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朝鲜时代汉籍《思庵实记》是一部关于万历东征人物千万里及其后裔流寓朝鲜事迹的私撰文献。千氏流寓朝鲜三百余年，其历史命运与朝鲜官方的政策取向、朝鲜士林的关注程度密不可分。正是在朝鲜后期“尊周思明”政策的背景下，千氏后裔顺势而动，积极融入朝鲜本土社会，逐渐实现了身份的跨越和家族地位的提升。千万里事迹也从家乘文本的残阙记忆，到逐渐被朝鲜官方认可和传颂。《思庵实记》编修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辨明千氏东征事迹之细节，而是要为千氏家族找寻在朝鲜的身份意义与历史定位。尽管《思庵实记》存在讹误，但该书已然对朝鲜官私历史书写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对明遗民与朝鲜本土社会关系展开长时段研究的重要家族史案例。
关键词：《思庵实记》 万历东征 明遗民 文本记忆 本土认同
引 言
朝鲜时代汉籍《思庵实记》是一部辑录万历东征人物千万里和千祥父子之遗文、行迹的私撰文献。此书原由千氏十一代孙千景懿对家谱做整理而成。后，千氏十三代孙千锡奎将千万里及其后人诗文、后世纪念碑文以及东征明军文武诸将录等整理为上下二篇，于朝鲜宪宗十二年（1846）刊行（该本可在东京大学图书馆阿川文库、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等处查阅）。1871年，千锡奎进一步补入千万里孙辈千泰智诗文《处士公逸稿》并朝鲜时代文人所作《旧谱序》《朝宗岩记实碑铭》等诸多内容，将全书按照上下篇、共4卷再刊。该本在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河合文库等处有收藏。1904年又经千镀敏编，增加了《正祖御制诗》《寒虚堂遗稿》等内容，对千锡奎重辑本的目次有调整；此版现存于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在其他机构暂未查到。1910年的千玎洛重刊本，增加了《谥状》《儒林上疏》《缙绅上疏》等内容，亦有目次调整；可在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韩国国会图书馆等处查阅。由于1904年、1910年两个版本的核心内容仍是千锡奎1871年重辑本，且新增内容多摘自其他官私文献。因此，本文选用1871年千锡奎重辑本为研究对象。
《思庵实记》被中国学界最早使用，见于孙文良《明代“援朝逐倭”探微》一文，该文首次援引《思庵实记》中明军援粮数额，率先关注到万历东征后勤问题。此后，该书所记明军人数和粮饷数据又为国内多位学者引用，而千万里作为首批留在朝鲜的东征将士之特殊身份亦为明遗民史研究者所关注。然而，作为万历东征关联度较高的域外史籍，该书在史实方面却存在诸多错误，这已经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如，孙文良指出书中的《自叙》和《东征事实》两篇文章存在内容出入；刘永连等认为据《思庵实记》统计援朝明军总数为23.4万人，明显夸张；万明也提到，《思庵实记》记录明军提供“金534000两、银159000两”，明朝以白银为货币，投入黄金比白银还多，令人无法相信。另外，韩国学者朴现圭认为该书存在部分战役记录不实、部分诗作乃篡改他人作品之伪作等诸多问题。
由于《思庵实记》为私人所撰，其中很多内容确实很难溯源和自证。这势必会给当今学者的研究带来干扰和不确定性。那么，作为一部曾被多次重刊的朝鲜时代汉籍文献，《思庵实记》的形成和内容究竟表达了编纂者怎样的意图？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思庵实记》里的这些讹误？对于这样一部反映万历东征将士留朝情况的海外珍稀资料，又该如何更好地甄别和利用？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拟再作详细考察。
一、《自叙》《东征事实》对千氏东征事迹记述之“虚”与“实”
《思庵实记》作为万历东征人物千万里、千祥父子流寓朝鲜事迹的文献记录，包含千万里本人遗稿、朝鲜文人诗歌、后世所作祭文、奉安文、书院上梁文以及东征明军将士名录等多种资料。要想正确利用这些文献的关键，首先就要搞清楚各篇目的作者和成书时间。在这些文献中，只有《自叙》以及《逸稿》（即《与同来诸公登头流山》组诗）、《聱轩逸稿》（千万里长子千祥作）中部分诗文、《忧轩逸稿》（千万里次子千禧作）、《处士公逸稿》（千祥长子千泰智作）、《宣传公逸稿》（千祥次子千耕畴作）等篇目，才是千万里与二子及孙辈的遗稿；其他记录明军东征诸将名单、出征人数及粮草数量的文献，如《东征事实》《壬辰东征文武诸将录》《癸巳东征文武诸将录》《丁酉东征文武诸将录》《奉诏敕慰诸臣录》《东征时军兵赏赐粮米金银蜀帛总录》等篇目，乃是千氏后人、辑录者千锡奎等人依据其他史料编入的，成文于19世纪中叶，而非万历东征时期的实时文献。
《思庵实记》里有关千万里东征事迹主要记录在《自叙》和《东征事实》中。《自叙》形成要早，略述千氏先祖事迹、千万里父子东征及留朝经历；《东征事实》则晚了二百多年，专写明军东征过程，从壬辰年（1592）丰臣秀吉侵朝开始，一直记述到明军经理万世德、大将李承勋率兵回国止，叙事更加丰富。不过，两部文献是否可以互证，其文字是否全部可信？差异又在哪里？还是需要对比才能做出判断。
