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版本源流是《淳化阁帖》研究的重点问题，祖本确认及其面目还原则是难点。因《淳化阁帖》祖本下落不明，传世诸本又多经裁裱、修锓、配补和伪造，仅凭传世诸本及其互证并不能真正还原祖本面目。在法帖互证的基础上，通过释文文献恢复《淳化阁帖》祖本帖文及格式，则能为祖本面目的研究另辟新径。宋人刘次庄的《法帖释文》为还原《淳化阁帖》祖本面目提供了关键依据。以《法帖释文》校《淳化阁帖》传世诸本，并印证以《大观帖》《绛帖》《十七帖》等相关法帖和《法书要录》等书学文献，可以确定《淳化阁帖》祖本存在讹字、乱行、漏刻、附言格式缺失、未摹残字等情况，并还原其重文符与平阙式；再以宋代帖学文献与《淳化阁帖》传世诸本互证，结合《法帖释文》，可判定祖本的避讳情况、子母体和卷板号。
关键词：《淳化阁帖》；《法帖释文》；版本；祖本
引 言
北宋淳化三年（992），宋太宗命翰林侍书王著摹刻《淳化阁帖》（亦称《阁帖》《法帖》《官帖》《官法帖》）十卷，是为《淳化阁帖》祖本。清人孙承泽《宋赐毕文简淳化阁帖》云：“所谓祖石帖，帖几经翻刻而以原刻为祖石，非别有一帖在淳化之前而祖之也。”孙承泽所谓“祖石帖”，包括《淳化阁帖》之祖石（板）和祖本。祖本乃后世翻刻各本的原石拓本（亦称官本或阁本）。
《淳化阁帖》祖本至南宋已罕见。绍熙三年（1192）九月，单炜《跋王献之帖》云：“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复多见。”南宋以降，《淳化阁帖》祖本一直神秘莫测。实际上，在《淳化阁帖》传世诸本中，号称“祖本”者并不鲜见。然其或经辗转翻刻，或屡被修锓，传世愈久，版本嬗递愈是曲折复杂。研究者常以法帖互证的方式辨识《淳化阁帖》祖本，然因研究标准不一，结论常常大相径庭。如清人梁同书以梁文泓藏《淳化阁帖》拓本校孙仰曾所购《淳化阁帖》刻石，“检勘一过，凡字迹波磔、石片剥蚀之处，无毫发差，殆宋刻原石无疑”；原被王壮弘定为“枣木原本”的上海图书馆藏（潘允谅旧藏）《淳化阁帖》卷九，因其刻工名与《法帖谱系》著录的“绍兴国子监本”条相合，后被证明属于南宋“绍兴国子监本”谱系；赵华利用图像学方法，对《淳化阁帖》传世诸本收藏印、银锭纹和板裂纹进行鉴定，判断“上海博物馆藏安思远本《淳化阁帖》是存世唯一北宋拓祖本残本”；仲威则以帖中题跋与对应的拓本特征不符为据，认为安思远本乃“后人依照《闲者轩帖考》伪饰成所谓的‘孙承泽藏阁帖祖本’”。此类研究中，不乏以枣木版、板裂纹和银锭纹等易被伪造的版本特征为证，或仅以传本墨色之浓淡、书迹之良莠、讹误之多寡等为据，草率判定祖本。其所参照之本不一定可靠，所据标准又游移两可，以至于误解祖本面目。
将释文文献纳入研究视野，则为《淳化阁帖》祖本的还原提供另一种思路。“古人在刻帖释文上的分歧，既有误释草书的可能，但更多的是因所依据的拓本差异，所以古人释文类帖学专著，能为后人勾勒出许多业已失传的刻帖版本面目。”由于释文不易改动，相对稳定，其误释之处，可能指向的即是原本帖文之误。宋人刘次庄的《法帖释文》出自《淳化阁帖》祖本，因此，以《法帖释文》为据，细勘传世诸本中所有出自祖本的版本细节，参照考证《淳化阁帖》、校补《法帖释文》的文献，并将逻辑上与祖本存在渊源关系的非《淳化阁帖》谱系的释校文献和法帖都纳入研究中，综合“以释证帖”“释校互证”“法帖互证”多种方法，方能为祖本还原提供更加准确的依据。
一、《法帖释文》的编录与校补
（一）《淳化阁帖》祖本翻刻与《法帖释文》编录
《淳化阁帖》问世之初，仅中书门下和枢密院二府官员方能获赐，因而流传未广。欧阳修曾透露《淳化阁帖》祖本早期的庋藏和流布情况：“每有大臣进登二府者，则赐以一本，其后不赐。或传板本在御书院。往时，禁中火灾，板被焚，遂不复赐。或云板今在，但不赐尔。故人间尤以《官法帖》为难得。”后来，欧阳修终于获得官本，却“不敢辄以官本参入私集”，仅取私刻《绛帖》收入集中，亦使《淳化阁帖》祖本流传受限。
元祐二年（1087）五月，蔡确之弟蔡硕因盗用军器监官钱而被除籍，刘次庄以“阴附蔡确为奸”之罪，年内即被“除名”，并退居临江。元祐四年，刘次庄从同是蔡确一党的吕和卿手中获得“淳化三年冬诏刊”的《淳化阁帖》祖本，并将其翻刻为《临江戏鱼堂帖》，“后二年，复取帖中草书世所病读者，为《释文》十卷，并行于时”，加之刘次庄跋落款时间为“元祐七年五月十有九日”，可知《法帖释文》完成于元祐七年。
