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1944年秋，国民政府因豫湘桂战役惨败并为整顿军队，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燕京大学学生綦耀义激于爱国热忱投笔从戎，编入泸县203师，记录他军旅生活的《从军日记》生动呈现了国民党军队普通官兵的日常生活与心理变化。作为最下层的二等兵，綦耀义厌恶国民党军队的等级森严和单调机械的新兵生活，寻求离开途径。后，綦耀义考入“青年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前往重庆培训，成为“太子门生”，逐渐认同军人身份。担任连训导员后，经历军事主官与政工干部的不和，体会到政工干部的尴尬处境。由大学生到二等兵，再到连队长官，军营日常生活对綦耀义的自我认同产生了不一样的效果。与共产党军队相比，青年军的士兵普遍排斥军人身份，这是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綦氏日记亦成为从士兵个体生活等微观层面探讨全面抗战时期军事史的典型个案。

关键词：綦耀义  《从军日记》  知识青年从军  全面抗战

军事史是抗日战争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以国民党军队为例，既有成果极为丰硕，大多从宏观层面探讨组织、征召、编练、战斗等。随着“新军事史”在中外学界兴起，战争参与者的个人经历与历史记忆成为学界关注焦点。由于史料限制，目前有关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下层官兵的个体经验与军营生活的研究仍不多见。近日，笔者发现一种抗战末期参加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大学生日记，能够从微观视角讨论后方军队的日常生活，观察其作者作为“学生兵”入伍后的身份认同困境。

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发端于1944年秋，国民政府因豫湘桂战役惨败并为整顿军队而号召全国知识青年参军，宣称“十万青年十万军”。由于蒋介石本意为另起炉灶，企图打造出一支全新的“党军”，因而编组与集训直到抗战胜利尚未结束，绝大多数青年军都未真正走上战场。学界关于这场运动也有不少成果，侧重从政府层面讨论运动的筹划、发起、组织、编练、复员等。但从青年军士兵的个体视角，剖析他们在军营的生活、训练、心态以及大后方基层连队的状况还有较大空间。本文即据燕京大学学生綦耀义的《从军日记》，探究抗战末期一位大学生的军旅生涯与思想变化，并以之为样本，略及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失败的原因等问题。

一、投笔从戎：綦耀义与《从军日记》

綦耀义（1922—2013），祖籍山东利津，生于济南，6岁时随家人迁居青岛。1941年9月，綦耀义由青岛礼贤中学考入北平燕京大学。珍珠港事变后，燕京大学遭日军查封。綦耀义于1943年转入成都燕京大学继续学业。1946年返回青岛，长期在当地银行工作。

《从军日记》由綦耀义作为毕业论文提交给燕京大学，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日记封面用毛笔书写以下文字：“从军日记/院系：法学院经济系/学号：四一〇五六/姓名：綦耀义/系主任：郑林庄。”此外还钤有法学院院长赵承信私印、燕京大学图书馆公章，另有铅笔所书“1945毕业”。日记正文也是手书，写在印有“燕京大学”字样的稿纸上，无页码。始于1944年11月18日，止于1946年7月23日，日期并不连续，总计有226天的内容，共29000余字。文中有几处涂改，另有4天日期写错，无其他明显错误。

封面的铅笔字会让人误以为綦耀义1945年毕业，上述信息如院系、学号等也与校方资料吻合。但綦耀义在《从军日记》序言中却说该文完成于1947年5月。这个明显的时间矛盾，缘于燕京大学与綦耀义在历史大变局下的曲折遭遇。

燕京大学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私立大学，由美国教会创办，虽向中国政府立案，但其土地与建筑物名义上属于“美国财产”。由于这种独特身份，卢沟桥事变后，燕大借助外交特权保护，坚持留在沦陷区。綦耀义进入燕大之际，正值美日关系急剧恶化。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爆发。日军当天就进入燕大校园，一部分师生被捕。燕大与同属美国人创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最终关闭，北平伪政权针对两校学生于1942年3月3日举行“甄别考试”，綦耀义被编入伪北京大学法学院。

与此同时，燕大得到国民政府支持在大后方复校。1942年10月2日，成都燕京大学正式上课，孔祥熙任校长，校务由代理校长梅贻宝负责。燕大与同在华西坝的华西协和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并称“华西坝五大学”。燕大复校的消息很快传到沦陷区，各地师生千里跋涉来到成都。燕大在成都4年，从北平来的学生约有300人。

綦耀义大约在1943年9月前来到成都。因为1943年燕大教职员与学生名录里没有他的名字，而在1944年2月出版的名录上，本应是大学三年级的綦耀义分在经济系一年级。

1944年10月，国民政府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各地掀起参军浪潮。但是大学起初并未积极响应，蒋介石与教育部长陈立夫点名要求各校表态。国民政府采取配额制，强行给大学下发参军名额。此后，各校开始动员，燕大也成立征集委员会，鼓动学生从军。

不过，相较于其他群体比如中学生、职员等，大学推进的效果并不好。有学者指出运动发起之初就有内在矛盾，如优待政策与鼓吹奉献、校园民主之风与军队集权等。时人认为国民政府腐败与青年军编练也是很大障碍。燕大新闻系主办的《燕京新闻》连续刊发短评，指出政府出台的种种优待办法，很难打消学生疑惑，像国民政府兵役顽疾、青年军组织与训练等问题都让学生“多加考虑”。类似情况也出现在重庆各高校，当局有针对性地采取了诸如请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巡回赴各校放映远征军生活电影片等多项措施。