首先，我们看一下千万里家世情况。千万里在《自叙》中称，其始祖讳岩，颍阳人，“生于西蜀终北山下千古峰万仞岩，故因其所生之地，姓之以千，名之以岩。出仕于大明洪武元年，为都总将，以劳绩官至版图承相”。父讳钟岳，曾守广原八年，刺史杨亿内怀凶谋，攻广原，“公斩贼数级而身亦被数十创。自知众寡不敌，挺身跃立于虎岩绝壁之上，杖剑瞋目，大呼而卒”。其后，州民称虎岩为将军岩，立祠于岩下，朝廷赐额曰“忠义祠”。至于千万里，他自称“隆庆五年乙未登武科状元”，“万历三年乙亥为总节使，出镇北路”，抵御蒙古军入寇，被召为内卫镇抚使，后又被召入太清殿守卫使兼总督五军帅。《自叙》用大半篇幅讲述了千氏祖上功绩，但文中人名、官职、地名、事件等关键信息却很难从官方文献中确认真实性。然而，从朝鲜后世官私文献转引情况看，该《自叙》内容并没有受到太多质疑和排斥。毕竟，时代既远，后世鲜有人刻意去纠正一部家史的错误。而且，千万里用大量笔墨描述家族战功，突出了习武的忠义家风。这对于高度推崇儒家政治伦理的朝鲜社会，颇具吸引力。尤其是其父千钟岳为国殉难，更为千万里增加了“广原遗孤”的悲情色彩，从而使千氏一门“义烈亲承”的历史形象更加鲜明，也为烘托千万里父子启戎行于海左之壮行，增添了豪迈之气。
其次，关于千万里东征时的军中角色。《自叙》《东征事实》皆有叙事，但给出的信息不尽一致。千万里在《自叙》中称是“调兵领粮使兼总督将”，后世文献也常援引此说。但是，“调兵领粮使兼总督将”一词在其他战争记录中未曾出现过，明义会编《大明遗民史》解释其相当于“食粮运搬及战斗司令官”。《东征事实》则称“千万里为运粮官兼总督将，户部主事艾维新督饷”。“主事”已是官职较低的办事官吏，《东征事实》将千万里排在兵部主事、赞画袁黄之后、户部主事艾维新之前，说明千万里作为运粮官，职衔也不算高。不过，这个排序仅在《东征事实》中出现过，这一说法与《壬辰东征文武诸将录》将千万里排在第三位（提督李如松、中协将李如柏之后）且冠以“钦差北路总节使内卫镇抚太清殿守卫使兼总督五军帅中司马总督将、调兵运粮使”的职衔相比，显然低调很多。《癸巳东征文武诸将录》虽然提到一位“运粮官”吴定邦，但此人并非明朝人，而是朝鲜派到旅顺口去接应明军、向导海运粮饷的武官，这明显是《思庵实记》编纂者对其他史料做改编时错放在明军将领名录里的。另外，从《明神宗实录》等官方文献看，明朝东征军战斗序列皆无千万里名字；壬辰至癸巳年间明军主要督饷官员，当为艾维新无疑。据此，我们认为，自《思庵实记》开始并被后世广泛转引的“调兵领粮使”一职，史上并无其名，它最初可能为千万里本人误记或伪造。但是，当《壬辰东征文武诸将录》《癸巳东征文武诸将录》里继续出现官职、人名被篡改乃至夸大的情况时，这就说明《思庵实记》编纂者实乃刻意为之。而对于“总督将”的说法，朴现圭指出，此乃正二品官阶，低于提督李如松（正一品），千万里若为“总督将”，则与副将杨元、李如柏等人同级，这显然不合史实。此外，朴教授还通过考察现存《孝思斋先生征蛮录》里千氏事迹为后人补写一事，佐证“总督将”一说不实。由此来看，千万里很可能只是籍籍无名的下层士兵，抑或参与过运粮，但其后人却通过加持“职衔”的方法，将千万里编入将官名录，提升了千万里的“地位”。然而，纵使千氏的“身份”愈加显贵，史料的可信度和真实性却大打折扣。不过，随着19世纪中叶之后《思庵实记》被多次重修和刊印，千氏事迹逐渐被朝鲜社会接受为宣扬“尊周思明”的典型个案，该书也被朝鲜士人当作信史和史源，不加辨别地抄录和引征。比如，成书稍晚于《思庵实记》的《小华外史》中“征倭后仍居东国诸人”一节就提到“千万里运粮官”一事。《小华外史》作者吴庆元为“丙子三学士”之一吴达济后人，吴氏一门乃朝鲜忠良代表。吴庆元感念“吾东再造恰阅二百星霜，事实久而易晦”，“乃搜罗公私文献，纂修成书，上以阐列朝之志事，下以资后人之讲明”。有了吴庆元这样的士林名门肯定千氏，虚实混编的《思庵实记》反而在历史长河中“信史化”了。
再次，关于千万里东征行迹。《自叙》里称为“三捷”，指“初战于箕城（引者注：即平壤），再战于郭山，三战于东莱（引者注：即釜山）”。此外，还有千万里随李如松大军渡过鸭绿江、朝鲜派裨官前来迎接的情形，但情节记述都非常简略。《东征事实》则增加了千万里跟随李如松、李如柏等将领取得平壤大捷的细节，还提到平壤大捷之后，“督运千万里承诏，漕运济饷”；丁酉再乱（1597）爆发后，千万里再次出现在东征将领名录，明军兵败南原后，麻贵与杨镐定计，“密选骑士之精勇者，使副总兵解生、游击颇贵、中司马千万里、参将杨登山”率兵伏击于稷山之素沙坪，最终取得稷山大捷。《东征事实》还提到，十二月，杨镐败绩于蔚山，运粮官千万里曾向经略邢玠进言：“兵聚一处，难以成功。不若因地形分任，将自为战守。”经略然其计。此后，明军分三协为水陆四路，最终取得东征的胜利。1599年，“军门总督邢玠奏留万世德、李承勋、千万里等三将，仍住王京”，至庚子年（1600）八月，万世德、李承勋率兵还朝，千万里则留在朝鲜。
与其他官私文献对比看，《自叙》和《东征事实》所述内容存在很多问题。一是，所谓“郭山”一战并不存在。郭山位于朝鲜西北部平安道，日军并未到过郭山。但这一误说后来却被朝鲜文献多次引用。那么，千万里《自叙》为何偏偏记住“郭山”一地呢？这或许是因为他随军到过此地。史载，战争初期，平安道将粮谷收聚定州，并于宣川、郭山分置。癸巳（1593）正月平壤大捷后，明军伤员归者陆续于道，朝鲜国王专门派右副承旨沈喜寿到郭山等地，叮嘱地方用心接待：“道遇华人疾归者, 每驻马慰问, 舆尸而归者, 给银两以为丧葬之资”。据此来看，身为运粮人员的千万里或许在郭山跟朝鲜人打过交道；而此地又是明军归国途经之地，它出现在千万里的“记忆”里，也是正常的。二是，《东征事实》较《自叙》情节更丰富、战事脉络也更清晰，尤其还利用其他官私文献，对“三捷”“运粮”等具体场景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编排，从而使《自叙》内容得到“完美”重构。然而，恰恰是“千万里”出现的这些部分，暴露了《东征事实》历史书写的真实性问题。比如，素沙坪之战中的四位明军将领，官方记录为解生、牛伯英、杨登山、颇贵四人。《东征事实》则将“牛伯英”替换成“千万里”，“中司马”的说法在明朝亦不存在，至于千万里为邢玠出谋划策等内容，更属虚构。《东征事实》记事貌似详尽，却反而更为失真，很多细节恰恰是后世编纂者“安插”、杜撰进去的。而编纂者之所以在战争细节里增加“历史人物”的参与度，就是希望昭显其先辈确有奋勇参战的事实，而且对战争“贡献”很大；尽管先祖留下的文字记忆已经模糊，但先辈跟随李如松等“大人物”赴朝东征的显赫经历，需让子孙后代铭记。
