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史学丛书三编》第三辑所收《癸未日记》的作者为王树善，《辛丑琐记   壬寅琐记》作者为邵启贤。王树善于光绪九年曾在晚清名臣王文韶、许庚身家中坐馆。邵启贤于光绪二十七年、二十八年间曾随幕主查恩绥佐幕江西的广信府、南昌府和赣州府。王树善和邵启贤的日记，对晚清塾师和幕僚的生活做了真实记录；通过比较两人的日常阅读，还能够感受到时代的消息变化。

关键词：王树善  邵启贤  日记  坐馆  佐幕

由刘兆祐主编的《中国史学丛书三编》第三辑（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版），收入多部收藏在中国台湾地区汉学研究中心的稿本日记并附提要。遗憾的是因部分日记的作者失考或考证不确，影响了读者的利用。今据新见资料，对其中《癸未日记》《辛丑琐记   壬寅琐记》两部日记重作考述。

一、《癸未日记》作者为王树善

《癸未日记》系稿本日记，四册，起光绪九年癸未（1883）正月初一，讫光绪十年甲申（1884）二月初七，原无题名，《“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编目时以卷一题“癸未日记”，故名“癸未日记”；又因日记书于版心有“绿杉野屋”的笺纸之上，故题撰人为“绿杉野屋主人”。《中国史学丛书三编》撰写提要时，除指出《“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不当之处外，又据癸未二月初四日记“严谕意欲命树回南”、十月二十一日记“父亲为树言家累”，知作者名树。四月二十日记“出门遇一车，车中人大呼‘小王’”，知作者姓王。四月十六日记“杉绿正在少年”，甲申正月十五日记“大声叫忆卿曰：‘王杉绿来矣’”，十九日记“我王杉绿”。推定作者姓王，名树，字杉绿。

不过，前人日记自称名时往往只简称一个字，当名为两个字时，就难以断其全称。《癸未日记》即属这种情况，其作者实为王树善，日记中仅从其名“树善”中取“树”字自称。

《清代朱卷集成》收录王树善光绪十五年己丑恩科顺天乡试副贡朱卷，其履历云：

王树善，字仲获，一字谨盦，号杉绿，行二，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午时生，江苏松江府上海县廪贡生，候选训导，民籍。

此履历中出现的地名以及家族师友姓名字号，也与《癸未日记》能够对应。如履历中言“世居上海小南门外里仓桥王信义浜”，对应日记中“乘舆进小南门各亲友处贺岁”（光绪十年正月初一）；履历中言受业师有“雨湘叔祖印庆昌”“谷生叔父印维勤”“梓生叔父印维杰”，对应日记中“雨湘叔祖”“谷生叔父”“梓生二叔”等。可确证日记中“树”“杉绿”即履历中之王树善。

《〔民国〕上海县续志》卷十六《选举上·贡生·副贡》有王树善：“己丑，字杉绿，恩科顺天榜甲申庆昌从孙，出使英法等国随员，新金山领事，直隶即补道。”同卷《岁贡》有王庆昌，下注“甲申”（意其为光绪十年甲申岁贡）。王树善一族有多人在县志中有传，乃松江府大族。据王树善副贡朱卷及民国十三年（1924）王师曾纂修《上海王氏家谱》（美国犹他家谱学会藏），王氏望出山西太原，始迁祖王秀甫居上海周家渡，七世祖王君顺于康熙三年迁居上海邑城大东门外太平巷，高祖王文瑞（字辑庭）与兄王文源同学索绹手艺，又共同经营沙船航运，以商起家，信誉卓著，人称其商号为“王信义”。自此王氏开始培养后代读书入仕，王树善的曾祖王寿康为附贡生，以书法闻名，有文稿多部；祖父王庆均为廪贡生，曾署太仓州学正，崇明县教谕；伯祖王庆勋为附贡生，有文集，做过严州府知府、杭州总捕同知等；父王维孝亦为附贡生。通过科举和捐纳，王氏家族出现了一批中低级官员，县志中载名者有数十人，成为名符其实的上海望族。

王树善本人的仕履，在《上海王氏家谱》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卷三“第九世”中有其小传：

杉绿公讳树善，楞仙公次子，生于咸丰十一年辛酉七月二十四日午时，殁于民国七年戊午三月十六日戌时，享年五十有八，副贡生，二品顶戴，直隶候补道、泗水总领事，诰封荣禄大夫。夫人李氏，嗣子裕益。

传中有其详细生卒年，可证朱卷履历所载生年并非官年；传中的“泗水”当指中国驻荷兰泗水总领事馆。卷三又有王树善族叔王维祺所撰更为详细的《堂侄杉绿传略》（以下简称“《传略》”）：

