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国家图书馆藏《群书题识杂抄》四册，著录为“吴兴沈氏仪黄精舍抄本”，不题撰人。据用笺、钤印及笔迹可考知，系民国时上海佣书人沈韵斋之稿本，成书时间上限约在1923年末，下限当在20世纪40年代初。《群书题识杂抄》是现可查知的首部关于黄丕烈藏书的版本目录，是晚清以来黄丕烈研究潮流的延续，但并未沿袭辑录黄跋以推究书事的传统路径，而是重点研究黄氏藏书的版本形态。其解题多取材自清乾嘉至民国时公私书目、别集和题跋，兼采沈韵斋经眼或托人访书的记录。《群书题识杂抄》录存了一些已佚旧本的实物形态，书后所附王兆麟访书手稿展示了民国初年江南部分中小藏书家的藏书情况，是晚清民国时期重要的藏书史料。

关键词：《群书题识杂抄》；沈韵斋；黄丕烈；版本目录

国家图书馆藏《群书题识杂抄》（索书号：16867；下文简称《杂抄》），不分卷，四册，未题撰人。该书系郑振铎旧藏，卷端和末叶分别钤有“感峰楼藏”“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和“长乐郑氏藏书之印”三朱文印。每册书衣题有“士目”，但内无书题。《杂抄》用十行乌丝栏笺写，每行约二十二至二十四字不等，部分笺纸框外左下方有“吴兴沈氏仪黄精舍藏书”十字木记。每册前各有目次，内文增删批注甚夥。《西谛书目》著录其为“吴兴沈氏仪黄精舍抄本”，而有关作者和版本细节则语焉不详。无论是书衣所题的“士目”，抑或是所用“仪黄精舍”的笺纸，均指示《杂抄》与清乾嘉时著名藏书家黄丕烈有关联。逐条查考发现，《杂抄》所著录的567部书中，除20余部存疑待考外，俱为黄丕烈旧藏。《杂抄》是一部有关黄丕烈藏书的版本目录，每一条目均有解题，篇幅长短不一，叙载书中序跋、行款、题识等版本信息。该书因性质不明，久未受学界措意。本文将考证该书作者及成书时间，探讨其编纂特点，并试揭其学术史价值，尤其是在晚清以来黄丕烈研究史上的独特地位。

一、《杂抄》性质考实

（一）《杂抄》的作者和版本性质

《杂抄》卷端钤有“感峰楼藏”朱文方印。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八年（1919）抄本《书钞阁行箧书目》（索书号：XD8829），卷端同样钤有“感峰楼藏”印，末叶手跋云：“己未六月吴兴沈氏感峰楼再录，韵斋记。时居上海露香园路。”知感峰楼系吴兴人沈韵斋之室名。仪黄精舍为沈韵斋另一室名。陈乃乾《读书识小录》云“民国初年，吴兴沈韵斋（毅）寓居苏州”，知沈韵斋本名沈毅。上海图书馆藏钱谦益稿本《明五七言律诗选》（索书号：线善753983-86）并钤“沈兆熊印”“韵斋长寿”两印，浙江图书馆藏清宣统元年（1909）抄本《红豆庄杂录》（索书号：善007676）末叶题识落款为“乌程沈兆熊韵斋识”，兆熊应系其字。

审《杂抄》书迹，乃出自同一人手笔，比对它与国家图书馆藏沈韵斋抄本《拜经楼书目》（索书号： 15585）中的常用字，行草书写法高度一致（例见表1），知《杂抄》出自沈韵斋之手。《杂抄》中多有沈韵斋涂乙改辨增补的字迹，加之钤有“感峰楼藏”印，知其应为沈韵斋的亲撰手稿，而非抄本。

沈韵斋生平鲜见记载，今略稽如下。据民国藏书家刘承幹日记，清末时，沈韵斋曾在浙江南浔司理皕宋楼陆氏家宅会计事务，兼管藏书，得便借抄皕宋楼所藏珍本；后陆氏家资不逮，将其解聘。沈韵斋旋移居苏州，辗转于书业谋生，并与朱祖谋、张尔田等学界耆宿交善。不过这时他的生计仍很困难，只得在1912年将大宗藏书让售与刘承幹。后迁居上海，转行成为佣书人，长期供职于杨寿祺（1894—1971）经营的来青阁书庄，结交费寅、陈乃乾等沪上书业同人，如他曾在来青阁帮助陈乃乾鉴得一部珍稀的抄本《魏雪窦诗》。此外，沈韵斋尚有为贩书谋利而作伪的行径。为便售欺，他曾伪造《鸣野山房书目》《上善堂宋元版精钞旧钞书目》，前者经来青阁大量印售；还制作出真伪混杂的《咫进斋善本书目》，等等。

