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利用石刻考订高适家世与早年经历，此前学界已颇多发明，但在高适作品解读、诗歌所涉人事及诗作系年等方面尚可作进一步探究。利用张守珪及相关人物墓志，可确证高适《燕歌行》中“元戎”为张守珪，此诗本事亦非刺其隐匿败状、妄奏克获之功。据柴阅墓志，可确考高适诗中之柴司户为柴阅，《送柴司户充刘卿判官之岭外》诗最晚当作于天宝二年秋。高适诗中之张瑶，可据其墓志考索事迹，《送张瑶贬五溪尉》诗当作于开元七、八年间，而非天宝十一载。

关键词：出土墓志；高适；《燕歌行》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高适研究成果颇丰，举其要者，则有傅璇琮等人对高适生平事迹的考订，廓清其一生行迹之大概。就石刻的利用来说，此前周勋初利用高偘家族墓志对高适家世的考证，已成学界经典案例。稍近则有仇鹿鸣、唐雯利用新出高适父高崇文玄堂记、侄高逸墓志对其家世及早年经历之释证，亦足资启发。高适诗集的整理，则先后有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以下简称“《笺注》”）和孙钦善《高适集校注》（以下简称“《校注》”）。二书在文本校勘、语词笺释、作品编年诸方面多具成就，对出土石刻颇加利用，然亦尚存不足。最近几十年出土墓志数量极大，全面利用这批石刻来考订高适诗歌，会发现在作品解读、所涉人事、诗作系年等方面尚可作进一步推究。

一、张守珪墓志与《燕歌行》再释

《燕歌行》是高适诗歌中的名篇，序云：“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元戎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元戎”，《又玄集》《才调集》《文苑英华》《全唐诗》均作“御史大夫张公”，一般认为指张守珪，但此前也有学者认为指安禄山。今张守珪祖孙墓志已出，相关人物墓志亦颇有发现，可借此对诗歌作进一步的解读。诗云：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

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筯应啼别离后。

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

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无所有！

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张守珪墓志全称《唐故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幽州长史兼御史大夫括州刺史赠凉州都督张公墓志铭并序》，撰者为中书舍人达奚珣，曾充任张守珪幕府僚佐，详悉墓主事迹。为方便比对，节录志文如下：

公讳守珪，字元宝，姓张氏……廿一年，复驿占至京，加御史中丞，改幽州长史、营府都督、节度营田采访海运等使。公始至幽府，属降奚叛亡，遂乃精选骁雄，分命追捕。左萦右拂，斩首擒生，林胡奋气，由是遁迹。加镇军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而渠帅可突于，素蕴狼心，忸于狡计，凭险恃众，比角举尾。公于是乎练刚日，戒元戎，节钺生风，戈矛竟野，观兵营府，颂言征之。仍令辩士，示以祸福。网罗已合，飞走无从；丧其精魄，失其举措。帐下之士，斩之以降，并奚王屈烈、蕃酋怒厥娘等，同日枭首。扬清庙之神谋，扫赤山之祲气；树澹林之旗鼓，颁狄于公卿，自李牧已来，未之有也。圣主嘉其忠勇，展劳旋之礼待之，乃御层楼，张广乐，侯王在列，夷狄以差，廷拜兼御史大夫，加辅国大将军、南阳郡开国公。仍赐珍玩、缯彩等，畴茂勋也。廿七年，重命偏师，更诛残旧。公时坐镇，不自董戎，而部将骄愎，遂违节制，天子永惟春秋责帅之义，乃贬公为括州刺史。以廿八年五月六日遘疾，薨于廨舍，春秋五十有七。