从侄杉绿，笃学木讷，黯然君子儒也。四十六七年前，余未十龄，侄将冠，同受业于嘉定吴小庚先生。侄朝造书室，展卷危坐，孜孜力学，至暮不倦，师虽不在，未尝辍业嬉游，积久不改常度，其精勤如是。童时一别，遂相间隔。

二十七八年前，侄就职刑部，假归省亲，再一聚首，则恂恂如故，显者来延入座，主人要言不烦，怡然静对，宦场谄胁逢迎之习，不染纤毫，其质素如是。旋又别去。

九年前再晤于京师，为余言任职直隶农务局总办时一切设施规画，其设施确实，其规画远大。曰“民本在农，农事新而民本立”，撰著《农务述闻》，编译《农务报》，举办高等农业学堂，组织直隶农务总会、全国农务联合会。今政学工商全国联合会方且蔚起，而数十年前全国农务联合会实为首倡，高等农业学堂亦领袖各种实业学堂，着手举办，皆开风气之先。在职六年，培才兴学，勤事让功。会光复，时局俶扰，因以去职。平生抱负未尽发挥，言有余慨，其卓荦如是。

是时侄年过五十，有痰喘宿疾，将简任泗水正领事。泗水潮湿暑热，非善地。余问往乎？曰：“往。自抚藐躬，与世无多缘系，生而往则游，死而归则息，徜徉自得，无适不可。”其旷达如是。嗟乎！侄言非谶，殆先自知有厌世之意，遂殁于泗水任所。今嗣子已服阕，濡毫及此，感慨深之。

侄弱冠游庠，饩于廪，贡于成均，己丑顺天副贡。历任安徽学院幕府，苏松太道署文案，海运津局绅董，南洋制造局文案兼翻译，并兼广方言馆教习。就职直隶州州判，刑部贵州司主事兼司务厅行走、督催所行走。奏调出使英法义比国随员，候选知府，保升道员，花翎、二品衔，赠三代一品封典。奏派出使美日秘国随员，署理旧金山副领事，聘任旧金山大学堂教习。调充驻日斯巴尼亚国参赞，代办出使大臣事宜，兼充日斯巴尼亚国专使商约大臣参赞。

军机处存记直隶特用道。历任北洋兵备司编辑兵书事宜，工艺局坐办，赈抚局会办，直隶农务局总办，农务总会总董，高等农业学堂监督，小站营田局总办，直隶全省垦务局总办，禁烟局会办，清理财政局会办，天津广仁堂总董，工商部视察员，简任驻荷兰国泗水正领事。奖给四等嘉禾章，进给三等嘉禾章。

其著作《农务述闻》之外，译述《萝卜造糖法》《开矿器械法》及杂著，又诗文丛稿等各若干卷。

叔维祺手识。

文中回忆两人交往时间分别为“四十六七年前”，维祺不足十岁，树善接近二十岁（弱冠）；“二十七八年前”，树善任职刑部；“九年前再晤于京师”，树善“年过五十……将简任泗水正领事”。“四十六七”“二十七八”皆为约数，因时久而难以确记，惟“九年前”为记忆清晰之确数。据1915年《政府公报》“外交部饬”第四十九号（中华民国四年十月九日），“右饬唐才质等准此：驻泗水领事唐才质即开缺回国，遗缺派王树善署理”，知“九年前”为1915年，则撰文在九年后的1924年，正系王氏家谱修成之时。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有王树善履历（光绪二十九年，1903）：

王树善，现年四十一岁，系江苏上海县人。由廪贡生候选训导中式光绪十五年己丑恩科顺天乡试副贡。十七年十月就职直隶州州判。十八年七月遵例报捐主事。十九年七月签分刑部学习行走。二十二年六月期满奏留候补，十一月经前出使美日秘国大臣伍廷芳奏调出洋，二十三年三月到差，派驻金山总领事署随员。二十五年六月兼充金山大清书院监督。二十六年三月期满调署驻日二等参赞，代办使事。二十七年五月捐升员外郎，旋改捐知府分省试用，七月补授驻日二等参赞。二十八年四月经前专使日国大臣张德彝咨调，兼充专使参赞，五月销差，是年二月因出洋三年期满，经伍廷芳奏保免补本班，以道员分省归候补班，尽先补用，并赏加二品衔，八月复因随办专使异常出力，经张德彝奏保，赏给三代一品封典。二十九年正月出洋第二次三年期满，销差回华，六月经出使美日秘古国大臣梁诚奏保送部引见，恭候录用，九月初二日由吏部带领引见，奉旨著于初四日预备召见。