（二）《百川学海》本《法帖释文》
《百川学海》收入文献一百种，由宋人左圭辑集。此丛书初刊于南宋咸淳九年（1273），其中辛集收入刘次庄的《法帖释文》十卷。
国家图书馆藏《百川学海》南宋咸淳刻本（索书号：07895），其中的《法帖释文》遇“玄”“敬”“殷”“恒”等字多缺笔，以避宋圣祖赵玄朗、太祖之祖赵敬、太祖之父赵弘殷和真宗赵恒之讳；又遇“桓”字则缺末笔，以避宋钦宗赵桓讳。绍兴二年（1132）,礼部太常寺始议定改避宋钦宗赵桓讳。因高宗赵构同情钦宗赵桓之悲惨遭遇，故当时刻书避钦宗讳极为严格。《法帖释文》有一“购”字，似经人描补，原文或有缺笔，以避高宗赵构讳。另外，《法帖释文》遇“慎”“敦”等字，则无更改，知其不避孝宗赵昚（1163—1189在位）和光宗赵惇（1190—1194在位）名讳。据严讳“桓”字可推知，《百川学海》本《法帖释文》底本刊于南宋绍兴二年至绍兴三十二年之间。
据《百川学海》本《法帖释文》颇能窥见刘次庄《法帖释文》之原始体例。刘次庄多取帖中草书，以为释文；遇到不能决断的帖文，并不下以己意，仅以空格暂付阙如，无空格者则连续排布释文。随文注释及跋中每遇“诏”“太宗”“英宗”“先帝”诸字均有提行。其跋一落款为“元祐七年五月十有九日，前承议郎臣刘次庄谨题”，跋二落款为“七月八日臣次庄书”，两“臣”字均为小字。此本除了数处墨钉及空格外，几乎都是连续的释文，段落起讫清晰，可作为追溯《淳化阁帖》祖本面目的文献依据。
据宋人帖学文献所引刘次庄释文，亦能推测《百川学海》本《法帖释文》底本之貌。大观二年（1108），黄伯思作《法帖刊误》，在释录《荀侯帖》“安好音信。明公还得归洛也”两句之后，征引刘次庄释文：“安好音信。那可遇得归洛也。”所引释文与《百川学海》本《法帖释文》相同。绍兴十三年，黄命笔史抄录黄伯思所录米芾《跋秘阁法帖》，附于《法帖刊误》之后。米芾在释录《仆可帖》“余”字和《定听帖》“登”字之后，亦引刘次庄释文，注明二字原作“仆”和“听”；该处所引亦与《百川学海》本《法帖释文》相同。《法帖刊误》作于大观二年，其时《百川学海》咸淳初刊本尚未问世，故黄伯思所引《法帖释文》当为《百川学海》咸淳初刊本之前的版本。《百川学海》本《法帖释文》与《法帖刊误》所引刘次庄释文相同，可证《百川学海》本《法帖释文》颇存旧貌。
（三）陈与义校补《法帖释文》
南宋绍兴年间，陈与义奉旨以《淳化阁帖》校正《法帖释文》，完成《法帖音释刊误》（亦名《法帖刊误》）一卷。其序云：
右臣先准御前降到《法帖》一十卷并《释文》一册，付臣校正。臣将刘次庄所释子细寻究，其误者改之，阙者补之。亦有次庄妄以意释，臣虽疑之而不能晓其何字者，皆存之不敢妄改……伏望陛下乙夜之闲，特赐睿览定，以幸学者。所有《法帖》一十卷、《释文》一册，谨具上进。
周必大认为陈与义校《法帖释文》事，乃“为侍从时”，白敦仁据此将其系于绍兴六年。是年，陈与义被朝廷召还，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故可以推知陈与义校勘活动在召还之后。
陈与义校勘所用之本乃“御前降到”的《淳化阁帖》十卷，则知其为官本。又据《南村辍耕录》“淳化祖石刻”条，陈与义曾题《淳化阁帖》祖本：“又太学博士陈士元云：‘此正祖石。又有苏舜钦题。第七卷陈简斋奉旨观于秋香亭下，云：魏晋法书，非人间合有，自我太宗皇帝刻石，宠锡下方，见不满十数。臣与义顿首谨书。’”可知陈与义曾见《淳化阁帖》祖本。
《法帖音释刊误》除了订正刘次庄释文之外，对其未释帖文亦有补充。此外，还有仍其旧者。譬如，《法帖音释刊误》指出刘次庄两处讹字：“都督表”误作“都共表”，“与书督之”误作“共之”，《百川学海》本《法帖释文》订正了后一处，前一处则一仍其旧。由此可知，《百川学海》本《法帖释文》底本当据《法帖音释刊误》进行过订补。然而，不论是《法帖音释刊误》，还是《百川学海》本《法帖释文》，均忠实于《淳化阁帖》祖本，未对《淳化阁帖》祖本之误进行纠正。因此，《法帖音释刊误》对《法帖释文》的订补，并不影响以《法帖释文》还原《淳化阁帖》祖本的可靠性。以“颇为精核”的《法帖音释刊误》为参证，审慎辨析《百川学海》本《法帖释文》中的修补，即能准确还原《淳化阁帖》祖本的帖文。