综合《自叙》《东征事实》来看，千万里可能只是一位参与过军粮运输的下层军士，是东征将士群体中的一个“小人物”。“丁酉再乱”后，千万里父子再次参加麻贵大军，转战朝鲜东南部。战事结束后，千万里父子流寓朝鲜，再未归国。这应该就是千万里东征事迹的基本脉络。不过，关于千万里在壬辰、丁酉二役之间是否曾经折返归国，在《自叙》《东征事实》中皆存空白。据杨海英对《唐将书帖》的研究可知，明军当中曾有一些不隶军籍的南兵教练或应募南兵，比原籍卫所之兵更易脱离军队；也有部分南兵伤员于壬辰、丁酉二役之间已经留居朝鲜，这些人又被朝鲜官员称为“逃军”。比如，义乌籍指挥同知张龙（即《唐将书帖》中提到的“张三六”），就是因伤留在朝鲜，期间还被邀请训练朝鲜军队。“丁酉再乱”后，张龙加入麻贵大军，战后则留在朝鲜。千万里的经历跟张龙有些相似，但张龙为南兵将领无疑，而据《思庵实记》的描述，千万里父子属于辽兵的可能性更大。千万里次子千禧《祭汉阴李公墓文》中提到，朝鲜官员李德馨赴辽东请援时，“握我兄（引者按，指千祥）袖，泪下如血”。据此推测，千万里父子大概率是从军辽东，且可能在战初听闻过朝鲜请援一事。此外，鉴于千万里对“郭山”更有印象，则千万里因伤归国、途径郭山，后来又重返朝鲜战场，也同样具有可能性。当然，在《思庵实记》编纂者的认知里，千万里父子与明军上层核心将领（主要来自辽军）关系的密切程度，更能增加千万里在万历东征中的权重，而“李德馨与千祥见面”一说无疑增加了一些说服力，但也不排除是杜撰的可能性。因此，单凭《思庵实记》一家之言，并不能确定千万里父子的兵源所属。
应该说，无论是千万里《自叙》，还是其后人所作《东征事实》，都存在夸大其辞、杜撰情节的情况，而《思庵实记》作为一部家乘，这些手法也确实难免。史料在层累中延展，时间越往后，故事会越丰满，但偏离史源也会越远，史料真实性亦难保证。因此，当代学界对《思庵实记》各类数据提出质疑，也可以由此得到解释。因为这些名录、数据并不是史源，而是后人增补，且按编纂者意志进行过选择性摘编和修改。尽管如此，《思庵实记》作为与万历东征直接关联的域外汉籍文献，对于研究东征之后留朝明遗民的发展境况，仍具有珍贵价值。就像《唐将书帖》中出现的一些将领，如邵应忠等，亦未见于明朝官方实录；域外资料却丰富了东征人物的个体样相，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在历史上毫不起眼、在正史中从无地位却实实在在创造了历史的小人物”。《思庵实记》提供的在“虚”“实”之间的文本记忆，不仅依稀廓出东征之后留朝人物经历中的某些共性特征，同时也展示出千氏一族流寓朝鲜三百余年间独特的发展轨迹。而且，从朝鲜后期史书纂修情况看，该书已然对朝鲜官私史书的历史书写产生了实际影响。因此，它仍然是深入研究明遗民与朝鲜本土社会关系的一部极具意义的家族史案例。
二、“咏怀感吟”诗文背后的故国之思与现实诉求
《思庵实记》还收录了千万里父子及孙辈的部分诗文，这也是反映他们来到朝鲜之后家族发展轨迹的宝贵资料。从现存中外资料看，像千氏父子这样壬辰年、丁酉年两次参战援朝且留有文字记录的明军将士并不多，而且，现存资料多是围绕壬辰东征或丁酉再乱的战事记录，鲜有像《思庵实记》这样反映明军下层士兵东渡朝鲜之后的发展记录。《思庵实记》所录诗文饱含千氏父子的故国之思，也进一步反映了千氏东渡之后的历史处境，而编纂者则借由编排这些诗文，透露出修书背后的现实诉求。
《思庵实记》所录诗文由《逸稿》《聱轩逸稿》《忧轩逸稿》《处士公逸稿》《宣传公逸稿》等几个部分组成。其中《逸稿》为千万里作品，分为东征期间和东征之后两类。比如，《与同来诸公登头流山》《与东国诸公醉吟》等作品就反映了东征期间明军将士域外作战、企盼早归的心情；而反映千万里流寓朝鲜之后思念故国的诗文则更多，包括《怀故国》《逢春怀古》《思归登金刚山》《登金刚山怀故国》《登头流山感吟》等。千万里东渡后曾自叹，“越禽之思，愈久愈切”，于是，他三入金刚山，再入头流山，随处吟望，寓南枝北风之思。金刚山位于今朝鲜江原道，山水甲于一国，“公私游赏，四时不绝”。头流山位于今韩国庆尚道南部，与南原较近，为新罗时期“三神山”之一。千万里登临这些神灵之山，自然是无比惆怅，“虽寄寓于东，而回恋上国之心，未尝一日而忘”。在上述感吟诗作里，千万里父子常自称“万里客”“东渡客”“异邦父子”“渡江人”“未归客”，怀土之恋跃然纸上，尽露“一脉阳秋，赖以不坠”之心迹。
那么，千万里父子为何没有随军回国、反而客居朝鲜呢？《东征将相遗后录》中讲：“中国之人来居东土者甚多，初则万历壬辰、丁酉间征倭时，天朝诸将多娶于东邦，或有子有女不能率归，仍为东人多矣。”孙卫国也指出，明遗民群体中原为壬辰将领而滞居朝鲜者，乃极少数；更多东征将领后代是在明清鼎革之后才去了朝鲜，其中以李成梁子孙和石星后代最受注目。从时间上说，千氏属于前者，是较为特殊的一类明遗民。千万里《自叙》还说自己来到朝鲜后，曾娶丰壤赵翼辅之女于东邦，可见婚娶有可能是千万里没能回国的原因。对于千万里联姻赵氏之说，我们尚存疑问，它是否也为《思庵实记》编纂者有意杜撰？千氏作为外来移民，其实很难接触到朝鲜本土显贵之家。而《思庵实记》成书时间恰值丰壤赵氏把持朝鲜朝政的势道政治时代，《自叙》文字不多，却偏偏留有与丰壤士族联姻的记录，其背后似有千氏后孙为光宗耀祖而美化祖先、刻意添加之嫌。当然，千万里若因伤病而留下，也存在可能性，因为明军当时因伤病未归者亦大有人在。
