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书目类例是反映学术观念的方式之一。朝鲜书目普遍将诗文评类著作置于子部说家类，这与唐代以降中国书目多在集部为诗文评单设一类迥然有别。朝鲜书目的这一类例设置，是朝鲜诗话论事远多于论辞、偏于杂事闲谈的事实的反映，也是主动选择袭用清代《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子部说家”的结果，体现出朝鲜文人对诗文评作品评价较低的观念。相较于朝鲜与中国而言，日本书目鲜依四部，多将诗文评与诗文创作并列一类，体现出对诗格与诗技的高度重视，以及论诗重视诗歌本身的特点。

关键词：东亚书目  诗文评  文学批评

引  言

古典目录学是门径之学。目录之书多按一定标准对所涉书籍分类，这体现出著者对不同书籍的定位，即郑樵所谓“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至于目录学家精心撰写的小序与解题，更蕴含“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期待，能明确表述古人的学术观念。

通过书目类例探究古人学术观念这一研究思路，有其适用范围和注意事项。就适用范围来说，目录须是根据所涉书籍的性质（种类与内容）进行分类，而非纯据物质载体分类者；在此前提下，小序与解题清晰条畅的书目，以及读书推荐目录，由于较易反映著者的学术理念，故讨论价值往往较高。就注意事项而言，首先，书目类例的设置但凡成功，往往会被后代因袭，故需格外注意类例的“创制”与“变易”，由此捕捉古代集体或个人学术观念的动态变化。其次，对类例的研究需持“比较的眼光”，而所谓比较，既包括时间上的，也包括空间上的。最后，由书目所探及的学术观念，应能与当时其他文献资料相互印证。

本文在以上思考的统摄下，探究朝鲜书目中诗文评作品的位置与所获评价，并与中国和日本进行对比。中国古代“诗文评”一词作为二级类目出现于明代，在明清书目中被广泛使用并为《四库全书总目》（下文简称“《四库总目》”）继承，是对古代评诗论文之作的统称。《四库总目》诗文评类小序在《文心雕龙》《诗品》之外，又举诗格（举皎然《诗式》为例）、本事诗（举孟棨《本事诗》为例）、诗话（举欧阳修《六一诗话》、刘攽《中山诗话》为例）三类，并分别概括其特点为“备陈法律”“旁采故实”“体兼说部”。关于中国古代目录学与文学批评的关联，周勋初、张伯伟、彭玉平等学者均有关注，从混杂于总集到唐宋的文史类，再到明清的诗文评类，中国古代的诗文评类例设置渐趋独立，而几乎始终位于集部之内。古代书目自唐宋起为诗文评著作专设一类，体现出中国古人对此类作品“讥评文人之得失”属性的重视。不过，汉文化圈诸国的目录之书各具特色，在分类上尤其各有千秋，比较中日韩三国书目著录诗文评作品的不同情况，抽绎其中的批评观念并进行比较，无疑能在不同文化的相通与变容中，更为全面地理解古代文学批评理路。

一、子部说家：朝鲜时代书目中的诗文评

除佛经目录外，现存韩国古代书目均编纂于朝鲜时代，且直到正祖时期（1776—1800）方大量出现。正祖李祘在位期间产生了多部书目，其中《奎章总目》是现存最早依四部分类的书目，在朝鲜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还亲自撰写《群书标记》，为“御定”“命撰”之书一一详加著录，可见对目录之学的重视。朝鲜正祖朝大致对应清乾隆朝中晚期，《奎章总目》成书略晚于《四库总目》，故理论上此时朝鲜文人进行书目编纂时，可对中国古代绝大部分书目予以选择性的参考，而其间的同中之异就格外值得关注。

本节根据是否采用四部分类，将朝鲜书目分为两类讨论，以突出朝鲜书目著录诗文评作品的特别之处。

（一）依四部分类的朝鲜书目

1.将诗文评之作置于子部说家的普遍性

与中国书目的基本情况迥然有别，现存朝鲜书目中凡依四部分类者，几乎都将诗文评之作著录于子部说家类，无论王室书目、册版书目还是私家书目均然。

朝鲜书目的这一类例设置始于首分四部的《奎章总目》。该书把诗文评类作品全部置于子部“说家类”，将《岁寒堂诗话》《浩然斋雅谈》《古今诗话》《古今词话》等诗话词话与《世说新语》《容斋随笔》等小说笔记并列。《奎章总目》未为诗文评专设一类，是否由于此类作品数量有限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奎章总目》中天文类和卜筮类都只著录了一部书，可见编者未将诗文评归为一类，并非这类作品不够多所致；而将之与笔记小说杂列于说家，又可看出朝鲜文人并未特别重视其评论诗文的特质，而更强调其“体兼说部”的特点。其后王室书目中，《内阁访书录》仅分经史类、子集类，而将清吴景旭《历代诗话》置于子部；《西序书目签录》与《西序书目草本》均在子部说家类著录多部诗文评作品，其中《西序书目签录》所录均为高丽朝鲜诗话，包括《栎翁稗说》《破闲集》《补闲集》《芝岘（峰）类说》《诗本要标》等；而《西序书目草本》所录除朝鲜诗话外还有《艺苑卮言》《诗法要标》等中国诗格诗话。上述书目足以证明将诗文评置于子部说家类的做法，在朝鲜王室书目中具有普遍性。