为了推动校内征兵工作，燕大加大宣传力度。组织机构除征集委员会，又由教职员与学生共同成立“学生从军后援会”。校方还支持“教职员于授课或课外谈话时间内，多利用机会鼓励学生从军”。此外，燕大在校内竖牌解释政府从军法令、邀请名人到校演讲、由从军学生鼓励未报名学生，并确定11月24日至30日为青年从军运动周，大力开展活动。同时，校方对从军学生的学业做了调整与特别优待。根据教育部1944年10月底颁布的规定，各专科以上学校“将主要必修科目提前于本学期内集中讲授”，学生入伍2年，保留学籍，服役期满可回原学校；专科以上学校从军学生复学时“肄业时期为减少一学期”。燕大为鼓励学生从军，不但调整课程，还放宽毕业论文要求，“四年级学生从军者，如论文尚未开始，得以从军期间之详细报告（报告内容须注重与其主修学科有关之材料）于退伍时呈交，以代论文”。由于缺少资料，目前不清楚綦耀义复员后是否重返燕大，但其日记于1947年6月交给学校。

一时之间，校园里到处是“红色、绿色等五彩的标语传单口号”。11月17日上午，燕大征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有6名学生报名，下午第二次会议则已增至23名。綦耀义也在日记里写下：“连日校中从军之声不绝于耳，午后毅然至训导处报名。”（1944年11月18日）“毅然”一词简短而直白地体现了綦耀义不计个人利益的爱国热忱。他后来说：“自以为学生从军，实在应该是最伟大、最崇高。两年内阵亡、受伤或残废，姑且不论。既〔即〕使能最幸运地退伍，两年宝贵读书光阴的牺牲，就该是对国家多大的捐输。”（1945年2月24日）抗日战争成为激发学生爱国主义的催化剂，反映出知识青年强烈的家国认同，宁愿舍弃个人学业。另一位燕大学生慎重思考2天后，动情的表示：“虔诚的把我的身体，我的生命，交给了国。”经历各种欢送告别仪式后，綦耀义的从军之心愈加坚定，而此时校内外的形势更让人激情澎湃。11月27日，4名教师在总理纪念周讲话，勉励学生参军；28日晚，梅贻宝召集30余名从军同学开茶话会；29日，燕大又在学校大礼堂召开从军座谈会。校方密集的宣传活动效果显著，11月底报名学生达72人。

相较已刊布的张谦日记，綦耀义履历较为丰富，使得《从军日记》成为探究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极佳范本。张谦系赴印军人，记事多关于印度经历。綦耀义则完整记录青年军在后方征召、集训、复员的全过程，而且与大多数士兵较为单一的经历不同，他曾考入“青年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到重庆培训，军衔也由最底层的二等兵升至上尉、少校。綦耀义还被分配到三支不同的部队，驻地先由四川泸县，再转到重庆，此后调往甘肃天水，最后到陕西汉中。故而可以从綦耀义非典型的从军生涯观察青年军士兵、政工班、基层指挥官等不同的面相。日记中还记录了不少重要的人与事，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国民党最高层蒋介石、蒋经国、陈立夫、陈诚、贺衷寒、张治中、邓文仪等人的训话、讲座，以及高级将领鹿钟麟、罗卓英、李宗仁等巡视青年军的活动，綦氏还亲历1945年4月16日国民党在重庆举办的悼念美国总统罗斯福大会。

《从军日记》与一般私人撰述的日记有所区别，最明显的是“工作日记”的属性与“半公开”特点。邹振环曾“从便利史料利用的角度着眼，兼顾形式与内容”，将日记分成十四类。参照该标准，《从军日记》接近其中的“工作日记”。而为了满足燕大所规定毕业论文“与主修学科有关”的要求，綦耀义也有意记录与所学经济学专业相关的内容。比如1945年8月到汉中担任连训导员后，他多次负责讲授经济学问题；此后又参与206师政治部“预备干部教育政治教材编审委员会”，详细列出中外经济学著作书名以及所编教材大纲。最明显的是日记最后五天，綦耀义在西安参加青年军留学考试，只记录报考的“保险门”各科试题。正因为《从军日记》会提交给学校，因而预设了“读者”，其性质接近于半公开。如綦耀义在《从军日记》序言中说：“也许阅览者会能从这简单的报告中，想象到从军期中一般情形之梗概。”綦耀义明白《从军日记》将被阅读、评审、打分，这造成《从军日记》虽是个人的军旅记录，所呈现的内容更像广义上的“从军学生”经历，即主要聚焦于军营而较少涉及私人生活与个人情感，如綦耀义的三弟綦耀礼及许多中学同学也编入201师，但日记中仅提及一次且语焉不详。

学界通常认为日记的真实性基于其私密文本，既然《从军日记》并非单纯的个人记事，其真实性与客观性要打折扣。从内容来看，《从军日记》对部分敏感事件的确有所简略甚至避而不谈。比如綦耀义在政工班与蒋经国见面，到206师与副营长蒋纬国交谈，都是一笔带过。又，206师三名官兵的回忆都证实，师长方先觉离开前遭蓄意羞辱，影响颇大，綦耀义并未提及。对于当时经常发生的青年军与驻地冲突，綦耀义也没有涉及，至于青年军史料与回忆录常见的士兵感情生活乃至花边新闻，日记更是一字没有。这些对于青年军不利的事情应是作者刻意回避，以维护青年军的形象。