将此履历与《传略》对照，王树善光绪二十九年前的仕履昭然若揭，毋需赘言。光绪二十九年王树善实已四十三岁，并非官员履历中所言四十一岁，盖官员履历多用官年，经常减岁，不足为奇。《那桐日记》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初二日记载：“早，直隶补用道王树善因彭子嘉介绍(子嘉之甥)持贽来拜门，王号杉绿，行三，江苏上海县己丑副榜，年四十三岁，人明白，出洋八年不能洋文，有烟瘾，身体不健。”此系私下拜见尊长，故以实岁相禀。那桐所云“不能洋文”可能出自王树善自谦之词，不过更可能是实情。王氏虽然出洋八年，能任“南洋制造局文案兼翻译”，后来还与傅兰雅合作有几种译述，但均为傅兰雅口译，王氏不过是类于林纾式的笔述，不能证明其能洋文，至少听说能力不行。

光绪二十九年之后仕履，《传略》有载，每年任职情况难以俱考，但光绪三十年直隶农务学堂改为直隶高等农业学堂，总办改称监督，王树善为第一任监督，此事可以考实。另外，民国初年，天津广仁堂曾用津人为总办，该堂被逐的一些南方人士说动姜桂题、陆征祥、孙宝琦、李经羲、周学熙、江朝宗等人出面呈请直隶都督冯国璋恢复南人主持堂务的局面，此请旋得批准，并由王树善充任该堂总董。因此《传略》中自“天津广仁堂总董”起的经历，均当在入民国之后无疑。

二、《辛丑琐记   壬寅琐记》作者为邵启贤

《辛丑琐记  壬寅琐记》系稿本日记，二册，起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正月初一，讫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十二月三十日，《中国史学丛书三编》提要云：“作者无可考，然二卷皆有尚同川印，或即尚氏所作耶？”其实作者并非尚同川，而是邵启贤。

据日记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午后回栈，同居有阮君荀伯（性存），亦余姚人。”十月二十日：“巳刻登利泰小轮船，遂即启行，未刻抵余姚，泊于芦棚头，登岸入城，至榜眼第旧居。”知日记主人为浙江余姚人。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三日：“得威伯海上来电，知浙闱榜发，予已幸捷，即发电致赣州禀知堂上。是夜又得师愚沪电，知亦同捷，弥深欢慰。”知日记主人得中光绪二十八年浙江乡试举人。

中举后其人回乡祭祖，日记中俱有记录：

十月二十五日：“晴。晨乘肩舆出旱门，过盃渡，至桐下湖谒曾祖缓云公墓，又至九垒山谒先祖新畬公墓。”

二十七日：“晴。晨往宗祠设祭，并宴同族长者二十余人。”

十一月初一日：“晴。午后于堂中设筵敬祀本支高祖以下，祭毕，鉴水、荷峰、芝舫诸叔、茹丈、啸丈皆来，夜饮。

初二日：“晴。设筵宴同族及戚属，到者五十余人，至夜始散。”

初三日：“晴。设筵宴近乡同族，到者六十余人，夜始散。”

初四日：“晴。黎明芝舫叔来，偕予乘小舟出城，行二十里过梁家堰，又行十里至孝义乡俗称邵巷宗祠设祭，并宴东西邵巷同族，到者六十余人。”

由十一月初四日设祭邵氏宗祠，知日记主人必为邵姓无疑。

检《余姚邵氏宗谱》，光绪二十八年乡试中举者有邵启贤，卷十八世系载其小传：

启贤，禹昌之子，又名召，字敬薪，号莲士，晚号退叟。县学生，光绪二十八年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举人，荐举经济特科，召试二等，以知县分发江西补用，署广丰县知县，保升知府，民国三年简任赣南道道尹。著有《赣石录》三卷，已刊。《拙存斋文钞》一卷、《天朴草堂诗钞》四卷、《须曼那丈室诗钞》四卷、《永思堂诗钞》二卷、《百宜休斋诗钞》二卷、《晚闲堂诗钞》三卷，均未刊。配仁和柳氏，生三子：承禄、承祐、承禛。

《宗谱》卷十二载邵启贤曾祖邵器之，号缓云，墓在桐下湖天师坟头，卷十八载邵启贤祖父邵文鼎，字新畬，墓在九垒山之戴家湾，亦与日记中“至桐下湖谒曾祖缓云公墓，又至九垒山谒先祖新畬公墓”恰相对应，故知日记作者为邵启贤。