关于千万里未还的原因，李应秀《遗事》给出另一种说法：“天师尽还，而公用唐时按廉使新罗金英毅故事，仍留东土，遂为东人。”他认为，千万里父子是主动留在朝鲜的，很有先见之明，“睹皇明百六之运，将有伊川被〔披〕发之叹，而先为避地之计”，“况公之后，不及三世，冠冕遂绝，门户凋敝”，说明千万里留在朝鲜，非为子孙腾达计，只是预感到明朝大势将去，遂提前避走东国。李应秀这种带有宿命论的解释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但它在朝鲜士林中却颇受认同，就连朝鲜官方文献《承政院日记》也采纳此说：“盖其抒乡国之恋, 而作孤臣于殊方者, 自有先见之明,灼知明朝末运, 中国变夷, 而中华文物, 将在青邱一区, 故欲使遗裔不入于披发左袵之域也。”事实上，朝鲜人的“避地”之说，不止用在千万里身上，像施文用、徐鹤等人东出朝鲜，《小华外史》亦称其“有辛有之先见”。“避地”之说不一定代表东征将士本人意愿，却能体现出朝鲜本土治史者的反清心态和尊攘意识。在朝鲜士人看来，诸夏陆沉，九州腥秽，千万里等人提前避地东国湛然清净之地，乃是明智选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批无奈留在朝鲜的东征将士的思乡情绪是复杂的，它与明清鼎革之后避地朝鲜的东征将士后裔及“九义士”的背井离乡之情，迥然有别。
《思庵实记》里还有一类特殊诗作——和韵，作者包括四类人，分别为明军东征前线将领、跟明军打过交道的朝鲜官员、明清鼎革之际“避地东来诸人”以及明清鼎革之际朝鲜抗清义理派士人。千万里生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留在朝鲜时已经五十六岁，千祥也有四十一岁，而这些和韵的创作时间跨度大约在1592—1637年之间，因此，部分和韵是千万里去世后、朝鲜后世官员及文人目睹千万里遗稿而创作的。
首先，第一类和韵作者是万历东征的明军前线将领。如壬辰年赴朝的提督李如松曾为《登头流山感吟》和韵一首，壬辰年、丁酉年两次参战的将领吴惟忠、李如梅，壬辰年出征将领李如柏，丁酉年出征将领柴登科，也曾为千万里《与同来诸公登头流山》次韵。此外，千万里之子千祥《聱轩逸稿》里也有七律《与李协将如梅感吟》及李如梅和韵一首，辽将祖承训、李如柏为千祥七绝《偶吟》各有和韵一首。另外，《逸稿》中还收集了明朝部分将领的《题咏》诗文，作者有宋大斌、吴宗道、吕永明、查大受、陈云鸿等。比如，吕永明曾作《题咏》，表达了战罢歇脚时的酣畅心情：
战罢归来倦倚楼，洗兵饮马大溪头。八山草木千年胜，四野烽烟一望收。破竹已乘今日势，采莲犹忆昔时游。明朝迫逐严诸部，万里勋名政此求。
同期参战的吴宗道也有诗云：
万里征人暂倚楼，黄昏独坐晚风秋。千山苍翠何年尽，四壁烟花此地收。丹凤帝城辽海阔，望云亲舍越山幽。不堪抱树增悲韵，搔首中华坐白头。
吕永明与吴宗道本是文人，为壬辰年东征经略宋应昌的随军策士，“术数可征，兵机多验。文学堪充记室，权谋可备将材”，故《逸稿》载吕永明为“参谋”。万历二十一年（1593）七月下旬，吕永明曾随参将骆尚志、游击宋大斌等人赶往南原，协助剿倭。吴宗道后来升为游击，在军中作用益重。
这些诗文作者都是明军东征的一线将官，《思庵实记》编纂者很显然是想借助这些和韵来呈现千氏父子伴随高层将官身边的从征场景。然而，朴现圭通过考察《龙城志》《乱中杂录》《松江集》等文献，指出《思庵实记》存在部分作品与作者不对应、或是由他人诗作篡改而成的情况：如上引吕永明诗文实为宋大斌1593年于南原广寒楼所作；千万里《登南原广寒楼》一诗乃吕永明1593年诗作《上汉槎》，千万里《与东朝和吟》则是以朝鲜人郑澈《次韵赠李员外实之》为底本改动而成。如此来看，《逸稿》里诗文的作者虽多为明军显要人物，但并不能证明这些诗文全为真品，而有可能是《思庵实记》编纂者刻意选入、甚至不惜篡改他人作品形成的伪作。而编纂者之所以刻意编凑这类诗文，无疑是为佐证千万里父子与明军诸将的密切关系，权加份量；同时，又于楮墨之间缅怀诸公，以示东征之功不可忘。既能塑造千氏先祖才藻富赡的形象，又借以渲染千氏家族的家国情怀和“显赫人脉”。
第二类和韵作者是跟明军打过交道的朝鲜官员。书中收有朝鲜兵曹判书、曾任远接使的李恒福为千万里《与东朝诸公和吟》《登金刚山怀故国》作和韵各一首，担任过提督李如松、经理杨镐之接伴使的朝鲜吏曹判书李德馨亦为千万里《与东朝和吟》和韵一首。李恒福、李德馨皆是朝鲜战时重要高官，李德馨在战争之初到辽东请援的“为国之诚”，尤让明朝人印象深刻，千禧《祭汉阴李公墓文》曾赞其“先生之风，山高水丽，瑞贯长虹”。
然而，这类和韵在李德馨等人的文集里绝大部分是找不到的，其在《思庵实记》以外的出处，也暂未可知。唯一的特例是朝鲜岭南抗倭名将金诚一的文集里收有一篇写给“千万里”的诗，题为《赠千万里》：
东土惟皇地，情同一国人。千秋难报德，洗尽八方尘。
《逸稿》亦收有此诗，题名为《鹤峰金公（诚一）赠韵》。这也是朝鲜时代文集里唯一提到“千万里”的诗作。然而，金诚一于万历二十一年四月病逝，彼时明军尚未南下，千万里与金诚一很难有交集。事实上，这首诗是金诚一写给在日明人“千万里”的作品，写作时间据证为万历十八年金诚一作为通信使访日之时。然而，颍阳千氏后人却将该诗“精心”编入《思庵实记》，使之摇身变作金诚一写给自己祖先的诗文。这种隐晦的变换手法与编凑明人诗作的方式在本质上无异。那么，明明不是严谨的历史书写，千氏编纂者为何孜孜以求，为先祖多方编凑诗文？我们注意到，这类朝鲜诗文作者的身份同样亮眼，他们或属朝鲜政界高层，或是抗倭重要人物。可见这些诗文背后隐含了《思庵实记》编修者的某些现实目的，即通过“和韵”来搭建千万里父子与朝鲜本土显要人物的联系，以突显千氏祖上对万历东征的贡献；而这种历史“人脉”关系和家族荣光史的文本构建，对于昭示和提升千氏家族在朝鲜本土的社会地位，也有很好的助力。
第三类和韵作者为明清鼎革之际东来朝鲜的东征将士后裔及“九义士”，即“避地东来诸人”。比如，《逸稿》里收“九义士”之一、杭州人黄功为《午梦有感》作和韵一首：
千里南来客，蹉跎白发年。北怆嘶云雁，西飞叫月鹃。
此外，在千祥《聱轩逸稿》里也有黄功《叹暮春》和韵一首、王文祥《春宵闻鹃》和韵一首。黄功、王文祥为千万里父子诗歌和韵，说明明清鼎革之际的避地东来人尚知千氏事迹，见过千氏诗文，抑或是与千氏后人有往来，彼此惺惺相惜。只不过，“九义士”起初被安置在王京南部的“皇朝人村”，他们最初的生活境况比千氏要好些。千氏后人搜集或编凑这类和韵，无疑是想表达自己与这些“皇朝人”家族关系非同寻常，从而力显千氏在明遗民群体中的存在感。
第四类和韵作者为明清鼎革前后的朝鲜反清忠良之臣。比如，仙源金尚容曾作《与东国诸公醉吟》和韵：