综之，刘次庄于元祐四年获得《淳化阁帖》祖本，并于元祐七年完成《法帖释文》，在时序上早于“绍兴国子监本”《淳化阁帖》，未受后出诸帖干扰。《法帖释文》系统存录《淳化阁帖》祖本，整体相应、逐字关联，远非略述版本者所能比拟。加之《百川学海》本《法帖释文》出自宋刻旧本，多能保持旧貌，因此，在《淳化阁帖》祖本未明而传世诸本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借助《百川学海》本《法帖释文》即能最大限度还原祖本面目。
二、据《法帖释文》还原《淳化阁帖》祖本帖文之误
据《法帖释文》还原《淳化阁帖》祖本面目，必须印证以《淳化阁帖》传世诸本。其中尤以以下四种最为完整且具代表性：
1.明人潘允谅旧藏南宋绍兴国子监本谱系《淳化阁帖》十卷（以下简称“潘允谅本”）。此本卷一至八及卷十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品编号：F1980.202），卷九藏于上海图书馆（索书号：225819/A385）。浙江大学出版社曾予影印。此本存赵世元、张通、郭奇、张范、王成、李攸六位刻工之名。其中，赵世元曾在绍兴内府鉴定墨迹，并负责“钩摹下等诸杂法帖”；其余五人主要于绍兴年间（1131—1162）活跃在浙中一带，并参与刊刻《三国志》《新唐书》等多部书籍。南宋淳祐五年（1245）曹士冕所作《法帖谱系》著录南宋绍兴国子监本，云：“绍兴中，以御府所藏淳化旧帖刻板，置之国子监。其首尾与淳化阁本略无少异。”因潘允谅本中刻工活动的时间、范围与南宋绍兴国子监本的记载相合，可以确定潘允谅本属于绍兴国子监本谱系，且翻刻自《淳化阁帖》祖本。
2.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肃府翻刻《淳化阁帖》十卷（以下简称“肃府本”）。此本刻石今藏甘肃省博物馆（藏品编号：5871），拓本以日本清雅堂本最为出名，上海辞书出版社据以影印。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朱元璋封皇十四子朱楧为肃庄王，并赐宋本《淳化阁帖》一部，后由肃宪王朱绅尧将其翻刻，是为肃府本。肃府本每卷末均刻“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一/月六日奉/圣旨模勒上石”篆书三行，后又刻“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岁秋八月/九日草莽臣温如玉张应召奉/肃藩令旨重摹上石”隶书三行，且卷五末刻元至正十年（1350）张瑁等人观款，可知其乃据《淳化阁帖》祖本翻刻。肃府本“于辛酉六月始竣事”，其“摹勒之工，先后七年”，故知肃府本刻于明万历四十三年至天启元年（辛酉，1621）。
3.清宫懋勤殿旧藏《淳化阁帖》十卷（以下简称“懋勤殿本”）。此本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号：故00004678）。商务印书馆据以影印。
4. 潘祖纯跋《淳化阁帖》十卷（以下简称“潘祖纯跋本”）。此本今藏上海博物馆（藏品编号：78862），帖末有明万历丙午（三十四年，1606）潘祖纯跋。山东美术出版社2015年影印此本。
上述四帖卷帙相对完整，且多存祖本旧貌，又屡被诸家征引，是还原《淳化阁帖》祖本面目的重要参照。
另有一批残石、一种残本值得关注。浙江图书馆孤山馆区“文澜石墨”碑廊存有《淳化阁帖》部分刻石（以下简称“浙图帖石”），常与懋勤殿本、潘祖纯跋本一并论列。施安昌认为浙图帖石为懋勤殿本和潘祖纯跋本的“宋刻原石”。陈谊则认为懋勤殿本和潘祖纯跋本“是否自浙图藏帖石传拓而出，尚需要进一步的证明依据”。二拓与浙图帖石关系仍存争议，且浙图帖石并不完整，而懋勤殿本和潘祖纯跋本在个别地方亦存在差异，故需将帖石与二拓分别比勘。
