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南宋中期修补的《金石录》和刊刻的《东观余论》《乖崖先生文集》均为官刻本，但刊修时地未明晰。通过补齐、解读其序跋，考证刊修和校勘官员的仕履可以确定，赵不谫是在知安庆府任上修补的龙舒郡斋本《金石录》，庄夏本《东观余论》刻于江南东路转运司，而郭森卿本《乖崖先生文集》则刊于嘉定十年（1217）前后。在确定刊修时地时，若仅通过刻工系联，而忽略刻工流动的现象，难免会有“刻舟求剑”之失。研究宋刻版本，应当在“观风望气”、刻工系联的基础上，对刊修序跋等外部信息加以考证，以期取得新的突破。

关键词：《金石录》；《东观余论》；《乖崖先生文集》；宋刻本；刻工

确定刊刻和修补时地，是利用和研究古籍的先决条件。对于存世稀罕的宋刻本，其刊修时地的确定更是版刻发展史研究的重要环节。近代以来，经过王国维、赵万里、黄永年等学者的接续努力，宋刻本的版本体系已经建立起框架。关于宋本刊修时地的确定，前贤也已经总结出若干科学方法：对于本身载有明确刊刻信息的宋本，可以依据序跋、牌记、刻书衔名等较为精准地确定；若无，则只能根据字体、版式、刻工、避讳、纸张等信息给出相对粗略的判断，再结合宋人目录、文集、笔记等的著录进一步确定。前者易而后者难，因而宋刻序跋十分珍贵，应当尽可能多地从中挖掘刊修信息。其中官刻本的序跋一般由在任官员撰写，而官员的仕履常常见载于史传、文集、方志以及石刻文献等，对于某些刊修时地模糊的刻本，可以尝试通过这条线索加以确定。本文就以官刻序跋为出发点，通过考证刊修官员的仕履，确定宋本《金石录》《东观余论》《乖崖先生文集》三书的刊修时地。

一、赵不谫修补《金石录》于安庆府考

宋本《金石录》有两部存世，其中国家图书馆藏本（以下简称“国图本”）三十卷全，曾先后影印收入《古逸丛书三编》《中华再造善本》；上海图书馆藏本（以下简称“上图本”）存中间十卷，作为《宋刻大系》第一种影印出版。

关于国图本的刊刻时地，《中国版刻图录》云：

宋讳缺笔至慎字，敦字不缺笔。刻工胡珏、徐亮、胡刚，淳熙三年（1176）又刻舒州公使库本《大易粹言》。《容斋四笔》：赵德甫《金石录》其妻李易安作《后序》，今龙舒郡库刻其书，而此序不见取。今此本无《后序》，因推知此书当是孝宗朝龙舒郡斋刻本。

此说一出，世无异辞。上图本版式、字体、刻工、避讳，甚至断版痕迹都同于国图本，可以确定也是龙舒本，但相较于国图本的尚未修版，上图本则系修版后印。

宋刻《金石录》除龙舒郡斋本外，又有所谓浚仪赵不谫刻本。清卢见曾刻雅雨堂本有赵不谫跋：

赵德父所著《金石录》锓板于龙舒郡斋久矣，尚多脱误。兹幸假守，获睹其所亲钞于邦人张怀祖知县。既得郡文学山阴王君玉是正，且惜夫易安之跋不附焉，因刻以殿之，用慰德父之望，亦以遂易安之志云。开禧改元上巳日，浚仪赵不谫师厚父。

潘景郑先是沿袭旧说，谓《金石录》“初刻于龙舒郡斋，再刻于浚仪赵不谫”，但又认为“龙舒在安徽舒城县，浚仪一在安徽寿县，一在安徽亳县。两本雕镌，不出安徽一省。疑浚仪本即据原刻校正，修板付印耳”。冀淑英也有类似推测，但对于“浚仪”的认识有所不同。她认为“浚仪即北宋首都汴梁，南宋时凡宗室籍贯皆称浚仪，以示出身皇室，不忘故国之意”。宋太宗子孙以元、允、宗、仲、士、不、善、汝等字联名，赵不谫当为太宗六世孙，可为冀说之证。辛德勇又指出，寿县、亳县之所以有“浚仪”之称，乃是因为东晋南朝曾设置侨县于此，不适用于宋代。既然“浚仪”不足以帮助确定刊修地点，那么冀氏的依据又是什么呢？冀文谓龙舒即今安徽舒城，宋时“属庐州”，而赵不谫“曾官庐州郡守”，因得以修补龙舒旧板。实际上，龙舒郡乃舒州古称，宋代舒、庐两州相邻并立，前者从未并入后者；而赵不谫曾官庐州，更是不详所据，冀文的论据实难信从。旧说未安，故辛德勇提出新解，指出宋本《挥麈录》后亦有赵不谫跋，时为庆元庚申（六年，1200），赵氏知邵武军，而开禧改元（1205）刻《金石录》，时间相距不远，跋云“兹幸假守”，则亦当刻于邵武。

