初以帅水（又名率河，在今黑龙江齐齐哈尔双阳河一带）为居住中心，入元后，有规定“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唐括子举一族无疑属于后者，“辽东”则成为他们族源和祖居地的代称。据姚燧言，唐括子举是其“齐年友”，此词与“同庚”同义，姚燧生于南宋嘉熙二年（1238），这也是子举的生年；大德五年，姚燧为唐括子举遗安堂作记时，子举已经病逝。又据元人刘时中所编《姚燧年谱》，大德三年己亥十二月，姚燧曾作《上怀恩州唐括君碑》，此或为子举卒年，则子举去世时约六十一岁。作为女真后裔的唐括子举能得到姚燧与程钜夫之称赞，汉文化水平应颇为深厚。唐括师皋受其父熏陶，亦好学有誉、孝亲信友，因此才会和王履交好，并为《重校三礼图》采办书板。
由此，唐括师皋的生年约在至元八年前后。若按王国维言《重校三礼图》刻于蒙古定宗二年，唐括子举尚未成年，唐括师皋更没有出生，自然不能成立。这是本文提出的第二个证据。
（三）南阳书院与楚梓堂
南阳书院楚梓堂是王履撰写《重校三礼图》跋文的地点。宋元时期的南阳书院，可考者有两处，一处在河南南阳，一处在湖北武昌。
河南南阳书院，据程钜夫《南阳书院碑》碑文及碑阴记，乃元至大初年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玮至郡拜谒南阳城西的武侯祠之际提议创建，至大二年（1309）春动工，皇庆元年（1312）秋落成。
湖北武昌南阳书院为南宋末年名将孟珙所创。其源起，高斯得《公安南阳二书院记》载之最详，但未提及书院的建设时间；刘克庄《孟少保神道碑》则言公安和南阳二书院于淳祐二年（1242）始立，淳祐五年正式建成。武昌南阳书院在元代有过一次大规模的重修。大德五年，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程钜夫与前进士王应龙、儒学提举武乙昌、山长史时敏等重修南阳书院。程钜夫《重修南阳书院记》纪其事云：“大德五年冬，重修南阳书院成。大成殿，楚梓堂，日新、养正、尚志、立本四斋，凡新屋百八十础。从祀两庑，武侯祠，乡先贤祠，尊经阁，凡葺屋百八十八础。木千有奇，瓦甓十四万八千，工万二千二百，而殿之役最大。”而据姚燧《牧庵集》及刘时中《姚燧年谱》，大德三年间，姚燧曾寓居武昌南阳书院，并在楚梓堂作《澧州庙学记》，这说明楚梓堂在重修前已有，此次可能只是翻新扩充。
由上可知，建有“楚梓堂”的南阳书院在湖北武昌，该书院建成于宋淳祐五年，元大德五年重修。上引王国维之考证，没有关注到“楚梓堂”这一关键信息，而是仅凭“南阳书院”之名就将王履所在的书院置于河南南阳，并认为这座书院金时已有，元代重修，程钜夫《南阳书院碑》乃“误以复旧为创始耳”，实属失考。这是本文提出的第三个证据。
《重校三礼图》跋文表明，王履在南阳书院遇见王文举并谈及刻书事的时间是“丙午夏”。宋元之际的“丙午”年有二，一是南宋淳祐六年（亦即蒙古定宗元年），另一是元大德十年。从以上考证来看，只有大德十年的“丙午”才能同时满足本文提出的三个证据。如此，则《重校三礼图》正式刊刻成书的“次年”就应该是元大德十一年，王国维“蒙古定宗二年”说不能成立，至于许雅惠所提“元代”说的文献依据和考证过程虽均有差误，但其结论却可谓歪打正着。
三、《重校三礼图》刊刻出资人“郑侯”身份的确认
确定《重校三礼图》刻成于大德十一年后，再来反观此书刊刻过程中出资人国家大将军“郑侯”的身份。
在元代的湖广地区，姓郑而又为将称侯者只能来自驻扎于武昌路的平阳太原万户府阳城郑氏家族。华喆等正是敏锐注意到这一点，才准确判定《重校三礼图》的刊刻与阳城郑氏有关，并成功解读出“析城”即指该家族籍贯所在的阳城县名胜析城山。但受“蒙古刻本”成说之囿，他们认为这位“郑侯”当为平阳太原万户府首任万户、号也可拔都的郑鼎。现在《重校三礼图》的刊刻时间既明，那么卒于至元十四年的郑鼎自不会是王履所记的郑侯。