据墓志可知，开元二十一年（733），张守珪由陇右节度使转任幽州长史、营府都督、节度营田采访海运等使。此次转任，无疑与张守珪在西北边境屡败吐蕃有关。开元二十一年九月，唐与吐蕃罢兵言和，西北边城晏然，而东北边境尚苦于契丹连年为患。《旧唐书·张守珪传》曰：“先是，契丹及奚连年为边患，契丹衙官可突干〔于〕骁勇有谋略，颇为夷人所伏。赵含章、薛楚玉等前后为幽州长史，竟不能拒。”即诗所云“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一般皆认为指张守珪于开元二十三年败契丹后，“入见天子”，拜辅国大将军兼御史大夫事。然此二句在诗歌开头，尚未言及东北战事。据墓志，当指守珪横行西北屡败吐蕃，玄宗重其功，故改为幽州长史，以东北重任付之。志云：“公始至幽府，属降奚叛亡，遂乃精选骁雄，分命追捕。左萦右拂，斩首擒生，林胡奋气，由是遁迹。加镇军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李志凡认为，张守珪开元二十一年九月以后从陇右返京，面君后约于当年底或次年初到幽州任，墓志所云此次战事当如《唐会要》卷九六《契丹》条所记，发生于开元二十二年六月。此段志文，正可与诗中“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对读。《资治通鉴》载：“（开元二十一年闰三月）癸酉，幽州道副总管郭英杰与契丹战于都山，败死。时节度薛楚玉遣英杰将精骑一万及降奚击契丹，屯于榆关之外。”胡三省注云：“‘榆’当作‘渝’。此渝关在营、平之间，古所谓临渝之险者也。”故“摐金伐鼓下榆关”，即此渝关。《新唐书·贾循传》曰：“张守珪北伐，次滦河，属冻冸，欲济无梁。循揣广狭为桥以济，破虏而还，以功擢游击将军、榆关守捉使。”亦即此渝关。碣石即碣石山，地处渝关西南，墓志所谓“左萦右拂，斩首擒生”正指此。志载此战因降奚叛亡而起，但李志凡认为，奚只不过是在可突于的胁迫下依附契丹骚扰唐边境，志文只字未提契丹，原因在于撰者错将可突于与屈烈认为是奚酋。然其时降奚确实也多有叛亡之事，墓志中即记有数例。《大唐故定州无极县丞白府君（庆先）墓志并序》载：“御史中丞兼幽府长史张守珪知君诚恳，奏充判官。遂暌隔庭闱，驱驰燕蓟，所离则远，游必有方，僶俛王事，未尝告劳矣。今年二月廿二日，使差给熟奚粮，奚叛遇害，非命而卒。”白庆先卒年据考为开元二十三年，知该年二月亦有降奚叛乱。《唐故云麾将军左威卫将军兼青山州刺史上柱国陇西李公（永定）墓志铭并序》云：“贰拾柒载，以卢龙塞下降奚内叛，节度使张守珪令公张皇陆师，斩刈枭孽，流血色水，僵尸满原。天书降临，改授右清道率。”所载为开元二十七年降奚内叛事。可见奚虽降唐，但时有叛亡。

张守珪首战告捷，加镇军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墓志又云：“而渠帅可突于，素蕴狼心，忸于狡计，凭险恃众，比角举尾。”契丹屡败后诈降，实则暗中与突厥勾结，以图再战。《旧唐书·张守珪传》对此记述更为详细：“契丹首领屈剌〔烈〕与可突干〔于〕恐惧，遣使诈降。守珪察知其伪，遣管记右卫骑曹王悔诣其部落就谋之。悔至屈剌〔烈〕帐，贼徒初无降意，乃移其营帐渐向西北，密遣使引突厥，将杀悔以叛。会契丹别帅李过折与可突干〔于〕争权不叶，悔潜诱之，夜斩屈剌〔烈〕及可突干〔于〕，尽诛其党，率余烬以降。”张守珪察知契丹诈降，故遣王悔诣其部落谋之，时在开元二十二年十二月。墓志此段记述，可与诗中“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相印证。瀚海指唐代东北边境沙漠地带，而狼山当为狼居胥山，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旧唐书·张守珪传》云契丹移其营帐渐向西北，勾连突厥，与“瀚海”“狼山”“单于”正合，可见墓志所载与诗句实同。又，《唐故蔚州刺史兼殿中侍御史张府君（任）墓志铭并序》曰：“祖曰守珪，故御史大夫、范阳节度使。玄宗御极，海内兵偃，独委精甲，北临鲜卑。风驰紫塞之外，魄散赤山之上。”《资治通鉴》“开元二十三年”条载：“春，正月，契丹知兵马中郎李过折来献捷；制以过折为北平王，检校松漠州都督。”松漠州自唐初起即为朝廷安置内附契丹之地，同书“贞观二十二年”条载：“十一月，庚子，契丹帅窟哥、奚帅可度者并帅所部内属。以契丹部为松漠府，以窟哥为都督。”赤山即在州境内，志文亦可为“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添一佐证。由上可知，张守珪墓志与《燕歌行》从事实到文句有不少近似之处，故诗中“元戎”指张守珪，是没有疑问的。