同乐今筵答浩歌，醉中余兴梦南柯。江山安静君恩受，岁月等闲日照俄。
此外，金尚容之弟金尚宪也为千万里《思归感吟》《秋夜听雁》各作和韵一首。金尚容、金尚宪皆是“丙子之役”中的反清义理派名臣，金尚容殉国于江华岛，金尚宪因斥和而被掳送至沈阳。他们二人应是少数接触过千万里遗稿及画像的朝鲜官员，“文忠公臣金尚容、文正公臣金尚宪之酬诗赞像, 尤可见推奖钦叹之意”。金尚容还写有一篇《祭文》，盛赞千万里“海东贤人，禀受天质，德种寿仁，继世忠孝”，并为千万里画像题诗。朝鲜时代，能够接触到明人楮墨，对朝鲜人来讲也是深感荣耀的事情。金尚容玄孙金时翰就引以为豪地讲：“诗凡五十余首，所与酬和者，皆一代名胜，而间有皇朝人姓氏名号，尤可贵也。”
千万里父子离开故土，怅然悲怀，其东渡身份跟明清鼎革之际朝鲜人的反清情绪十分契合。在为明朝守节问题上，朝鲜士人对千氏事迹颇能共情，常以“小中华”自居，认为惟有朝鲜“犹尊皇统，独保王春，义理未尝或熄，忠节无时焉穷”。由于千万里父子是初批东渡人，其“明遗民”色彩愈显浓重而悲怆。不过，目前学界以朝鲜人与首批留朝东征将士私交的角度来观察明清鼎革之际朝鲜社会“尊周思明”问题的研究成果尚少。毕竟，这批明人及后裔客居朝鲜四十余年，多卜居偏远之地，朝鲜官私史料对其记述不多。明清鼎革前，朝鲜纪念东征将士主要集中在宣祖时代，各地纷纷建造碑祠，官方色彩非常明显。期间，明神宗还让礼部给银，谕令朝鲜设愍忠坛。明清鼎革后，以东征将士后裔、“九义士”为主体的新一批明遗民避地朝鲜，其身份光芒远超初批东渡人，朝鲜官方对他们的关注和历史书写也丰富得多。正因为如此，《思庵实记》作为东征之后首批留朝东征明人的“孤本”家乘，史料价值尤显特别。
当然，我们从《思庵实记》文本的漏洞中也已看到，初批东渡明人后代为了重塑家族形象，在历史书写中极尽夸张之事。这一方面是因为千万里并非明军显要人物，千氏家族在朝鲜的影响力肯定难与李如松、麻贵等家族相比。另一方面，在奉行儒学的朝鲜社会，只有“义理”加持、忠义附身，一个家族的社会形象和教化价值才会更容易被朝鲜本土士人关注。《思庵实记》“精心”遴选诗文内容及作者，将故国之思与“尊攘大义”挂钩，亦反映了编纂者借助历史书写来虚构“人脉”、美化祖先、进而为提升本族社会地位积极造势的现实目的。
三、朝鲜后世对千氏事迹的确认、传颂与尊崇
尽管《思庵实记》的叙事里夹杂着模糊的记忆，甚至还存在讹误，但千万里事迹仍然被朝鲜后世接纳和传颂。这就不仅仅是《思庵实记》本身书写的功劳，而是有赖于朝鲜国内尊攘意识不断高涨的政治环境，更重要在于千氏后裔顺势而为，结交朝鲜名流，从而在朝鲜上流社会中扩大了影响，即千镀敏《旧谱跋》所谓“播之广而传之寿，东邦诸君子之览此书者，必多旷感之怀”。可以说，千氏事迹由“虚”而“实”，千氏一门从向隅编户蜕变为社会显达，终究需要朝鲜本土社会的支持和认可。
千万里《自叙》里曾自称被宣祖封为“花山君”，给复（指免除徭役和赋税）三十结，千祥拜为汉城府左尹，子孙世禄。目前唯一印证这个说法的是《大明遗民史》中收录的一份宣祖教旨，其中提到千万里“壬乱一等功臣，封花山君也……殷忠之典，许复三十结，金子壹百两、乘马一匹、奴仆壹名赐送。子孙中或遭饥寒，一并勿侵，么麽相当粿粮，置不拘调用，以此升差边将选，迁叙用事”。该教旨由平壤居千象河提供，从其内容看，千氏家族所得“恩赐”甚为丰厚；但由于是孤本记录，该文献真实性无法确认。然而，千氏后人千耕畴、千泰畴在《呈礼曹状》里却说，“祖橐鞬东来，不载家乘，故矣身所知者，只是编籍四祖，而得姓后世代久近，名号爵位茫然不知矣”。此外，千锡厚在邀请金尚容后裔金愚淳为千氏家谱作序时，也说“东渡后，子孙未有显者，先祖事几乎泯灭而无称也”。虽然《大明遗民史》列举千氏族人曾被授官，但都是散阶、荫仕，并非实职；官修实录及《国朝榜目》所录同时代文科合格者中也没有千氏成员名字。这说明《自叙》和教旨里记录的名分和官衔，并不一定与史实吻合。即便宣祖下过这份教旨，抑或未被执行；至于“给复世禄”一款，更是没有兑现过。
那么，千氏后裔客居朝鲜之后，为何默默无闻、处境亦不优渥？首先，千万里去世后，据李应秀《遗事》称“有所著诗若干首、四世行略一通并画像，藏于金刚之佛寺，后几年乙亥，公之孙耕畴掇拾于煨烬之余，归而藏之家”。千氏遗稿因焚烧而残缺，又被其后人秘藏，因此在明亡前四十余年中，除李德馨、金尚宪、柳涧等少数朝鲜人与千氏后裔有过接触外，千氏事迹未能被朝鲜人熟知。其次，作为外来人口，明遗民很难获得有效途径（比如科举）进入两班主导的上层社会，实现身份跨越并享有恤禄。即便朝廷给予一些优待措施，也时有本地人反对。事实上，像“九义士”这样一开始便带有“皇朝人”光环的明遗民，后来也是散居各地，成为普通编户之民，与千氏发展轨迹几无差别。而从明遗民角度讲，尤其是初代遗民，他们无奈背井离乡，对故国感情更深：“国破君亡，何以官为？”明遗民选择主动隐居，朝鲜重其义，亦不复强。再次，明清鼎革之后，清朝一直严密监视朝鲜。“尊周思明”在朝鲜并未公开化，以至于士林领袖宋时烈闻知“三处士”在偏僻的朝宗岩上刻崖思明，感动不已。就连大报坛（亦称皇坛）也是在明亡一甲子（1704）之后，才在昌德宫后苑秘密创设。朝鲜上下甚至为防清朝追查，对明遗民避地朝鲜一事隐而不谈。如，孔子后裔孔枝秀，“清虏刷之急，人皆畏祸不散匿，独许东岦匿之以免”，枝秀后居晋州以终。这也大致解释了千氏及“皇朝人”后裔为何大都卜居于京城之外的偏远地方。可见，千氏家族在很长时间里其实难有崭露头角的机会。另外，前朝政策不一定被后世持续执行。明遗民后裔散在各处，朝鲜地方难以支撑，渐成积弊，“朝家顾恤之德意，迥出寻常，遍敕诸道，而近来营邑不能留心奉行，军校之役、粜籴之弊，浑及于皇朝人后裔，其在惠恤之道，岂可成说乎？此辈虽甚残征，苟究其本，则宁不恻伤”。由此推想，即使千氏先祖受过前朝恩惠，这些政策在朝鲜地方也疏于执行。