朝鲜现存册版目录（指纪录某处藏有哪些书板的目录）中，徐有榘所撰《镂版考》是唯一一部依四部分类者。徐有榘乃《奎章总目》修撰者之一徐浩修之子，此书分类方式与《奎章总目》一脉相承，于经史子集之下共设27个小类，对各书有详细提要。此书子部说家类著录五种著作，其中三种为诗话：李仁老《破闲集》、崔滋《补闲集》、李齐贤《栎翁稗说》。节录三书解题如下：

《破闲集》：杂记诗话而详于事实……高丽一代名辈佳句之至今可征者，多赖是篇及崔滋《补闲集》。

《补闲集》：补辑李仁老之所未收，浮屠儿女之诗句可资谈笑者，亦并收录。

《栎翁稗说》：前后二录，前录纪公私乘牒，后录多诗文评隲。

徐有榘一方面指出诗话多记野史逸闻“可资谈笑”，这是朝鲜诗话的基本特点；另一方面也指出诗话“诗文评隲”的性质，这是这一文体的功能属性。将诗话与杂说之书并列于子部，既由朝鲜诗话偏于闲谈的事实决定，也是徐有榘对诗话一体考量定位的结果。

2.洪奭周《洪氏读书录》：最具学术理念的一部朝鲜书目

朝鲜时代的私家书目较有体系者现存《海东文献总录》《洪氏读书录》《清芬室书目》三种，其中洪奭周（1774—1842）《洪氏读书录》可谓最能反映朝鲜文人目录学意识的一部书目：此书既非藏书目录或访书目录，也非侧重书籍交流和文献保存的史志目录，而是专为指导其弟洪吉周读书而作的推荐书目录，且有精心撰写的小序与解题，因此最能体现朝鲜知识人对读书次序、学术体系及各种书籍重要性的认识，这些无疑是真正属于目录学“门径”的思想。洪奭周有家学渊源，其外祖乃大邱徐氏，他与徐氏父子颇有往来，其诗集《海居斋诗钞》之序乃徐有榘所作，故洪奭周的目录学思想有与徐氏父子相承之处。《洪氏读书录》子部“说家”类小序曰：

说家者亦杂家之流也，或称引古今，或考证经史，固往往儒者之所务。然率涉猎泛滥，取资于谈说而已，不能以成一家言，故曰说家。其类有六：一曰论说，二曰记述，三曰考证，四曰评艺，五曰类事，六曰杂纂。

洪奭周对“说家”类的评价较低，认为乃取资闲谈而不能成一家言的泛泛之论，这也是朝鲜文人对说家的总体定位。“说家”下分六类，其中的“评艺”类是现存朝鲜书目中唯一专为诗文评著作而设的一类，值得重点讨论。此类共著录八部作品，包括中国的《文心雕龙》《诗品》《六一诗话》《续诗话》《韵语阳秋》《艺苑卮言》《诗薮》，和朝鲜的《东人诗话》。可见“评艺”类与《四库总目》中的诗文评类颇为相似，却无诗格类和本事诗之类的著作。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些作品，作者给予的评价普遍较低：

《文心雕龙》：文章者，学问之精华也，是故以学问为本，以理为主，而气辅之，未有不工者也。规规而求诸章句法度之间，抑末矣。古之君子未尝论文，论文盖自是书始。虽然，亦可谓精且备矣。

《诗品》：诗之于文章，末也。诗品之于诗，又赘也。后世之文士既以诗学为大务，而论诗之书自此始，亦不能不存其梗概云尔。

《东人诗话》：东人之有诗话者盖尠。是书于诗家无甚发明，而征野闻者或取焉。

《文心雕龙》和《诗品》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两部极具体系性的诗文评著作，在后世虽也偶被批评（如晁公武称刘勰“疏略”），但整体来说颇受重视，如《四库总目》“诗文评类”小序曰：“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锺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章学诚更认为二书乃“专门名家”，称赞道：“《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然而洪奭周竟以“末矣”“赘也”形容，可见他对诗文评论之作整体颇为不屑，对拘泥于“章句法度”的行为更是不满。至于他有所称赞的著作，都是因人存书，如称自数十家宋人诗话中选择欧阳修《六一诗话》、司马光《续诗话》著录是“取其人也”，又如评葛立方《韵语阳秋》曰“其论诗也，不主于辞而主于义，是以君子颇取焉”，均可看出他对程朱性理之学的恪守。

此外，洪奭周作为朝鲜唯一一位为诗文评著作专设一类的目录学家，能辩证地看待诗话这一文体。他意识到诗话形式自由且内容不拘，不同诗话中诗文评隲的含量有所不同。例如，他将徐居正《东人诗话》归于“评艺”类，而将成伣《慵斋丛话》、李睟光《芝峰类说》录于“论说”类，显然认为前者相较于后两部书而言属于更为纯粹的论诗之作。《慵斋丛话》解题曰：“其书或记述闻见，或评隲诗文，不名一体，故曰丛话。”《芝峰类说》解题曰：“其记述时事似野史，评隲文章似诗话。”均能综合评价其内容与性质。也正因此，洪奭周认为《慵斋丛话》和《芝峰类说》“皆论说之属，而考证评艺之文亦杂出于其中焉”，辨析较为清晰。