关于诗作本事，旧说多以为是讽刺张守珪隐匿败状、妄奏克获之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唐诗选》的说法：“开元二十三年张以与契丹作战有功，拜辅国大将军兼御史大夫。其后部将败于奚族余部，守珪非但不据实上报，反贿赂派去调查真相的牛仙童，为他掩盖败绩。高适从‘客’处得悉实情，写了这首诗，隐寓讽刺之意。”旧说所谓张守珪隐匿败状，所据应为《旧唐书·张守珪传》：“（开元）二十六年，守珪裨将赵堪、白真陀罗等假以守珪之命，逼平卢军使乌知义令率骑邀叛奚余烬于潢水之北，将践其禾稼。知义初犹固辞，真陀罗又诈称诏命以迫之，知义不得已而行。及逢贼，初胜后败，守珪隐其败状而妄奏克获之功。”认定高适开元二十六年就已从“客”处得知张守珪隐匿败状事，故作诗讽刺。岑仲勉亦云：“此刺张守珪也……二十六年击奚，讳败为胜，诗所由云‘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也。”认为所引诗句即指开元二十六年讳败为胜事。从诗歌来看，“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二句确为讽刺，然是否指开元二十六年隐匿败状事，且其时高适是否就已得知，似尚可再论。志云：“圣主嘉其忠勇，展劳旋之礼待之，乃御层楼，张广乐，侯王在列，夷狄以差，廷拜兼御史大夫，加辅国大将军、南阳郡开国公。仍赐珍玩、缯彩等，畴茂勋也。”《旧唐书·张守珪传》亦载：“（开元）二十三年春，守珪诣东都献捷，会籍田礼毕酺宴，便为守珪饮至之礼，上赋诗以褒美之。廷拜守珪为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余官并如故。仍赐杂彩一千匹及金银器物等，与二子官，仍诏于幽州立碑以纪功赏。”志传可互证。开元二十三年春，张守珪拜御史大夫、辅国大将军、南阳郡开国公，当即诗所云“身当恩遇”也。张守珪节度幽州期间兵败之事，见诸史载者除开元二十六年赵堪、白真陀罗等人先胜后败事外，此前尚有开元二十四年春安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事。因此，诗中“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实为历次败事的概括性描写，而其重点也在于强调因轻敌而致败，并未含隐匿败状之意。战争失利，反映出作为主帅的张守珪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骄纵自满，史书中虽未见此方面记录，但出土墓志于此却透露了一丝消息。《(唐故御史中丞大理少卿赠高平)郡太守河东裴公（旷）墓志铭并叙》云：“（及公为侍）御史也，范阳节度张守珪据上将之尊，受一隅之寄，位崇致满，勋□□□。□□请禁于纤微，节以制□。”墓志系后为中唐名臣的李吉甫大历末年所撰，虽颇有残泐，但大意尚存。可见张守珪功高受赏，确实存在一定的骄纵自满情绪，故裴旷上疏请玄宗“禁于纤微，节以制□”，希望能防微杜渐，然“上皆答以优诏，而不之□也。既而守珪□□□□□□终于逆命……则公之知微，若叶幽赞矣”，墓志将部将逆命事归因于张守珪之骄纵，亦甚有见地。

张守珪隐匿败状事，《旧唐书·玄宗本纪》及同书《张守珪传》均记在开元二十六年，《资治通鉴》系于开元二十七年，故亦须一辨。《册府元龟》载：“唐牛仙童为内谒者监。玄宗开元二十七年，以坐赃杖杀……仙童又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财货交通，制曰：‘张守珪本自戎行，夙承任遇。去岁军务失实，乃命谒者监牛仙童宣谕朕意，辄便结托。凡细令其诡词，赂以百金，兼之数口。恐惧边塞或容苟求，遣谒轩墀。何不早自披露，用兹奉国，曷以为颜？犹念旧勋，俾从宽典。可括州刺史。’”此制又见于《全唐文》，题名为《贬张守珪括州刺史制》。《旧唐书·玄宗本纪》载：“（开元二十七年）六月甲戌，内常侍牛仙童坐赃，决杀之。幽州节度使、兼御史大夫张守珪以贿贬为括州刺史。”开元二十七年六月牛仙童被杖杀、张守珪被贬，知此制撰于开元二十七年无疑。据此言之，制文中“去岁”应指开元二十六年，故“军务失实”，即张守珪隐匿败状以克获奏闻事确实发生在开元二十六年。《资治通鉴》虽记事于开元二十七年，然依其体例，应为追溯。张守珪隐匿败状事虽发生于开元二十六年，然泄于何时又是另一问题，两《唐书》及《资治通鉴》于此记述颇为模糊，故旧说认为开元二十六年高适就已从“客”处得知守珪隐匿败状事，恐难确证。再者，从诗歌性质来说，高适诗为和作，“客”之原作应是歌颂张守珪及其将士，表达守护北边之不易和将士们付出的沉重代价，高适对此看法虽有所不同，但仅是观点之别，而所述事实应与原作无异。