尽管如此，《从军日记》仍可用来探究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日记为复员一年后提交，属事后定稿，但由其记事之连续、准确以及对细节的描述而言，綦耀义应是早有准备。或许綦耀义在入伍之初已经考虑到学校的优待政策，并有意识记录从军经历。更重要的是，日记聚焦军队生活而较少私人情感，这样经过编辑与刻意对外展示的文字，使得研究者得以专注于青年军中基层连队的生活样态。事实上，綦耀义对军队存在的问题如官僚作风、逃兵等有大量讥讽、批评与反思，也在不同阶段留下内心独白，如从军之初的困惑与迷茫、进入政工班的欣喜、担任训导员后的自我诫勉等。这种阶段性的思想波动，恰好与他在军营的轨迹较为吻合。

曾业英曾以公开发行的《剿共随军日记》为例，认为对于带有宣传特性的历史记录，“必须依据历史当事人记述历史的立场、动机、目的和方法，进行理性的辨析和选择”。桑兵也指出，不宜过分强调日记作为一手证据的“绝对性”，而要注意其“相对性”。因而对《从军日记》的分析，笔者主要从綦耀义由大学生到军人的身份转变角度来解读文本。此外，也采用多种文献互证，聚焦青年军普通士兵与基层军官日常生活所呈现的身份认同问题。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有投笔从戎的传统，在国家面临危急之际，读书人基于爱国之心投身军旅，民族认同构成了这一选择的文化与心理根基。不可忽视的是，綦耀义和大多数参军青年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其选择带有年轻人特有的浓烈的爱国激情。从职业角度而言，军人需要高度专业化的训练，而且面临生死考验，与校园生活可谓天差地别。进入军营之前，大多数从军青年只受过简单的军事训练，对军队没有深入了解，容易受到社会舆论宣传的误导，比如精良的“全美式”装备、优厚的待遇、美式训练等。因而当綦耀义抱着爱国杀敌热忱，同时对军营生活充满期待地穿上军装后，其军人身份与认同经历了严峻的考验。

二、“想尽办法准备脱离”：二等兵的军营生活

1945年1月10日，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与华西协和大学参军师生由华西坝出发开赴驻地泸县。四所大学组织盛大的欢送仪式，燕大由梅贻宝致辞，他亲自手执悬挂鞭炮的竹竿，再由梅夫人点燃。欢呼与离别声中，綦耀义与同学登上卡车，燕大体育系教师林启武任总领队护送。綦耀义看到参军同学一路“或高歌或扑克，漫长时间，悠然而逝”，当晚到内江，当地校友会设宴欢迎，热情的招待甚至让綦耀义感到“无以为答”。

不过，綦耀义愉悦的心情很快就起了变化。由于路上耽搁较多，他们于第二天下午4点抵达泸县。“经再三交涉”才得以借宿城内一家百货店的地铺，他不由感慨：“仅一日之隔，身分之丕变，已遭受截然不同之待遇矣！”（1945年1月11日）开始感受由大学生到军人的不同境遇。

綦耀义以二等兵编入青年军203师搜索连，师长钟彬为原驻云南的71军军长。1944年12月底，钟彬由云南带随员抵泸县，接管原新5师人马与装备。1945年元旦，师部成立，1月3日开始接收新兵。为响应蒋介石号召，一些国民党高官也将子女送入青年军，如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贵州省政府主席杨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青年军编练总监罗卓英等人的儿子均在该师。当事人回忆，由于大学生较难管理，钟彬将他们编入直属师部的搜索连。

搜索连初期班底以华西坝四大学72人为主，后又加入四川大学63人，以及陆续编入的光华大学、东北大学、铭贤学院等校学生。据蔡宏俊统计，青年军各师专科以上学历官兵占比约6.3%。203师大学生约为十分之一，除了同济大学学生单独编为工兵第2连，其他都编入搜索连，因而该连几乎成为“一个军训式的联合大学”。

由于青年军编组仓促，许多事务尚在筹备，搜索连的营房都未能落实。因而，他们只能先住在为青年军临时设的招待所，白天动手整理营房，直到1月16日搬入“不类营舍”的川南师范学校。当天，綦耀义穿上新发的军装逛街，表面颇为风光，心中却为以后命运担忧，“将不知其胡往矣”。

根据编练计划，入营初期为适应军营生活、加强政治教育与完成组织工作，使学生迅速转变为军人。搜索连从搬入营房至2月底为“编组教育期”，重点为坚定从军志愿、转变生活习惯、学习军事常识、完成基本动作。然而綦耀义入营几天后，就感到“呆板枯燥的折磨”（1945年1月22日），可以说编组教育对他彻底失败，原因是从训练科目、军事装备、士兵待遇到军队生活均难以忍受。

训练科目分学科与术科，学科以理论为主，有陆军礼节、军事制度与命令等。术科则是战术训练，多是基本队列操练。由于在校已受过军事训练，綦耀义认为队列“殊感无聊”，理论课也想尽一切办法逃避，甚至更愿排演话剧与“油刷木牌”（1945年2月9日至14日）。和他有同样感受的袍泽不在少数，有2人直到退伍时“各种动作还都像老百姓”，甚至有人临近退伍都没有背完军事条令。

军事装备更令人失望。以服装为例，日常配发的是布袜草鞋，一遇上阴雨天就痛苦不堪。1945年2月7日，兵役部长鹿钟麟到泸县检阅，全师官兵在操场站了两个多小时，“天冷地湿，布袜草鞋，伫立风雪中，在作长期的等待，使人无可奈何，啼笑皆非”。但是，就连布袜与草鞋都不能保证定时供给，搜索连一位士兵曾3个月没有袜子穿。这个问题相当普遍，以至于3月15日蒋介石亲自电令军政部长陈诚，要求按月下发鞋袜、肥皂。陈诚回复称“鞋袜按月发给困难”，布鞋与袜子只能每3个月配发一次，平日穿草鞋，每年加发皮鞋1双；此后自中央至各省成立“鞋袜劳军征募委员会”，发动全国人民捐献。所发灰棉被也因尺寸不合适，“偶一翻身，辄透风。同学均感不便”（1945年1月17日）。至于武器装备，初期也较为缺乏，搜索连所属骑兵排甚至没有马匹，武器也非美式，綦耀义对师部武器室里构造简陋的火箭炮、迫击炮充满疑惑，巨大的落差让他灰心丧气。