上海博物馆藏有安思远旧藏本《淳化阁帖》（索书号：79200，以下简称“安思远本”），仅存卷四、六、七、八。上海书画出版社据以影印。此本虽为残本，亦可资参照。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丛帖虽不属于《淳化阁帖》谱系，且与祖本存在结构性差异，但其所收书迹或承自《淳化阁帖》祖本，或为《淳化阁帖》祖本之源，当《淳化阁帖》传世诸本互有不合时，可据之再作定夺。其一，《大观帖》以《淳化阁帖》底本重摹，若证《淳化阁帖》祖本有误，且《大观帖》不误，则知讹误自《淳化阁帖》祖本始；若证《淳化阁帖》祖本有误，且《大观帖》亦误，则知《淳化阁帖》底本已误。其二，《绛帖》较早采择《淳化阁帖》祖本，故据其可印证《淳化阁帖》祖本面貌。其三，《十七帖》《宝晋斋法帖》《澄心堂帖》等对《淳化阁帖》个别底本书迹旧貌有较多保留，可校同勘异。这些法帖或保留《淳化阁帖》祖本旧貌，或与《淳化阁帖》演变速度及程度不同，有助于追溯旧貌。当传世法帖残缺或断代存在争议时，张彦远《法书要录》、施宿《大观法帖总释》和姜夔《绛帖平》等唐宋书学文献，亦可资补证。
（一）据《法帖释文》还原《淳化阁帖》祖本之草书讹字
《淳化阁帖》在摹刻时，因主事者及刻工疏忽，加上草书辨识困难，刻错情况较之真书为多。因此，将《法帖释文》所释草书讹字与《淳化阁帖》传世各本进行比勘，有助于还原祖本的帖文用字。
其一，《法帖释文》所释张芝《冠军帖》“不可”二字，潘允谅本（见图1）、肃府本、懋勤殿本、潘祖纯跋本均作“不可”，然《大观帖》（见图2）作“处”。
因《冠军帖》“处”字草书形近“不可”，潘允谅本等不仅误将“处”字一分为二，还将其分置两行。这一讹误正巧被《法帖释文》所录，可知《淳化阁帖》祖本亦作“不可”。摹于大观三年的《大观帖》以《淳化阁帖》底本书迹上石，故知《淳化阁帖》底本原作“处”。《淳化阁帖》误作“不可”，且讹误始于祖本。这种讹误先被《绛帖》因袭，又被宋人姜夔的《绛帖平》释录。虽然《绛帖》编次与《淳化阁帖》不同，但因其底本为《淳化阁帖》祖本，且摹刻于皇祐至嘉祐年间（1049—1063），早于《法帖释文》，故亦能证明《淳化阁帖》祖本即存在讹误。朱熹《跋十七帖》谓：“如刘次庄有能书名，其所刻本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处后行之颠者，极为可笑。”其所谓刘次庄刻本是《临江戏鱼堂帖》。《冠军帖》中“处”字被一分为二且分置两行，亦属于朱熹所说的这种情况。其实，刘次庄误分“处”字为“不可”，乃因袭祖本之误。
其二，《法帖释文》卷七所释王羲之《清晏帖》“使”字，潘允谅本、肃府本和安思远本亦作“使”，懋勤殿本、潘祖纯跋本及浙图帖石7.5却作“出”。《大观帖》作“使”。
在《淳化阁帖》传世诸本中，《清晏帖》帖文不尽相同，据《法帖释文》并证以《大观帖》，可推知《淳化阁帖》祖本为“使”。然而，揆之文义，“使”字并不准确。稽之《宝晋斋法帖》及《十七帖》，均为“出”，故知书迹原貌为“出”字。因草书“使”与“出”字形近似，故《淳化阁帖》祖本误作“使”。
其三，《法帖释文》卷七所释王羲之《皇象帖》“三”字，潘允谅本、肃府本、懋勤殿本和潘祖纯跋本皆作“三”，安思远本却作“忘”。《大观帖》和《绛帖》均作“三”。
此字前一字为“勿”，“勿三”二字不通，“勿忘”则合乎文义，故原文当为“忘”。陶喻之据安思远本为“忘”字将其判定为“最善本”。但据《法帖释文》，结合《大观帖》和《绛帖》，可知《淳化阁帖》祖本已误作“三”。安思远本作“忘”，并非出自《淳化阁帖》祖本。
综之，《淳化阁帖》祖本最早将草书“处”“出”“忘”三字误刻作“不可”“使”“三”。在传世诸本中，潘允谅本和肃府本沿袭了这三处讹字，懋勤殿本、潘祖纯跋本、浙图帖石和安思远本则对讹字各有修锓。
（二）据《法帖释文》还原《淳化阁帖》祖本之乱行
《法帖释文》卷七所释王羲之《离不可居帖》，与《淳化阁帖》传世诸本不尽相合：
《法帖释文》：离不可居。叔当西耶？迟知问。
潘允谅本：离不可居。叔当西耶？迟知问。（见图3，肃府本同此）
懋勤殿本：知足下行至吴，念违离不可居。叔当西耶？迟知问。（见图4，潘祖纯跋本、浙图帖石7.5同此）
《大观帖》：知足下行至吴，念违离不可居。叔当西耶？迟知问。
《法书要录》：知足下行至吴，念违离不可居。叔当西耶？迟知问。
各本帖文差异在于有无“知足下行至吴，念违”8字。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观帖》和《十七帖》中，此8字为一行。由于《法帖释文》、潘允谅本和肃府本均无此8字，故知《淳化阁帖》祖本《离不可居帖》并无此8字。《法书要录》及《十七帖》有此8字，可证《淳化阁帖》祖本所据的底本书迹有此8字，《大观帖》以《淳化阁帖》底本重刻亦有此8字；故此8字为《淳化阁帖》祖本最先摹失。懋勤殿本、潘祖纯跋本和浙图帖石7.5均有此8字，与《法帖释文》不合，或据书迹修锓。再核以《法帖释文》，卷七《离不可居帖》所缺“知足下行至吴，念违”8字，出现在同卷《爱为帖》之中。在潘允谅本和肃府本中，《爱为帖》同样多出这8个字，亦为一行，故可证《淳化阁帖》祖本存在乱行，且将此8字误置于《爱为帖》中。