考诸郑氏家乘，郑鼎之后，其子郑制宜承袭平阳太原万户，最初仍镇守鄂州，至元二十三年被征入朝，二十四年因扈从忽必烈北征乃颜之乱，以功“加怀远大将军、枢密院判官”，三十年出为衡州行枢密院副使，不久复入京师任官，并新获世职“武卫亲军都指挥使”，原平阳太原万户一职由郑鼎二弟郑庭瑞（一作廷瑞）和郑鼎三弟郑甫之子郑昂霄相继接任。关于郑庭瑞、郑昂霄任万户事，许有壬记云：“初，忠肃公之薨也，子忠宣公制宜袭万户，升枢密判至副使，以叔父信武老，择称者，以公袭。”似乎是郑庭瑞因年老未能袭任。刘岳申则言，郑制宜入朝任枢密院判官后，郑氏万户职“以叔父（遥）〔廷〕瑞袭，（延）〔廷〕瑞老不任，以公袭”，似乎是郑庭瑞因年老未能袭任。然笔者发现，现存于山西晋城泽州县大东沟镇辛壁村汤帝庙元大德九年十月十五日勒石的《创建太平观记碑》末尾刻有郑庭瑞名字，录其官职为“宣授信武将军镇守鄂州平阳太原两路管军上万户府万户”，此可证郑庭瑞确实曾袭万户，且大德九年时还在任上。另外，《阳城县金石记》著录有一至大元年三月立的《重修三神庙记碑》，“碑末列都维那丞直郎、前邠州知州、怀远大将军、镇守武昌路兼管诸军奥鲁劝农事郑甫，晋宁、冀宁两路管军上万户郑昂霄等衔名”。按，大德九年，平阳、太原二路以地震改为晋宁路和冀宁路。故“晋宁、冀宁两路管军上万户”即郑氏世袭之平阳太原万户在大德九年改名后的称呼。该碑为最早明确记载郑昂霄任万户的“遗留性史料”，可信度较高，这样就可以推断出他袭任万户的时间应在大德九年至至大元年（1305—1308）间。又，大德五年时，郑昂霄曾率部参与元廷征八百媳妇国之役，大德七年春“贼平，公之功居多。入朝，赐银钞、金段、弓矢，以明威将军进怀远大将军”。综上，从时间和官阶两方面因素考虑，郑昂霄更符合王履跋文中提到的大德十年至十一年出资助刻《重校三礼图》的“国家大将军”“郑侯”的身份。
最后，附带讨论一下《重校三礼图》的刊刻经过。王国维最初定此书为王履刻成于河南，而郑侯助以刻赀，故题“析城郑氏家塾重校”；后华喆、乔秀岩等又认为郑侯是从王履处取书刊刻于山西阳城，版成后由王履作跋，题名为“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许雅惠则认为书版乃辽东唐括所刻，实际印刷地点在湖北南阳书院，因是郑侯出资印造，各卷卷首皆作“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细绎跋文，王履说得很清楚，《重校三礼图》之底本来自其家藏，“辽东唐括师皋为置书版矣，工费犹无从出也”，是以停滞多时未能刊印；此后才是郑侯遣人问其“君所欲刊之书何在？请命工计之”，方得最终付梓。中间书版已置而工费尚无的阶段，以往研究者多忽略不提，许雅惠则理解为书版已刻成但无钱印刷。不过从书籍出版的角度来看，在原材料备好的情况下，刻书工费一般是指雕版、上墨、刷印、装订等的支出，其中雕版最是大头。如果《重校三礼图》的书版在郑侯出资前已由唐括师皋刻成，那所缺“工费”数额有限，王履完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钱多多印、钱少少印，不见得一定要等到郑侯出资才有力刷印；且版片书题中还有“析城郑氏家塾重校”字样，应与全书一体刻成，这只能出现在郑侯助资以后。故跋文所反映《重校三礼图》的出版始末，应是唐括师皋先置办了书版材料（多为梨木板），但后续开工雕板的钱（即“工费”）一直没有着落，直至郑侯出资，书才正式镂板印刷。