邵启贤生卒年《宗谱》未载，《浙江乡试录》光绪二十八年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第四十七名为邵启贤：“年三十三岁，余姚县学附生。”可推知其生于同治九年（1870）。

邵启贤举经济特科二等，事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7月16日《申报》第2版所载“电传经济特科等第单”二等中有其名。以知县分发江西补用，事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11月12日《申报》第1版所载“谕旨”中有：“（九月）二十日奉旨分发……江西知县邵启贤。”之后曾入江西巡抚胡廷干幕负责文案。1906年2月22日《申报》第9版有消息《赣抚添请文案（江西）》曰：“抚宪胡中丞抵任后，特设文案二员办理公牍，一为陆孟孚太守，一为邵莲士大令。嗣陆丁忧回籍，所有文案事件概归邵一人经理。邵以近来公牍较前更繁，于日昨面求添委帮办。中丞乃忆及编辑清江县教科书之吴某，年少有才，遂即具简邀请接办。”同年11月24日《申报》第9版载消息《赣省广丰县禀设官绅会议公所（江西）》称“署理广丰县邵莲士大令”云云。知该年2月邵启贤入胡廷干幕，但三月廿二日胡因南昌教案办事不力被撤，幕府星散，署理广丰县知县当在胡幕解散后不久。

其后邵启贤行踪可考者如下：

光绪三十四年（1908），任江西调查总局法制科科长。（《申报》1908年5月3日第10版）

民国二年（1913），任江西行政公署总务处第四科科长；后任第三科科长。（《申报》1913年7月7日第7版、9月21日第6版）

民国三年（1914），任江西行政公署秘书；后任机要处主任；又署江西赣南道道尹。（《申报》1914年2月10日第7版、6月10日第6版、8月21日第2版）

民国四年（1915）末，正式任江西赣南道道尹。（《申报》1915年12月31日第2版）

民国十年（1921），辞道尹。（《申报》1921年6月23日第6版）

邵启贤卒年未见明载。1933年《交通公报》第512期交通部令第四一一号（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派邵启贤为本部办事员，着在公报处办事。”1936年《交通公报》第768期交通部令第二四八号（二十五年五月十三日）：“派邵启贤为本部编审委员会委员。”“职工事务委员会干事邵启贤，另有任用，应免本职。”此邵启贤与日记主人系一人，并非重名。民国金石名家顾燮光（1875—1949）致友人刘咸信可证：

《赣石录》（言赣州各属石刻）系邵君莲士官赣南道尹时所作，交由商务印书馆石印，系非卖品。邵君开缺，旅居拮据，嗣入南京交通部办文牍，刻不知何往，久未通信矣。该书曾得邵君同意，遍〔编〕入《顾氏金石舆地丛书》二集中，另缮清本，业已完成。因战事发作，未及付印，原稿存杭州敝寓，未知尚存否。

知1933年邵启贤已在交通部谋生，先后在公报处、职工事务委员会、编审委员会任职。《黄炎培日记》1941年2月12日载：“邵启贤为寰澄之友，年七十矣，能诗，来一见。”知邵氏至少寿至古稀。

邵启贤一生参与文化活动较多。编撰《赣石录》（有民国九年石印本）之外，还辑有《王贞白诗》一卷(附《补遗》)，宣统元年由武昌陶氏刊印；又于民国六年石印邵瑛所撰二十八卷的《说文解字群经正字》嘉庆二十一年桂隐书屋刻本；复在邵廷采《王门弟子传》基础上重辑《王学渊源录》二卷（有民国九年铅印本），卷一为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王门弟子所知传、姚江书院传等，卷二为王门学派表一、表二、赣南王门弟子表等。1935年加入南京如社雅集，每集取同一词牌唱和。邵启贤诗文集虽未有传世，但仍有零星诗词文及对联流传，夏敬观《忍古楼词话》将邵启贤、蔡宝善（即蔡师愚）一并收入，以为“二君文采斐然，词名相埒”。

三、坐馆佐幕与日常阅读

宋明以降，知识群体数量越发庞大。有研究显示，明末生员数量达到了五十余万人，较宣德时增长约17倍；然会试录取额数不过350人左右，较宣德时增长约3.5倍；乡试解额以最大值计算，亦不过1360人，较宣德时增长约2倍多，这样就导致了科举流通机制的壅滞，能由科举入仕者百无一二。这种情况到清代并无改观，绝大多数士子都免不了多次就试和不断铩羽的下场，需要另谋职业。而坐馆与佐幕就是士子在科场失意或者科场尚未获隽时的主要生活方式。王树善日记和邵启贤日记恰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真实鲜活的第一手史料。