士兵待遇主要包括膳食与军饷，涉及个人生活，因而受到普遍关注。初入营，每人早餐只能享受“二碗稀饭”（1945年1月19日）。1945年2月5日，连队公布官兵统一的主副食日定量分配表，且可自行组织伙食委员会。在綦耀义看来，“目前的伙食情形，及给与量配给表所载，与从军前宣传期间的诺言，未免相差太远”。有意思的是，师长钟彬曾以学生入营后身体变胖来证明营养并不差，綦耀义则反驳说：“这种猪也似的生活，白日尽量使之劳累，夜来限制使之多睡，毫无用脑之处，既〔即〕便杂粮粗菜，再次的伙食，体重亦未尝不能增加。”（1945年1月22日）至于军饷，二等兵每月领50元，另有理发、文具费各50元（1945年3月1日）。按照市价，25元只能买一杯茶与一杯开水，或者两个半橘子。普通士兵收入较低，以至于有人感慨：“当兵还要自己贴钱。”

不过，綦耀义的记录可能带有个人主观情绪。以伙食与月饷为例，青年军日配给曾有调整，到1945年3月还有提高，规格远超一般陆军部队的水平。一位203师南开中学学生称，伙食标准高于母校，且二等兵月饷增长至300元。搜索连的燕大同学也提到每日的米吃不完，多余就卖掉打“牙祭”，“每天的菜也比学校好”。綦耀义的抱怨应是与之前宣传相比较而言，而且他所记为初入营情形。像军事装备，在他离开后，搜索连第一次配发新武器——加拿大产新式冲锋枪，骑兵排也首次接收马匹。搜索连的金陵大学学生也称“一切待遇尚佳，虽然未达到从前宣传时的标准”。

最令綦耀义难以忍受的是军营生活。军队与学校都是集体生活，但是高度强调纪律与服从的军营对于大学生来说完全不同。以日常作息为例，每天从早上6：30起床，严格限定各种活动及时间。綦耀义称为“呆板的机械生活，令人厌烦难耐，乡下人过旧年似的，每日都是不明而起。打帮腿、整理内务、唱国歌、跑步，连串下来的一场瞎忙”（1945年1月19日）。与他有同感的人不在少数，有人在连队纪念册留言痛恨“起床号”和“整内务”，也有人直言最讨厌“刻板式的军队生活”。甚至连蒋介石也注意到青年军士兵睡眠时间不足而白天训练内容又太多，1945年7月17日给罗卓英下令，要求除午睡外需保证士兵有8小时睡眠，“日间课目似可酌量减少”，罗卓英回电“自八月份起，各师夜睡时间，必须足够八小时，日课时间亦加以改善”。

1945年2月25日，编组教育结束，搜索连与工兵第2连合编为军士队，进入实战训练。相比之前的学术科目，士兵对武器更感兴趣，綦耀义被派往步枪组，开始接触枪支，“颇具兴味”。在学习武器性能和观摩后，3月7日安排实弹射击，其成绩只排在中下，在负责守靶沟后，子弹横飞，尘土大作，因而感到不适。当晚，綦耀义反思身体欠佳，担忧将来在战场上“紧张与痛苦必将数倍于此”，提醒自己需要锻炼和适应。

军营中无条件服从与尊卑明显的上下级关系，让习惯自由平等的学生极为痛恨。203师自师长以下各级军官大多是职业军人，文化水平不高，尤其基层军官素质较差。一位搜索连的燕大同学直言：“校官以上都比较好，尉官的官长，好的比较少，而班长又比较差一点。他们不能起一种领导的作用。”搜索连首任连长李忠权口头禅为“军队就是这么一套”，副连长李立荃直言“排长是个老粗”；有数十人在纪念册留言痛恨军营里的“拍马屁”“吹牛皮”“不讲理的骂人”之风，一位士兵直接说某些军官是“官腔十足不学无术的老粗”，另一人则表示最讨厌“有妓女性格的官僚和小兵”。綦耀义也多次记下类似事情，比如搜索连与工兵第2连开联欢会，师长、参谋长亲自列席，綦耀义认为“在我们会非常感觉无聊、乏味，可是在军人的立场上，师长、参谋长亲临参加连的联欢会，与小兵同处，也许会能认为是在破天荒的尊重我们呢”（1945年2月3日）。“我们”与“军人”的用词，显示綦耀义内心并没有真正认同自身的军人身份，仍然将学生与士兵相区别。

对于军队存在的问题，士兵们并非私下议论，还公开表达。成立军士队后，需要打乱原有编制，混合编组。师参谋长亲自到场监督，但“同学多未肯依命，颇挫其少将威风。婉言再劝，始勉强以各派一班之折中办法解决”（1945年2月27日）。罗卓英到泸县召开座谈会，官兵代表们也敢于当面提出意见，国民党中央社通讯以“各代表天真坦白，有语必说”形容，可能一些意见较为尖锐，罗卓英都无法解决，只能以向军事委员会报告来回应。当然，在綦耀义看来，罗卓英来巡视本身就毫无意义，全师上下“为了应付上峰的心理，忙坏了一群部队官长，亦徒增士兵不少无味的痛苦”（1945年3月14日）。