至于书题中的“析城”二字，虽确是郑氏籍贯阳城之代称，然书却不一定要刻于山西。依上文所考，王履生平足迹不及北方，其与唐括师皋相遇于武昌附近，师皋所置书版亦必存放于此。后来郑侯出资刻书，不太可能将已有的书版从湖北武昌运往山西阳城雕印，更有可能选择武昌本地的官方机构或民间书坊来完成，而冠以代表自家身份的题名。若再虑及刻书时王履正在南阳书院山长任上，兼之元代书院刻书兴盛，《重校三礼图》刻成于南阳书院最合情理。总之，《重校三礼图》当属元代湖北刻本，考虑到元代湖北刻书并不普遍，传世者更是稀如星凤，该本之发见对于元代版刻史研究具有较大意义。
结 语
本文在详细梳理学界对于《重校三礼图》刊刻年代已有认识的基础上，从王履跋文出发，逐一考索当中可兹断代的历史信息，确认《重校三礼图》既非毛晋初藏时所定的宋刻本，亦非王国维、张元济等认为的蒙古刻本，而应该是元大德年间刻本。该书背后的刊刻过程实可谓一波三折，南阳书院山长蜀人王履原藏有《三礼图》，久欲付梓，女真人唐括师皋路过武昌时曾为其置办书版，但因经费有限一直未能雕印；大德十年，王履与驻扎于武昌路的平阳太原万户府第四任万户郑昂霄门客王文举谈及刻书事，王文举主动答允向郑昂霄推荐，然未及启言即染病身故，去世前以此作为遗愿嘱于寅转承郑氏；大德十一年，为达成亡友诺言，由郑昂霄出资、王履主持，该书终以“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为名刻成于武昌南阳书院。明晰《重校三礼图》刊刻的基本史实后，还可引发以下两点进一步思考：
其一，在刻本文献的版本鉴定中，字体、版式、纸张是三个重要标尺，清人孙从添即言“凡收藏者，须看其板之古今，纸之新旧好歹，卷数之全与缺，不可轻率”，黄永年更是以此为基石构建起一套科学的体系，对判定版本年代帮助极大，但这套方法在面对前后时代接近、区域特征不明显的刻本时，则存在一定的局限。与之相辅，古籍首尾序跋一般都会对刻书时间、刻书者、刻书地以及刻书经过有所叙述，其反映的信息更为具体，只不过这些信息很多时候并不直接呈现，而是隐藏于文本的字里行间。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不放过每一个具有断代意义的信息点，充分发挥数字化时代“E考据”的功夫，上下求索、左右勾连，逐一稽考撰文者的时代行状与文中人、事内容的时限，先确定序跋年代，再综合多方面因素，最终方能确认一书版本的实际刊刻年代。本文讨论的《重校三礼图》即为历史学与版本学交相互补之一显例。
其二，《重校三礼图》的刊刻问题看似微小，实则背后牵连的人物与史事颇为复杂。是书之刻成，与宋末元初的时代大背景休戚相关。有蒙古之入蜀，遂有王履、王申子等蜀人之东迁；有元军之南下，遂有“析城郑氏”等军功家族之崛起；有宋元书院之发达，遂有南阳等书院刻书事业之兴盛；有大一统之实现，遂有东南西北四方之汇通；有多民族之融合，遂有汉人、女真人、西夏人、蒙古人之互动。凡此种种，很多都是此前被称为“第二个南北朝”的辽宋夏金时期所不能出现的，却是元代“九州四海风雅同”之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映照，值得予以特别的关注。
本文蒙《文献》匿名审稿专家指正教示，敬致谢忱！
【作者简介】郭明明，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6年第2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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