沈韵斋熟稔并勤于抄藏明清以降公私目录，目前已查知其所抄书目达19种、22部。佣书便于经眼善本、搜辑名家片羽，职是之故，沈韵斋留心收集抄录吴翌凤、黄丕烈等清代藏书大家的题跋，所获颇丰，惜多不传。此外，沈韵斋还曾专门辑出《皕宋楼藏书志》中著录的题跋并汇为一编，以备查阅。沈韵斋用力于书目题跋文献，成绩可观，显然已是民国时期上海蟫林中颇具才能的佣书人。但也正因声名不彰，他的目录版本学实践和成绩遂隐入书后，鲜见关注。

（二）《杂抄》的成书时间

《杂抄》解题多征引晚清至民国初年的公私书目文献（详后文）。逐条查考发现，所引诸书中，成书最晚者系王国维受托为蒋汝藻编的《传书堂藏善本书志》，该书初稿基本完成于1923年5月，并于1924年7月将全稿交予蒋氏。但应留意的是，该书志在编纂过程中至少出现了手稿本、“摘抄清本”和誊清稿本三个版本。王国维1923年9月26日致蒋汝藻函云：

公之书目大致已修改完竣，惟宋元本诸种前在摘抄清本上已改一过，须两本参合，将来可将彼本所改者录入稿本，乃完全耳。

其意即，将在“摘抄清本”上改过的宋元本数种提要与手稿本参合修订，厘为誊清稿本，方可竣事。吴修艺对比陈乃乾辑《观堂遗墨》收录的宋刊《尔雅疏》提要与王国维手稿本和誊清稿本，厘清三本间衍生次序为手稿本—《观堂遗墨》本—誊清稿本，此说得之。就此篇《尔雅疏》提要而言，誊清稿本的文本确系源于《观堂遗墨》本和手稿本的拼组，亦与王国维函中所谓“两本参合”相侔。故知誊清稿本为《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的定本。

陈力指出，这部誊清稿本“字体不一，显然抄录者较多，甚至一叶中之多篇书志即由不同人抄成”，检视确然。观察此本中诸人手迹，其中杂羼较多的一种楷书风格颇近沈韵斋，比照上海图书馆藏沈韵斋感峰楼抄本《弓斋日记抄》（索书号：线普长025914）中的楷书字迹，从结体到写法均相一致（例见表2），知系沈韵斋手迹，沈氏是《传书堂藏善本书志》誊清工作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沈韵斋参加誊抄工作，应因其与蒋汝藻的交谊。上海图书馆藏沈韵斋仪黄精舍抄本《唐刘蜕集》（索书号：线善T89784）末叶朱笔跋云：“壬戌六月，据崇祯刊本录于蒋氏传书堂之西厢，韵斋并记。”国家图书馆藏徐乃昌抄本《万宜楼善本书目》（索书号：15576）书衣有沈韵斋手迹二行云“汪鸣銮侍郎万宜楼善本书目/徐积余观察手钞本  蒋氏传书堂主人赠”。蒋汝藻藏书“无前人罕秘自惜之弊，学人每从借观”，沈韵斋为其座宾，自便借校；而汪鸣銮《万宜楼善本书目》传本稀见，且为徐乃昌手录，故藏家视为珍物，蒋氏慨然赠予沈韵斋，堪见两人交谊之切。

1923年6月北上之前，王国维一直居沪并任教于哈同创办的仓圣明智大学，兼纂《传书堂藏善本书志》。是年4月10日陈乃乾曾托沈韵斋携书转致王国维，表明沈韵斋此时与王国维有所联系，或应已参与了《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的誊抄工作。对比《杂抄》中所载宋刊《尔雅疏》提要与《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的三个版本（仅引证内容相重合的部分），如表3所示：

《杂抄》所载提要系据《传书堂藏善本书志》誊清稿本当无疑，而誊清稿本中的此篇提要恰为沈韵斋所录。另比照《杂抄》中取材自《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的多条解题，亦系抄撮自誊清稿本，故《杂抄》的成书在《传书堂藏善本书志》誊清稿本完成后。但誊清稿本完成的具体时间已无从考证。据前引王国维函知，1923年9月《传书堂藏善本书志》誊清稿本仍未蒇事，则《杂抄》书成当不早于是时。