綦耀义在入营第十天就感觉“自一个优越的大学生环境中，迈入这最刻板单调的军队里，天壤之别，怎怪能不精神欠振”（1945年1月22日）。此后多次记下心情低落的话，极度担忧个人前途。从他的自述来看，已经由报名时爱国之心压倒一切，变为排斥军人身份，进而谋求离开的途径。但是，綦耀义并未放弃从军的初心：“军人吃的是卖命饭，既有勇气从军，要为国家捐躯，死活作息听天从命而已。”（1945年2月12日）他也有身穿军装逛街、手执枪支站岗而得意的时候，可见这时心态呈现出矛盾、怀疑、动摇而又不放弃的多重特点。

这种心理状态并非綦耀义独有，而是大学生入伍后的共性。搜索连的金陵大学学生在以集体名义给母校的信中坦承，由于“过份的宣传”与“个人的期望太高”以至于“入营以后，发现与自己的理想不相符合，意志不坚定，很容易发生动摇”。青年军编练总部概括为：“一般士兵入营之初，自视太高，复加以各方面之宣传鼓励，每时流于幼稚骄矜，尤以对下级军事干部，诸表不满。往往因此下级军干与士兵之间，颇有隔膜，甚至处于对立地位。”

面对这样的情况，士兵采取的对策就是以合法或不合法的方式离开连队。1945年1月22日，搜索连开会宣布军委会招考通讯人员，报名者达60余人，燕大有9名同学考取。此后有些人直接当逃兵，甚至2名“体格壮健、学术均优之同济同学”也步后尘。綦耀义不认同这种做法，认为“应该去寻求合理的解决，而绝不可一哄而散。既〔即〕退而言之，改之无望，至少亦当奉行从军诺言，而忍耐二年”（1945年3月26日）。此时，距离其入营已有两个多月，表明綦耀义已开始转变心态，逐渐接受士兵的角色。但是，他自己也报名政工班考试，希望“能被录取，得献身于更能发挥效能的部门工作”（1945年3月20日）。就在綦耀义自勉要适应军营生活的第二天，他收到录取通知，搜索连的燕大同学马广亨、吕其愚也一同考上。他们三人“均以为不必犹豫，既不以军为终身职业，何必留恋战斗列兵之美名”（1945年3月27日）。

从初入泸县军营到离开，仅有两个多月，綦耀义离开的原因有很多，如训练枯燥、待遇未达预期、军事装备落伍、军营生活压抑等。由其自述来看，最根本的原因则是未把军人作为终身职业，更不认可普通士兵的身份。和许多人一样，綦耀义始终未能完成由大学生转变为士兵的过程，这既是青年军编练教育的失败，恐怕也与其个人经历、认知有一定关系。燕大作为当时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其学生自视甚高，綦耀义就很明确的认为政工人员更能发挥能力。或许，进入军营前綦耀义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在军队中摸爬滚打后，他显然无法接受自己变成一个扛着武器上战场的士兵，因而毫不犹豫地考入政工班。

三、“未能纵横沙场”：从政工班到训导员

1945年3月29日，綦耀义与同学从泸县乘船出发前往重庆受训。由于境遇已变，綦耀义心情欢畅，一路欣赏沿途风景。31日下午去复兴关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报到，所有生活用具已准备妥当，当晚还观看了电影。与在搜索连报到之初的混乱相比，綦耀义不禁感慨：“好坏且勿论，然足证较僻域之小单位少〔稍〕有秩序。”

“青年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由青年军总政治部组织，选择“三民主义青年团”成员、学生培训，为期1至2个月，结束后分配到各师从事政治宣传工作。政工班共组织三期，綦耀义参加的是最后一期，参训人员140名。亲历者称政工班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控制青年军的重要手段，蒋经国亲自担任政治部主任兼政工班班主任，负责编组与训练，大权独揽，是独立于青年军的军事指挥系统。从中国传统师生关系来说，蒋经国自任班主任意味着所有参训学员均为其门生，这是蒋氏父子拉拢政工干部手段，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政工人员进入部队后的地位。4月2日，政工班开学典礼与第一期盟军译员班毕业典礼联合举行，蒋介石亲自主持并训话，希望政工班学员成为士兵的“保姆”“导师”，勉励他们认真受训。

当天下午，政工班就开始上课。授课人员多为军政要员，如陈立夫、陈诚、梁寒操、贺衷寒、张治中、邓文仪、罗卓英等，围绕国民党党义、政治工作、国际政治、抗战形势展开。政工班也安排一些著名学者、社会名流演讲，如蒋廷黻、于斌、罗家伦、陶希圣、冯友兰、黎东方等。起初，课程尚能吸引学员。随着培训内容“日趋空洞乏味”，学员们逐渐精神不振（1945年5月11日）。军制学、军政、军令、军法等科目，綦耀义称为“极无聊之课程”（1945年5月2日）。

训练之余，政工班安排了许多参观和娱乐活动，令綦耀义大开眼界。4月16日，国民政府在中央训练团礼堂举行追悼罗斯福总统大会，两百多名中外要人出席。政工班停课参加祭礼，綦耀义目睹全过程，“时间虽短，然礼仪之严肃庄穆，从所未见”。5月8日，政工班集体参观兵工署第一兵工厂。娱乐活动多为“同乐晚会”，形式多样，如蒋介石两次与学员共赏京剧。另外，还有中央广播电台管弦乐队和军委会乐队表演等。