洪奭周所指出的，是诗话一体含义宽窄的概念问题。中国古代对诗话概念的理解，自宋迄清渐有泛化的趋势，如明代徐《徐氏家藏書目》集部设“诗话类”，将锺嵘《诗品》、皎然《杼山诗式》、孟棨《本事诗》与诸多诗话并列，已用“诗话”一词统称各类评诗论文之作；清人林昌彝云“凡涉论诗，即诗话体也”，同样混杂了诗话与其他诸体的界限。正如张伯伟所说，“（论诗）性质上的相通并不等于体制上的相同”，“如果不从体制上着眼，就无法显示出各种批评形式的特点，也就无法进一步探究中外文学批评在更深层次上的异同”。不仅诗话一体与其他批评形式有所不同，不同诗话之间诗文评隲的含量也有待辨别，意识到这一点对于今日从事古代文学批评研究非常重要。

（二）不依四部分类的朝鲜书目

朝鲜也有部分书目的体系与四部分类相差较大而更为灵活，它们著录诗文评的方式各有不同，但均未将其视作专门一类，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提炼如下。

首先，朝鲜存在个别将诗文评与诗文作品归于一类的书目，较有特色者有二。一乃《承华楼书目》，此书虽设经史子集四类，但其后又设有诗类、文类、丛书类、说家类等19类。其中集类均为别集；诗类包括《诗人玉屑》《诗法入门》《修词指南》《清脾录》等诗话诗法类著作和多部诗歌总集；至于说家类，则未见诗文评作品。《承华楼书目》将诗文评与诗歌总集并列而区分于说家类，可见编者意识到诗话与诗歌直接相关，这一分类方式在朝鲜书目中非常罕见。二乃《缉敬堂曝晒书目》，该书分经、史、子、集、书画、试帖、杂著、小说等共12类，其中集部《带经堂诗话》与杂著部《岘傭说诗》《诗学问难》均属诗评之作，至于小说部则未见任何诗文评作品。此书编者将《带经堂诗话》置于集部，与诸多别集、总集并列，这一归类在朝鲜书目中十分特别。但也需注意，这部书目并非采取严格的四部分类，且诗文评作品同时出现于集部与杂著部，又以后者居多，故其将诗文评置于集部的观念并不彻底。

其次，在“说家”“评艺”之外，将诗文评作品归于“杂著述”与“野史类”的书目亦不乏其例。如上文所述《缉敬堂曝晒书目》便将部分诗文评作品置于杂著部，这一分类方式可追溯至金烋（1597—1638）私撰的《海东文献总录》。此乃朝鲜首部解题目录，其“诸家诗文集”类未见任何诗话，仅有释觉月的《诗评》属于诗文评类作品，但在“诸家杂著述”类则著录有《破闲集》《续破闲集》《补闲集》《东人诗话》等多部诗话，可见编者对诗话的定位不过是“杂著述”。《海东文献总录》在现存朝鲜书目中时代较早，说明朝鲜文人不甚重视诗话这类作品的观念久已存在。至于将诗文评归于“野史类”的，如李肯翊（1736—1806）所作史志书目《燃藜室记述别集·文艺典故》，该书以介绍中朝间的书籍交流史为目的，共分15类。“文集类”以人为纲，在每位文人名下排列其别集、诗话、选集，如李仁老名下有《银台集》《双明斋》《破闲集》，崔滋名下列《补闲集》《农隐集》，李齐贤名下列《益斋集》《栎翁稗说》，徐居正名下列《四佳亭集》《东文选》等。但在以著录小说、笔记、日记为主的“野史类”，却又出现成伣《慵斋丛话》、南孝温《秋江冷话》、徐居正《东人诗话》、许筠《蛟山诗话》等多部诗话。事实上，凡是书名出现“诗话”二字者，都被作者归入“野史类”，这进一步表明，从目录学的立场出发，在整体的知识系统中，朝鲜文人将诗话类作品理解为闲谈杂说、野史逸闻的观念，具有普遍性。虽然若缩小范围，局限在文学内部或文人圈中来看，他们对诗话也不妨抱有肯定性的评价。

总之，凡依四部分类的朝鲜书目，几乎全将诗文评之作置于子部“说家类”；不依四部分类的，偶有将其置于“杂著述”“野史类”者，但整体对诗文评的定位均不甚高。这相较于中国普遍在集部为诗文评专设一类而言，无疑非常独特。

二、朝鲜书目将诗文评置于子部说家的原因

朝鲜书目将诗文评作品著录于子部说家的原因何在？概括而言，既由朝鲜诗话偏于闲谈逸闻的事实本身决定，也受到清代《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的影响，是内外因素双重作用的结果。以下分别述之。

（一）朝鲜文人对诗话的定位与对道德文章的追求

章学诚曾将诗话分为“论诗而及事”和“论诗而及辞”两类，中国诗话论事多于论辞，但二者比例还算均衡。诗话虽始于欧阳修“以资闲谈”的《六一诗话》，但在北宋已经呈现出从论事向论辞的过渡，如三部诗话总集《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的理论性逐步增强，呈现出从存诗到存论、从诙谐到严肃、从闲谈到诗道的变化；而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严羽《沧浪诗话》，可称为理论性诗话的代表。相较于此，朝鲜诗话却似乎一直停留在对《六一诗话》等“炉边闲谈”的模仿，论事远多于论辞，且二者比例极度失调，这是朝鲜目录学家所面对的著作现实，这一现实决定了目录学家对诗话的基本定位。以两部朝鲜早期诗话的作者自序为例：