（一）坐馆生涯

光绪五年三月初七日，时任户部左侍郎兼署兵部左侍郎、军机大臣王文韶在其日记中记：“请周赋高授长、次、三诸孙女读，本日开馆。”光绪六年五月十九日，他又记：“赋高午节辞馆，改请上海王梓生（维杰）课诸孙女，本日到馆。”同年十月十二日：“午正回寓，请王梓生为钰孙启蒙。”钰孙为王文韶长孙，系长子王庆钧（1853—1883，字颂笙）之子，生于光绪二年（1876），时方五岁。王梓生，即王树善的族叔王维杰。《上海王氏家谱》卷二“第八世”中有其小传，云“梓生公讳维杰……生于咸丰二年壬子九月十五日子时，卒于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十月二十八日丑时，附贡生，五品衔候选通判”。王维杰十七岁即中秀才，锐意进取，故远游京师，于光绪六年五月至王文韶家为西席，教授王文韶的孙子孙女。王树善至迟于光绪八年已经来到京师谋求发展，依王维杰住在王文韶家中。大概由于他光绪五年于上海县获得秀才身份，故也有资格在王家协助王维杰课徒。不久，王树善得到了正式坐馆的机会：

得芷叔书，知朱静山处一馆已有成说，促予于月杪赴津。回馆，复得仰皋字，知海甸（吴）[许]氏一馆亦有成说，邀予于三月初到馆。（光绪九年二月十四日）

他考虑再三，并未应承朱氏馆，而是“决计就许氏馆”（二月十五日），并订于四月初三日开馆。是日“进许宅，见星叔侍郎略谈，并见伟人、春卿，伟人乃侍郎之侄，春卿乃侍郎之大少君也。此间男女三学生，侍郎一子一女，一是伟人之子名宝仪，年甫七龄，侍郎子名之鹏，甫五龄，女名之宜，六岁。开馆后略为敷衍，两小学生已不能再坐矣”，知此次系受刑部右侍郎许庚身（星叔）之聘，教其子之鹏和其女之宜，以及许庚身之侄许之奇（伟人）的儿子宝仪。然而“两小学生未经诃叱，数欲啼哭，闷极”（四月五日），“之鹏之啼哭如故”（四月六日），“之鹏之啼哭虽免，而仍不肯识字”（四月七日），让王树善颇为郁闷。至四月十七日，“吴叔和之子附学到馆”，王树善共教幼童四人。

此次坐馆至八月下旬结束，王树善因思乡辞馆，“乃与星丈话别，并别伟人弟兄、紫垣及四学生，一揖登车，未免怅然”（八月二十五日），于九月六日回至上海家中，之后直至日记结束时的光绪十年二月初七日，除了短暂出游至杭州外，王树善一直在上海活动。

回顾他的坐馆经历，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与一般坐馆谋生不同，王树善系出沪上望族，衣食无忧，他选择到京城坐馆，显然是为了增广人脉和见闻，寻觅良机，更好地备战科场。以光绪九年正月的数则日记为例：

午前课徒，午后稚夔嘱选之试帖完工，约有一百余首。傍晚读文十遍。（十八日）

午前课徒，午后写白折两开，傍晚读文二十遍。（二十日）

午前课徒，午后写白折两开半，读文十五遍。（二十二日）

晨起同咏民赴金台书院应试，今日周府尹甄别，文题“迨天之未阴雨”三句，诗题“异书编就鹤同看，得台字”。（二十四日）

稚夔为王文韶第三子王国桢（1863—1906），小王树善两岁，故王树善在日记中亦称其稚弟，两人关系甚好。王树善协助叔父课徒的同时，还帮王国桢等编选时文，自己也常练习朝考要用到的白折，并进入顺天府金台书院参加考核，温习功课以备应举。周府尹即顺天府尹周家楣，光绪五年至七年，他曾将金台书院修缮一过。光绪十五年，王树善获得顺天乡试副贡，也说明他是在中额较多的顺天府寻找机会。

再看六七月间的数则日记：

午前课徒，作方字四十，午后阅《申报》数张，写白折两开。傍晚阅《星斋文稿》数首，读文六遍。夜同春卿、紫垣谈，春卿谈五口通商事甚详。（六月二十五日）

春卿渡水而来，鞋袜皆湿。闻今日星丈入大内朝贺，于大雨泥水中行礼，归途水从车垫涌上，臀肉冰凉，其苦如此。若夫听戏，诸公泥水衣冠，兀坐终日，更有不堪设想者矣。逢万寿，军机、堂司及一品以上大臣皆赐听戏。（六月二十六日）