（三）据《法帖释文》还原《淳化阁帖》祖本之漏刻
前揭《法帖释文》卷七所释王羲之《爱为帖》，除羼入“知足下行至吴，念违”8字外，仍有与《淳化阁帖》传世诸本不相合处：
《法帖释文》：爱为退，临书但有惆怅。知足下行至吴，念违。
潘允谅本：爱为上，临书但有惆怅。知足下行至吴，念违。（肃府本同此）
懋勤殿本：吾服食久，犹为劣劣，大都比之年时为复可可。足下保爱为上，临书但有惆怅。（潘祖纯跋本同此）
《大观帖》：吾服食久，犹为劣劣，大都比之年时为复可可。足下保爱为上，临书但有惆怅。
《法书要录》：吾服食久，犹为劣劣，大都比之年时为复可耳。足下保爱为上，临书但有惆怅。
各本帖文差异在于有无“吾服食久，犹为劣劣，大都比之年时为复可可。足下保”21字。由于《法帖释文》无此21字，加之潘允谅本和肃府本亦无，可知《淳化阁帖》祖本无此21字。《大观帖》所收《爱为帖》有此21字，故知遗落始于《淳化阁帖》祖本。清人吴庆坻认为其所见帖石“卷七《朱处仁帖》后增《服食帖》三行，皆可补诸家释文所未备”，故将其判为祖石。殊不知《淳化阁帖》祖本存在漏刻，懋勤殿本和潘祖纯跋本有此21字，乃是修锓的结果。潘祖纯跋本卷七末又另存一《爱为帖》，帖文为“爱为上，临书但有惆怅。知足下行至吴，念违”，亦可证明该本经过修锓。
（四）据《法帖释文》还原《淳化阁帖》祖本附言格式之缺失
《淳化阁帖》祖本对尺牍附言格式均无保留。尺牍附言通常从属于某一帖之正文，且与正文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界隔。《鲤鱼帖》虽为《淳化阁帖》中的典型附言，却与正文合为一帖，附言格式不存。据《法帖释文》，则可对此进行补证。
《澄清堂帖》所收《鲤鱼帖》云：“送此鲤鱼征与敬耶？不在，不乃邑邑不？”（见图5）较之前后帖，《鲤鱼帖》二行均低两字，格式有所差别。褚遂良《右军书目》著录“送此鲤鱼（二行）”，与《澄清堂帖》行数相合，故知《鲤鱼帖》乃为前帖《奉告帖》之附言。然而，核之《淳化阁帖》潘允谅本（见图6），《鲤鱼帖》却合入前帖，凡六行，与《右军书目》《澄清堂帖》不合，当非书迹旧式。宋人施宿《大观法帖总释》释录《鲤鱼帖》，谓“《淳化》《大观》本连作一帖”，亦可为证。核之《法帖释文》，《鲤鱼帖》与前帖合为一帖，由此确证，《淳化阁帖》祖本将此附言格式尽行消泯。
（五）据《法帖释文》还原《淳化阁帖》祖本未摹残字
宋人赵希鹄曾发觉《淳化阁帖》祖本存在不摹残字的情形：“至于虫鼠侵蚀与字之漫灭者，皆不空缺，而强率联之。”以《法帖释文》校《淳化阁帖》传世诸本，并证以非《淳化阁帖》谱系的法帖和著述，则能考索《淳化阁帖》祖本对底本书迹中残字的处理方式。若《法帖释文》存在缺字，且《淳化阁帖》传世诸本亦有缺字，或者《大观帖》亦有缺字，则知《淳化阁帖》祖本应存在缺字；再证以《十七帖》《宝晋斋法帖》《法书要录》或传世摹本等，若其并无缺字或仅有轮廓，则可确证《淳化阁帖》祖本必有缺字。
其一，《法帖释文》所释王羲之《谯周帖》“云谯周有孙”五字，核之《法书要录》，亦作“云谯周有孙”，稽之《十七帖》，乃作“云谯周有孙□”，其中末字斑驳难辨，仅存轮廓。故知《淳化阁帖》祖本未摹此残字。
其二，《法帖释文》所释王羲之《袁生帖》“吾所也”三字，语意难通。核之《大观帖》，亦作“吾所也”。查《袁生帖》摹本，乃作“吾所□也”，“所”后缺一字。又据《法书要录》，知其为“吾所尽也”。据此数证，可以确定《淳化阁帖》祖本未摹“尽”字，且无空字。
其三，《法帖释文》所释王献之《廿九日帖》“恨深”二字，潘允谅本亦作“恨深”。核之传世书迹，乃作“别怅恨深”，且“别怅”二字残损。故知《淳化阁帖》祖本未摹两个残字。