或至于浮屠儿女辈，有一二事可以资于谈笑者，其诗虽不嘉，并录之。

此录也，本以驱除闲闷信笔而为之者，何怪夫其有戏论也。

无论是“资于谈笑”还是“驱除闲闷”，都可见对欧阳修《六一诗话》的继承。朝鲜诗话以谈笑、戏论为开端，且零星出现几部后又有所中断，而后续诗话变化亦不明显，基本仍沿闲谈一路。姜希孟《东人诗话序》乃东人言“诗学”二字之始，他描述朝鲜文学批评的起源曰：

吾东方诗学大盛，作者往往自成一家，备全众体，而评者绝无闻焉。及益斋先生《栎翁稗说》、李大谏《破闲》等编作，而东方诗学精粹得有所考。厥后百余年间，莫有继者，岂非诗学之一大慨也！

朝鲜诗话本以闲谈杂说为主，即便有学者对诗话一体予以反思，也往往是觉得朝鲜文人只录“诗话”远远不够，应进一步增多对“时事”的记录：

我国名为儒者亦非一家，徒知词藻之为文，而不知著书垂范。惟李仁老、崔滋、李齐贤，著《破闲》《补闲》《稗说》等书，然惟录诗话，而不能广记时事，可笑也已。

可知偏于闲谈杂事不仅是朝鲜诗话的基本特点，也是朝鲜文人对此体的文体期待。进一步来说，这种重事不重辞的观念伴随着朝鲜文人对道德学问的追求，是其文道合一观的具体表现。如南九万所云：“余于诗，所谓四声八病者，则诚非所习；若所谓温柔敦厚之教，亦尝略闻之矣。”四声八病可理解为形而下的声律技法，而温柔敦厚则是礼乐文化象征的儒家《诗》教。这种思想用徐居正的话来说，就是“文者贯道之器”：

文者贯道之器，六经之文，非有意于文，而自然配乎道；后世之文，先有意于文，而或未纯乎道。今之学者，诚能心于道，不文于文；本乎经，不规规于诸子；崇雅黜浮，高明正大，则其所以羽翼圣经者，必有其道。

这种文本乎道的思想、重道轻技的倾向，比古代中国更深。既如此，朝鲜文人对诗话不满，将之归于子部说家乃至于解题中严厉斥责，也就在情理之中；甚者有些文人不仅对诗话不满，对作诗这一行为本身就不甚重视。洪奭周说得直白：

夫诗固一艺耳，能之亦可，否之亦可，与其弊精分神而以害吾有用，无宁不能之为愈也。

可见朝鲜文人对道德学问的追求。洪奭周之语并不代表朝鲜文人不重视诗歌创作，也不意味着朝鲜诗歌不讲求技巧，而是意在说明诗歌创作应是君子立身行道、经世致用的途径，单纯的诗歌技艺本身并非创作目的，此点决定了朝鲜书目对诗文评较低的定位与评价。而朝鲜文人的这种观念，与中国古代一部十分特殊的书目《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下称《浙江总录》）一拍即合，朝鲜目录学家有意选择袭用此书类例，直接造成将诗文评置于子部说家的普遍现象。

（二）朝鲜书目对《浙江总录》的有意借鉴

1.《浙江总录》在中国古代书目中的特殊性

虽然中国古代书目普遍为诗文评作品在集部设置专类，但也存在将诗话统统著录于子部的特例，较有影响者有三：北宋《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下称《秘目》）、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清代《浙江总录》。《秘目》依经史集子排列，集部设文史类，但所录诗文评作品除辛处信《注文心雕龙》、张为《诗人主客图》外，全为诗格和文格；而该书著录的三部诗话（欧阳修《诗话》、司马光《诗话》、刘贡父《诗话》）全部位于子部“小说”类。可见编者认为诗话性质类似小说笔记，与标举诗文范式的诗格有所不同。

成书略晚于《秘目》的《郡斋读书志》有袁本与衢本之分，简单来说，袁本成书较早，衢本是修订后的版本，二本之间互有优劣。在袁本基础上，衢本于集部增设“文说类”，使《文心雕龙》《修文要诀》《本事诗》独立成类，显示出晁公武文学批评意识的增强。不过，袁衢二本均将诗话之作归入子部“小说类”，与《世说新语》《太平广记》等小说笔记并列，且具体解题对诗话的评价也不甚高，如称欧阳修《六一诗话》“戏作此，以资谈笑”，称王直方《归叟诗话》“多以己意有所抑扬，颇失是非之实”等，可见晁氏尚未重视诗话评论诗文的功能。《秘目》与《郡斋读书志》是中国古代现存最早的两部收录诗话的书目，彼时诗话一体刚刚诞生。二书将诗话全部置于子部小说类，说明此体本与小说有相近之处，这也是《四库总目》称诗话“体兼说部”的原因。但这一分类方式只短暂出现：此后直到清代，几乎所有书目都将诗话纳入集部，鲜有的例外可能就是《浙江总录》。

《浙江总录》是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浙江省奉旨采集遗书的提要目录，故其成书略早于《四库总目》。该书分十一集，以第一至十次进呈书目编成甲至癸十集，十一、十二次补编为闰集。此书凡例列出了斟酌参考的前代书目，其中便有《郡斋读书志》。在类例设置上，《浙江总录》依经史子集为次，子部有“说家类”，下分“总类”“文格诗话”“金石书画”“小说”四小类，其中“文格诗话”部分著录有文格（如宋陈骙《文则》）、文话（宋王铚《王公四六话》）、诗格（明梁桥《冰川诗式》）、诗话（宋阮阅《诗话总龟》）等大量评诗论文之作。至于该书集部，则未见任何诗文评类作品。可见，相较于前举二书而言，《浙江总录》的类例更为特别：它不仅把诗话类，而且把诗文评其他各类著作，全部置于子部说家类，这在中国古代书目中可谓绝无仅有。同时，虽然含义相近，但《浙江总录》“说家类”这一名称删掉了“小说类”或“小说家类”中的“小”字，在古代书目中同样独一无二，而此点对于判断其与朝鲜书目的联系非常关键。