开元二十七年，张守珪贬括州，使人招高式颜，高适作《宋中送族侄式颜时张大夫贬括州使人召式颜遂有此作》相勉，诗中云：“大夫击东胡，胡尘不敢起。胡人山下哭，胡马海边死。部曲尽公侯，舆台亦朱紫。当时有勋业，末路遭谗毁。”傅璇琮认为此诗盛赞张守珪抵御契丹的功绩，而以其贬谪事为遭人谗毁，可确证《燕歌行》并非讽刺张守珪隐匿败状。除此诗外，高适在《睢阳酬畅大判官》中也有类似的表达：“大夫拔东蕃，声冠霍嫖姚。兜鍪冲矢石，铁甲生风飚。诸将出冷陉，连营济石桥。酋豪尽俘馘，子弟输征徭。边庭绝刁斗，战地成渔樵。榆关夜不扃，塞口长萧萧。”诗约作于天宝九年（750），高度肯定张守珪的历史功绩，亦可见作者的一贯态度。综上所述，《燕歌行》乃高适感张守珪事而作，但并未有讽刺其隐匿败状之意。

二、高适诗中之柴司户与诗作系年

高适《送柴司户充刘卿判官之岭外》云：“岭外资雄镇，朝端宠节旄。月卿临幕府，星使出词曹。海对羊城阔，山连象郡高。风霜驱瘴疠，忠信涉波涛。别恨随流水，交情脱宝刀。有才无不适，行矣莫徒劳。”刘卿，诸家均考为刘巨麟。岑仲勉《读全唐诗札记》认为“卿是镇岭外者之本官”，即刘巨麟以寺卿身份去岭外兼任节度使，唯未详何卿。细绎诗中“月卿临幕府，星使出词曹”之句，月卿即列卿，点明刘巨麟寺卿身份；词曹即辞曹，《后汉书·百官志》载：“辞曹主辞讼事。”《后汉书·郭陈列传》又载：“（陈宠）明习家业，少为州郡吏，辟司徒鲍昱府……昱高其能，转为辞曹，掌天下狱讼。”以此推之，刘巨麟很可能是以大理少卿的身份出为南海郡太守。