另《杂抄》第562条著录：“《刘子》十卷。（旧刻本。许博明购。）”许博明即许厚基（1896—1959）。许氏占籍吴兴，久居苏州，因家营实业而颇有资产，喜蓄珍本图籍，室名怀辛斋，为民国知名藏书家。这部《刘子》在1923年9月为上海古书流通处所得，不久即转售予许氏。《杂抄》的相关著录应在《刘子》出售后，亦即最早在1923年10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藏有沈氏仪黄精舍抄本《士礼居藏书目录甲编》二十卷（索书号：018.87/4411/43，下文简称《甲编》），五册。用十行蓝丝栏笺写，框外左下有“吴兴沈氏仪黄精舍藏书”十字（用笺同国家图书馆藏民国间沈氏仪黄精舍抄本《清人所著说文之部书目初编》，索书号：XD8527），系沈韵斋精楷抄录。由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主持纂修，编写于1931—1945年间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是书，云：

是目全编所收宋元旧抄诸本，共计五百六十六种……与今所行之《荛圃藏书题识》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互相校勘，皆有异同，而书之前后亦无序跋，未审为何人编辑也。

首先，《杂抄》与《甲编》著录条目数颇为接近，仅差一部。其次，《杂抄》与《甲编》皆与旧有黄丕烈题跋集存在内容差异；和《杂抄》杂乱的编次相比，《甲编》依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厘为五卷。所以，《甲编》极有可能是《杂抄》的誊清抄本。《甲编》既已著录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其在入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前，应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之旧藏，民国时期为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藏书。但印行于1936年和1939年的《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藏书简目》和《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藏书续目》皆不曾著录《甲编》。而《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撰作在1940年左右已近尾声，则《甲编》的购藏亦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一两年间。《杂抄》的完稿，亦不晚于此时。

框定《杂抄》的编纂时间，亦有助于理解《杂抄》每册目录的体例。《杂抄》每册目录皆列有被著录书的书名、卷数和版本项。条目上方偶注有“滂”（潘祖荫滂喜斋）、“蒋”（蒋汝藻密韵楼）、“陆”（陆心源皕宋楼）、“罟”（瞿氏铁琴铜剑楼）、“缪”（缪荃孙艺风堂）、“适元”（张钧衡适园）、“学部”（清学部图书馆）等字样，揭示所著录书在晚清民国时的递藏情况。然亦间有误者，如第一册目录中“（蜕庵诗）又四卷（旧抄王莲泾校本）”条上注“陆”，云为陆氏皕宋楼旧藏。然而此本实著录于《楹书隅录续编》卷四，为聊城杨氏海源阁旧藏，未经陆心源之手。《杂抄》每册前目录的条目下方俱有红色圈盖符号，前三册多而末册少；第一册目录条目上方多施有红点，第二、三册目录条目上方多划有三角符号，末册则无，显系校阅未竟。经考，凡是添加有此类符号的条目，乃表示沈韵斋了解相应书籍的递藏情况，而后他或在目录的条目上方标注藏家、或援相关藏家书目著录入解题。反之，则递藏情况不明，沈韵斋在编纂时也未得到其他文献辅证。如第二册目录中“唐先生集七卷（明刊）”“唐贯休诗集一卷（明刊本）”二条，上无三角号、下无圈盖，此二书俱不见于《荛圃藏书题识》之外诸家书目著录。今考，前者经黄丕烈、李之郇递藏，民国间经上海书估李子东售与周叔弢，现藏国家图书馆（索书号：08467）；后者在黄丕烈之后曾长期秘藏于苏州顾氏过云楼，20世纪末方流入市场。沈韵斋在编纂《杂抄》时，自然无法获知此二书除黄丕烈题跋以外的其他辅证信息以充作解题，故于标记中付阙。

二、《杂抄》的史源、理念及成书方法

（一）索隐与剪裁：《杂抄》的史源与编纂方法

《杂抄》主要凭借考索并抄录诸家书目书志中所著录的黄丕烈旧藏版本信息纂成解题。经核查，除黄丕烈题跋、《百宋一廛书录》和前述王国维《传书堂藏善本书志》外，《杂抄》的主要取材书目有：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晚清瞿、杨、丁、陆四大藏书家书目以及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缪荃孙《艺风藏书记》《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徐乃昌《积学斋藏书记》、张钧衡《适园藏书志》、邓邦述《群碧楼善本书录》《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孙毓修《四部丛刊书录》等。凡诸书目所未收的散见黄氏藏本，则多系勾稽清人别集和善本书影等文献所得。汇辑题跋本以外的黄氏“普通”藏书，并考其版本形貌，是《杂抄》的一个突破。