《浙江总录》在中国古典目录学中的特殊性颇值得讨论。它一改四部分类诞生以来把诗文评著作置于集部的普遍做法，将各种评诗论文之作全部挪至子部说家类，此举蕴含对诗文评价值和定位的重新考量。尽管此书编者并未明确表述设置这一类例的原因，但我们仍可进行一定推测。就四部分类而言，子部的地位整体高于集部，但这并不意味着子部的所有分支均是如此。子部的小说家类多是稗官野史乃至异闻传说，班固所谓“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并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将小说家视为不入流者，这决定了后世对小说家的基本定位。正如章学诚所云：“诸子一变而为文集之论议，再变而为说部之札记。”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919页。以闲谈杂说为主的子部说家，也许反要劣于文集一等。因此，《浙江总录》将诗文评之作置于子部说家，应该是包含不甚重视的态度的，即便不说是出于贬低。当然，这一设置究竟是出于浙江学者的精心考虑还是无意为之，已难以揣测。但恰恰是这部《浙江总录》对诗文评的特殊定位，由于符合朝鲜诗话的基本特点，被朝鲜目录学家有意择取并代代沿袭，形成了朝鲜书目中的普遍现象。

2.朝鲜书目借鉴《浙江总录》的具体表现

学界公认朝鲜目录学的成熟直接源于对《四库总目》的借鉴，这确实是事实。《奎章总目》的编者徐浩修于正祖十四年（1790）出使清朝，其《燕行记》记录与纪昀的初次见面曰：“纪尚书……晓岚，以博雅有盛名，编纂《四库全书》。”认为此乃纪昀最有代表性的贡献，后续二人又就《四库全书》多次交谈。《奎章总目》的具体解题也不乏对《四库总目》的采用，仅就诗文评作品而言，《岁寒堂诗话》《浩然斋雅谈》的解题便是因袭《四库总目》而来。但在《四库总目》的影响之外，朝鲜书目尚存在对《浙江总录》的大量借鉴，而此点与朝鲜书目对诗文评作品的归类方式直接相关，故本文着重论述此点。

朝鲜书目对《浙江总录》的借鉴是多方位的。《奎章总目》凡例认为“凡古今目录之家，体裁有三”：总纪古今之图书者、通纪一代之图书者和但纪一方一家之图书者；其中对第三类的举例，便有《浙江总录》一书。且该书目也直接被《奎章总目》著录：《奎章总目》史部“总目类”仅有《直斋书录解题》、《浙江书目》（即《浙江总录》）、《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三部书目，均附解题，其中对《浙江总录》进行了客观的评价：

详其卷帙，叙其撰人，述其大旨，又或略举序文跋语，而遇有希罕之本，别载某氏所藏云。

由于对《浙江总录》评价较高，在具体解题时，《奎章总目》也就对其有大量沿袭，诗文评之作中，像《古今词话》一书，《奎章总目》解题为：“清吴江沈雄、休宁江尚质同辑，分词品、词评、词辨，凡三门。”完全沿用《浙江总录》，只将原本之“国朝”二字改成“清”而已，这与并未提及编者江尚质的《四库总目》就有所不同。笔者比对发现，至少有15类29种著作（详见表1），《奎章总目》的解题同于《浙江总录》或为其节抄，而均不同于《四库总目》（部分属《四库》未收书）。

由表1可知《奎章总目》对《浙江总录》沿袭之多。《奎章总目》之后，徐有榘所撰《镂版考》对《浙江总录》的参考更为明确，其凡例自述曰：

是书分门立纲，亦用四类，而若其宏纲之中，细目条分，则又损益折衷于历代艺文志、陈振孙《书录解题》、锺音《浙江遗书总录》诸书，凡其一类一书之离合进退，未尝不兢兢乎博参而慎取，庶几绎书名、按部位而作者之大指瞭如指掌云。

此处消息大有关键：徐有榘自述在思考此书的“宏纲”“细目”时，有对《浙江总录》的“损益折衷”处，而完全没有提及《四库总目》。由此可以明确，《镂版考》类例设置上，必然存在对《浙江总录》的借鉴。

韩致奫（1765—1814）所撰《海东绎史·艺文志》乃现存唯一依四部分类的朝鲜史志目录。《海东绎史》卷首“引用书目”分“中国书”与“日本书”，中国书中便有《浙江书目》（即《浙江总录》）。而对《浙江总录》的借鉴最为极端之例，当属《内阁访书录》。已有学者指出，此书解题基本是抄录《浙江总录》而来，唯对少数不见于《浙江总录》之书的解题，亦参考《直斋书录解题》《经义考》等其他书目。可见《浙江总录》对朝鲜目录学的影响之深。

