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版画艺术，作为镌刻于中华文明血脉中的文化基因，承载着时光之底蕴与匠心之神韵，在世界艺术之林中卓然自立，熠熠生辉。它肇始于隋唐，历经宋元之发展，至明清而臻于鼎盛，终形成一幅蔚为大观的艺术谱系。作为一种凝练而深远的视觉语言，版画不仅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更是艺术创新与审美境界的生动彰显。它以木为纸，以刀为墨，借匠人之巧思与印工之精妙，将文字与图像熔铸于方寸之间，镌刻出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珍品。

2026年年初，一场“文明的印迹——中国古代版画特展”正在浙江奥莱美术馆展出，展览首次汇集民间收藏的唐宋至明清中国版画古籍精品180余件，规模大、品位高，视觉冲击力强。

此次特展有哪些亮点与创新？我们如何看懂一场古籍展览？《藏书报》记者专访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古籍专家、美术史学者范景中先生，谈谈他眼中的这次特展，同时也为读者与观众进行专业的展览解读。

一次书籍的艺术的展览

Q：此次“文明的印迹——中国古代版画特展”有什么亮点？

A：范景中：我想先谈谈这次特展的题目。众所周知，中国四大发明，其中的造纸术和印刷术对世界文明的进程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常常说，如果你想触摸文明，那么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翻开手边的书籍。

简单地说，书籍代表了文明的一个重要维度，用这次展览的标题来说，书籍就是“文明的印迹”。

展览英文题目为Imprint of Culture，这让我想起了西方古典时代后期一位记录了文明印迹的作家老普林尼，他的著作《博物志》中有几章是学习美术史的人必读的文献。他在序言中谈到了书籍，因为他想向他继承的希腊文明遗产致敬，想把“不朽”献给那些超越凡俗而牵挂书籍的人，他说：“在此书卷中，我未曾遗漏任何必读之物，也寻不见全然不必读之物。就这样，穿越了无数世纪，穿越了浩如烟海的典籍，两种文明的语言在此交汇共鸣；因为，若无希腊之基石，便无罗马之大厦；若无罗马之成就，希腊亦非完璧。原本难如登天的思想传播，现在顺理成章。承蒙书籍的恩惠，我们不仅能和每个人交流，还能和所有人对话；不只与一个时代，而是与古往今来所有时代进行交谈。书籍，犹如万物的灵魂，是记忆的生命。”

以上这些话，甚至有人给概括为：Necessitas sine libris,civilitas peribit,ut vita brevis.（若无书籍，文明必亡，如人生之无常。）如果我们认识到书籍代表了文明，那么也就明白了这次特展中的书籍都是一个个亮点，只是有些光芒强烈，有些光芒微弱罢了。

由于都是版画书和版画印刷品，观者可能会意识到，代表文明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艺术”登场了。光芒的强弱跟艺术价值的高低，跟艺术所获取的“时光价值”（Age Value）有关。

因此，这次特展不是简单的书籍展览，而是有关书籍艺术的展览。这就是展览的亮点。

跨学科研究的宝贵资源

Q：中国古代版画在中国书籍史处于何种位置，在中华文化传承中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A：范景中：我想引用《艺术与文明》中的几句话：“艺术的美丽，艺术的优雅，乃是宇宙的奇迹；宇宙间也许还有更高级的生命，但不会有比我们更高级的艺术。”把这几句中的“艺术”换成书籍、版画，同样适用。

版画究竟在中国书籍史中处于什么位置，这是能够作博士论文的大题目，我没有能力回答，但有一个臆测，它或许能发展成一个假说：印刷术起源于图像制作。

从现存的实物看，中国最早的印刷品，不论是捺印的佛像，还是唐咸通九年（868年）王玠印制的《金刚经》，都离不开图像。西方传世有确切纪年的印刷品，例如1418年的《四位圣徒侍绕的圣母子》，1423年的《圣克利斯多夫》，1443年的《基督背负十字架》，它们的具体制作时间也许有争议，但都是印刷的图像。