据以上分析可知，在《淳化阁帖》传世诸本中，潘允谅本、肃府本与《法帖释文》多能相合，颇能反映《淳化阁帖》祖本面目；懋勤殿本、潘祖纯跋本、浙图帖石与《法帖释文》颇有不合，应经过修锓。何碧琪曾“以传世宋拓校勘等方法，否定了潘祖纯跋本是修缮本之说”，认为“其年代早于佛利尔本（笔者注：亦称弗利尔本，即潘允谅本）亦无疑问”。此说颇可商榷。在《淳化阁帖》传世诸本中，懋勤殿本、潘祖纯跋本和浙图帖石无法准确断代，潘祖纯跋本有明万历三十四年潘祖纯跋，此外并无更早的年代信息及断代依据。另外，浙图帖石中存有多套卷板号，版本并不单纯；且其所收《知足下帖》（含《离不可居帖》和《爱为帖》），同处卷七最末一石，此石既倒置安装，又无卷板号，在全部帖石中显得较为特殊，乃其经过修锓之又一证。田振宇认为浙图帖石“存在参照馆本《十七帖》，对原有阁帖底本加以修缮的情况”。汪庆正则据银锭纹与绍兴国子监本的对应关系，排除了潘祖纯跋本属于祖本的可能性，判定其属于国子监本系统。若断以《法帖释文》，并印证以非《淳化阁帖》谱系的法帖或文献，即知懋勤殿本、潘祖纯跋本、浙图帖石既与《淳化阁帖》祖本存在差异，又与绍兴国子监本有不合之处，乃为修锓本。
综之，据《法帖释文》还原《淳化阁帖》祖本，可知祖本存在讹字、乱行、漏刻、附言格式缺失、未摹残字等讹误，且讹误均始于祖本。在《淳化阁帖》传世诸本中，潘允谅本和肃府本沿袭了这些讹误，懋勤殿本、潘祖纯跋本、浙图帖石和安思远本则对其有所修锓。
三、据《法帖释文》还原《淳化阁帖》祖本之重文符与平阙式
虽然《法帖释文》并未直接记录《淳化阁帖》祖本的行款格式，但利用《法帖释文》中的重文、换行和连属三端，并校以《淳化阁帖》传世诸本，再证以其他法帖及释校文献，即能间接还原《淳化阁帖》祖本中的重文符与平阙式，进而探究《淳化阁帖》祖本对底本书迹格式的沿袭与改动情况。
（一）据《法帖释文》还原《淳化阁帖》祖本之重文符
《法帖释文》卷三所释刘瓌之《感闰帖》“瓌之顿首顿首末阳远感”句，《淳化阁帖》传世诸本不尽相同。潘允谅本和肃府本均作“瓌之顿首 末阳远感”。但是，潘允谅本“首”“末”二字之间空一字，空处似有一点；肃府本则显然可见一点。而在相应位置上，懋勤殿本和潘祖纯跋本赫然有一“秋”字。清人吴庆坻校读诸本，亦发现所见帖石“卷三‘瓌之顿首’下有‘秋’字”。
因《法帖释文》此处并无“秋”字，可知《淳化阁帖》祖本无“秋”字。又核之《绛帖平》，此句作“瓌之顿首顿首朱阳远感”，除误释“末”为“朱”外，亦无“秋”字，益可证《淳化阁帖》祖本并无“秋”字。再核之《绛帖》，“顿首”后有一点。此点乃重文符，表示“顿首顿首”。宋人施宿《大观法帖总释》释其为“瓌之顿首＝＝末阳远感”，此处显然存在重文。另外，此句与《法帖释文》王珣《三月四日帖》“三月四日，珣顿首。末冬众感”句式相同，亦可证实“秋”字为后出臆增。据此数证，可推知《淳化阁帖》祖本《感闰帖》“顿首”二字下原有一点，表示重文。
在《淳化阁帖》传世诸本中，保留重文符者不止一处。《淳化阁帖》潘允谅本卷六王羲之《疾不退帖》云：“岂可以常理待之。此丶岂丶常丶忧。”“此”“岂”“常”三字右下各有一点。《疾不退帖》又重出于卷十王献之帖，云：“岂可以常理待之。此丶岂丶常忧丶。”“此”“岂”二字右下各有一点，“忧”字下有一点。二帖“此岂常忧”处均以点作为重文符，“当是重此一句”。因潘允谅本隶属于绍兴国子监本谱系，而绍兴国子监本翻刻自《淳化阁帖》祖本，故知此重文符乃是《淳化阁帖》祖本的格式特征之一。
（二）据《法帖释文》还原《淳化阁帖》祖本之平阙式
在文献中，为表尊重，或另提一行，或前有空字，称为平阙式。提行为平，空字为阙。在法帖中，由于提空与两帖之间的自然留空易混淆，故常加点，以使空字更加明显。
《法帖释文》有不明平阙式而将一帖分为两帖者。故据其误分之帖，可以推断《淳化阁帖》祖本的平阙式。《法帖释文》卷六所释王羲之帖云：“兄灵柩垂至，永惟崩慕，痛贯心膂，痛当奈何。计。”其后换行作另一帖：“慈颜幽翳，垂卅年，而吾忽忽，不知堪临始终不？发言哽绝，当复奈何。吾顷至忽忽。比加下。”核之《淳化阁帖》潘允谅本和肃府本，亦遇“慈”字提行，可证《淳化阁帖》祖本存在平阙式。刘次庄不明所以，误将其分为两帖。而出自《淳化阁帖》祖本的《绛帖》亦误，甚至将其拆为《兄灵柩帖》和《慈颜帖》，且二帖并不相邻，亦可为证。此外，在《淳化阁帖》传世诸本中，保留平阙式者亦非仅见。稽之《淳化阁帖》潘允谅本卷六《伏想帖》“伏想嫂安和”句，“伏想”单独作一行，遇“嫂”字则提行，乃为平阙式。