如上所述，朝鲜文人对《浙江总录》的评价较高，编写书目时于凡例与具体解题对其都多有借鉴。《浙江总录》作为一部清代的地方采集目录，在中国的影响并不大，也未获得较高评价，但它经过异域目录学家的采用，在朝鲜书目中延续了其生命力，焕发出新的光彩，前所论述的将诗文评之作归于子部说家的类例设置，即为富有特色的表现之一。考虑到这一分类方式与“说家”一词在中国目录中的特殊性，以及徐浩修、徐有榘等早期朝鲜目录学家对《浙江总录》的肯定与参考，特别是《镂版考》凡例中的自述，我们可以肯定朝鲜书目的这一类例直接源自对《浙江总录》的借鉴，且得到了此后目录学家的不断继承。

需要注意的是，朝鲜目录学家对《直斋书录解题》《四库总目》等其他中国书目同样相当了解并多有吸收，其在编撰书目时并非对某一中国书目机械挪用，而是针对朝鲜的学术情况予以选择性地借鉴，同时亦有自出机杼之处。朝鲜书目著录诗文评著作时，不取中国古代书目于集部设专类的一般类例，唯独选用《浙江总录》置于子部“说家类”的独特分类方式，不仅与朝鲜诗话重事轻辞的特点相匹配，更体现出对诗文评著作不甚重视的态度。《浙江总录》尚于子部“说家类”下设“文格诗话”，而朝鲜书目除《洪氏读书录》外，鲜为诗文评专设一类，只是将其与小说笔记杂列，这就进一步消解了诗文评的独特性，展现出朝鲜文人对诗文评之作的轻视。可见，书目类例可以体现学术观念，观念首先是事实的反映，同时可在不同区域之间以书籍与人为媒介展开交流，而即便交流过程中某一方产生的影响更加强烈，具体如何被选择依然是接受方主观能动性的结果。

三、并于诗文：日本古代书目中的诗文评

与中国、朝鲜书目相比，日本书目鲜少采取四部分类，而表现出更为纷繁复杂的面貌。其中，王室书目、私家书目、书林出版书目和部分读书指导目录，与“诗文评的定位”这一话题较为相关；江户时期大量出现的中国学入门书，具有读书指导性质，也多有对诗文评作品的涉及。

（一）日本书目中诗文评的位置

除时代较早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之外，日本书目普遍将诗文评之作杂列于诗文作品之间，此乃日本书目有别于朝鲜与中国书目的特异之处。

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书目，成书时间相当于唐昭宗时期，凡40类，虽未题以经史子集之名，排列顺序实依四部。其中，经部末尾“小学家”收录《诗品》和《四声指归》《笔札华梁》《文笔式》等三十多种诗格，又有《注诗品》一书被著录于子部“杂家”，而《文心雕龙》则重见于“杂家”和集部“总集家”。由这一书目可得出两点认识：其一，当时日本诗格类作品众多且被尊为轨范法式。诗格被列于小学家，意味着其与字书、韵书一样是需被遵守的轨范，而将之附于经部也赋予了较高的地位。反观中国，在“规范诗学”的唐代虽有大量诗格，但多被视为指导初学和应举的工具，不甚受重视，以至藤原佐世著录的初盛唐诗格在后世中国大都亡佚。中国书目中，著录唐代诗格最多的应是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但所录亦不超过二十种，且对诗格类作品持批评态度：“凡世所传诗格，大率相似。余尝书其末曰：‘论诗而若此，岂复有诗矣。唐末诗格污下，其一时名人著论传后乃尔，欲求高尚，岂可得哉？’”至于中国古代其他书目，则鲜少著录唐代诗格。至于朝鲜，诗格之作几乎从未流行。可见日本文人对诗格重视程度之高。其二，藤原佐世意识到《诗品》和《文心雕龙》与诗格类作品有所不同。二书均被重复著录，或许是编者一时疏忽所致，但也可能是归类时有所踌躇，对它们的定位比较模糊的体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之后，日本著录《文心雕龙》和《诗品》的书目很少，直到江户时代始有学者明确指出这两部书对诗文创作的重要性（说详下文）。

但《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将诗格置于“小学家”的做法，后世书目少有沿袭，而是多将诗格、诗话与诗文作品混杂排列，无论私家书目还是书林出版书目均然。私家书目中，兰陵山人编、1782年刊的《掌中目录》，首四类为经籍、史类、子类、诗文类，略近四部，诗文类著录《文章缘起》《东人诗话》《冰川诗式》《诗法指南》等多部诗文评作品，将诗格、诗话视为与诗文密切相关之作。又如1802年刊的《群书一览》是尾崎雅嘉对平生寓目书籍的记录，不依四部，共分34类，其中诗文类以总集别集为主，但也著录有《文镜秘府论》、林春信《史馆茗话》和江村绶《日本诗史》三部诗格诗话。

所谓书林出版目录，指私家出版商出于经销目的宣传自家书籍的营业目录，大量出现于江户时代庆长年间以下。它们普遍著录有大量诗格诗话，早期以中国书籍为多，后渐以日本书籍为多。表2以其中两部为例：