这次展览中的几件杰作，特别是一进展厅就看到的《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印于一千多年前的五代时期，卷高26厘米；首纸《释迦说法图》，长约38厘米；次纸长约51厘米，上刻“萧梁武帝御太极殿宣志公讲金刚经　志公奏请诏汉人傅大士歌颂此经变相”双行31字。如果完整，当是一米多长的大型版画。

虽然人物画得仍是尊者大，卑者小，但人物表情生动，即使放在整个中国版画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杰作。

细看一下背景，就更令人惊讶了，画家以紧凑的结构描绘殿宇的递进排布，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台阶、栏干、屋顶，甚至榫头，皆以线性透视法表现，成功地画出了深远的景观。相比之下，西方同一时期的绘画就幼稚得多，它们正处在图画文字时代。

看得再细致一点，还会发现殿宇之前有座按透视画出的短桥，桥下有流水穿过。我们在故宫的武英殿、太和门和文华殿前看到的内金水河，在这里找到了它们的祖先。

中国宋代之前的木构建筑鲜有遗存，而此画的建筑为我们了解古建筑面貌提供了珍贵的图像。

你看，一幅这样的古老版画，不只研究印刷史、美术史的学者能从中获益，建筑史、科技史的研究者照样能凭此增长见识，获取宝贵的资源。这也许就是中国古版画在文化传承中的一部分价值和意义吧。

《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

读出精美、深邃和意趣

Q：希望观众能从特展中看到什么、读到什么？

A：范景中：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观者的水平大都很高，很多见解会让人受益；另一方面，展品中琳琅珠玑，触目皆是，让人目不暇接，我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理出头绪。

如元刻本《妙法莲花经》七卷，字大如钱，气势恢宏，是元代刻本的上等之品；七幅扉画，妙相纷呈，是应该写入美术史的杰作。

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刻本《白岳凝烟》，因是休宁制墨名家汪次侯所制之书，故所用上烟之墨，为书增彩，让版画也更加典雅静穆。

如乾隆聚珍版《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不但版画质朴可观，而且是中国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也是藏书家的宝爱之物，故在拍卖会上原版似乎从未现身，所见皆为翻刻之本。

又如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省耕诗图》，装为册叶，这是以书籍为艺术品的常见做法；而它的三十幅山水把主人公所撰的《省耕词》视觉化，不仅为图像与语词的讨论，也为山水画功能的研究提供了佳例。

《白岳凝烟》

关心中西方艺术传播的人士也许对《天主降生出像经解》更感兴趣，它由明崇祯年间晋江景教堂刊刻，图像依据杰罗姆·纳达尔（Jerónimo Nadal,1507—1580年）主持1593年首刊于安特卫普的《福音故事图集》（Evangelicae Historiae Imagines）为底本，一下子就把我们的视线拉向了西方艺术的最伟大时代——文艺复兴，可惜这两个文明的艺术在当时交流得太短暂了。

又过了一百年，西方铜版画传入中国，主要在宫廷范围内得到欣赏，这次展出的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内府铜版印本《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即是一例。作为回报，这套以沈嵛绘图为据的版画也传到了欧洲。

接着，姑苏版画——吸收了绘画的远近法和铜版画的交叉阴影法的大幅彩色版画，也受到欧洲社会的青睐，例如这次特展中的《春夏秋冬四景图》。其时，中国的瓷器、丝绸和漆器柜，已是欧洲上流社会所追捧的宝物，不仅限于朝臣，就连路易十五（Louis XV）的皇室中，中国的产品也触目皆是：小托物桌上色调精致的瓷器、优雅的漆柜和屏风，与丝织装饰结合在一起，让房间飘逸出一种独特的气氛。中产阶级则把一些较为便宜的物品引入装饰，尤其是中国的墙纸。

渐渐地，这些时尚的装饰，从起源地流行开来，与古典图案的传统融为一体，于是“中国风”（Chinoiserie）诞生。“中国风”是一种优雅而有趣的路易十五装饰，反过来它又影响了欧洲对中国的一般取向，尤其是对中国艺术的取向。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代欧洲人都是通过“中国风”看待中国的。法国大作家雨果曾经愤怒地斥责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的野蛮暴行，他是中国艺术的爱好者，家中的装饰正是“中国风”。