诗中之柴司户，此前均未有考。《唐故贬邵阳郡邵阳县尉岳阳县开国伯平阳柴府君（阅）墓志铭并序》云：“君讳阅，字子文，平阳临汾人也……八岁无恃，柴毁终丧。未弱冠，以门子补右千牛。无几，又祸丁所怙……服阕，重任旧官，袭岳阳县伯。咫尺天威，翼戴云陛。秩满，拜睢阳郡司户参军。董理逋逃，典司版籍。君宅心宽裕，任性谦虚。事继母以孝闻，友诸季以义著。由是五府交辟，三语就征。时南海郡太守兼御史中丞刘巨麟奏充幕府，以佐使车。于是经营匪躬，密勿靡盬。以役王命，遹骏有声。帝赐之衣服一称，缯彩百数。骤迁江陵郡大都督府录事参军，摄监察御史，仍旧充采访判官，由旧勋也。会使主坐法，沦胥以铺，连累于君，贬潭阳郡龙标县尉，量移邵阳郡邵阳县尉。令尹三黜而无愠，夫子九夷而自安。天宝十一载八月三日遘疾，终于邵阳官舍，春秋卅五……君之伉俪中山刘氏，前军器监、贬安陆郡都督府户曹仲丘之爱女也。”柴阅卒于天宝十一载（752），年卅五，则其生于开元六年（718），与高适为同时代人。志云柴阅“八岁无恃，柴毁终丧”，即指其八岁时丧母。柴阅母卢氏墓志早出，《大唐前京兆府长安县尉柴少仪故妻范阳卢氏志文》云卢氏“以开元十四年岁在丙寅正月五日甲申，终于洛阳审教里第，时年卅。以其月十二日辛卯，权厝于洛城东北邙山之南。一子阅，年甫童龀，追攀不逮，哀以送之”，知卢氏开元十四年卒时，柴阅年方童龀，与柴阅墓志所云“八岁无恃”正合。“未弱冠，以门子补右千牛”，然不久“又祸丁所怙”，父亲去世。服丧三年，重任右千牛，后拜睢阳郡司户参军。《唐六典·尚书兵部》载：“凡千牛备身、备身左右及太子千牛皆取三品已上职事官子孙、四品清官子，仪容端正，武艺可称者充；五考，本司随文、武简试听选。”知须历五考方为秩满。综上推之，柴阅拜睢阳郡司户参军当在天宝初年，时高适正客寓宋中，与睢阳当地官员亦屡有往来，其《奉酬睢阳李太守》《画马篇同诸公宴睢阳李太守各赋一物》《同李司仓早春宴睢阳东亭得花》均可证，诗中“睢阳李太守”即为李少康。天宝元年（742）《大唐故国学生高府君（逸）墓志铭并序》云：“父讳琛，睢阳郡司功。”高琛为高适从兄，天宝元年正在睢阳司功任上，而高适得与李少康等人酬唱，或正出于高琛推引。因此，高适天宝初年与柴阅结识正在情理之中，且志文明载“时南海郡太守兼御史中丞刘巨麟奏充幕府”，故柴司户可考定为柴阅。

然柴司户何时入刘巨麟幕？因刘巨麟先后于开元二十九年至天宝三载（741—744）、天宝六载至八载（747—749）任南海郡太守，诸家所说颇有不同。周勋初系于天宝二年（743），孙钦善系于天宝三载秋，均认为柴司户在刘巨麟第一次为南海太守时入幕。刘开扬则认为柴司户何年应辟刘巨麟幕难以确知。龙成松认为应在刘巨麟第二次为南海太守时入幕，即天宝六载到八载之间。今既考明柴司户为柴阅，于此尚可结合墓志细辨。志云：“君宅心宽裕，任性谦虚。事继母以孝闻，友诸季以义著。由是五府交辟，三语就征。时南海郡太守兼御史中丞刘巨麟奏充幕府，以佐使车。”柴阅在睢阳司户参军任上由刘巨麟奏充幕府，很可能是任采访判官。在幕府任上，墓志说他“经营匪躬，密勿靡盬。以役王命，遹骏有声”，似不宜视作谀墓之文而略过。《新唐书·玄宗本纪》：“（天宝二年）十二月壬午，海贼吴令光寇永嘉郡……（三载二月）丁丑，河南尹裴敦复、晋陵郡太守刘同昇、南海郡太守刘巨鳞〔麟〕讨吴令光。闰月，令光伏诛。”《旧唐书·玄宗本纪》：“（天宝三载）夏四月，南海太守刘巨鳞〔麟〕击破海贼吴令光，永嘉郡平。”此次平叛甚为惨烈，《河东裴镐墓志铭并序》载：“以天宝三载，天子在镐京，盗起海隅，王师有□。皇帝乃命伊尹之相，是择朝端；而升吉甫之臣，以承庙算。则君之家叔河南尹兼摄御史大夫公，朝之英也，人之集也，当授命秉节，握兵守律，抚柔边海……公乃内举，君其膺行……时大夫以君戈戟劬劳，凤夜无怠，黄裳元吉，朱袚方来，特以赐绯鱼袋，用旌勤效。然未及畴庸之奏，旋闻垫溺之忧，以其载四月甲午朔十四日丁未殒溺于海口，逢天之戚也……时君之卒岁也，春秋卅。”志所云天宝三载“盗起海隅”即指吴令光叛乱事，“君之家叔河南尹兼摄御史大夫公”为裴敦复，知裴镐随叔父裴敦复前往镇压，然未及赏赐，即不幸殒溺海口，年仅三十。与裴镐相比，柴阅无疑更为幸运，其墓志云：“帝赐之衣服一称，缯彩百数。骤迁江陵郡大都督府录事参军，摄监察御史，仍旧充采访判官，由旧勋也。”柴阅能得皇帝赏赐，结合史、志记载，当因其“以役王命”，参与平定吴令光叛乱有功，否则难以得到合理解释。击破海贼吴令光后，天宝四载五月，玄宗以光禄少卿彭果充岭南五府经略等使，而刘巨麟天宝四载至六载间行迹则未见载，很可能已入京，直至天宝六载三月彭果被长流后再次出为南海太守。亦因此次平叛之功，柴阅得以“骤迁江陵郡大都督府录事参军，摄监察御史，仍旧充采访判官”，时间当在天宝四载左右。据以上所考及诗中“风霜驱瘴疠”句推之，柴阅最晚当于天宝二年秋入刘巨麟幕，诗最晚亦当作于该年秋。