随着肃宗时代清鲜关系的稳定，朝鲜国内重提尊攘大义。“肃庙、英庙之时，皇统已绝，天下安于夷狄而感其喣濡之恩，不可以有为，于是乎竭力于崇奉之节，效诚于祀享之仪”。国内外政治风向的变化也使得朝鲜官方对明遗民问题的态度开始松动。“皇朝人”后裔的境况不断得到改善，他们不仅“勿充军役”，还被允许参加忠良科，“定皇坛守直之官，以汉旅随次迁转”。还有人因弓射娴熟而被编入别军职，可赴武科殿试。英祖时代开始，“皇朝人”后裔及丙子立节诸臣子孙随朝鲜国王参拜大报坛，渐成常态，显示出官方对“皇朝人”身份的尊重。正祖、纯祖时代，朝鲜政府对明遗民关注度进一步提升，这也为千氏家族后来获得“皇朝人”身份的官方正式认可提供了重要契机。一方面，“皇朝人”被整体边缘化的生存状况得到扭转。其表现之一是政府重新厘正“皇朝人”说法，不许国内再用“向化”“向化村”等词语，“此后以皇朝人村改称，京外所在帐籍邑志，依此厘正”。表现之二是在皇坛参拜仪规上，将“皇朝人”参拜次序调整到宗亲文武之前，以示虞宾在位之仪；望拜礼成，正祖还召见“皇朝人”及忠良后裔，奖慰收录，或试儒武施赏。另一方面，自正祖开始，朝鲜大范围核实“皇朝人”后裔的生活境况，并持续改善其生活条件。如，正祖曾闻黄功后裔生活困窘，顿觉不妥：“名以皇朝人子孙者, 其所顾恤, 渐不如昔, 渠辈之抱郁莫暴, 如穷无归, 岂非可矜之甚？”遂令地方资送马粮，又下教铨曹对“皇朝人”后裔留意收用。而在文化方面，正祖时代，朝鲜大量纂修史书，欲将前王至诚事大之心，使后世有闻而知之。其中代表作之一就是体现尊攘大义的资料集《尊周汇编》。该书博采公私乘牒，仰述先志，汇辑列朝尊周事实，直到纯祖时代才全部完成。
正是得益于正祖、纯祖时代的有利政策，散居地方的千氏后人开始整理祖先遗稿，积极奔走于朝鲜上层文人中间，推介家史，博采公议，使更多朝鲜士人共情于千氏东渡事迹。时，有千万里十二世孙千一澄蹑履数千里，谒求曾为元子（朝鲜国王嫡长子未受册封前称元子）之师的宋焕箕为《自叙》篇作后叙。宋焕箕惊叹于千氏文稿尚得保藏，“今距彼时，逾数百载，而后裔绵绵甚残。世为东土之北方人，人之闻知者亦鲜矣”，遂欣然作叙。千一澄拜访的同时代文人还有司宪府掌令洪光一。洪光一听闻千一澄住在明川，深为感动：“明之一字，尤可贵也。”但明川远离京城，其实是朝鲜人眼中的乡野地方，可见千氏处境当时是非常边缘化的。至于千氏后人为何远居明川，长湍幼学千得济称，其先人“丙子之后，恸哭都门，携妻孥转入明川地而终老，世代寝远，孱孙零替，至于弃坟墓流离散处”。明清易代之际，身处朝鲜的明遗民处境十分尴尬且危险，千氏子孙主动到京城以外避地隐居，结果却造成家族世代寝远的窘况。至于“明川”一地的选择，抑或为历史巧合。不过，一个共性的现象是，明遗民在朝鲜的卜居地以及朝鲜人思明的纪念地，多与尊攘大义有关。比如，明川之“明”字、“崇明三义”之一朝宗岩的“朝宗”二字以及千氏皇冈书院之“皇”字等，皆有此意。总之，千氏后人主动公开沉寂已久的先祖事迹，令洪光一等人蹶然起敬，他们盥手而读，欣然为千氏立言。
通过频繁接触朝鲜士林名流，千万里东出事迹终于公于海左。而借士林之手、成功助力家族地位上升的事例，在当时的明遗民群体中非常少见。史载，千氏后裔还活跃于朝鲜士林朝宗思明的社会活动中。纯祖四年（1804），朝鲜士子在李膺谦倡议下，立“朝宗岩纪实碑”于朝宗岩刻崖南边。户曹判书、弘文馆提学赵镇宽撰碑文，华西门人柳綗汉、李正祐、朴濂，白思日诸人立碑底，千氏后人千一时、千一会、千一成立碑石，吏曹参判徐滢修作《朝宗岩纪实碑追记》。赵镇宽、徐滢修皆为朝鲜高层官员；华西学人在朝鲜思想界以尊华攘夷而著称，其思想与宋时烈一脉相承。千氏与朝鲜上层社会、儒林士子的交往，势必更有利于其家族权益的伸张和社会影响的提升。值得注意的是，《朝宗岩纪实碑追记》是以他人视角、也就是以朝鲜人角度来撰写的纪实文献，比《思庵实记》自证家史的写法，更具说服力，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千氏后人与朝鲜士林文人之间已经形成不错的社会关系。
于是，在千氏后人的顺势运作下，千氏家族的“皇朝人”身份逐步被朝鲜官方认可。其第一步就是获得“皇坛参班”的资格。纯祖六年（1806）三月，“明川幼学千一时上言，以为渠十二代祖花山君千万里以皇朝人，壬辰倭乱随李提督如松来，屡战屡捷，请于皇朝，仍留东土。朝家以壬辰劳，封花山君，其后转入明川，而北苑望拜之时，独未免向隅之叹”。与千一时同批请求参班北苑望拜之列的还有“皇朝人”后裔、金化幼学潘忠谦，另有朝鲜全罗、公忠两道幼学柳经濂等上言为本国壬辰殉难将领金千镒、赵宪等“湖南五忠臣”请求特恩祭祀。
然而，千氏先祖在朝鲜早期生活的模糊性却成为朝鲜官方认定其“皇朝人”身份的难点，这是因为千万里手稿已不完整，朝鲜地方对“壬辰”战后档案又疏于管理。所幸的是，当年七月，经地方核查，“汉城府移文内万历壬子式明川府花山君千万里入籍的实云。京兆帐籍中既以花山君载录，则其为皇朝人无疑”。礼曹行查后，认为千氏后裔零替，给复世禄之恩，未免寝废，遂请求与其他皇朝人一样，“宜有一视之泽”。于是，纯祖同意将千万里后孙、金化潘腾云后孙，“依康、胡、楚诸姓例，入参于皇坛拜望之列。以万里、腾云，皆以皇朝人东来云故也”。如是，朝鲜官方认定千万里东来确有其事，进而完成了对千氏“皇朝人”身份的官方确定，并给予千氏“皇坛参班”的待遇。
在这里，汉城府出具的“入籍”说法，是千氏以编户之民身份得到朝鲜礼曹认定的关键。朝鲜时代，不管是有官职者、良人还是公私贱民，原则上都要载入官修户籍。千氏能够入籍，且其先祖之“花山君”封号亦为地方帐籍所录，说明其家族早期曾为朝鲜地方所知。虽然其具体入籍过程已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测，千氏家族来到朝鲜之后一直在努力适应朝鲜本土生活和谋求本土认同。千一时生活的19世纪初，又恰逢朝鲜身份制度激烈变动，两班逐渐身份化，下层民众则想打破阶层桎梏，力求身份上升。其表现之一就是幼学职役人数的剧增。幼学原指备考生员、进士科的儒生，后来也有人将朝鲜户籍大帐中记载的“幼学”视为两班身份的标记。千一时本人即是幼学，或与两班士人关系密切，应该已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地方精英。