表2可见书林出版目录中诗文评作品之丰富。江户书肆既多刊刻诗话诗格，说明这些作品在当时颇为畅销；将之与诗集作品并列一类，可见时人认为它们与诗歌创作密切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书目亦存在将诗话作品分属两类者。幸岛宗意编、1702年刊的《倭版书籍考》卷七为“诗文尺牍之部”，在别集、总集之间列有多部诗文评：既有《诗人玉屑》《诗林广记》《冰川诗式》《诗薮》四部在《四库总目》中属于诗文评类的作品，也有在中国亡佚已久的合诗格、诗话、诗选为一体的《联珠诗格》，又有《文镜秘府论》、贝原笃信《初学诗法》、虑庵春洞《童蒙诗式》等日本诗格，还有朝鲜的《东人诗话》，数量和种类都很丰富。但在卷六“诸子百家之部”又著录有日人黄檗高泉《山堂清话》，且解题曰“诗话杂说之著也”。可见同样是诗话作品，或被置于诸子百家之部，或被置于诗文尺牍之部，而划分标准在于诗话“杂说”比例的高低，这与第一节所讨论的朝鲜书目《洪氏读书录》相似：都意识到不同诗话中诗文评隲含量的不同并在分类时进行区分。

日本书目普遍将诗话诗格混编于诗文集之间，但也存在少许书目，虽未为诗文评著作专设一类，但有意将诗文作品与诗文评著作区分排列、不相杂次。如文政三年（1820）庆元堂刊松泽老泉编《汇刻书目外集》，此书按四部分类，集部大致依“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之序排列，著录有《渔隐丛话》《诗林广记》《随园诗话》《诗触》《诗薮》五部诗话与《词学全书》《词科掌录》两部词话。类似的又有成书稍晚的《佐伯献书目录》，于集部之末著录有《文心雕龙训故》《诗薮》《历代诗话》等16部诗文评作品，同样与总集、别集等区分排列。这类书目虽未专设诗文评之类，但对诗文评作品与诗文集有所区分，可见编者对评诗论文之作有较为清晰的认识，故于编次时有所体现。

那么，古代日本有没有为诗文评作品专设一类的书目呢？笔者寓目所及仅有《国朝书目》与《林家书目》两部。藤井贞干编、宽政三年（1791）刊的《国朝书目》与诗文相关者共有三类：“诗集”（下分“总集”“斗诗”“诗歌”）、“诗文别集”与“诗文杂书”。其中“诗文杂书”类共五部：《文镜秘府论》《文章指南》《作文大体》《文笔要钞》《本朝诗杂例》，全为诗文评著作，且均属诗格或文格。“诗文杂书”也就是杂书诗文，既对这些作品所讨论的对象（诗文）进行了限定，也指出了这些著作的杂说性质，不过“杂书”二字有泛泛而论之义，对这类作品似未给予较高评价，但为诗文评专门设类，说明编者显然认识到了这类作品的特殊性，而这五部作品也进一步印证日本诗文评中诗格的比例之高。《林家书目》乃写本，成书于文政四年（1821），全书共十册，总体分“赐书”“经史子集”“和书”“韩书”“家著”“别书”几大部分，其中按四部分类的都是汉籍，每部各一册，是书目的主体。集部下分“别集类”“总集类”“文史类”，“文史类”包含《文心雕龙》《本事诗》《冰川诗式》《诗话总龟》《文则》《文式》《联珠诗格》《带经堂诗话》等多部诗文评著作，同时又著录有《史通注》与《史通通释》。此书不仅为诗文评专门设类，且包含《文心雕龙》《本事诗》与多种诗格、文格、诗话类作品，体现出对评诗论文之作的清晰判断，在日本书目中可谓罕见。而将《史通》置于其间，与《直斋书录解题》等中国书目“文史类”的类例设置遥相呼应，说明编者尚未将诗文评与史评类区分开来，这也许是受到相关中国书目的影响。但无论如何，作为日本少有的为诗文评作品设类的书目，《国朝书目》与《林家书目》体现出较强的文学批评意识，这在日本书目中非常特别。

（二）日本文人对诗技之作的偏爱及其原因

由日本书目著录诗文评的情况可得出两点认识：其一，就种类与数量来说，诗格是日本最流行的一类诗文评著作，相较之下诗话则备受冷落。其二，就观念来说，无论是与诗集文集并列，还是特设“诗文杂书”，日本书目对于诗文评的定位没有太大区别，就是将此类作品当作指导诗文创作的工具。

日本书目多无小序或解题，故从书目本身不易窥探目录学家的深层观念，但由书目得出的上述结论，可被其他文献进一步证实。江户时期大量出现的中国学入门书，是日本学者为子弟开列的汉籍研究入门指导和阅读清单，略近于读书推荐目录，其中多有对诗文评之作的介绍。像清水宜稻的《自迩斋学话》有“诗”一类，列有《诗语碎金》《诗学小成》《诗法授幼钞》《圆机活法》等诸多诗格类著作，且称需要“熟读”。这些诗格具有小学化的特点，无疑与入门书为童蒙所设有关，便于初学者学习汉诗创作。又如林述斋《初学课业次第》分经史子集四部，集部列出《沧浪诗话》《诗人玉屑》《怀麓堂诗话》《渔洋诗话》四部中国诗话，总结曰“诗话类，亦共若干”，并称如能“熟读”将大有裨益。四部书都是中国古代典型的诗艺类诗话，可见日本文人对诗论诗法的偏尚。

也许是出于对诗艺的喜爱，江户时代文人意识到《文心雕龙》和《诗品》对文学创作的指导作用。如林东溟《诸体诗则》专辟“书品”一栏，分类列举中日应读之书，其中“古今诗话宜玩者”列有《文心雕龙》《诗品》《三家诗话》《艺苑卮言》和《诗薮》；《三家诗话》即严羽《沧浪诗话》、徐祯卿《谈艺录》和王世懋《艺圃撷余》，故所举书目实有七部。林东溟这里所用“诗话”一词即为诗文评之义，七部著作都有很强的理论性，体现出对诗歌评论的艺术追求。