沈韵斋主要通过题跋、钤印等信息确认题跋本以外的黄丕烈藏书，并辑入《杂抄》，多有拾遗之获。如《杂抄》第190条著录明抄本《负暄野录》二卷，乃因《传书堂藏善本书志》卷三“负暄野录”条载其钤有“平江黄氏图书”印而被收入；第467、468条著录明正统刻本《汉书》《后汉书》各一百二十卷，向未见于诸家书目，当由黄丕烈题元大德刻本《后汉书》题跋中“余向在京师收得《前》《后汉》正统本，甚为宝爱。后因旅囊空匮，欲商诸仲鱼，慨以几十金相易”之句索得；第550条著录元刻残本《祠山事要指掌集》四卷，向未见文献载明为黄丕烈旧藏，惟《铁琴铜剑楼书影》见其卷端，有“士礼居藏”“丕烈”两印，遂被收入，等等。沈韵斋还从其他散见材料中曲折隐晦地索辑出黄氏遗书。如第357条著录宋刻《纂图互注毛诗》二十卷，乃由清人钱泰吉《甘泉乡人稿》过录钱天树“《纂图互注毛诗》，昔藏吴门读未见书斋，书友携来，曾一寓目”之语辑得；第370条著录明项氏抄本《新编古今姓氏遥华韵集》一百卷，惟见于清人张鉴《遥华姓氏韵集跋》“后又得吴门黄氏士礼居所藏项墨林家旧写本补足”句，故据以辑入，等等。采辑周密深入，殊见沈韵斋披览之广、考索之精。

对于诸公私书目已有著录者，沈韵斋则尽力搜取，然后隐去有关黄丕烈的信息，再行裁改拼接，最后将处理好的材料抄成解题。

沈韵斋在书衣题写“士目”，显然有意命《杂抄》为黄丕烈旧藏书籍目录（上文已言及的《甲编》之命名可为旁证）。而《杂抄》各条解题中均未过录黄丕烈的题跋和藏印，其后续藏家的信息也一并被略去。如第367条著录影抄剡川姚氏本《战国策》，系据《爱日精庐藏书志》过录题跋，《爱日精庐藏书志》所著录的钱谦益、陆贻典及黄丕烈跋，《杂抄》仅过录钱、陆两人题跋，黄跋从略。第255条著录明抄本《素问六气玄珠密语》十七卷，解题著录藏印云“收藏有‘武林高深甫妙赏楼藏书’‘古杭瑞南高士深藏书’二朱记”；此系据《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改写，彼目除此两印外，还著录有“曾藏汪阆源家”“士礼居”“荛夫”三印。两相比较，《杂抄》仅录明人高濂两印，并强调“二朱记”，明显是有意省略黄丕烈及其后汪士钟的藏印信息。在《杂抄》的解题中，有关黄丕烈及黄氏以后递藏藏家的钤印、题跋俱被隐去，但与黄氏同时友人的钤印、题跋，则被保留。先看有关钤印的叙述，如《杂抄》第157条著录明嘉靖刻本《石湖志略文略》二卷，著录有黄丕烈书友，长洲（今苏州）人张绍仁的“张印绍仁”“讱庵珍藏”“讱庵寓目”等数枚钤印；第374条著录旧抄本《周此山诗集》四卷，云“有‘五砚楼’‘廷梼之印’‘袁氏又恺’诸朱记”；第149条著录元刻本《新编翰林珠玉》六卷，云“有‘白堤钱听默经眼印’朱记”，等等。不论是袁廷梼、张绍仁这样与黄丕烈同时期的藏书家，还是钱时霁这样曾多次向黄丕烈求售书籍的书商，《杂抄》皆著录其钤印。然而此类关于递藏顺序的梳理，至黄丕烈处则戛然而止。《杂抄》著录题跋时，亦有类似的情况。如第166条著录宋景祐刻本《汉书》一百卷，载有顾广圻跋，有校书于黄丕烈读未见书斋之语；第169条著录宋刻本《三历撮要》一卷，载有孙星衍跋，述黄丕烈影抄此本之事；又如第13条著录宋咸平刻本《吴志》二十卷，载有顾莼、陈鳣题跋二则，顾氏题跋云：