以上所述，反映了这次特展的几个方面。实际上，它的内容丰富得多，区区的文字绝难概括。

我相信，观众自己能从中看出更精美、更深邃的东西，能读出更有意趣、更有意义的内容。 

铜版印本《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

把古籍看作艺术

Q：您最关注哪件展品？

A：范景中：这里有很多展品值得关注，值得认真观看、欣赏和研究。如果非得举其中一件，我会选择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金陵王衙的彩色套印本《西湖佳话》。原因大概有三点。

一是我在西湖边生活了近半个世纪，时间远远超过了我的家乡天津。我对艺术家如何描绘西湖，一直怀有强烈的兴趣。众所周知，西湖十景的名称在南宋出现后，不只当时的画家对之赋诗，对之挥毫，它还为历代的艺术家提供了创作的样板和题材。我一直好奇，这一片美丽的湖水和周边清雅的山峦，人们是如何运用诗人之眼把它从连续的景色中分立出一个个让人四时伫目的景点的？

《西湖佳话》

二是《西湖佳话》的扶摇子叙云：“广搜精订，得页若干；画汇名贤，句综往哲；即景拟皴，对山设色；苦心剞劂，着意渲染；是工乃白苏（白居易、苏轼）之工，非仅发萧马（萧照、马远）之秘。向谓诗中有画，今则画中有诗；勿哂东方自赞，会看西子如生可也。”

这是忽悠人的广告式语言，但也有真实的成分，“广搜精订，得页若干”即是。画工是得到了样板，有资可循的，只是水平不高，套印亦不佳。

到了乾隆十五年（1750年），金阊学耕堂重刻，仍然彩色套印，图像则试图在康熙本的基础上予以提高。但如果和五年后刊印的《西湖志纂》相比，后者的图像显然优美得多也工致得多。如果用发展的眼光把《西湖志纂》放在版画的风格史中讨论，那么前两部只能放在版画的语言史中了。

换言之，从书籍之为艺术的角度观照，《西湖佳话》起到了培育语言风格的语法作用。但反过来讲，如果你是原始主义的崇拜者，更偏爱那些稚拙的图像，会觉得它们更真诚、更古朴，真的这样看，你就进入了版画的趣味史了。

姑苏版画《夏》 清乾隆年间刻彩色套印

三是我们一旦把古籍看作艺术，一种旧时月色横空而来的感觉或许会悄然而生。在我最艰难的几年，我常常在西湖边散步、静坐，我会把古籍中的图像和眼前的景色比较，会想起湖边的古人足迹，会忆起张岱的《西湖梦寻》，会想象湖边已不存在的建筑，有时还会看到汪然明的不系之舟。

这时，我会想起另一部西方古籍中的一段话，那是1742年梅修斯（L.Mehus）编辑出版的残稿《旅行记》，书中写道：“艺术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神圣！通过艺术，我们不仅能把最杰出的祖先从古迹遗物中唤起，而且能使黯淡的城市之名重现光辉。”

▎观展后记  ▎

这次大展，策展人翁连溪、金亮把一千年来的版画精品荟萃一堂。奥莱美术馆的馆长张艳艳女士和她的团队，为这些珍品做了精心的展陈设计，像《明藩燕乐图》（230厘米×577厘米）那样的巨幅版画，光无损装框上墙，就是一件颇费心力的工作，何况又要让它处在一个与周围协调的空间中供人欣赏、供人研究，没有一种艺术的感觉就很难做好。

走在展厅，想想她们为展览付出的心血，不禁油然感动，心生敬意。由此，也让人想起了那些提供展品的藏书家。钱谦益在《黄氏千顷斋藏书记》曾夫子自道地说：“什袭以珍之，斋祓以享之。视其室，蓬莱道山也；视其书，天章宝符也。”（《牧斋有学集》卷26）

藏书家生活在他们的洞天福地，环顾插架缥缃，是幸福的，他们把这些天章宝符拿出来，让我们分享其幸福，他们的心中一定又多了一份幸福。（范景中）

来源：藏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