《淳化阁帖》祖本既有保存底本书迹平阙式者，又有改变书迹平阙式者。王羲之《建安帖》“建安灵柩至，慈荫幽绝，垂卅年”三句，《淳化阁帖》潘允谅本遇“建安”和“慈荫”两词并无提空（见图7）。核之《法帖释文》，此帖亦无空格和换行，可证《淳化阁帖》祖本并无提空。又据《淳化阁帖》祖本之底本重刻的《大观帖》，“慈荫”二字恰逢行首而无从判断，“建安”二字之前，亦不见提空。据《淳化阁帖》祖本重刻的《绛帖》，两处均无提空。二者均可证《淳化阁帖》祖本中《建安帖》并无提空。但是，同样摹入《建安帖》的《澄清堂帖》，于“慈荫”二字之上则有一点（见图8），以示尊敬；《宝晋斋法帖》除“慈荫”二字之上有一点外，遇“建安”二字尚有提行（见图9），且其尚存“僧权”押署，故颇存旧貌。
宋人赵希鹄认为“其‘建安灵柩’提起别作一行”者，乃为“常礼”；《淳化阁帖》摹刻者“于古人提空处，比连属之”，乃“赝作无疑”。此论既说明当时确实有提空者存在，又证明赵希鹄所见《淳化阁帖》中《建安帖》并无提空。而在《淳化阁帖》祖本中，既有提空者，又有未提空者，其对底本书迹平阙式的保留并不彻底。
综上所述，《淳化阁帖》祖本虽大多能够保留底本书迹文字及其形态，但也有一些因摹刻者的失误或有意改动造成的差异。因此，若以更接近早出书迹作为判定《淳化阁帖》祖本的依据，则会导致误判。
四、据宋人帖学文献还原《淳化阁帖》祖本
《法帖释文》专注于帖文的考释，并不直接记录《淳化阁帖》避讳和版式特征。宋代黄伯思和刘克庄等人的帖学文献，则对《淳化阁帖》祖本的避讳和版式特征有所记录。据其所载避讳，以及子母体和卷板号两种关键版式特征，结合《法帖释文》，证以《淳化阁帖》传世诸本，亦能对《淳化阁帖》祖本面目有所还原。
（一）据《法帖刊误》还原《淳化阁帖》祖本之避讳
在黄伯思《法帖刊误》撰作之前，文献所载《淳化阁帖》官帖仅有祖本。《法帖刊误》除称《淳化阁帖》为“法帖”之外，亦称其为“官帖”“官本”和“官法帖”，故其所据即为《淳化阁帖》祖本。黄伯思曾“备员秘馆，因汇次秘阁图籍”，故有亲见《淳化阁帖》祖本的机会。
《法帖刊误》载：“隋诏书中‘敬’字缺其波，盖淳化中摹此书时特省去，避讳耳。”“隋诏书”指《淳化阁帖》卷五的《隋朝法帖》，亦即通常所称的《慧则帖》。查《淳化阁帖》潘允谅本，此帖真书“敬”字因避宋太祖之祖赵敬之讳而缺末笔；再查出自《淳化阁帖》祖本的《绛帖》，“敬”字亦缺笔，可知《淳化阁帖》祖本存在避讳。然而，肃府本“敬”字并未缺笔，末笔似经修锓。
《法帖刊误》又谓：“《鲤鱼帖》‘敬’字、《行成帖》‘殷’字皆缺。”在《淳化阁帖》潘允谅本卷六《鲤鱼帖》中，“敬”字缺末笔（见图6）；肃府本亦缺笔避讳。肃府本摹于明代，本无庸避宋讳，此字亦避宋讳，可证确袭自宋刻。然而，《澄清堂帖》本《鲤鱼帖》“敬”字则无缺笔（见图5）。《澄清堂帖》本《鲤鱼帖》颇存旧貌，证明早出书迹并不避讳，此讳应始于《淳化阁帖》祖本。至于《行成帖》之避讳，核之《淳化阁帖》传世诸本，潘允谅本、肃府本、懋勤殿本和潘祖纯跋本均未缺笔，与黄伯思所记不合；而出自《淳化阁帖》祖本的《绛帖》则缺末笔。究竟《淳化阁帖》祖本是否避讳，补证如下：《法帖释文》释此字为“殷”，并无缺笔。《法帖音释刊误》认为刘次庄释文有误，而释其为“列”。《行成帖》出于贾曾《饯张尚书赴朔方序》，文中即作“殷”，结合文义，知当以“殷”字为是。由于草书“列”字形近缺末笔的“殷”字，据此可确证《淳化阁帖》祖本《行成帖》“殷”字缺末笔避讳。
总之，以黄伯思《法帖刊误》校《淳化阁帖》传世诸本，并证以《大观帖》《绛帖》和《澄清堂帖》，可以还原《淳化阁帖》祖本之避讳细节。其一，据《法帖刊误》，《淳化阁帖》祖本避“敬”“殷”二字，且传世翻刻本亦有因袭祖本避讳者。其二，《淳化阁帖》祖本避讳不如《大观帖》严苛。其三，在《淳化阁帖》传世诸本中，潘允谅本沿袭避讳比肃府本多。
（二）据《法帖刊误》还原《淳化阁帖》祖本之子母体
《法帖刊误》云：“孔琳之帖有‘恨恨脚中转剧近明散未觉益’十二字，偏小，盖行侧注字，摹帖者妄以入行耳。”“孔琳之帖”即《日月深酷帖》，据《法帖刊误》，黄伯思所见《淳化阁帖》已将此12字摹入行中。核之《淳化阁帖》潘允谅本，此12字确被摹入行中，且字形明显小于帖中他字，其底本当为行侧注字。《绛帖》亦如潘允谅本，可证《淳化阁帖》祖本已将此12字摹入行中。行侧注字本为修改补充文字，字形通常较小，被摹刻入行，就形成了子母体：“至以注字入行，大小既殊，体不缀属……一行之中洪纤顿异，号子母体。”在《淳化阁帖》中，子母体虽然醒目，但在法帖中，本来就存在书写字形大小错落有致的情形，为与此种情形相区分，尚须将《淳化阁帖》传本与书迹旧貌相比勘，以确定子母体在底本书迹中的原始形态。