癸（卯）〔亥〕除夕，荛翁祭书于百宋一廛。时已二鼓，以书招余与凫香往观，且曰“今岁得书，以此为第一，故列史部之首”。予既为题签，并记数语于卷末。顾莼。

陈氏题跋云：

去冬偕荛翁泛舟虎邱，访购是书，自谓追随乐事。今春过士礼居，荛翁出示，则装潢已就。适徐君孄云亦在坐，相与展玩，并读跋语，叹赏不置。甲子三月，陈鳣记。

顾、陈二跋分别作于清嘉庆八年（1803）和九年，备述黄丕烈祭书及示书友人的情形。如果沈韵斋在纂辑时为便售欺，有意省去黄丕烈的藏印、题跋等信息，这种昭然揭示黄氏事迹的题跋则势必不能保留。以上所列宋椠三种，俱有黄丕烈题跋，沈韵斋也未过录。不论是著录钤印还是过录题跋，均截止于黄丕烈，可见《杂抄》是沈韵斋以黄丕烈为第一视角编纂的藏书目录，这也合乎乾嘉以来黄廷鉴、缪荃孙、王国维等学人代藏家编纂书志的法度。即使如沈韵斋伪制的《鸣野山房书目》《咫进斋善本书目》诸书，也系以藏家的第一视角抄纂而成。不过也应注意到，《杂抄》解题中尚偶见“荛翁”字样，如第136条著录明初刻本《始丰稿》十四卷，云“此本明初所刻，存卷一至卷六，自卷七至卷十四八卷，荛翁据顾抱冲藏本影钞补完”；第215条著录影元抄残本《国朝风雅》七卷，云“此荛翁从周香岩藏元刻残本影写者”；第512条著录明刻本《春渚纪闻》十卷，有“此《津逮秘书》本，荛翁临毛斧季手校”之语，等等。看上去似为沈韵斋在编纂时的一时失误，然而细绎辞意，无论是影抄、补全还是临校，黄丕烈都从根本上改变了相关书籍的版本形态。《杂抄》作为一部版本目录，无论如何设法在其他地方隐去黄丕烈，但在著录上述诸书的版本性质时，也是很难回避黄氏的存在了；故沈韵斋只得退而求其次，称以“荛翁”。尽管沈韵斋着意删避，此类情况在全书中仍有近20处，这是沈氏应对特殊情况的权宜之策，与其为黄氏辑复书目的总体动机并不矛盾，其“仪黄”之心态，于此尊称间亦不难读出。

《杂抄》著录的解题多系直接成段抄录自其他书目，但不乏删减原文的情况。检核所取材之原文，可以发现沈韵斋在剪裁材料时存在着较明显的去取倾向。以《杂抄》第351条著录的元刻本《新刊丽则遗音古赋程式》为例。此条取材自《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原著录作：

新刊丽则遗音古赋程式四卷元刊本

题丁卯进士绍兴杨维桢廉夫著，丁卯同年邵武黄清老子肃评。前有至正二年维桢自序。目录前有题记五行，云“‘丽则’之名，其殆伤今之赋之不古乎？观其三良以下，追逐屈宋，殆如铁崖之崭绝峭刻，人固未易于攀缘也。然而协律□锵，立格古雅而陈意正大，诚□□□者。场屋之士，果能仿佛其□□□知□□□□□□□□。至正癸未正月三日。”案，元时考试首以赋，刻此为科举式也。后有至正元年钱塘陈存礼跋，谓先生酒酣，尝自歌《三良》《八阵》《延陵》《望诸》《露柈》《铁箭》等作，盖其最得意笔也。又谓其训诸生，每日作赋，不难填布事实，而难于豁达气韵。读其赋者，当于此语求之。原阙卷一、卷二，黄荛翁假周香严所藏元本钞补。卷中有“黄淳耀”“蕴生”“陶复庵”诸朱记。

除一二误字外，引文中未划线部分的内容，即如阙字位置、数量等，《杂抄》皆保持一致；划线部分关于成书、旧跋内容的介绍则被删去，同时删去的还有原书缺卷、黄丕烈抄补为完书的信息。晚清以来书志，力求从内部文本（内容和相关史事）和外部形态（物质性的版本表征）两个层次撰写解题；而《杂抄》解题明显轻前者而重后者。沈氏重视版本形态的编纂旨趣，可见一斑。

