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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张志清:开启新窗口,迎接新挑战,抓住新机遇

回看刚刚过去的2025这一年,有的人在自己的领域执着前行,有的人迎来新的奋斗起点。2026元旦前夕,记者专访古籍保护专家、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张志清,分享他的2025年观察与新一年的展望。

2025年,张志清迎来人生新阶段,2月从国家图书馆正式退休后接到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热情邀请,加盟到高校古籍保护学科建设领域。“从在岗位上的忙碌到闲下来,再到加盟高校的角色转换,这中间做了一段时间的适应。对我来说,受聘高校开了个新窗口,做科研教学工作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这一年,张志清更多从专业观察者身份关注着古籍保护的发展。除一如既往支持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相关工作,在需要时提供建议、支持外,他有了更多时间走出去到各地交流讲课,希望能为地方古籍保护工作提供助力。同时,作为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的特聘教授,他也在观察熟悉天津的情况,为“十五五”天津古籍保护工作建言献策做准备。

展望“十五五”大家谈

受访嘉宾:张志清

藏书报记者:王雪霞

2025古籍保护工作的亮点

2025年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做得怎么样?有哪些亮点?

张志清表示:“‘十四五’收官之年,古籍保护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一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牵头的中华传统晒书活动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参与度更高、规模更大,除了公藏单位举办晒书活动,民间也参与晒书,覆盖面更广。

二是,“古籍保护课程进校园”活动全面推进,全国高校参与度、组织的规模进一步提升。“首次在一些核心高等院校开展‘古籍保护课程进校园’活动,工作成效突出,我觉得这个项目应该获奖。”

三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正式牵头开启金石拓本和古地图的全国普查工作。“相关的标准、规范、目标任务都交代得非常清楚,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四是,图书馆公布的古籍文献数字资源,规模超过以往,“充分体现出古籍应为社会所用、为科研所用、为大众所用。古籍数字化是活化的基础之一”。

五是,国家图书馆和地方图书馆联合开展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持续加强。1万多种古籍已完成全文数字化,可进行检索知识服务,虽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发展很快,社会反响不错。

六是,古籍的文物定级工作逐步推动。

同时,全国的古籍活化工作更是做得风生水起。古籍文创开发相当活跃,文创质量更高,相关的古籍活化活动,如讲座、展览、关于古籍的文化传播方兴未艾。张志清特别提到,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在联动社会力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民间收藏、企业发展、团标建设、志愿者服务,既延续了以往的经验,又有了一些新的成绩。让他感受最深的发展是国务院学位办为古籍保护设立二级学科“古籍保护与文献学”,对古籍保护未来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组织的“第五届古籍保护技术与装备展示区”活动

关注“新典藏”,

着眼传授理论实践经验

转身高校教育领域,对于如何把自己过往在古籍保护方面积累的理论、实践经验传授给学生,张志清首先强调了自己对于古籍收藏保护研究的几个观点。

一年多来,张志清持续关注并研究“新典藏学”,聚焦典籍收藏在当代的发展特点。他认为,需要从文化基因传承的角度来看待典藏:典藏过程中有选择、有延续、有突变、有进化,是一种很典型的文化基因传承现象。

历史上,古人藏书并不是盲目的、什么书都收,而是都有明确的目标和选择。近代很多学者在琉璃厂淘书,也会审慎取舍——为什么选择这个版本而非那个?为什么古代画谱首先是梅兰竹菊?是因为梅兰竹菊被称为“四君子”,花卉所承载的高洁品格,早已融入中国人的精神血脉。所以,收藏家要收藏,出版商要印刷。如关于梅花文化,上海博物馆收藏了宋版《梅花喜神谱》,国家图书馆藏《梅花字字香》《梅花百咏》《梅花讷》等,都是闻名遐迩的善本。

古代典藏首先注重经史类典籍,如山东聊城海源阁的“四经四史”等,是文化崇拜和收藏热点。因为收藏选择产生了文化现象,文化现象又成为大家追求的对象,这就是文化基因传承。