那么上图本和赵不谫本是什么关系呢？冀淑英、潘景郑、陈先行都认为上图本即赵本，只不过潘氏还沿袭旧说，在所编《善本书影》中著录作赵不谫“重刻本”。上图本既已据版本比勘确定为龙舒本的修版后印本，就绝不可能是重刻本。辛德勇因为已持赵本刻于邵武说，上图本又为龙舒本，邵武、龙舒相距悬远，版刻字体亦当显异，否定其为一本。辛说成立的关键在于，赵不谫要从庆元六年至开禧元年连知邵武军，但《宋会要》载有嘉泰三年（1203）知邵武军芮立言降一官事，可知赵不谫未能连任，辛说恐非。两派之说既皆有不妥，实际情况当如何呢？

详绎《金石录》赵不谫跋，所云“兹幸假守”未名何地，当是承上省略。上文既云“《金石录》锓板于龙舒郡斋久矣”，则赵不谫假守之地应当就是龙舒郡。庆元元年（1195），诏升舒州为安庆府，开禧在其后，赵氏所知者当名安庆。据跋文，赵不谫并非重刻《金石录》，而是对龙舒原刻进行了修补，修者即所谓“尚多脱误”，“得郡文学山阴王君玉是正”云云，补者即所谓“惜夫易安之跋不附焉，因刻以殿之”。赵不谫作为知府，修补郡斋旧刻，实是顺理成章。而“郡文学山阴王君玉”的身份，更可以佐证赵不谫假守于此。时人楼钥撰《安庆府修学记》略云：

舒本群舒之地，于今最为佳郡……嘉泰二年，严陵詹侯下车……未几……乃即其旧而增葺之……以某年庀工，至某月日讫役，焕然一新。郡人谓：“役不及我，而济登兹，愿有以纪之。”教授王君君玉度以书来。余与詹侯俱婿王氏，而侯为尊行，知其贤有年矣。以西枢之子，谦厚廉介，所至有声绩，而饬以儒雅。澄江既以政最，舶使尤著清节。

詹侯名徽之，字季章，严州遂安人，签书枢密院事詹大方季子，庆元中提举福建市舶，与楼《记》相吻合。詹徽之嘉泰二年莅任安庆，开禧元年改除两浙转运判官，接任者当即赵不谫。赵跋中的“郡文学山阴王君玉”，即楼《记》中的“教授王君君玉度”，郡文学乃州府学教授的别称，而楼《记》作于嘉泰后期，赵跋署开禧改元，时间亦相衔接。王君玉名度，绍兴府人，嘉泰、庆元之际预修《嘉泰会稽志》，后教授龙舒。王度既为安庆府学教授，则赵不谫所知州府只能是安庆。

综上，正如潘景郑、冀淑英推测的那样，赵不谫并未重刻《金石录》，而是对龙舒刻版进行了修补。上图本的版刻特征与之相符，可以著录作宋孝宗时龙舒郡斋刻、宁宗开禧元年修补后印本。

二、庄夏本《东观余论》刻于江东漕司考

黄伯思《东观余论》最早由其子黄刻于福建路转运司，时为绍兴十七年（1147）。庄夏重刊，有本传世，藏上海图书馆（索书号：线善754334-37），《中华再造善本》据以影印。此本书后依次有佚名识语一叶、楼钥跋四叶、庄夏跋两条共一叶。庄跋首条为“庄夏敬书于筹思堂”一行，次条云“是书刊于庚午之秋”，而楼跋署“嘉定□年”，故知此本系嘉定三年庚午（1210）庄夏所刊。但跋语未提及刊刻地点。

