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对比成玄英《庄子疏》中郭注、成疏的内容可知，成疏既有不少条目因袭郭注，也有驳证郭注或另立新说的情况；二者关系疏离，可证《庄子疏》原本并非经注疏合编。结合唐代前后义疏形制、成疏性质及体例、史料记载、出土文献实物等多方面证据可知，成疏早初文本为经疏合抄。宋初所存经疏合抄本虽经官方校勘，编入《道藏》，具有一定权威性，但并非今存一众经注疏合编本的底本来源。异文显示，经注疏合刻本、合抄本等成疏今本都是以宋代国子监经注本组配疏文重构而来。以日本高山寺本等早期抄本逆推疏文所据之经文与今本存在较大差异，今本经疏文字之间亦时有不相匹配者，说明从唐五代早初的经疏合抄本到宋代及以后的经注疏合编本，成疏经文因组配重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不复原本之貌。
关键词：成玄英《庄子疏》；经疏合编；宋代监本
引 言
成玄英《庄子疏》是继郭象《庄子注》之后又一部注解《庄子》的经典之作，关于其版本系统学界已有研究。关于其早初文本形式，学界也大致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成疏早初文本即为经注疏合编，如王叔岷认为日本高山寺所藏旧抄卷子本《庄子》（以下简称“高山寺本”）来源甚早，出于南朝刘宋元嘉本；后又认为该抄本（底本）为成疏本，乃节略疏文，只抄经注而成，虽“失成疏本之旧”，然“去成疏原本未远”；韩世芳认为：“隋唐之后，最为通行的就是郭象注本，至唐初，西华法师成玄英撰《南华真经注疏》，也是依郭象注本再作疏解，使得成疏与郭注结为一体。”另一种意见以儒家经典义疏长期以单疏形式流传，直到南宋才出现注疏合刻本的情况为类比，认为既然成疏是为疏解《庄子》及郭象注而作，应该也是长期以单疏形式流传，至南宋形成注疏合刻，如马鸿雁认为：“北宋仁宗时，《庄子》和《老子》、《列子》等仍是经、疏分刻，《庄子》注疏合刻本也和诸经注疏本一样出现在南宋。”现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的南宋刻本《庄子注疏》似可为这种观点提供证据。
在前一种看法中，成疏是一种形式完善的理想文本，一如今本形制，经、注、疏俱在，利用方便；而后一种看法有儒家经典义疏为参照，似更具学理。但两种意见均未被证实。由两种意见推衍而去，又会引发围绕成疏本之形成、演变的其他问题，如：成疏等名为“疏（义疏）”的著作在（长期）以单疏形式流传之外，是否也以其他形式流传过？在经、注、疏三者合编重构的历史过程中，一般认为先形成经注，再拼合疏文，有无其他组配形式？成疏今本经文、注文和疏文是什么关系？成疏今本如何形成？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
成疏今本皆为经注疏合编本，有如下几种：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南宋刻本残卷（番号：8473，存卷一、卷七至卷十，以下简称“静嘉堂本”）；明《道藏》本；以明《道藏》本为底本刊刻的《道藏辑要》（以下简称“《辑要》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室町时期（1336—1573）旧抄本（番号：7402，以下简称“宫内厅本”）；日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藏室町时期旧抄本残卷（番号：509，存《逍遥游》至《德充符》、《天地》、《山木》至《天下》，以下简称“足利本”）；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藏室町时期旧抄本（番号：110X，以下简称“庆应本”）；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万治四年（1661）刻本（番号：2074，以下简称“万治本”）。本文将以这些今本（《庄子注疏》）为线索，上溯其源（《庄子疏》），并追寻成疏原本的文本形式，丰富有关唐五代时期义疏类著作流传形态的认知。