现代公藏中,图书馆员的选择很重要:图书馆收藏哪些书,就决定着未来大家读哪些书。民间收藏的专题更加丰富,天津一位老工人退休后,专门收藏各种版本的《三字经》,竟然也有三四百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 “三字经文化”。这种选择角度多样,往往是公藏单位难以做到的。

关注新典藏学,要强调“公私收藏共同护佑文脉”。从历史上的书厄现象和典籍传承特点来看,书籍收藏并非易事。朝代更迭之际,藏书往往遭遇水火兵燹的摧残,大多飞灰烟灭。

但为什么中国历史发展至今数千年,仍有不少古籍得以存藏下来?除了古代中国非常重视典籍的编撰与纂修外,关键还在于宋代雕版印刷大兴之后,逐渐形成了南北交织、如蜘蛛网般的民间收藏格局。

藏书楼分布在河流、要道或山林之间,形成了像血脉一样的分布与传承体系。尽管水火兵燹和各种人为破坏损坏了部分典籍,但藏书体系并未因此完全断裂。等到战乱平息、海晏河清之时,新王朝面向全国征集文献,仍会有大量典藏如百川汇海般从民间重新汇集起来。

因此,我们今天才能拥有如此丰厚而珍贵的古籍收藏。

反观历史上的皇家藏书或政府公藏,除了时代较近的清代以外,基本未能保存下来。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也引发了思考:到底应如何传承文脉?要保障当下的文化安全与藏品安全,分散收藏或许更为稳妥。作为文化传承的路径,应当提倡“公私收藏共同护佑文脉”,而不能只强调“公藏为主、私藏为辅”,或认为“私藏迟早要归入公藏”。这一点非常关键。

张志清表示,要重视编目,编目可以看作文化基因的编码。过去社会认为图书馆编目只是“书皮学问”,就是把书上的一些基本信息如书名、著者、版本等著录清楚而已。实际并非如此。编目记录了书名、卷数、版本、册函数、残缺程度等,甚至包括刻工、印章、题跋、批注等细节,这些信息其实就是文化基因编码。

目录可以看作是读书、治学或了解文化的“门径”,内行人看目录会津津有味,多维度地了解收藏。李致忠先生就说过,要像读小说一样把目录读出兴趣来。

张志清强调,民间收藏领域除一些大藏书家外,往往不太重视编目。书籍流通频繁,一部书昙花一现,又不见了,所以编目是必要的。无论公藏私藏,都应该编目;私人藏书家可以求助公藏单位的专业人员或志愿者帮助。现在的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就是留住信息的重要形式。

▲张志清在2025公私藏书与经典阅读(沧州)会议上作主旨发言

“我希望民间收藏能够编目,因为它也是留住文脉的关键一笔。”张志清表示,“把过去做古籍保护工作的经验总结出来,研究古籍保护”是他的使命。而研究古籍保护就要注重典藏。他谈到,研究古籍整理史会发现,所有整理工作的前提是典藏,整理后又归入典藏。像西汉刘向、刘歆所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备众本”。经过秦火战乱多年,很多竹木简都散乱了、残缺了,于是向全国征集遗失的书,汇总到中央,再进行整理校勘;定本之后缮写,缮写后还是要藏。重要的典籍还要在朝廷设立学官,进行研究和传承。

张志清把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新典藏学方面。“我认为典藏学值得深入研究,现在科技发达了,会有很多新意。” 比如说,从文化基因角度来研究典藏。中华民族有个传统,就是用典籍来记录历史、传承文化思想。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发展,不但有延续,还有变化,有创新,这个机理要研究透。古典文献学注重版本、目录、校勘,不怎么谈典藏。南京大学程千帆先生《校雠广义》就特别把典藏纳入进来,包含版本、目录、校勘、典藏四编。按程先生的思想,这四编是有机结合的;抛开典藏研究版本、目录,就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我发现学生对于鲜活的事业特别感兴趣。我从事古籍保护工作时间比较长,希望把一些经验和实践上升为理论传给学生,让他们毕业后致力于实实在在的古籍保护实践。这是我们培养人才的目的。”张志清表示。

聚焦“十五五”,

天津古籍保护工作的展望与建议

站在新一年的起点上,恰逢“十五五”开局,张志清更多地开始为天津的古籍保护工作谋划与思考。“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全国高等院校参与古籍保护的力度越来越深入。