蒋介石与蒋经国多次对学员训话，一方面显示对政工班的重视，另一方面意图在思想上影响学员。4月29日，蒋介石主持总理纪念周，强调青年要认清局势。綦耀义既惊讶于蒋介石“亲临”，又为其讲话内容触动。蒋经国则在5月25日召集学员进行个别谈话，但“人多时间少，像是在应付公事”。两天后的毕业典礼也由蒋经国主持，他在训话中大谈学员毕业后充当训导员的重要意义，要求“脚踏实地，把握时机，利用这个优良的机会，努力健全自己”。作为普通学员，能够亲历国民党最高层的活动，綦耀义感到礼遇甚隆，因而一一详细记录。当天下午，获悉自己被派往心仪的甘肃天水210师，綦耀义“甚觉满意”。

5月29日，綦耀义领到结业证书，由二等兵直升上尉，预支的6月份军饷为8000元，是之前50元军饷的160倍，綦耀义称为“笑谈”。另一位当事人回忆，政工干部为蒋经国控制青年军的臂膀，这种异乎寻常的待遇是蒋经国拉拢政工人员的手段。

纵观綦耀义在重庆的培训，尽管也有不满和牢骚，但心态与之前完全不同。身为“太子门生”，面对两蒋刻意的拉拢，綦耀义既惊讶于学员地位之高端，又震惊于个人待遇之优渥。如果说他之前难以认同二等兵的军人身份，此时则是乐于接受政工干部的职位。

1945年6月20日，綦耀义与分发天水、汉中的同学出发，前往成都集中。23日，到达成都，随后去燕大探望师友。此时身着军装出入校园，引起同学侧目，争相询问从军情形。綦耀义内心百味杂陈：“对他们这种真诚态度，除了衷心羡慕以外，顿感个人命运孤零之悲惨，已经脱离了这温暖的环境，而漂流在动荡险恶的荒凉地域。”作为有很大可能上战场的军人，綦耀义更羡慕校园生活。

6月28日，綦耀义奉令赴天水，于7月7日抵210师。该师师部借用交通大学天水分校校址，由于“兵源及营舍”问题，210师尚未成军。师政治部将政工干部分成调查和教育两组，綦耀义被分到后一组，负责高中部招生和补习。7月22日，补习班正式开学。次日，政治部宣布210师不再成立，师部即刻遣散。青年军编练总部后来公布的原因为“气候及营房改建不易”，转为设在云南昆明。师政治部遣散前，暂仍维持现状，主要任务为开办补习班，綦耀义暗自庆幸“能得暂渡教书生涯，来日遣调，又多一个游览机会”（1945年7月23日）。

8月10日，补习班举行结业式。当晚7点，日本正式通过中立国向同盟国表示愿意投降的消息传来，众人“兴奋若狂，连串鞭炮声，打破沉寂的空气，木棒击盆底，飞奔街头呼喊”。返回营房后，綦耀义又与好友痛饮庆祝，“疯狂似的又渴〔喝〕又叫”，直至次日都酒醉难以起床。战争胜利与返回故里的喜悦对于他们来说似乎难以置信，“飘流在外，孤苦零仃，生命悬系的人，也难怪他们要经不起”。

由于210师解散，綦耀义与其他政工人员奉调陕西汉中206师，于8月21日报到。该师同样组建于1945年元旦，此时已完成前两期编组训练，进入“特种教育”阶段，以备调防国外。时任师长为方先觉，綦耀义受命担任616团第1营第2连训导员。时任团长赵云飞回忆该师装备为“半美械”，兵源大多为陕、甘、宁、青等省中学生，也有部分大专学生。綦耀义所在第2连120余人，以甘肃从军学生为主，“程度平均初中三年级，多甚顺服，军纪良好”（1945年8月28日）。

国民党自黄埔建军就模仿苏联在军队建立党代表制度，1932年后军队政治工作逐步恢复。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设立政治部，军队政工干部受到重视，导致与同级军事主官的关系颇为微妙。政工人员负责监督全体官兵，被戏称为“监军”。

綦耀义自担任训导员第一天就体会到身份转换带来的变化。当他乘车到营房，已在营门前迎接的勤务兵替他搬运行李。训导员与连长同居一室，空间较为宽裕。午餐前，由连长夏克俊对全体士兵作公开介绍。尽管他此时并无相熟的朋友，但是并不感觉孤单，与之前在泸县自勉要适应环境形成鲜明对比。其缘由在于从普通士兵陡变为长官，他提醒自己“现在身分业已截然不同，虽心理方面稍无改变，然连内官兵均将以官长身分相待。一举一动为人表率，百余青年亦将靠个人之领导而进退”（1945年8月29日）。可见綦耀义已自觉以领导者身份应对新环境，尽管仍担心经验不足，但更多从积极乐观的方面来对待。

在日常生活和训练中，綦耀义也尽力做好表率，即使清晨下雨，连长提醒不用早起，他也“遵照规定”，以免“有失自尊”（1945年8月29日）。第一天出操，他由于久未训练，感觉疲惫但仍勉力支持，“避免士兵私语偷懒”（1945年9月4日）。9月23日，部队前往固城演习，綦耀义全程参与，为“避免士兵暗地议论”，他选择与士兵同行。从綦耀义的言行与思虑可以看出他任训导员之后的小心翼翼，力图维持政工干部的身份与形象。