前辈学者通过刻工系联，定为浙刻，如傅增湘谓此本：

刊工有周才、张彦忠、陈靖、丁明等，多与嘉泰四年本《吕太史集》、开禧本《石林奏议》、浙本《武经七书》合，为宁宗初浙中刊本。

《中国版刻图录》本书解题亦云：

卷中刻工陈靖、丁明、张彦忠、张世、李岩等嘉泰四年又刻吕祖谦《东莱文集》《丽泽论说集录》。吕集刻工除上举五名外，又有宋琚、刘昭、罗裕等浙中名匠，因推知诸书实皆浙刻本。

藏弆此本的上图即作浙刻著录。对于这一判断，近来仅陈先行稍持异议。他认为，就字体和刻工而论，此本也有可能刻于福建：一来“该本字体并非纯粹欧体，而是含有柳字意味”，二来“刻工刘甫，曾在嘉定年间参与建本《育德堂奏议》之雕版”，所刻两书不少版面“字体、点画亦相仿佛”。

此本究竟是浙刻还是闽刻，仅据刻工和字体，显然不能解决争议。而上引庄夏刻书首跋仅有一行，不能不令人怀疑前有脱叶，或许脱叶中记载了刊刻经过和地点信息。国图藏明抄本《东观余论》两种（索书号分别为：12285、13332），皆抄录庄氏此跋全文，惜有残损阙字；而上图藏袁氏五砚楼旧藏明抄本（索书号：795036-37）及国图藏陈氏稽瑞楼旧藏清抄本（索书号：03500）则完整无阙。今以上图本为底本，参校国图三本，录文如下：

夏丁卯之冬，涉笔著廷，公犹以天官兼史院，月中一再至，因获侍闲燕于道山堂。语及《东观余论》，夏恨建本讹阂不可读，公曰家有手校善本，惜不曾携来，其时未敢率尔有请也。明年，蒙恩假庾节江左，与公之宅相卢广文申之同官池阳，乃嘱以书致恳，公许诺。又逾年，夏就易漕寄，申之沿檄中都，嘱申前请。公念其请之勤也，机务余暇，以录本手校寄示，疑即阙之，或旁质于它书而两存之，既又得蜀本参校，而删其重出者。夏于金陵汪氏得三刘本，亦因以是正一二，繇是向之讹阂者什去七八矣。公每谓书自锺、王以来，以意行笔，率多破体，后学沿袭，浸不合于古。今所校本，一点一画悉考正于《说文解字》，如“次弟”之“弟”从韦束，“失逸”之“逸”从走兔，“奇”字从大从可，“皆”字从比从白，“士卒”之“卒”从衣，“秀彦”之“彦”从文，若此之类，订改者众，不惟文义了然，而字体悉正，信可以传后矣。遂锓木于计台，以成公志，且贺兹书之遭也。嘉定庚午秋七月，温陵庄夏敬书于筹思堂。

据《南宋馆阁续录》，庄夏于开禧三年十月除著作佐郎，即跋文所谓“丁卯之冬，涉笔著廷”；嘉定元年闰四月出为江东提举常平，即跋文所谓“明年，蒙恩假庾节江左”。又据《景定建康志》，嘉定二年冬，庄夏转任江东转运判官，即跋文所谓“又逾年，夏就易漕寄”；后于嘉定四年正月除尚右郎官。庄夏作跋于嘉定三年，正在江东运判任上，跋末所云筹思堂即在转运司内。庄夏本《东观余论》既“锓木于计台”，则为江南东路转运司刊本，刊地在建康府。《景定建康志》文籍志书版门载有“《东观余论》二百一十版”，当即此本。陆心源《明仿宋椠东观余论跋》已有此推测，但庄夏本才一百九十六叶，叶数少于版数，故史睿以陆说为非。其实宋刻本刻书公文所记版数往往略多于书内的刊刻叶数，比如乾道九年（1173）高邮军学刻《淮海文集》，刻书公文谓“计四百四十九板”，而该书内文只有436叶；又如《景定建康志》并载“《唐花间集》一百七十七版”，而传世建康郡斋本《花间集》才125叶。因此，《建康志》所载版数略多于庄夏本内文叶数的情况，并不足以证明其非一本。而且庄夏本半叶九行，行十八字，行款已较稀疏，若《建康志》所载为另一版式更加稀疏之本，则自嘉定三年至景定中（1260—1264）不到六十年，建康府就有两个版式偏疏朗的《东观余论》刻本。《东观余论》既非畅销书，建康府又未经兵燹，南宋后期修版补版容或有之，另刊新本则难合情理。综上两点，《景定建康志》所著录的《东观余论》当是庄夏本无疑。