据张志清观察,古籍保护研究重镇集中在京津、江浙沪和广东等地。以江苏南京为例,南京金陵科技学院、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南京艺术学院均开设了古籍保护相关专业;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也高度重视古籍保护工作。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图书馆,在全国纸质文物、档案和书籍保护领域均处于行业核心地位,相关力量很有必要“凝成一团”形成合力。广东的古籍保护工作成效显著,尤其是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不仅自身重视古籍保护,与广东省馆的联动也十分紧密。2025年,潮州开元寺藏乾隆版《大藏经》修复工作获得广东省大力支持,受到全国业界广泛关注,整体布局非常完善。张志清还透露,上海作为古籍保护重镇之一,相关单位将联合建设古籍保护高端实验室,这是行业内的一大好消息。

天津是全国古籍保护事业坚定的支持者和领军者之一,在推动古籍保护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初期,无论是古籍定级标准制定,还是古籍普查等基础工作,天津都起步早、成果推出快。天津是全国最早完成古籍普查的地区之一,《中华古籍总目・天津卷》也较早编纂完成,多项古籍保护业务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天津图书馆的李国庆、万群两位古籍界专家,全程积极参与相关工作,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实践中成长为全国古籍保护领域的领军人物。其中,万群带领团队运用科学手段开展古籍修复,在修复过程中探索科学检测方法,编纂修复词典,既传承了传统技艺,又实现了科学与修复技艺的有机结合,为业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案例。

▲2025年,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迎来建院七周年

古籍保护工作也得到了天津师范大学几任校领导的高度重视。作为学校重点发展的学科项目,天津师范大学设立了古籍保护研究院实体机构,给予20个专项编制,还特邀北京大学图书馆姚伯岳先生加盟,组建起专业研究团队,校长亲自担任院长。古保院积极推进学科建设,成功申报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组织相关专家编写古籍保护教材,为全国古籍保护学科建设提供了关键的教学依据和参考。该校培养的古籍保护专业人才,也受到了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

“天津是在高标准上开展古籍保护工作的,是全国古籍保护的高地,充满了奋斗精神。无论是过去的发展经验、丰硕成果,还是站位格局,天津的古籍保护工作对全国各地都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在实践与理论层面都走在了前列。”张志清说道。

关于如何进一步发挥优势、推动天津古籍保护工作实现新突破,张志清提出了具体建议:

一是,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要持续走在全国前列;二是,要抓住金石拓本和古地图普查的重要契机,让天津在这一领域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三是,要深化古籍保护协作,依托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天津师范大学,联合区域内高等院校、研究单位和文博机构,构建协作网络,重点推进古籍数字化资源建设等工作。

在整体布局上要进一步统筹规划,将古籍保护工作与天津本土文化、河海文化深度融合。张志清表示,天津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天津文化既是黄河文化、运河文化、长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蕴含着鲜明的商业文化、卫所文化特质;地处京津冀关键区域,天津还能够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战略中发挥核心作用。“天津古籍保护事业要依托天津文化立足,实际上天津古籍保护本身就是天津文化的一部分,而天津文化又是古籍保护活化的重要载体,二者完全可以实现良性互动、深度结合。”

▲2025年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学研究中心成立

除此之外,他特别建议天津师范大学可依托天津的资源禀赋与发展基础,着手推进古籍保护智库建设。古籍保护事业的长远发展,离不开持续的政策支撑、稳定的资金投入和源源不断的人才供给。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既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又有丰富的古籍保护成功实践,团队协作紧密,具备“有抓手、有基础、有平台、有愿望” 的良好条件。

“过去我们做古籍保护工作,有热情、有想法,也得到了全国古籍界的支持,但缺乏系统性的深度研究,这是主要缺憾。而这个缺憾,我认为天津有条件、有能力弥补。”张志清表示,“十五五”期间,古籍保护工作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长效政策支撑研究。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考察天津时强调要重视发展天津文化,而古籍保护正是天津文化发展、城市文化传承的关键组成部分。立足天津建设古籍保护智库,不仅能形成示范效应,更将有力推动全国古籍保护事业迈上新台阶。

来源:藏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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