与对诗艺诗技之作的偏爱相反，对闲谈杂说类诗话的批评在日本甚至成为一种风气。如江户儒者芥川丹丘曰：“古今诗话，惟严仪卿《沧浪诗话》断千古公案……其他欧阳公《六一诗话》、司马温公《诗话》之类，率皆资一时谈柄耳。于诗学实没干涉，初学略之而可也。”而古贺侗庵《非诗话》专门批评中国诗话，是古代东亚唯一一部批评诗话的专书。该书认为“唐宋而降，诗话为著书之一体，殆与经史子集对峙”，然而“唐人不著诗话而诗盛，宋人好作诗话而诗熄”。《非诗话》采取广义的诗话观念，也批评了部分宋元以降的诗格，但显然对闲谈之作最为不满。不过他虽对诗话一体深恶痛绝，也还是让步说“诗话中惟锺嵘《诗品》、严沧浪《诗话》、李西涯《怀麓堂诗话》、徐昌谷《谈艺录》可以供消闲之具”，可见比较重视诗歌理论。《非诗话》之外，他又撰有读书指导书目《读书矩》，其子为之作序云：

书有本末有醇驳，入不得其门乃终身惑焉。故先君设此矩，以便于生徒先后缓急之序秩。

此书分入门、上堂、入室之学三类，有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之义。入室一类列有《文心雕龙》和《三家诗话》，属古贺侗庵心中少有的值得一读的诗文评著作。《三家诗话》中有两部与《非诗话》略有肯定者重合，可进一步印证他对诗格诗艺的重视。

日本文人对诗格类作品的偏爱渊源有自。在汉诗创作流行之前，日本和歌学已蔚为兴盛，奈良时代便产生了《歌经标式》这部讨论歌病、歌体等问题的和歌学著作。平安时代前期，空海入唐，搜集大量唐人诗格编成《文镜秘府论》，此乃日本第一部诗文评专书，其诗格汇编为主的性质，不仅适应于日本歌学传统，也决定了此后日本诗文评发展的诗格化方向。日本文人赋予吟诗作赋以很高的审美性，认为诗文创作不仅独立于经学传统，甚至本身就是学问的根基：

夫学问之道，作文为先。若只诵经书，不习诗赋，则所谓“书厨子”，而如无益矣。辨四声，详其义，嘲风月，味其理，莫不起自此焉。

诗文创作既被如此重视，在论诗时日本文人也更为关注诗歌本身。如江村北海《日本诗史凡例》称：“是编论诗以及人，非传人以及诗。”便与洪奭周等朝鲜文人因人存书的思想不同。具体到对“诗话”一词的定义，日本文人也有独到之见。斋藤馨《诗山堂诗话序》云：

有诗而后有诗话，故古所谓诗话者，诗之自话也，非人之话诗也。

相较于对诗话“以人话诗”“以资闲谈”的传统定位，斋藤馨强调诗话具有揭示诗歌自身特点的价值，并予以肯定，体现出与中国和朝鲜不一样的取向。相比于诗歌本事，日本文人更偏爱单纯的评诗论文之作，这也与对诗话一体的定位有关。

在此可举一部特殊的日本诗文评提供反证。江户初期的藤原惺窝专研朱子学，是日本“宋学之祖”，在当时日本文人中显得格格不入。他的文话《文章达德纲领》卷首有朝鲜儒者姜沆所作之序，姜沆对比藤原和其他日本学者道：

（藤原）一切以扩天理、收放心为学问根本……日东学者，阖国唯知有记诵词章之学，未知有圣贤性理存养省察知行合一之学。

姜沆作为朝鲜文人，通过“异域之眼”观看日本，在肯定藤原惺窝的同时批评日本学风，甚至称藤原生于日本，不啻“振发一方之盲聋”；至于藤原此书评诗论文的属性，姜沆在序中几乎全然未提及。姜沆的判断暗含对朝鲜的揄扬，但也映射出当时朝鲜和日本文坛的巨大差异：正因日本诗文评大多只关注“记诵词章”的诗文本身，不像朝鲜文人以道德学问为诗文根柢，他才会在序言中反复强调藤原惺窝对性理之学的重视和精通。这部连接了朝鲜与日本的文话，生动表现出两国文人批评观念的不同。

四、结语

在一般的观念里，古典目录学属于文献学的范畴，是校雠学的一部分。优秀的目录之书不仅能保存古代书籍史料，更是学者们进行学术分类乃至学术批评的阵地。通过考察古代书目著录诗文评作品的类例、小序与解题，可以获知古人对这些作品的具体评价，把握古代文学批评观念，从而使文献资料发挥思想史的价值。在考察范围上，本文关注韩、日二国并将其与中国比较，这不只是因为批评著作和目录之书在古代三国均有存在，更因为三个国家同处于东亚汉文化圈中，具有文字与文化上的相似性和可比性。但也正因彼此的相似，其间的同中之异就更富意味。经过比较可以获知，三国文人批评观念的差异和所偏爱的不同诗文评种类；而对三国文艺思想的整体把握，自然也有助于对不同文学创作和具体批评的更好理解。

总之，本文是以目录学为基础、以东亚汉文化圈为方法，探究中日韩三国古代文学批评观念的尝试之作。希望能为东亚文学批评史的比较研究，提供一份具体的案例。

【作者简介】成亚男，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域外汉籍。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5年第4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