庄夏本乃江东漕司刊本，而非以往认为的浙本或近来猜测的建本。覆检傅增湘所举刻工相关三书，《石林奏议》为开禧二年知台州叶笺所刻，末有叶跋可证；《武经七书》避讳至“慎”字，当刊刻于孝宗年间，地点不详，两书与庄夏本重合的刻工各仅一人（周才、陈镇），关系薄弱。唯《东莱吕太史文集》刻工与庄夏本关联最深，重合者有六人之多。该书前有嘉泰四年秋吕乔年序，未言刻地，其书当为家刻，或即刊于南渡后吕家所徙居之婺州。其中刻工陈靖、张彦忠、周才、李岩、丁明、张世贤等，六年之后又出现在江南东路的建康，可见当时刻工流转之状。与之类似的有稍后陆子遹刻本《渭南文集》。嘉定十三年，陆子遹刻其父文集于建康府溧阳县，其中刻工邵亨、丁松年、董澄、刘昭等，又见于南宋中期浙本南北七史的补版，是亦刻工转徙于浙中与建康之一例。

近代以来，通过系联刻工判断刻本的刊刻地点，是版本鉴定的常用方法。这种方法其实隐含着一个预设的前提，那就是刻工固定于一地或者流动性很弱。如上文所示，当刻工的流动性较强，出现跨越路级政区的情况时，这种方法便会失效。比如嘉定十六年知南康军张虙补刊《仪礼经传通解续编》，求助于知南剑州陈宓，陈宓在寄呈书稿的同时，还“遣刻者数辈至，于是锓木，更一年而后毕”，这是福建刻工流动至江南东路刻书的例证。南宋刻工的流动性强弱尚待研究，因此需要对据刻工定刻地的方法保持相当的警醒。

根据补全后的刻书跋文，除了能够确定庄夏本《东观余论》的刊刻地点，还可以借此厘清其校刊过程，缀述于此。庄跋前尚有一叶佚名识语和四叶楼跋，二者皆系手书上板，字迹相近，陆心源《明仿宋椠东观余论跋》已疑识语亦出楼钥。庄跋谓楼钥“以录本手校寄示，疑即阙之，或旁质于它书而两存之，既又得蜀本参校，而删其重出者”，而识语云：

川本去三十一篇，皆在可删之域。若《跋师春书后》一篇，后已有《校定师春书序》；又《跋干禄碑后》及《跋锺虞二帖后》，皆是重出，当删。其余二十八篇，不若存之，以全其书。

所述相合，识语当为楼钥所作无疑。所云“其余二十八篇，不若存之”，今核之庄夏本，下卷各篇下注“川本无”者恰为二十八篇，即：《跋兰亭传后》《跋李邯郸撰御书阁记后》《跋东府所书急就章后》《跋破羌跋尾卷后》《跋所书真诰数纸后》《跋摹本王逸少尚书中书帖后》《跋世说弟三卷后》《跋世说新语后》《跋苏显道求章草卷后》《跋旧题破羌帖后》《跋张天觉书后》《张丞相书》《跋玉谿集后》《跋元和姓纂后》《跋陶渊明集后》《跋汉冀州刺史王纯碑后》《跋元和姓纂后》《跋穀梁传后》《跋袁仙夫帖后》《跋段太常语录后》《跋定本古器图后》《跋汉旧仪等书后》《跋雒阳伽（篮）〔蓝〕记后》《跋章草弥陁经后》《跋所书十七帖后》《跋杨少师书迹年谱后》《跋张曲江集后》《跋杨夷甫提刑等帖后》。

庄夏本中不见《跋师春书后》一篇，《跋干禄字碑后》和《跋锺虞二帖后摹本》皆各仅存一篇，并无重出，可知刊刻时已经删去重出之篇。庄跋谓楼钥“又得蜀本参校，而删其重出者”，似乎重出的三篇在楼氏寄上的底本中已经删去。但据识语所云，楼氏应当并未径自删削，而是标出川本所无之篇目，附上意见谨供参考。庄夏在刊刻时全部遵照，删去重出三篇而存其二十八篇，并附刻楼氏识语于后，充作说明。庄跋径谓楼钥“删其重出”，殊嫌未确。