在传世书迹中，《十七帖》和《宝晋斋法帖》等并未将行侧注字摹写入行，较好地保留了书迹旧貌。以《十七帖》校《淳化阁帖》传世诸本，则能追溯《淳化阁帖》祖本子母体在底本书迹中的面貌。《十七帖》刻入《淳化阁帖》者，凡十五帖；其中能反映《淳化阁帖》子母体所据书迹旧貌者，凡三帖四处，分别是《朱处仁帖》“答”字、《旦夕帖》“谢”字和《旃罽帖》“药”“是”二字，且均为行侧注字。核之《法书要录》，亦著录此三帖，且释文中包含上述注字，可证三帖中的行侧注字渊源有自。《淳化阁帖》潘允谅本已将行侧注字摹入行中；《法帖释文》释此三帖，亦将行侧注字写入释文，是以知《淳化阁帖》祖本已将三帖行侧注字摹写入行。此外，《大观帖》虽仅刻入《朱处仁帖》，但亦将行侧注字摹入行中，又可证《大观帖》与《淳化阁帖》祖本处理行侧注字的方式相同。
（三）据刘克庄题跋还原《淳化阁帖》祖本之卷板号
刘克庄于淳祐十二年为方楷藏《淳化阁帖》作跋，并以三条版本特征为据，将其断为“真帖”。其中有两条证据最为关键：其一，“它本刻卷数在上，板数在下，惟此本卷数、板数字皆相连属”；其二，“它本行数字比帖字小而瘦，此本行数字比帖中字皆大而浓”。刘克庄所谓“卷数”和“板数”也被合称为卷板号，是丛帖卷次及其刻版次序的标识，通常也被应用于佛藏和道藏等卷帙浩繁的文献之中；所谓“行数字”，则指行中用来标注卷板号的文字。卷板号因与书迹交错，即使经过翻刻，亦无法被尽数消泯，故颇可反映祖本旧貌。
在《淳化阁帖》传世诸本中，安思远本和肃府本带有旧卷板号遗存。其中，肃府本每卷（不包括卷九）均带有旧卷板号，格式与刘克庄所记相合，字形大而浓重（见图10左）。
实际上，诸家对肃府本是否忠实于祖本存有争议。吴荣光跋《宋拓淳化阁帖》谓：“历来翻刻，卷数、板数只有肃藩本最准，今日较对无一不合。”陆心源则据“今肃本二百四十七版，比汪逵所记多六十三版”，认为“其非从淳化祖刊重摹可知”。若据刘克庄题跋，结合《淳化阁帖》传世诸本残存卷板号，则能进一步考索：其一，《淳化阁帖》在流布过程中存在残损与配补，导致帖板数量并不恒定，故仅以板数判定版本并不可靠。肃府本刻有两套卷板号，一袭自底本，一为肃府本新刻。两套卷板号位置稍有差异，数字次序亦不尽相同（见图10），可证肃府本在翻刻时并未严格遵循底本卷板号。其二，肃府本中混杂了不同版本。翁方纲于肃府本眉批云：“肃本此九卷（笔者按：即肃府本卷九），是别从一本摹入，以致过于细瘦。”仲威以肃府本卷九并未保留底本卷板号而其余九卷均有保留为据，亦判定“其卷九显然出自别本而独立其中”。其三，安思远本卷四、卷七和卷八，亦残存旧卷板号。其所存旧卷板号虽然数量不多，且与肃府本旧卷板号存亡情形不一，但其中有与肃府本完全相合者，故知其亦袭自《淳化阁帖》祖本。
综之，据黄伯思《法帖刊误》及刘克庄《淳化阁帖》题跋，可以确定《淳化阁帖》祖本存在避讳、子母体和卷板号。避讳在传世诸本中各有沿袭，但不尽相同；子母体普遍存在于《淳化阁帖》谱系之中；旧卷板号在肃府本和安思远本中各有数量不等的遗存。
结 论
《淳化阁帖》祖本面目在传世诸本中各有存留。潘允谅本和肃府本（不包括卷九）对祖本帖文面貌保存较多。懋勤殿本、潘祖纯跋本和浙图帖石则以内容更为完整的早出书迹为据有所修锓。此外，肃府本（不包括卷九）和安思远本（卷四、卷七、卷八）还存有部分《淳化阁帖》祖本中的旧卷板号。
除传世诸本外，《法帖释文》等宋代帖学文献亦对《淳化阁帖》祖本的面目有所存录。其中，《百川学海》本《法帖释文》作为南宋刻本，颇存刘次庄释文旧貌，是《淳化阁帖》祖本帖文最早最全之记录；陈与义《法帖音释刊误》等文献又对《淳化阁帖》祖本的释文有所印证和补充；黄伯思《法帖刊误》和刘克庄关于《淳化阁帖》的题跋，则映照出《淳化阁帖》祖本的版本特征。
综合《淳化阁帖》传世诸本及《法帖释文》等宋代帖学文献存录可知，《淳化阁帖》祖本虽因袭底本书迹，但存在讹字、乱行、漏刻、误将附言与正文合为一帖及未摹残字等情况；其对底本书迹的平阙格式有所改动，并将底本行侧注字摹写入行。过分追求书法整体风格之统一，罔顾文义之贯通，是改动及致误的根本原因。
【作者简介】党永辉，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宋代帖学文献。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6年第2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