连训导员负责政治宣传与思想动员，通过各类集会、小组讨论、会议、政治学习、宣传材料等向官兵灌输三民主义，鼓吹蒋介石个人言论。綦耀义在组织这些活动时，一方面积极准备相关话题与材料，另一方面，有策略地针对军中顽疾。比如对士兵讲话时，深知众人厌烦长官谈话，“今日自充官长，深恐赘言讨烦，略提要点，即予结束”（1945年8月30日）。不过，綦耀义仍对各类机械的政治学习与讨论表示厌烦，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怀疑训导员的角色以及政治工作的价值。前述当事人的回忆多强调蒋氏父子重视政工干部乃至以此控制青年军，学界也认为蒋经国强力执掌青年军的政工系统，因而造成政工人员对同级军事主官形成制肘甚至压制，导致军政不和，乃至出现“文主武从”的局面。

不过，综合日记与其他文献来看，青年军大多数部队似乎仍处于“武主文从”或“军政共治”的状态。9月2日，团长赵云飞组织总理纪念周，綦耀义首次与士兵同列，所站位置却在连长身后，他“颇觉欠妥”。之所以如此，可能是他默认“训导员”的位阶应高于“连长”。这种认知应来自于重庆培训，或许和“太子门生”带来的优越感也有关系。政工干部的一些规定有可能强化了这种认知，比如同为上尉，连长和训导员月饷均为2万元，但训导员又额外多2千元的“特别办公费”，归其私人支配。然而军队实态则是另外一回事，队列中的位置仅是外在形式，很快他就感受到政工干部的真实处境。9月11日，团长召集连长、训导员以上人员谈话，转达师长方先觉赴重庆后所得指示，强调“军政之合作”，政工人员要“协助部队长”。尽管綦耀义所记并未明确指向政工人员与军事主官的矛盾，但青年军编练总部则在公开出版的报告中坦承，206师三个团，包括616团（綦耀义所在）和618团都存在“军政合作”问题。

9月15日，綦耀义少见地在日记中反思其职责，训导员“站队既无其位置，指挥又无其实权。表面上是在负责政治教育、思想及情绪之安定。可是，毕竟都是些不能更空洞的名义。每一件琐事都可以干涉，同时每一件琐事也都不能干涉，具有解决问题的义务，然而却没有解决问题的实权。身居次要的地位，处处要受牵扯，不得不以部队长的命令与计划为准绳”，相当精准地描绘出训导员在连队的尴尬处境。

笔者以为，青年军的大多数军事主官来自于部队老兵，不少人还具备实战经验。加之长期以来军事主官在国民党军队的领导地位，蒋经国从三青团和大专科学生抽调培训的政工干部，并不能完全压倒同级的军事指挥官。从实践层面来看，蒋氏父子苦心栽培的政工人员在青年军9个师中只有个别能达到所谓的“军政合作”，师、团级及师直属部队普遍出现激烈的军政矛盾。

1945年11月，国民政府正式公布青年军自12月完成6个月预备干部教育后复员。11月11日，綦耀义所在团公布命令，官兵普遍感到失望，认为“一腔热血，即将因之黯然湮没，今后不复存在任何纵横战场之希望矣”。随后师、团军事主官发生变动。綦耀义也在1946年2月9日升为少校，调任第1连训导员。有意思的是，一个月后綦耀义才接到之前任职上尉的正式文件。他感叹“任职半年有余，今日始奉派令，初离学校，受命上尉，或亦可谓不愧十载寒窗之苦”（1946年3月20日）。相较初入军营时经常忧虑前途，军衔提升与身份转变令綦耀义的心态完全不同。作为连队长官，他认为士兵在除夕因思念故乡蒙头哭泣是有失军人身份（1946年2月1日）。然而就在一年前，初入军营的他听到嘲讽青年军的话语时，自己也承认：“像这样不振的军气，实亦难获得良好的效果。”（1945年1月22日）

綦耀义调到第1连，短暂适应后就投入政治工作，甚至闲暇时还邀请排长去汉江打水鸭开荤。此时，复员去向成为綦耀义最迫切的问题。3月9日，已荣升军长的老师长钟彬前来汉中检阅部队，谈及青年军退伍事宜，最为大家关注，年轻士兵大多因复员而兴高采烈。根据规定，綦耀义可以回母校燕京大学复学，但是他决定“第一志愿填报出国深造，第二志愿填报谋事”（1946年3月25日）。4月26日，蒋经国以青年军退伍管理处副处长的身份到汉中检阅，重点解释退伍问题，强调官兵应争取培养机会以待“青年军力量之发挥”，并宣布将为青年军设立公费中学与职业学校。上司力劝綦耀义留在专门学校任教员，但他仍决定坚持己见。

遣散所部士兵也花费綦耀义大量精力。因为青年军编练初期普遍出现混乱情况，士兵大多对国民政府复员计划抱有疑虑。除了统计士兵退伍后的意愿，编制造册，綦耀义只能尽力安抚，降低他们对退伍金、旅费的预期。包括政工干部在内，所有人都需参加结业考试，尽管试题较为简单，士兵仍多叫苦不迭（1946年5月20日）。

至6月22日，206师完成遣散。綦耀义则在隔天赴西安参加青年军留学考试。考虑到大学所修科目，綦耀义报名“保险门”，考试从7月21日开始，至24日结束，他在日记中记录下所有科目的考题，《从军日记》也至此结束。

由普通士兵考入政工班是綦耀义的主动选择，由此成为政工干部甚或连队长官则是他引以为傲的成就，甚至视为不负十载寒窗苦读。无论重庆培训期间的经历，还是成为政工干部的待遇，都让綦耀义切身感受从二等兵到连队长官的身份转换。由于两蒋刻意提高青年军地位，青年军军官高配一级。綦耀义的少校训导员距其初入营的二等兵相差7级，在国民党常规陆军中相当于营长，对于一个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学生，可谓“平步青云”。因而綦耀义不断提醒自己维护长官的形象，这不仅是保持个人权威的需要，更是他从内心接受“长官”身份的体现。再相比之前泸县情形，“兵”与“官”的区隔跃然纸上。很显然对于“长官”这个身份，綦耀义甘之如饴。