他此时站出来为千万里正名，既顺应朝鲜本土尊周思明的大环境，又发挥了个人的地方影响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当时朝鲜下层民众渴望跃升阶层的社会异动。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像很多“皇朝人”后裔一样，千氏后裔只是参班皇坛望拜祭享，而不是说，朝鲜官方将其先祖千万里配享皇坛，因为大报坛配享者身份具有严格仪制。历史上，英祖欲以宁远伯李成梁从享神宗，但因“颇有疵”而议寝，后改其子忠烈公李如松跻享。而皇坛配享者实际上只有三位，分别是武宁王徐达从享太祖高皇帝、宁远伯李如松从享神宗显皇帝、文贞公范景文从享毅宗烈皇帝。即便是朝鲜本国忠良之臣，“忠节虽著，不可轻议”；在特殊纪念日里，朝鲜地方诸道则会为东征阵亡将士设坛致祭。据此，《思庵实记》及部分私人文献里经常被讹传的“千万里皇坛配享”说，应该予以纠正。研究者在征引该文献时，当谨慎辨识。
千氏家族获得朝鲜官方认可的第二步，乃是“世受给复”的落实。与《自叙》稍有差别的是，千一时只是向朝廷提请“给复”，未及“世禄”，这可能因为千氏并非选官之家，与两班还是不可同日而语。正如前文所见，千氏后人所争取的现实诉求更主要是向那些“皇朝人”显族看齐，希望获得一视同仁的朝廷恩恤并改善家族经济状况，而非一跃成为两班。然而，朝鲜对“给复”一款的取证过程再次遇到“无可征之文迹”的窘况。为此，礼曹于纯祖九年（1809）专门让咸镜道地方官员历考千氏事迹。次年，“即见咸镜监司曹允大移文，则以为千万里以调兵领粮使随李提督渡鸭江，屡捷，仍居于平壤，其后转入明川地，子孙仍居云”。虽然朝中仍有异议，认为“久远之事，已难质言，国朝以来参于勋禄者，未尝有传子孙世受给复”，但道査邑报俱有可据，千氏后人亦持续争取，朝鲜官方为体现“一视之道”，还是在纯祖十三年特恩千氏“世受给复”。在朝鲜，一个家族若能世受给复，乃是很高礼遇，也是很少见的事情，即便是勋臣之家，也未必享有此特绝之典。纯祖同意为千氏“世受给复”，使千氏进一步获得了与“皇朝人”显族同样的待遇和社会认同。这种难得的家族荣耀，甚至可以被下层百姓视为迈向两班身份的步骤。诚然，纯祖对千氏家史的认定，不乏有国家宣扬义理、阐明教化的政治需要，但无论如何，对于一个在朝鲜社会早已边缘化的明遗民家族而言，千氏依靠一纸单薄的地方“取证”移文和先祖千万里初批东征明遗民的独特身份，竟能一步步走到历史前台并获得朝鲜官方公开认可，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从此，千氏一门不再是被忽视的边缘“皇朝人”，而借助身份之认定，千氏后裔融入朝鲜本土社会的步伐也加快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便是朝鲜后期，千氏登文科为官者越来越多。比如，清道幼学千驲成于哲宗十二年（1861）四月登庭试文科榜、金海幼学千光禄于高宗二十九年（1892）登明伦堂文科榜。二人皆以文科入仕，尤其是千光禄以明伦堂文科甲科第一人试取，在朝鲜士子中亦属佼佼者。此外，千氏后裔还持续结交朝鲜名流，以扩大家门影响力。如，千锡休曾袖思庵遗物，拜访承政院承旨成大璡，成大璡闻知金尚容等人亦见过画像，于《行状》中赞曰“钦艳敬服之义，亦可想像于千载之下”。千锡奎亦袖思庵遗稿，造访李滉十代孙李汇宁，李汇宁盥手而读，且盛赞曰：
备经沧桑浩劫，无恙故在。使我小中华章甫缝掖之士，获睹皇明人物于神州陆沉之后，复得皇明文字于元气澌尽之余。虽其只字片言，东人之所可爱玩而不忍其沉没者，则千君之必欲公其传于世，诸君子之感慨备述而乐成之。乌可已也？
李汇宁感慨自己于神州陆沉之后还能再睹“皇明文字”，自然乐意将千氏事迹传布士林。千锡厚则专门拜访朝鲜官员、儒学名流及忠良后人，请他们为千氏族谱作序，吏曹判书李宜翼、刑曹判书洪直弼、金尚容后人金愚淳、冶城士人宋昊烨等人都曾受邀。宋昊烨序且赞千氏为“中华之名族，我国之华阀，昭然若合契焉”。
而旌表先人、教化后世的最有效方式，则是将曾经模糊的家史具象化为现实的记忆之场。其具体做法便是立祧建院，将千万里作为颍阳千氏在朝鲜的不祧之祖，为之建院奉安。纯祖二十七年（1827）三月，固城幼学千孟大等因七代祖千祥墓山位于固城（今韩国庆尚南道南端）之故，“伏念花山君万里既以不祧之位而后承零替，祠板不传，臣矣等区区为先之心，恒切伤痛，欲为立主，以奉香火”。当时，代远勋臣祠板之不传者，皆上吁而蒙恩追造，如东征名将李如梅祠板即因朝命而为之。因此，千孟大等人也向李如梅祠板追造之例看齐，上言礼曹，请求追造。礼曹不敢擅便，为防无向隅之冤者冒滥追造，遂称“其不祧一款，臣曹元无可据之文献”。后来，庆尚道观察使郑基善委托固城县令韩义植查核并回复，确认千万里东出事迹为实，传来文迹虽因火荡尽，但其谱牒世系仍存；千祥即是千万里之子，随军东征，坟墓在固城县葡萄面，有康熙庚午移葬时短碣记载可查。千孟大亦是千万里八代孙无疑。据此，礼曹准许千孟大依李如梅祠板追造之例，立主奉祀；千万里作为东渡朝鲜的千氏“始祖”，也被朝鲜官方确定下来。正如日本学者宫嶋博史所讲，被认为是同族集团始祖的人物，一般都是具有显赫功绩的人物，其子孙后代也以此来展示自己的社会威望。
纯祖三十一年十月，纪念千万里的虎岩书院在庆尚南道固城郡葡萄面虎岭山下壮左洞上梁，千万里祠板建立，定于每年阴历八月一日（千万里生辰日）与地方儒林合同奉祭。全罗道进士崔祥翼特作《皇冈书院庙宇上梁文》献颂，赞赏千氏未忘皇朝之恩，丹忠题壁，“登白头而吟诗，难禁越鸟之怀古”，希望千氏家族及时弥补因先前文献遗失没能立主祭拜而造成的遗憾；既然“圣主之俞音特降于建庙”，那么，以书院作为新的记忆之场、揖让之场，也为传承家风树起精神象征。宪宗元年（1835）十一月，皇冈书院庙宇上梁，庙在清道郡东一面大皇山下三圣洞，由千氏家族与地方儒林共同创建，定于每年阴历三月三日奉祭。监役崔琳作《皇冈书院庙宇上梁文》献颂，希望千氏后人借以光大思庵事迹。千氏建院皇冈，起意于纯祖时代，这也正是千锡休当年拜访成大璡的目的之一。但直到宪宗时期此事才落实下来。崔琳文中也提到，“兹卜吉地，允叶佥谋”；关于院号之名是用“皇”字还“凰”，千氏也征求过士林人士意见，曾任司谏院大司谏的儒臣柳致明认为“皇冈之号只因地名，则似不至未安”，遂定“皇”字。处士李圭执《奉安文》赞曰：“庙貌新成，遗像肃严，有丹其楹，荐以豆笾，匪直私情，英灵陟降，庶歆此诚。”另据《大明遗民史》记载，朝鲜半岛内纪念千万里的场所还有千纬永、千禹永等人于高宗二十五年（1888）在庆尚北道闻庆郡山阳面富岩里（旧尚州郡京外里）创设的鲁阳影阁，千思勋、千思禄等人于1919年在庆尚南道晋阳郡大谷面雪梅里创设的万瞻阁，以及千宽根在地方儒林协助下于1962年在庆尚北道安东市马野龙头山下创设的东山书院等。在这些场所的创设和奉祭活动中，一直都活跃着朝鲜地方儒林的身影。