柴阅为江陵郡大都督府录事参军后，“会使主坐法，沦胥以铺，连累于君，贬潭阳郡龙标县尉，量移邵阳郡邵阳县尉……天宝十一载八月三日遘疾，终于邵阳官舍，春秋卅五。”使主何人？志未明言。《唐刺史考全编》列韦虚舟天宝四载前后为荆州长史，则柴阅迁为江陵郡大都督府录事参军时，其府主应为韦虚舟。《旧唐书·韦凑传附韦虚舟传》云：“自御史累至户部、司勋、左司郎中，历荆州长史，洪、魏州刺史兼采访使，多著能政。”可见其在荆州长史任上未有坐法之事，故墓志所云“使主”并非韦虚舟。《旧唐书·玄宗本纪》云：“（天宝八载五月）戊子，南海太守刘巨鳞〔麟〕坐赃，决死之。”时柴阅尚在江陵郡任上，很可能因牵涉到前任府主刘巨麟坐赃事，从而被连累贬官。府主被贬，其僚佐亦会受到牵连。白居易《故滁州刺史赠刑部尚书荥阳郑公（昈）墓志铭并序》云：“彭果领五府，奏公为节度判官。会果坐赃，连累僚佐，贬光化尉。”郑昈天宝间曾为南海太守彭果节度判官，因府主坐赃而被贬光化尉，恰可与柴阅被贬龙标尉事合观。与彭果被除名长流相比，刘巨麟则被直接处死，可见朝廷对其处罚更为严厉，故原僚佐亦受连累。

另尚可注意者，志载柴阅妻中山刘氏为刘仲丘爱女。刘仲丘，《大唐传载》云：“刘巨麟开元中为广州刺史，弟仲丘为丽政殿学士，兄弟友爱。有罗浮道者为巨麟合丹剂，将分半以遗仲丘，命刀中破之，分铢无差焉。”《元和姓纂》卷五载刘仲丘，云其为京兆人，岑仲勉校云：“此人无官历。据《新书》一九九，乃开元初以进士与修书之役者，后老病还乡里云。”《新唐书》载刘仲丘开元初以进士与修书之役，与《大唐传载》所云丽政殿学士合，知为同一人，故墓志所云之刘仲丘，即刘巨麟弟，据此亦可补其郡望与官历。刘仲丘原为军器监，撰志时已被贬安陆郡都督府户曹参军，当是受刘巨麟事牵连。而柴阅在江陵郡任上被贬，固因其原为刘巨麟僚佐，但更可能是因其为刘巨麟弟婿之故。

三、高适诗中之张瑶

高适《送张瑶贬五溪尉》云：“他日维贞干，明时悬镆铘。江山遥去国，妻子独还家。离别无嫌远，沉浮勿强嗟。南登有词赋，知尔吊长沙。”张瑶，此前皆未见考。《校注》云此诗写天宝十一年长安送别，《笺注》亦云诗为高适在京送张瑶贬外之作。

今张瑶墓志已出，据此可再作考索。《唐故密州司马张府君墓志铭并序》云：“君讳瑶，字子石，南阳人也……少以门子补千牛，贬梓州参军。历苏州司功、亳州司功、贝州漳南县令、密州司马，所在皆以清白著称。广德元年冬十月卒于高密县，因权厝焉……惟君忠肃温敏，宽而容物，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特深友于之眷。及张谴谪江介，君不告家属，远送于南。烟波浩淼，赖君而济。其宰邑也，刺史崔审交，贼之心膂，矫征甲卒。君固守诚节，独不应命。凶党悖怒，将逞于君。会审交见杀，仅免虎口。非执心纯正，忘生侚义，曷至是乎？既而胡虏充斥，弃官东渡。怀本县之印，适全齐之郊。于时关河险涩，王命如线，遂屈身佐郡，优游禄仕。迈德守雌，惠流于人。捐馆之日，家无尺布。时年七十。”志载张瑶广德元年（763）卒，年七十，知其生于长寿三年（694），与高适生活年代相当，应即其人。