关于这一删削过程，史睿认为是庄夏先删去了“三十一篇重复的黄氏题跋”，又因为楼钥的识语而改变主意，保留了二十八篇，“这个编辑思想的变化应该在版成之前”，其说恐误。首先，识语提及川本所无的三十一篇，只有《跋师春书后》等三篇系重出，其余二十八篇只是“在可删之域”，即楼钥认为学术质量一般，而非重复。其次，嘉定三年楼钥获得川本时，正在临安任参知政事。庄夏时在建康，并未见川本，只能在拿到附有识语的楼氏校本后了解其版本情况，所以在此之前，他不可能有删去川本所无的三十一篇的行为，也就不会有先删后补的“编辑思想的变化”。可以说，庄夏主持刊刻《东观余论》，无论删存，皆是忠实执行楼钥的编辑思想，并无自作主张之处。

另外，史睿已指出上图本并非原刻初印本，而是修补后印本，其修版概况见于庄夏次跋：

是书刊于庚午之秋。明年正月，得公书，又校示一百五十五条：涂者一百二十一，注者三百一十七，乙者四，凡贴改四百四十二字，并以《邵资政考次瘗鹤铭文》附于卷后云。

据知，嘉定三年秋全书刻成后，庄夏于次年正月再次收到楼钥校语，因据以剜改，并补刻文一篇于正文末，而成后印本。楼钥校语可能就校改于初印本上，此或即雕版校对“三校呈样”之一节。

三、郭森卿本《乖崖先生文集》刊于嘉定中期考

宋人张咏的《乖崖先生文集》有两个宋刻本传世，分别由南宋崇阳县令郭森卿、伊赓刊印。郭森卿本十二卷全，《续古逸丛书》据以影印，今藏上海博物馆。该本书前有郭氏刻书序文，叙述刊刻缘由和增广内容。伊赓本今藏国图（索书号：00885），仅存前六卷，余系抄补，《中华再造善本》据以影印。该本书前有郭森卿、龚梦龙二序，据龚序可知，郭本书板毁于开庆元年（1259）宋蒙之战，伊赓遂重刊之。龚序末署咸淳己巳（五年，1269）仲春，故伊赓本的刊刻时地明白无疑；而郭序无署时，郭森卿本的刊刻时间尚须考定。

郭森卿本附录项安世《崇阳县重建北峰亭记》，末署嘉定三年正月，时间最晚。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据之谓此本为嘉定以后刻，较为审慎，而上博径著录作嘉定间刻本，未作论证。大约成书于淳祐中（1241—1252）的《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此本云“近时郭森卿宰崇阳刻”，既称“近时”，则或可晚至理宗前期，王岚因此认为郭本盖出理宗朝。今检书中理宗嫌名，仅见卷二《缉书斋》诗“扫径连松筠”之“筠”字，伊赓本缺末笔，而郭森卿本不缺。但宋本的避讳并不能做到滴水不漏，即使是更为严苛的官刻本，疏漏未避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比如端平间知吉州刘炜叔所刊杨万里《诚斋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尚存原本，其卷九二“不扩不充尔”之“扩”字即未缺笔。而且郭本此条属于孤证，据此便谓其刊刻于宁宗朝，证据稍嫌不足。

不妨换一思路，郭本既刊刻于郭森卿知崇阳县时，若能考知其在任年月，即可确定该本刻于何时。叶适《郭氏种德庵记》云：“余同年友琼州刺史郭宗之既没十年，子森卿，用举者五人知崇阳县，磊卿，锁主簿厅中乙科，皆会余容成之阳。”末署嘉定八年十一月。郭宗之名晞宗，台州仙居人，卒于嘉泰四年，有嘉定二年何澹所撰墓志传世，长子森卿时官儒林郎、新广德军节度推官。郭晞宗殁十年，当嘉定七年，季子磊卿中袁甫榜进士，而森卿由选人用荐举改京官，知崇阳县，与《乖崖先生文集》序文系衔“宣教郎、知鄂州崇阳县”相合。宋代员多阙少，选人改官、进士中第后通常要待阙一到三年，郭森卿、磊卿兄弟因而得以拜访于永嘉奉祠里居的叶适。水心之文于次年冬始撰就，盖久而后作。郭森卿待阙以两年计，则上任崇阳在嘉定九年，稍后编刊十二卷本张咏文集，可姑系于嘉定十年。郭森卿本《乖崖先生文集》可以确定为宋宁宗嘉定十年前后鄂州崇阳县斋刻本。