高宗七年，千氏后裔在南原郡环峰下找到千万里墓，居人称千都督墓。高宗三十五年，千氏族人竖碑于神道，邀请著名性理学家奇宇万为之铭。奇宇万瞻思庵遗像，赞其“英风毅烈”，“以公毅魄，当百世不昧，则吾于此不能无望焉”，于是作神道碑铭，以示无忘思庵公壬丁勋劳：
师旅言凯，东方以宁。公则无归，惠此东方。花山薄封，于公曷光。侑食报坛，足慰舆望。屹屹环峰，毅魄斯藏。真影为祠，其里曰芳。含齿戴发，斯须可忘。口碑百世，神道始铭。
高宗三十八年八月，中枢院议官李凤来以“尊攘失序，尤宜崇奖功阀，激励将士，光先朝之遗志，恢中兴之大业”，再次为千万里上请特施节惠之典，“以为树风声、奖勋业之地”。近代朝鲜，民族危机加重，国内亟需尊攘大义来唤醒人心，拯救国家于危亡。在李凤来眼中，千万里事迹已经成为一个尊攘爱国和守望精神的符号，千氏家族“树不世之勋，絜家仍留，独秉春秋之义”，集忠义于一体，对于朝鲜社会具有积极的教化意义。此外，弘文馆学士金永穆也曾上谥状于礼院。纯宗四年（1910）六月，朝鲜政府为千万里赠谥“忠壮”——“虑国忘家曰忠，胜敌克乱曰壮”，千万里东出事迹愈加受到推崇，其背后饱含着近代朝鲜对提振民族精气、争国权、反侵略的现实渴望。
千氏早先虽是边缘化的异乡人，但其后人积极融入朝鲜本土社会，通过官方认可、立祧奉祀、名流献颂等方式，对家史进行了层累的构筑和宣传，并将家乘文献《思庵实记》多番增补并刊印于世，从而在明遗民群体中成功塑造了一个世袭忠孝的“大明华族”案例，这与朝鲜近代官方宣扬的爱国义理精神也颇为契合。
综上所述，千万里事迹从起初停留于家族文本的残阙记忆，逐渐被朝鲜官方认可、被朝鲜士林传颂和推崇，揭示了东征之后首批留朝明遗民家族的阶段性发展轨迹。千氏家族流寓朝鲜三百余年，其历史命运的变化与朝鲜官方的政策取向、文化氛围以及朝鲜士林的关注程度，均密不可分。正是在朝鲜后期尊周思明的大背景下，千氏后裔顺势而动，结交名流、博采公议，积极融入朝鲜本土社会，从边缘靠向主流，从而实现了本土身份的跨越和家族地位的提升。
四、余论：“尊周思明”背后东渡明人的本土认同
近二十年来，国内学界一直在讨论“尊周思明”问题，但始终缺乏一个可作长时段考察对象的家族案例，来具体梳理明遗民融入朝鲜本土社会的过程，也没有真正考虑过朝鲜时代“皇朝人”待遇变化的阶段性实相。而《思庵实记》既记述万历东征将领千万里及其后人流寓朝鲜、守望故国的事迹，亦是一部东渡明遗民家族与朝鲜本土社会的融合史。它在千氏家族记忆的“虚”“实”之间，勾勒出晚明首批留朝东征将士寄寓朝鲜半岛之后的家族发展轨迹。千氏东来朝鲜之时，虽身披“明国”光环，但其作为外来移民，在两班贵族统治的朝鲜社会，只能处于边缘地位。及至英祖时代，绝大多数“皇朝人”后裔在朝鲜的处境并不优渥。但在正祖、纯祖二代，恰值官方大力推行尊周文献整理工程，千氏便借助“修史”这一文化手段，在朝鲜王朝欲将儒家伦常特别是“尊君”、节义观念向下渗透的过程中，及时塑造并宣传其忠良义节的家族形象。《思庵实记》以及学界早已关注的《小华外史》等私撰史书都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
与《小华外史》以搜集明朝、朝鲜官方文献来宣传“尊周大义”不同，《思庵实记》以千氏所藏私家资料、残本文献为主，它不书清朝年号，采用“崇祯纪元后四丁未”“崇祯纪元后三甲申”“崇祯纪元后四戊戌”的纪年方式，尽显念切风泉之旨。尽管《思庵实记》存在讹误，夹杂很多“模糊”记忆，但它作为一部有关“东征明将千万里”的史源性文献，被朝鲜后期官修文献《日省录》《承政院日记》征引，对朝鲜时代士人文集以及近代之后形成的《大明遗民史》《朝宗岩文献录》《朝宗岩文献录续集》等汇编类资料，亦产生过长远影响。这也说明，《思庵实记》虽然是朝鲜后期才出现的明遗民家族史，但迎合了朝鲜统治者的现实需要，是推动“尊周思明”文化的有力注脚，故而很快获得朝鲜本土的正面认可和接纳。
《思庵实记》的撰修重点并不在于精确考辨千万里父子东征事迹本身之细节，而是为了给流寓异国的颍阳千氏家族找寻和争取在朝鲜社会立足的历史荣耀和身份定位。《尊周汇编》曾将“皇朝人”之“恩典”归纳为四种，分别是展拜、恤禄、制射和旌褒，《思庵实记》编纂者紧紧抓住了“展拜”和“恤禄”两个要点。宋昊烨在《旧谱序》中讲，千氏世德彰明，联绵至今的关键正在于，“我朝列圣之褒恩异宠，世世特降。英庙朝有顾恤之命，正庙朝有世禄之教，纯庙朝有参班于忠良之命”。此后，千氏家族中有多人登科殿试，形成了集忠义和崇儒于一身的家风，更有人参加近代抗击日本殖民侵略的义兵斗争而载名史册。在朝鲜近代的国家危机中，千万里“保华于国”“守华于身”的事迹不仅承载着千氏家族诚敬感恩、寓慕追远的历史记忆，也在朝鲜近代民族救亡运动中被朝鲜士人赋予新的时代意蕴，成为朝鲜民族救亡运动中自主自尊之爱国大义的精神符号。
【作者简介】石少颖，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外关系史。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5年第4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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