志云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与张瑶特深友于之眷，及守珪谴谪江介，张瑶一路护送至任。张守珪开元二十七年六月由幽州节度使贬括州刺史，即今浙江缙云、丽水、青田之地，唐时属江南东道。守珪赴括州，正需路过苏州，张瑶其时应尚在苏州司功任，故可送至任所。张瑶父张景尚墓志亦已出，《大唐故凤州别驾张府君（景尚）墓志铭并序》载：“以开元廿八年十月十五日寝疾，终于凤州之廨宅，春秋七十有二。夫人河东裴氏，先以开元廿七年七月廿一日，终于万州。粤以开元廿九年八月六日同窆于□城南龙门西原，礼也。嗣子前苏州司功瑶等。”张瑶父母先后于开元二十七、八年间去世，按唐人礼法，张瑶开元二十七年七月母丧后当去官守制，次年父丧，开元二十九年八月撰志时尚在父母丧期内，故署为“前苏州司功”。其后任亳州司功，最早也应在天宝二年正月父丧期满后。张瑶墓志又云：“其宰邑也，刺史崔审交，贼之心膂，矫征甲卒。君固守诚节，独不应命。凶党悖怒，将逞于君。会审交见杀，仅免虎口。”此处“宰邑也”，即指张瑶为贝州漳南县令，时刺史崔审交为安禄山心膂。颜真卿《摄常山郡太守卫尉卿兼御史中丞赠太子太保谥忠节京兆颜公（杲卿）神道碑铭》曰：“于是赵郡杀贼刺史马道贞，钜鹿杀刘柸，广平杀郭子昂，曲州杀清河太守崔审交，皆以其首至。”所云为天宝十四载（755）十二月间事。清河郡即贝州，漳南正是其下辖十县之一。安史乱起，清河太守崔审交矫征甲卒，张瑶独不应，几于丧命，会审交见杀方免，知其为漳南令在天宝末年。后东渡适齐，官终密州司马。自苏州司功至密州司马，张瑶与高适均无交集，且此期间亦无贬谪事，故诗无作于开元二十七年后之可能。

据诗题可知，张瑶此次系贬五溪尉。五溪指今湖南、贵州一带的雄溪、樠溪、无溪、酉溪、辰溪，《校注》云张瑶任尉之县当为沅陵、卢溪、辰溪三县之一，可从。志未载张瑶贬五溪尉事，仅云“少以门子补千牛，贬梓州参军”，其后即迁苏州司功，故贬梓州最晚在开元二十七年之前。据唐制，梓州属上州，参军四人，从八品下；沅陵为上县，县尉二人，从九品上；卢溪中县，辰溪中下县，县尉均一人，从九品下。以常理推之，张瑶贬五溪尉当在梓州参军前，然梓州参军官品虽高于五溪尉，但较为闲散，故墓志亦云“贬”。高适开元中至长安可考者有两次：一是开元七年（719）初游长安，至开元九年方自长安回宋州；一是开元二十三年应征赴长安，至次年夏仍在长安，并结交颜真卿、张旭等人。以张瑶行迹核之，当以开元七、八年间二人见面可能性为大，且诗云“离别无嫌远，沉浮勿强嗟”，对张瑶颇多勉励，可见诗人之乐观，这与其第二次至长安后之失意颇为不同。诗又云“妻子独还家”，开元七、八年张瑶年二十六七，此句或暗示贬官时其子尚幼，故无法携眷同行，于情于理亦合。因此，《送张瑶贬五溪尉》诗当作于开元七、八年间。

利用石刻考订高适家世与早年经历目前已颇有成绩，但诗歌考订还略嫌不足。最近几十年出土的大量唐人墓志则为此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即是在这方面所做的尝试。当然，高适研究还远谈不上彻底，无论其生平和诗歌都还有不少问题尚待澄清，比如高适生年、高适与其家庭的关系、高适诗中的诸多人物，目前都还无法确证，只能留待今后新文献的发现。

【作者简介】黄清发，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唐代石刻文献。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6年第1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