穷尽式的文献搜罗固然胜之在全，不过依靠间接材料编写解题，则是所见即所得，解题内容的多寡、正误也会很大程度地受限于材料。如《杂抄》第122、123条著录明刊《刘枣强诗》《张象文诗》各二卷，解题仅分别交代作者，无其他内容；此二书惟并见于陈征芝《带经堂书目》，该目也并未涉及二书除作者名之外的其他信息，故《杂抄》只得依样录存。又如第201条著录明初刻本《涧谷精选陆放翁诗集》十卷《须溪精选陆放翁诗集》八卷《陆放翁诗别集》一卷，云该本“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是本现藏台北汉学研究中心（索书号：10581），行款为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此误实径袭自《传书堂藏善本书志》卷四。又第147条著录元刻本《梧溪集》七卷，云是本有明景泰七年（1456）程敏政序。是本系元刻明修，现藏国家图书馆（索书号：07126），书后有影抄序四叶，署“赐进士中顺大夫南康府知府钱塘陈敏政书”款，由序中“岁乙亥，余来守南康”之语，知其人于景泰六年（1455）到任南康。陈敏政，字志行，钱塘人，明宣德二年（1427）进士，《〔嘉靖〕江西通志》载其为“景泰间知府”；程敏政，字克勤，休宁人，明成化二年（1466）方中进士，其景泰七年主政南康府乃属无稽。故作“陈敏政”是。此书为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之解题已误作“程敏政有序”，沈韵斋在过录时未能详辨，续而袭误。

《杂抄》既未依照四部分类，亦不序次诸书版本，颇为杂乱。虽然它基本抄撮自晚清民国时期的诸家书目，但同出一书的条目往往也比较分散，并非典型的知见书目。不过细绎条目可发现，《杂抄》是由百余个“条目单元”组合而成的。所谓“条目单元”，即相互连属的2～5个条目，它们不仅同源、同类，还按照时间先后排序，显系同时收入者。如《杂抄》第195—197条，分别著录明抄本《萨天锡诗集》八卷、毛氏汲古阁抄本《句曲外史诗集》二卷集外诗一卷和旧抄本《来鹤草堂稿》等四种四卷，俱为蒋汝藻密韵楼藏书。将《传书堂藏善本书志》卷四集部元人别集类著录的黄丕烈旧藏本拈出排列，恰与《杂抄》相合，可见此类“条目单元”系沈韵斋截取前人书目中的一部分并勾稽、梳理而得。然而这些“条目单元”之间又不存在固定的排列次序。因此可以推测，《杂抄》是沈韵斋在业书之余断续检阅旧有诸家书目，集腋成裘的成果。如此检书，不免失之随意，故《杂抄》颇有重出、漏收的情况，重新分类誊录势在必行。沈氏将《杂抄》的誊录本命名为“甲编”，自然也有继续辑录的用意。但就目前发现的材料看，他没有继续完成这项工作。

（二）经眼与访查：实物版本理念的投射

“由目录到目录”的编纂路径，必然存在间接材料不足以准确反映版本实况的“危险性”。为补苴遗漏，沈韵斋编纂《杂抄》时，还有意识地搜求、经眼黄氏藏书，并作手记，或委托他人代为访查记录，以之为基础撰写解题。这些记录分别写在《杂抄》第四册后附的四叶“瘦香室”笺和七叶“烬余楼丛书”笺上，详尽而有序地开列了被著录书的序跋、行款、钤印、题识等内容。可见在《杂抄》的编纂过程中，对书籍实物版本特征的观照是一以贯之的。沈韵斋在材料准备环节，即已有明确意识要将《杂抄》编制成一部版本目录。

《杂抄》第352条著录明抄本《东原集》七卷，递经钱曾、周锡瓒、黄丕烈、张蓉镜、赵宗建、沈养孙收藏，并有俞弁、钱大昕、黄丕烈题跋。《杂抄》过录了俞弁和钱大昕的题跋（同样略去黄跋），在解题中详录分卷、钤印等信息。这部《东原集》此前只著录于缪荃孙辑《荛圃藏书题识》，仅见黄跋，其余信息一无所及。《杂抄》第四册末附沈韵斋四纸手稿（用“瘦香室”笺），备载是书版本信息，此为沈韵斋于常熟沈养孙（1869—1932）处访书的记录手稿。比对记录稿与解题内容，知后者当改写自前者。记录稿列出了“书名卷数”“何时钞本”“著者姓名”“前后序文”“半叶几行”“收藏印记”“卷中诸体诗”七项，涵盖了解题涉及的大部版本特征。尤其是钤印部分，备载每卷印记的位置和数量，并摹画印鉴形状。解题则拈出抄写者、钤印、分卷等直观反映版本形态的内容，并删去了记录稿中所著录的黄丕烈、张蓉镜、姚畹真、赵宗建、沈养孙诸人钤印，仅保留钱大昕及其之前的五方印记。