赴国子监南学访周榕湖，以昏昏数日中所著之《救越用兵条陈》托其由本堂老师转呈堂官……回馆向春卿假《海国图志》一部阅之，夜复翻阅《中西纪事》数则。（七月二十五日）

星丈即许庚身，春卿则是许庚身之子许之荣，王树善从他们那里得到不少有用的政治信息。另外，他也用心时世，想要通过上书条陈国事吸引国子监官员的注意。

其二，王树善坐馆时年方二十三岁，喜爱流连风月之场，与其同好者不乏其人，包括其他塾师和幕客，王树善的日记真实展现了大都市这一阶层的另外一面。仅举光绪九年三月间数例以窥一斑：

课徒后写白折半开，遂同颂老出城过雅仙，强颂老看其梳洗，始准行。及至便宜坊，芸先生等皆在座矣。席终复同颂老过雅仙，一种旑旎缠绵之态，无怪当局者之魂摇魄荡也。进城后稚夔为余言，今日两过情卿，几谐好事。（八日）

晨起课徒后，同巽卿出城，赴雅仙之招……颂老招雅仙，诵云招情卿。饮毕复同鸿丈、梅生、诵云过小兰，听大鼓书二出。（二十日）

饮毕，同诵云、梅生、芸丈过情卿。（二十四日）

雅仙、情卿、小兰，均为妓馆女子。巽卿系王文韶长媳蒋氏之弟，寄寓王家等待吏部验放；颂老系状元陆增祥第四子陆继贤（字颂臣），生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时送其二兄陆继辉（号蔚庭）眷属来京；芸丈即程芸史，时为王文韶幕客，掌书启文案；稚夔为王国桢。这一狎妓群体中，有塾师，有幕客，也有官宦子弟。

必须指出的是，这一群体对青楼女性的态度，并非简单地将之视为“玩物”，而是经常有真情的互动，甚至会投射较多的“知己”情感和掺杂了美学（包括奇癖）等因素。如三月二十九日，“申初同颂老过雅仙，颂老有小话别之意。雅仙掩面而泣，呜咽无言。余对之，想起种种，亦不禁凄然”。王树善意犹未尽，眉批曰：“真情尽在不言中。”他回上海后结识了一位并不漂亮且徐娘半老的妓女沈忆卿，两人每每表现出相同的审美趣味，如光绪九年十月十八日观剧时忆卿对伶人之评价，“余韪之”。与之相处，便感“从无如此之乐境”，于是“心为之动”（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为之作了不少诗歌，并对之发誓曰：“我王杉绿，卿沈忆卿，王杉绿除沈忆卿外，再于花柳场中相识一人，非夫也，天诛地灭。”（光绪十年正月十九日）家人劝示，其亦无悔，坚定认为：“情之所钟，圣贤不能易，水火不能回，非有志功名者所能喻，非自托风流者所能同，茫茫六合，抑郁其谁语乎！惟我忆卿，言词微中，似能略知心曲，人云得一知己，生平可以不恨，我云知得一半，足矣。睡后历溯近年来事，以及忆卿际遇，未免悴然。”（光绪十年二月七日）

在明清世情小说中，像王树善这样坐馆不为谋生而为增广人脉与见闻，喜爱大都市风月之场且动真情者，其实并不罕见。我们以往多将其作为小说人物看待，不清楚其写实性的程度有多深。现在王树善日记告诉我们，生活本身即是小说。明清盛行的狭邪类小说里那些钟情的主人公，完全可以从王树善这一群体中找到逼真的原型。

（二）佐幕人生

与王树善日记重在记述京师塾师生活不同，邵启贤日记记述的则是地方中下层幕府中书启师爷的生活。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邵启贤三十二岁，从其日记看，本年他已经在广信府佐幕：