结   语

刻书序跋是确定古籍刊刻时地最直接的材料，虽然重刻本、覆刻本也经常会刻印底本序跋，但辅以字体、版式等时代要素，还是能够有所区分。序跋为版本鉴定提供了一个外在框架：根据序跋知道某年某地某人曾刊刻某书，剩下的则是甄别该书的存世版本，看哪本的版刻特征与之相符。倘若没有这个外在框架，只根据版刻和纸张等要素判断大概的刊刻时地，难以得出精确的结论。因此，不仅是宋本中的刻书序跋，宋代目录、文集、笔记著录的刻书信息也应当予以重视，最好能系统地加以收集。比如南宋佚名撰《耆旧续闻》记载“庐陵守陈诚虚中刊欧阳公《居士集》，亦无伦次，盖不知编摩之体耳”，而《天禄琳琅书目》著录有《居士集》一百卷，乃宣和间吉州公使库刻本，前五十卷为“太守陈公”所刊，后五十卷为继任方时可续刊。于敏中等据《吉安府志》考证出“太守陈公”为陈城，与《耆旧续闻》所记“庐陵守陈诚虚中”当为一人（庐陵郡乃吉州古称）。实际上陈虚中名珹，乃陈瓘莹中之弟，“诚”“城”皆讹字。虽然天禄正本已遭回禄，今无从得见，但其刊时刊地甚至刊人都明白无疑，如若将来真有一部宣和吉本再世，也能够结合版刻特征较为容易地确认。

但仅仅搜集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文史考证挖掘出尽可能多的刊刻信息。比如《两汉纪》明本载绍兴十二年六月王铚后序，云“编修王公……其出使浙东也，既刻刘氏《外纪》以足《资治通鉴》，又重刻《旧唐书》，至刻此《两汉纪》”，董岑仕等首先考证出刊刻者为提举浙东茶盐王，王于绍兴十年十月到任，十二年十月得替，则存世宋刻《旧唐书》当刊于绍兴十一年前后；以此为基点，根据校正衔名和刻工，又辗转推定浙东茶盐司刻本《外台秘要方》《太玄经》刻于绍兴十二年前后。从一篇序文挖掘出数书的版刻信息，正是细密的文史考证使之成为可能。又比如天禄琳琅旧藏宋本《周易本义》，无刊书跋语题识，近来张丽娟比勘版式相近、刻工相关的其他三种朱熹著作《诗集传》《中庸辑略》《家礼》，根据《中庸辑略》书末补刻的元代平江府“儒学教授刘惟肖校勘”衔名，以及明人丘濬《家礼仪节》“郑霖所刻《家礼》”的记述，结合《正德姑苏志》载郑霖于淳祐八年至十一年知平江府，将以上四种统一定为淳祐后期平江府刻本，考证精审，可称确论。

综合以上诸例，通过文史考证确定宋代官本的刊修时地，有一定的步骤可循。对于有刊修序跋的版本，应当首先检查序跋是否完整无缺，若有缺页，则当找寻后世抄、刻本补齐；然后通过细读文本，考证作者及相关人员的历官信息，确定刊修时地。对于无序跋的版本，则可以先通过版式、刻工的系联，排比出同一系列的刻本，然后再利用这一系列刻本中可能保存的校勘衔名、刻书记载等考定刊修时地。需要指出的是，利用文史考证得出的刊修时地，必须与“观风望气”（包括刻工系联）框定的范围大致相合。像以往那样，简单根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记载，将浙本南北七史定为眉山刻本，实不可取。另外，受史料所限，文史考证有时并不能确定刊修者的历官，此时只能阙疑，不可牵强附会。

总之，版本学既有其实物形态的一面，对于刻工、字体、版式、纸张等内在要素都应当展开专门研究；也有其历史文化的一面，关于刊刻事件、人物、时地等外部记载亦需要进行系统搜集，并通过文本解读和历史考证加以挖掘还原。正如石祥所指出的，“即便某一版本实物清晰无疑地被判定为属于某一在考古学意义上的绝对年代已知的类型，该本的具体刊刻年份与地点仍须通过文史考证予以解决”。因此，在根据版刻形态框定大概范围的基础上，通过精密的文史考证得出定点，应当是版本研究的题中之义。

本文初稿撰成后，蒙董婧宸、董岑仕女士指正偏失，李开升先生对第二节惠示意见，又蒙《文献》匿名审稿专家悉心阅正，俾臻完善，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者简介】张琦，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国学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宋代历史文献。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6年第2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