一、成疏原本形式的推定
儒家经典义疏有单疏本、经注疏合编本两种形式。以此类比，成疏原本的形态似乎也只能是单疏本或经注疏合编本。但这种看法存在逻辑漏洞：除去单疏的形式外，疏与经、注组配，理论上可以形成经疏、注疏、经注疏三种形式。因郭注自成书以来即附经而行，节略经文只合编注疏似不合乎正常做法，亦未见实物及相关记载，故可不论。因此，成疏原本的形态应存在单疏、经疏合编和经注疏合编三种可能。
（一）成疏原本不是经注疏合编
名为“疏（义疏）”的儒家经典著作最早并非经注疏合编已渐为人共知。成疏是否同样如此？可借助疏文，从内部寻找证据。
对比成疏与郭注可发现，二者有大量条目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其中字词训释相同者，共70条。包括内篇22条（《齐物论》10条、《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各3条、《养生主》2条、《应帝王》1条），外篇15条（《天地》《秋水》各3条、《天道》《田子方》《知北游》各2条、《胠箧》《在宥》《山木》各1条），杂篇33条（《徐无鬼》7条、《列御寇》6条、《寓言》5条、《庚桑楚》《则阳》《天下》各4条、《外物》3条）。也有串讲大意相同者，共14条。其中内篇2条（《齐物论》《人间世》各1条），外篇9条（《山木》5条、《在宥》2条、《田子方》《知北游》各1条），杂篇3条（《徐无鬼》《外物》《寓言》各1条）。仅这两类，注文、疏文相同的条目就多达84条，这说明：1.郭注不是偶然羼入成疏，而是成疏有直接因袭郭注的体例；2.成疏原本并非经注疏合编，否则成疏有如此多的条目直接因袭郭注，是不必要的重复和冗余。
（二）成疏早初文本为经疏合编
“疏”本疏通之义，其主要目的（重心）是解经，即疏通正文，而不必然包含解注的意义，这一点已有学者予以揭示。如龚鹏程说：“义疏是配合讲论风气而形成的另一种注解，它本身是独立的，并不依傍注文。所以成玄英以前的庄子疏，也只是直接疏释原文，并不倚据谁的注。”此类著作也不必然以单疏流传，可以和经文组配成经疏本。结合唐代前后义疏类著作的形制、成疏性质及体例、史料记载、出土文献实物等内外几方面的证据可以证明，成疏本早期就形成了经疏合抄，甚至有可能最初就是一个经疏合抄本。兹论述如下。
1.义疏并非只能以单疏形式流传，唐代前后经疏合编并不鲜见
敦煌遗书中，如P.2517为成玄英《老子道德经义疏》卷五，经文大字，疏文双行小字，皆墨书，可见此书早初形式就是经疏合编；S.6044+BD14677为不见著录的某家《老子道德经义疏》，经文朱书，注文墨书，亦是经疏合编。更有说服力的是《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此书本为疏解《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注》而作，敦煌存有数种抄本（P.3592、P.2823、S.4365），皆为经疏合编，经文朱书，疏文墨书，可见此书早初形式就是经疏合编（《道藏》亦有收入，为经疏合刻）。
敦煌本中，如此多的道家著作存在经疏合编本，与儒家著作的情况形成反差；之所以如此，乃儒道两家地位和义疏情况不同所致。儒家经典义疏之所以以单疏形式流传，一是因为其本经体量庞大，又常以套书形式流布，在抄本时代传抄很不容易；二是儒家经典对于读书人而言多有记诵，不配经文也不太影响对疏文的理解。与之相对，像成疏这样的道家经典义疏体量相对要小，使用者对经文的熟悉程度可能也不像儒家经典那样高，故成疏配经文而行的需求相对更迫切。
2.成疏实为集解性质的新注，与儒家经典义疏名同而实异
关于成疏的性质及其与郭注的关系，学者早有阐发，如王重民认为成疏不为郭注而作。杜文君发现，成疏有不疏解郭注之处，有驳正郭注之处，有质疑郭注而另立新说之处，有不置可否而作新解之处，在疏解过程中又大量吸收《经典释文》（以下简称“《释文》”）及众家《庄子》注之解释，实际是一部“集释”之书。王、杜二家之说可从。成疏实是在因袭、驳正、补充、忽略郭注基础上，吸取众家解释形成的新注，其主要目的是疏解《庄子》，而非郭注，因此也不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则。成疏性质既与儒家经典义疏不同，二者在组配形式上也不能作同类比勘，据后者以推前者。作为一种新注，成疏有可能如郭注及《释文》所收崔譔等诸家注本一样，配经文而行。