晨入署，伯平招与公简诸人同饮，因是日为其戚关君生辰也。午同出城，至信江书院，眺览良久。（正月初二）

午入署，伯荪亦至，遂与伯平、峻丞、理亭同出北门，至茶山寺，汲陆羽泉，烹茗久谈，又绕道至庆丰祠，由西门入城，傍晚始回署。（正月初三）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至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广信府知府为查恩绥（1839—1906），字承先，号荫阶，吏治明敏，任内人称“查铁面”。广信府治上饶，城南信江南岸黄金山麓有著名的信江书院；城北茶山，相传唐代茶家陆羽晚年寓此即山种茶而得名，遗迹有“陆羽泉”“茶山寺”等；西郊则有庆丰祠（集胜园故址），与日记所载皆相符合。日记中的“伯平”是陈治之字，陈治父亲陈维皋，浙江绍兴人，佐幕江西，因精于理财而受重用，落户南昌。陈治兄弟三人，陈治居长，与二弟陈安（字仲亭，又号拙翁）皆承父业，被誉为“陈家二妙”。陈治时为广信府幕僚，陈安入民国后任浮梁县第二任知事，有政声。日记中的“伯荪”，名陶牧（1874—1934），字伯荪，号小柳，江西南昌人，时佐幕府中，后入南社，1911年还仿南社在沈阳发起组织“辽社”。“峻丞”则是查恩绥长子查尔崇（1862—1930），字洵生，号峻丞，光绪十一年（1885）举人，时以知府分省补用，随父协理事务。“理亭”姓名未详，但亦是府中幕客无疑。

光绪二十七年二月，查恩绥因政绩出色，调署南昌知府，辞免不允，遂于三月携查尔崇、邵启贤、陈治等赴任，并于四月初抵达南昌。从邵启贤日记看，查恩绥在南昌的幕府几乎沿用了他在广信府的原班人马。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月，查恩绥调任大郡赣州知府，邵启贤、陈治等人仍是其主要幕僚。该年四月一日，邵启贤“抵赣州，泊于涌金门外，偕伯平入城，至居停处晤谈良久，又至署中一观”。该年六月二十四日，邵启贤启程往杭州参加乡试，并得中第四十七名举人。邵启贤乡试后曾往上海游玩，中举后又回浙江余姚祭祖，至十二月十四日才回到赣州幕府。次年他中经济特科，以知县分发江西，在省城听候补用，也就自然离开了查恩绥幕府。

邵启贤的佐幕经历，亦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在刑名、钱谷、书启三大类常见幕僚的研究中，与文学关系密切的书启幕僚的研究相对薄弱，特别是州府级书启幕僚的研究更为罕见。邵启贤的游幕日记，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州府级书启文案幕僚的难得资料。书启幕僚除协助幕主考试各县童生，批改书院试卷，为幕主起草公务奏稿、书信稿外，还深度参与了幕主的私人文化活动，其中代作诗文现象最为突出：

晨为居停和宋梓材太守《感事》五律五首，用杜工部《有感》韵。（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三日）

灯下为居停代作《经训堂记》一篇。（正月十八日）

晨为居停作《鹅湖查氏谱序》一篇。（二月十八日）

晨入署，为居停作《观风示》。甫成半篇，居停来久谈……夜续成《观风示》。（四月九日）

傍晚返署，灯下作《经训堂藏书记》，为居停代笔也。（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一日）

薄暮回寓，夜为居停代作诗一篇。（六月八日）

晨为居停作诗一篇。（六月二十日）

入署，为荫公拟信稿，傍晚归。夜又为荫公拟祭刘忠诚文。（十二月二十一日）

居停和荫公皆指查恩绥，其为幕主，可称居停，其号荫阶，可称荫公。两年间邵启贤为查恩绥代作诗文即有十余篇。这一常见而又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不仅提醒我们为前人特别是官员的著述辑佚时要谨慎小心，而且对于研究作家著作权、文学观念以及文学发生学都有一定意义。

其二，邵启贤游幕江西时已在维新变法之后，开办新式学堂，接受新式思想，创办报刊，翻译书籍，渐成社会潮流。邵启贤作为书启幕僚，也曾帮助幕主开办学堂和拟定学堂章程。他曾在一两天内拟定《筹办江省师范学堂条议》（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初九、初十日记），足见对相关事务之娴习。孙多鑫（荔轩）创立学社时也欲招其为教习：“得幼宜来书，言有寿州孙荔轩孝廉者创设励志学社，欲招予往为教习，并以孙函见示。”（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京师大学堂亦愿聘他来工作：“知京师大学堂拟以予为文案。”（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九日）从这里我们不难体会到时代的消息变化。

（三）晚清士子的日常阅读

邵启贤的日常阅读和学习对象尤其值得注意，虽然有很多书籍报刊，但其中几乎没有经书，且清以前的书籍仅有《管子》《庄子》、陆放翁诗、《文献通考》等寥寥数种。他更喜欢阅读近人之著，如顾炎武《日知录》、王夫之《读通鉴论》《噩梦》、袁枚文集、姚鼐《古文辞类纂》、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章学诚《文史通义》、林则徐《林文忠政书》、龚自珍集、曾国藩诗与日记及《经史百家简编》、郭嵩焘集、张裕钊集、徐宗亮《归庐谭往录》及《善思斋诗文》、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薛福成日记及《筹洋刍议》、吴汝纶《东游丛录》、朱一新《无邪堂答问》、胡礼垣和何启的《新政真诠》、黄遵宪《日本国志》、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严复《救亡决论》《原强》《天演论》《西史纲目》、张謇《变法平议》、汤寿潜《危言》《三通考辑要》、陈衍《变法榷议》、陶葆廉《求己录》、章太炎《訄书》以及《经世文编》《通鉴辑览》《格致汇编》等，政务实用倾向明显。