“瘦香室”笺后，又有使用“烬余楼丛书”笺的手稿七叶，观字迹并非出自沈韵斋手。烬余楼系常熟王兆麟（1882—1969）藏书处，知此系王氏用笺。兆麟字纪玉，一作季玉，号强悔，长于鉴藏，擅目录之学，喜藏古书古泉，1924—1927年任常熟图书馆馆长，曾任南京图书馆编纂，藏书处又名拜鹃室。该手稿是对时居常熟的王兆麟、丁祖荫（1871—1930）、宗舜年（1865—1933）三位藏书家所蓄黄丕烈遗书的调查记录，而尤以王氏拜鹃室藏书记录为详，且以“王氏拜鹃室藏书”起首，而非如丁氏初园、宗氏咫园前冠“常熟”“上元”等里籍，故可以推知此稿亦出自王兆麟之手。王兆麟在手稿中详述所访书的书名、卷数、刊刻（抄写）者、行款、序跋、钤印信息，并过录书中题跋，与沈韵斋手稿开列的版本项高度一致，这很可能是应沈韵斋要求记录的。此外，手稿末叶列宗氏咫园所藏“《湘山野录》宋本、《铁崖乐府》明初本、《九灵山房集》明初本、《吴都文粹》钞本”书名项四条，并括叙云“此四种已见士礼居题跋中，必已采辑，故不详列”，则益可佐证沈韵斋委托王氏代为查访常熟诸家所藏黄丕烈遗书之事。王兆麟、丁祖荫、宗舜年均为清、民之际颇具声名的藏书家，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学界皆知其名而未详其藏书之实，该手稿则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对他们藏书情状的认知。

《群书题识杂抄》后附王兆麟手稿

三、晚清民国版本目录学史视阈下的《杂抄》及其学术意义

沈韵斋曾受雇于湖州陆氏皕宋楼，首代主人陆心源号称“仪顾”，足见他作为学者型官员对顾炎武学术与济世精神的追慕。沈韵斋的“仪黄”也是如法类效，借以表达其身为蟫林中人对前贤的向往。《杂抄》折射出沈韵斋作为民国初期的一名佣书者服习书目版本之学、调查收集黄丕烈藏书的心得和经验，堪称其书业“心影录”，亦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杂抄》弥补了晚清以来黄丕烈藏书目录的缺憾。黄丕烈曾自撰有《求古居宋本书目》《百宋一廛书录》《所见古书录》和《读未见斋书目》四种书目。前两种分别为黄氏知见书目和所藏宋本目录，今俱存，但皆未臻黄氏藏书之全貌。《所见古书录》分正、附两编，分别收录黄氏所藏书和所见书，系其用力最勤之目，惜稿已早佚。《读未见斋书目》抄本在黄丕烈去世后还短暂流传过一段时间，从清人蒋光煦《东湖丛记》所引内容看，该目所收之书较为全面。清人周星诒将《读未见斋书目》与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钱仪吉《曝书杂记》、陈鳣《经籍跋文》等书目并称为“究论校雠考订善否”的“不可少之书”，故它亦应是一部内容翔实的解题目录。不过这两部书目在晚清时相继毁佚了。藏书全目作为共时性和历时性兼备的藏书记录，既便按图索骥，又可补苴罅漏，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性文献。但黄氏藏书全目长久以来付之阙如，限制了黄丕烈研究的进展。《杂抄》虽有失收，但作为滥觞之作，仍瑕不掩瑜，有利于更加准确、稳妥地把握黄丕烈的藏书面貌。

《杂抄》首次对黄丕烈藏书的版本形态作全面考察，也是首次对藏书家庋藏版本进行系统梳理与研究。以收集黄氏藏书并编纂书志为目的，这是沈韵斋的一项创见。黄丕烈素以善本收藏之富、鉴藏之精、勘订之勤为后世学人推重。他每得善本，辄题跋数语以志书事，兼考递藏源流，故其题跋可将版本、目录、校勘三者密切结合，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晚清以来，潘祖荫、缪荃孙、江标着力辑刊黄跋，意在保存文献、表彰藏家功绩；江标又排比题跋，撰成黄氏年谱。是时，黄丕烈研究已蔚为大观，以题跋推究版本、书事，已是较为成熟的进路。《杂抄》是黄丕烈研究潮流的延续，又有突破，它系统地考察黄丕烈藏书的实物版本特征，别开一路。彼时，黄丕烈藏书是藏家热衷购致的秘籍，沈韵斋作为佣书人，关注黄氏藏本的版本形态，自有便于参考鉴别以裨其业的主观动机在。但《杂抄》在客观上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它在条目后注明解题征引来源，一定程度上勾勒出黄氏藏书在其身后的流布情状；揭示了一些稀见旧籍或版本的面貌。《杂抄》著录的黄丕烈藏书中，未直接见载于既有黄氏题跋集及《百宋一廛书录》《百宋一廛赋》者达130余种，殊见沈韵斋辑录之功。尽管《杂抄》的解题仍主要取材于间接材料，但已最大程度地汇集了黄氏藏本的信息，便于查阅利用。