成疏实为“成注”。历史上有些典籍既可名注，又可名疏（义疏），二者相混不别。这也能解释《新唐书·艺文志》所载“（成玄英）注《庄子》三十卷、《疏》十二卷”。成疏序言称“依子玄所注三十篇，辄为疏解，总三十卷”，故《新唐书》所载三十卷注本殆即三十卷的成疏。而根据《旧唐书·经籍志》及其他现存材料记载，成氏在《庄子疏》之外并无另一种《庄子注》存在。欧阳修等人或是在修撰《新唐书》时，见到前人（时人）所编而今亡佚的书目等材料中有成注《庄子》三十卷，故编入《艺文志》中而与十二卷的版本拈合在一起，致人误以为是成玄英的另一注本。
3.成疏不标起止，非单疏、注疏之体，指向经疏合编
为明确疏解之对象，单疏标示起止乃是通例，儒家经典注疏一般也标示起止；而成疏今本皆不标起止。这有两种可能：一是成疏原本就是经疏合编，且为集解性质的新注本，不需要标示起止；二是成疏原本也标示起止，在后来的流传过程或注疏合编时被删除。第二种可能性相对较小，这是因为：一者从郭注与成疏关系来看，郭注很多条目本就很难或无法标起止，如成疏因袭郭注者、不疏解郭注者、对郭注不置可否而作新解者。二者成疏绝大部分条目没有区分经文、注文的疏解层次，无法像儒家经典义疏般可以先标起止注经文，再标起止疏注文。三者现存诸本成疏来源、性质不尽相同，既有刻本，又有抄本；既有中土的，又有异域的。其版本系统不一、文字内容有异，不大可能同时删除起止而全无差异。所以综合来看，成疏当本就不标起止，指向其编纂方式是经疏合编。关于后两点，上文提及的《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可作一例。该书同样名为疏，但并不标起止，亦不一一疏解《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注》之注文，而是在串讲中以涉及原注为主，形成一种不唯注文、与注之关系相对疏离的新著，故其文本形式为经疏合编。
4. 北宋初期曾流传有经疏合抄本，其底本（祖本）当为唐五代抄本
北宋道士陈景元曾作《南华真经章句音义》，又校所见《庄子》抄本而成《庄子阙误》。《南华真经章句音义叙》曰：“复将中太一宫《宝文统录》内有《庄子》数本及笈中手钞诸家同异，校得国子监景德四年印本不同，共三百四十九字。”这些版本分别是“景德四年国子监本；江南古藏本，徐铉、葛湍校；天台山方瀛宫藏本，徐灵府校；成玄英解疏，中太一宫本，张君房校；文如海正义，中太一宫本，张君房校；郭象注，中太一宫本，张君房校；散人刘得一注（大中祥符时人）；江南李氏书库本；张潜夫补注”。其中“成玄英解疏，中太一宫本，张君房校”即成疏本，“解疏”就是疏解，义同于“疏”，为宋人用语。而“成玄英解疏”，南宋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引作“成玄英疏”，亦可证。陈景元所校“诸家同异”是对校经文，既如此，则其所见张君房校成疏本为经疏合抄。
北宋开国后，太宗曾下令搜访道书，命徐铉等人校正抄写；大中祥符元年（1008），真宗诏修《道藏》，令王钦若总领其事，成藏后其经目名为《宝文统录》。因编次参差，所校不精，真宗不甚满意，遂于大中祥符五年令著作佐郎张君房继领其事。张君房商较异同，铨次成藏，于天禧三年（1019）进献于上，题曰《大宋天宫宝藏》。所谓“中太一宫本”当即张君房所校《道藏》本。该本无论是原徐铉所校之本，还是后来搜访、征集而来，从时间上看，都不会太晚，在宋初前已经形成，其底本（祖本）当为唐五代抄本。
5.出土文献可为经疏合抄本的早初流传提供另一证据
吐鲁番出土有成疏残片Ch773v（原编号：TⅡ1510），乃经疏合抄，存9行，经、疏字号相同，中间空两格以示区别。关于此残片的抄写年代，诸家未做判断；而其底本（祖本）的形成，很可能在唐五代时期，至少不晚于北宋初期。理由如下：