从青年军政工干部与军事主官的基层实态来看，綦耀义不仅亲身经历军政不和，更对政工干部的角色进行反思。他固然是承认军事主官在军事指挥上的优点，但又不肯甘居人下。正如大多数学者所言，两蒋尤其是蒋经国对于政工系统的定位与掌控，造成军中文武之间的矛盾极为尖锐。綦耀义的尴尬处境或者说困境，皆根源于此。与此同时，对于初掌“权杖”的綦耀义而言，他看到了青年军政治工作的无效甚至失败，尽管努力应对，但是显然无法改变大局。尽管他未明言，恐怕这才是政工干部在军中毫无地位的直接原因。

四、余论

西方学界一般认为身份认同是难以定义的，其中关键在于个体与社会的功能，即双方互动过程中，个体自我内部认知与社会外部力量作用哪一个更重要。綦耀义作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准的大学生，透过《从军日记》可以观察到他对自我的认识即我是谁（中国人、学生、士兵、政工干部）有着相当清晰的定义。

綦耀义以大学生身份进入军营后，军队的集体生活与训练不但未能将其改造成一名士兵，日常生活的单调、枯燥反而使得他无法认可自己将要成为上战场的普通士兵。学生角色和士兵身份的冲突与碰撞，在一件件琐事以及军队官僚作风影响下日益明显。这当然不是綦耀义一个人的问题，同样参加青年军的章开沅曾因违反军纪被关禁闭，綦耀义所在搜索连纪念册也有许多人留下类似的记录。军队强调纪律与服从，尤其是等级森严的体系通过日常生活逐渐消磨掉綦耀义的学生气息，使他慢慢接受军人的身份，尽管仍有着诸多抱怨与牢骚。

考入政工班令綦耀义逃离二等兵的泥潭，也使得他重新认同从军的选择。重庆培训的礼遇与军衔陡升不但消解了綦耀义内心对军人的排斥，更让他接纳和享受军营中的长官身份。从学生到二等兵，綦耀义经历了理想的幻灭，而由二等兵到政工干部，他又因对军官身份的认同能够淡然面对军营的日常。事实上，从泸县203师到汉中206师，青年军存在的各种问题并未消失，唯一改变的是綦耀义的身份。

有趣的是，复员以后，綦耀义反而肯定当初痛恨的军营生活，认为自己“获得了军队中最有价值的规律生活的教育，基本的服从精神，和刻苦耐劳的良好习惯。对于事件之处理与观察，好像已经拥有了独当一面，慎思果断的基础。像这些条件，恐怕都不是一个刚学校出身，直接步入社会的学生，所可容易得到的”（《从军日记》序言）。这固然有时过境迁后的从容淡定，恐怕也是由于他经历世事以后能更全面看待自己的从军生涯。

抗战胜利后，《新华日报》曾刊发一份名为“吕鹤”的青年军士兵日记。在所选的10天日记里，大学生吕鹤经历了个人利益与抗战救国的两难而最终从军，此后在军营遭遇连队为逢迎上级大搞形式主义，师长夸夸其谈却不注意士兵疾苦，士兵们当面向师长提出生活、训练、待遇等问题反被严厉训斥。吕鹤所述与綦耀义的日记极为相似，同为抗战这一时代巨变下的大学生，綦耀义与吕鹤以报国之心而投笔从戎，却见证了青年军存在的种种问题。正如《新华日报》配发的评论：“他是一个纯洁的爱国者，当初真认为参加青年军为挽救危亡的最好途径的，但后来事实却告诉了他另外一个结论！”

与綦耀义不同的是，吕鹤还用大量篇幅记录军队与驻地百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曾参加青年军的史学家蒋永敬也提到，为鼓励知识青年参加，社会舆论大力赞扬与吹捧，导致青年军“不免自认特殊，趾高气扬，不守秩序，社会亦纵容之，愈为狂妄”。綦耀义并未留下相关记录，无论是刻意回避还是的确不了解内情，青年军作为蒋经国的“近卫军”，在人员、装备、后勤各方面都享受特别待遇，但是其带来的问题要远大于成效。

与八路军相比的话，青年军则是彻底的失败。以装备、后勤而论，战时八路军的子弹要靠购买、缴获甚至通过伪军“关系”获得，官兵们的服装不仅短缺更无稳定来源。但是八路军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长期坚持敌后游击战，持续给予日军打击，成为华北抗日战场的中流砥柱。众所周知，中共军队的宣传与动员能力是军事胜利的重要保障。以基层连队为例，中共同样有负责政治工作的指导员，全面抗战时期八路军的政治宣传工作可谓有声有色，不仅解决战士的思想问题，更培养了一大批的基层干部。八路军军纪严明、官兵关系和谐、士气高涨，即便一时遇到困难，也能通过政治宣传与思想政治工作加以克服。青年军则是军纪涣散、官兵对立、军事主官与政工人员矛盾重重，军队政工人员根本无法解决国民党军队的顽疾，反而加剧了军队内部的争权夺利，綦耀义《从军日记》就如一台显微镜，从细节处照见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失败的种种原因。

感谢马飞居中联络，綦青接受访谈，谈秋圆协助录入文字以及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

【作者简介】王淼，湖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抗日战争史。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5年第5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