《杂抄》记录了部分已佚黄丕烈藏书的版本信息，有裨于学界进一步认知其形态。如第101条著录明永乐刻本《韩山人诗集》《续集》，著录书中有永乐九年（1411）赵友桐序，并附《寿臧记》《行状》于后。是书曾藏于赵诒琛（1869—1946）峭帆楼，后下落不明。赵氏《峭帆楼善本书目》惟云其系“黄荛翁藏本，有跋语，甚详。此书世间未必有第二部”，而未涉及前序后记等信息。今未发现他处收藏有此书之永乐刻本，惟赖《杂抄》得以索知其状貌。又如第192条著录宋刻本《纂图互注荀子》二十卷，解题云：

每半叶十一行，行大二十一字、小二十五字。每叶右阑外有篇名、卷数、叶数，原阙卷八至卷十一（三）〔四〕卷，以元刻本补。收藏有“汲古阁”“毛氏子晋”“张印定球”“张燮藏书”“江南昭文张氏子和小（娘）〔琅〕嬛福地藏书记”“平生减产为收书三十年来万卷余寄语儿孙勤雒诵莫令弃掷饱蟫鱼荛友氏识”诸朱记。

是书在清末民初时曾为贵池刘世珩（1874—1926）庋藏，后下落不明，惟见王欣夫辑《荛圃藏书题识续录》收入此本所附黄丕烈题跋两通、致张蓉镜札一通，缕陈黄氏藏本归于张氏之始末。黄跋中惟有“得后始知中有缺卷，更无别言，惟以元本抽补，并加装潢，又多所费”句，交代此宋本曾以元刻补齐缺卷，但无从获知具体情况，《杂抄》则作了补充。

《杂抄》有助于深入了解民国时期一些中小藏家的藏书成就和事迹。《杂抄》记录了民初常熟五家庋蓄黄丕烈旧藏的情况，其中收录归曾禧宝珊瑚阁藏1种、沈养孙希任斋藏1种、王兆麟拜鹃室藏3种、丁祖荫初园藏1种、宗舜年咫园藏12种。宗氏所藏如元刻本《秘传正阳真人灵宝毕法》、元抄本《宋策选》、清曹溶抄本《元方澜郭畀郑铭刘壎四家诗》、旧抄《金子有集》《金子坤集》等，皆罕觏之本，且俱有黄跋，由此可窥知宗氏藏书成绩当为五家之佼佼。此五家中，归氏、王氏虽以藏书闻名却无书目，《杂抄》著录此两家藏书，可以填补对两家藏书事迹了解的空白。此外，书后保存了王兆麟所用“烬余楼丛书”笺纸及其手稿，乃稀见藏书家手迹。通过《杂抄》后附手稿，可构建出沈韵斋与清末民初常熟藏书家间的交际网络。

《杂抄》也是了解民国时期普通书人目录学实践的珍贵材料。民国书人中之脱颖者，皆服习目录版本之学而颇有成绩，如王文进、孙殿起、柳蓉村等，俱撰有经眼书志，意在记存经眼善本面貌，以便因书究学。与此类不设藩篱的经眼书志不同，沈韵斋所辑《杂抄》锚定黄丕烈旧藏，有特定的编纂主题和倾向。黄氏藏书数量巨大，至民初时已星散四方，更有已遭湮灭者，搜罗汇集，洵为不易。故《杂抄》以寻求间接材料为主，访查经眼为辅的编纂策略是较为合理的。

沈韵斋日以佣书为业，余时广稽群书，兼事查访，《杂抄》征引参考的范围，亦即沈韵斋时所能及之处；《杂抄》解题重点记录钤印、题识信息，亦反映彼时书人鉴定善本的习惯法则。沈韵斋虽是一位名迹不显的佣书人，但在晚清以来的黄丕烈研究史上，继潘祖荫、江标、缪荃孙之后，应有一席之地。

本文写作过程中，杨洪升老师、王亮老师、梁健康先生、董婧宸老师或赐示线索，或提出建议，多位同侪往复讨论、协助。《文献》外审专家提供了若干宝贵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作者简介】李翔宇，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版本目录学。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5年第6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