其一，吐鲁番文书中的汉文文书以中唐之前为多，中唐以后则以民族语言文书为主，汉文文书不多。其二，从唐朝开始，经注本《庄子》已占据优势地位，如今敦煌遗书中《庄子》共20余号，除有白文本2号外，其余皆为经注本；北宋初期，由皇帝首肯、朝廷组织、著名学者参与校刻的国子监本《庄子》，亦是经注合刻，之后颁行天下，具有“官方定本”的权威性质。此本颁行后，诸宋刻本除了像吕惠卿、林希逸这样的注释本及静嘉堂本这一种经注疏本之外，其余皆为经注本、经注附释文本（说详下文）。在此背景下，若要组配成疏，自然是以“经注+疏”合编的形式，使用也最为方便，不太可能节略郭注而以经疏组配的方式重构。郭注整体篇幅不大，节略亦无必要。其三，成疏成书后并未如郭注那般被人视为经典，广为通行，吐鲁番又远在西域，亦无特予拼配的需要和必要，故该残片更可能是（或转抄自）早初的经疏合编本。综合来看，该残片很可能就是唐五代抄本或其传抄本。
从以上所论成疏作为一种集解新注本的性质及其他各种证据来看，成疏本早初即为经疏合编。这也相应衍生出一个问题：成疏有没有单疏本？有学者认为，直至宋代，成疏尚为单疏，其证据是《宋会要辑稿》的记载：“景祐元年五月十五日，翰林学士承旨盛度等言：‘本院见阙《隋书》、应天下图经、《道德经》并疏、《庄子疏》、《冲虚真经》并疏，乞下所属去处各给一部，付本院充公用。内《庄子》并《冲虚真经》疏如监本无，即乞于《道藏》内借本，付三馆差人抄写。’从之。”然前文已言，至迟在宋初已存在经疏合抄本。因此，仅根据题名并不能确定所言《庄子疏》为单疏。诸如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周礼注疏》题名为《周礼疏》，亦可说明仅靠题名不能证明文本的编纂形式。并且这里的《庄子疏》也不能百分百确定为成疏本，一如“《道德经》并疏”亦无明指。根据《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所载，北宋有多种《道德经》义疏，其中一些重要疏本如唐玄宗疏、成玄英疏等早初即为经疏合编；《庄子》义疏在二史《艺文志》中也不止一种；至于《冲虚真经疏》，典籍似无载。即使“《道德经》并疏”所指为唐玄宗御疏，此书亦为经疏合编，同样无法类比推出《庄子疏》为单疏。故以此为据不足以确证成疏曾有单疏本流传。
二、组配与重构：经注疏合编本的形成
既然成疏原本不是经注疏合编，宋初又存在经疏合抄本和国子监经注本两种形态的《庄子》，宋人要合编一部经注疏本，最简便可行的就是“经注本+疏文”或“经疏本+注文”两种组配形式。前者因有“官方定本”性质的监本作底本，且可以直接附缀疏文，故可能性最大。后者虽然要在经疏之间插入注文，稍显不便，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宋代经疏本也是皇帝下令搜访，几经校正，编书入藏而来，具有一定权威性；也不排除宋人因考虑到经疏本的经、疏关系更紧密，甚至认为经疏本更接近成疏原本而以之为底本进行合编的可能。
沿着这个思路，首先考察宋初经疏本。如果它与成疏今本差距很小，则很可能就是经注疏合编本的底本（祖本）；反之，则不是。根据陈景元校语，将张君房所校经疏本之文本还原，并与成疏今本相比较，具体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宋初经疏本与成疏今本不同共9处，而成疏今本与以湖北本为代表的监本系统全同。因此，成疏今本并非以宋初经疏本重构而来，而应来源于监本系统，即以监本经注+疏文组配而成。
但这只是一种逻辑推测，仍需要证据来验证。故将成疏今本经文与监本系统的本子互相对照，如果二者十分相近，说明推测正确；如果存在较大差异，则推测有误。
现存宋刻本《庄子》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系统，一种多用《释文》所见古字，另一种改古字为今字。除此之外，两种系统差别极小，实质性异文很少，与敦煌写本、高山寺本所存大量异文形成鲜明对比。这说明它们版本系统一致，当源于同一个祖本。北宋崇信道教，监本属于官方定本，由当时著名学者校勘，刊刻数年而成，质量优良，颁布后应会较快占据市场，挤压其他版本（尤其是写本）的生存空间，故而最终存留下来的本子，其底本（祖本）大概率为监本，即现存诸宋刻本的祖本很可能就是监本。因此，只需将成疏本经文与监本对比，即可验证上述推测。以《庚桑楚》为例，对比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成疏今本与以湖北本为代表的监本系统之间的异文，主要是讹夺衍倒等简单文字讹误（第2、3、6、7、9、11、12、15、16、18、23、26、27、30、31条）及常见古今字（第13、24条）、通假通用字（第1、22、25条）、同义字（第10、29条）、不区分意义的虚词（第8、14、19—21、28、32条）之别，并无多少具有实质性差异的异文，且其中部分异文已为《释文》收录，如第4条，可知其来源甚早。古今字和通假通用字的异文，多是由于抄手、校刻者用字习惯不同，或对文本有特定认识，或弃古而从今，或弃今而复古导致。几组同义字，古籍中也常见互为异文。而抄本中增加、减少、改换虚词也很常见，一般不影响文意。所以成疏今本与监本实际差距很小。以其他篇目对校，所得结果也基本如此。故成疏今本是以监本（系统）为底本的推测应可成立。
此外，宫内厅本中郭、成二序之后有中书门下牒文曰：
中书门下牒 《庄子》并《释文》牒：
奉敕：庄周玄玄，理皈于冲宽；郭象为注，义造于精微。既广玄风，实资至治。朕仰崇古道，俯劝蒸民，言念此书，盛行于世，尚多踳驳，已命校雠，将永焕于缣缃，宜特滋于雕镂。牒至准敕，故牒。
景德三年八月五日牒。
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赵
兵部侍郎、参政事冯
工部尚书、平章事王
该牒文是为国子监刊刻郭象《庄子注》（经注合编）而下。牒文当是宫内厅本（经注疏合编）之底本所有，而非抄手补加，亦可见该本来源于监本。
从成疏原本到早初经疏合抄本，再到经注疏合编本，成疏的文本形式不断变化。其间历经几百年，经文是否发生变化，也是需要关注的问题。成疏本之经文虽已难知全貌，但通过逆推疏文，可得部分面貌，这种方法王叔岷已有运用。笔者曾正王氏之误，补其不及，以诸宋刻本、高山寺本（残存七篇）、湖北本、疏文四者相对照，结果显示，成疏今本经文与逆推疏文获得的原本经文存在较大差异。因高山寺本残存七篇只是《庄子》三十三篇的一小部分，若高山寺本是一个足本，以之为参照，相信逆推疏文所得经文异文会更多。而逆推疏文寻求经文原貌这种方式本身也有局限性，只能推知经文的部分面貌，故成疏今本与原本之经文的差异还会更多。既然成疏今本属监本系统，则可知监本经文与成疏原本很可能存在较大差距。至于宋代所存张君房校经疏合编本，经文部分除了表1所列的异文之外，其余全同监本，而与逆推出来的经文同样存在较大差异，这说明此本距离成疏原本所依据的经文也较远。另外，成疏今本经文与疏文之间时有不相匹配之处，也可说明今本与原本之经文颇为不同。种种情况都指向成疏今本应为后人以别本（即北宋国子监本）经注匹配疏文而成。
结 语
成玄英《庄子疏》的早初文本为经疏合抄，甚至成书时可能就是如此。将其与儒家经典义疏类比，从而推测它长期以单疏本形式流传的观点并无坚实证据。该书宋初虽有经疏合抄本，却不是今天所存众多经注疏合编本的底本来源。无论是经注疏合刻本，还是经注疏合抄本，成疏今本都是以北宋国子监所刻经注本组配疏文重构而来。逆推疏文所得的成疏本经文与成疏今本中的经文存在较大差异，且今本经文与疏文亦时有不相匹配处，这都说明从早初的经疏合抄本到后来的经注疏合编本，成疏本的经文因组配重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不复原本之貌。
本文蒙《文献》匿名外审专家提出若干中肯建议，谨致谢忱！
【作者简介】谢明，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中国古典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6年第2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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