至于报刊，阅读的也有《苏报》《选报》《汇报》《大陆报》《外交报》《新闻报》《国民报》《胶州报》《中国日报》《中外日报》《天南新报》《万国公报》《商务日报》《政艺通报》《新民丛报》《同文沪报》《日新汇报》《杭州白话报》《南洋七日报》《天津日日新闻》等近二十种，对于新学与时事一点也不陌生。当时的书庄还设立阅报社（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九日），以方便士子们阅读，故邵氏能有如此广阔的阅读面。

其中原因，当与科举考试的变化有关。如众周知，清代科举自乾隆朝后，乡会试题目程式已经基本固定：首场《四书》制义题三，五言八韵诗题一；次场《五经》制义题各一；第三场策问五。制义俗称八股文，而考试尤重首场，故八股文风行天下。但是光绪二十七年清廷宣布：自次年始，乡会试第一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第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篇，第三场考《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且“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试均应切实敷陈。这一规定在光绪二十八年的科举考试中得到执行，邵启贤该年八月初八至十五日的日记里也留下了他参加浙江三场乡试的记录：

初八日  晴。辰刻赴贡院，点名领卷入场。

初九日  晴。卯刻题纸始下，作史论五篇，亥刻脱稿。

初十日  晴。卯刻起誊写试卷，未刻乃毕，纳卷出场。

十一日  晴。巳刻赴贡院，点名入场。

十二日  晴。寅刻题纸下，作策五道，亥刻脱稿。

十三日  晴。卯刻起誊写试卷，申刻毕，纳卷回寓。

十四日  晴。巳刻入场。

十五日  晴。寅刻题纸下，作四书义二篇、经义一篇。午刻脱稿，酉刻誊毕，即纳卷回寓。

如果和王树善的日常阅读和学习对象做一对比，这种变化将更见分明。王氏记日记的光绪九年，八股取士制度依然稳如磐石，这一制度，直接考察的是对四书五经的掌握和书法技能，故王氏日记才会不断出现“写白折”、作试帖诗，拟四书五经制义文之类的记载。围绕这一制度，下者除四书五经外甚至束书不观，上者虽能博览群书，但因制度本身培养的是对传统知识的学习，不需要因应时代之变，故王氏光绪九年的阅读对象，报纸仅限《京报》《申报》《沪报》三种。书籍较杂，有与科举关系密切的《东莱博议》《旧雨草堂时文》《十三经集字摹本》，也有重治学修身的《国史经籍志》《宋史纪事本末》《儒门法语》；有经世致用的《孙子兵法》《握奇经解》《奇兵赞》《草庐经略》《皇朝经世文编》《水道提纲》《圣武记》《海国图志》《中西纪事》，也有消遣怡情的《橘中秘》《东皋杂钞》《恩福堂笔记》《兰苕馆外史》《历下志游》《北行日记》等，总体仍属传统士大夫的知识趣味和眼界。即使是经世致用类书籍，王氏的关注点也屡屡与现实脱节。如他摘抄魏源《圣武记》附录《武事余记》中关于山路仰攻时如何躲避滚木擂石之法，还不无得意地加眉批“仰攻之法，莫妙于此”（光绪九年正月初五日），这显然无法应对自两次鸦片战争以来遭遇的西方军事战斗方式，与俞樾盛推以藤牌军克制西洋火器的做法同样不切实际。王氏敏于诗才，风流自赏，而八股文却是代圣人立言，明显非其所长。其日记光绪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载：“晨起课徒后，拟作文，题‘劳之’两字（子路问政章），终日只得一讲。傍晚宋养初来。夜同颂笙、荣倌到长聚夜饭，归后又得起二，昏昏欲睡，不能构思矣。”一天下来，只完成了制义的起讲和起比，于此可见八股对王氏性灵的桎梏和折磨。王氏一生，多次乡试，仅中副榜，大量阅读、学习的时间都耗费在脱离时代的知识对象上，应该说皆拜八股取士制度所赐。时光不过二十年，随着光绪二十七、八年科举制度的丕变，邵启贤的阅读和学习对象已迥异于王树善，更多转向时政致用类的书籍杂志和报纸，接触全新的知识世界。延至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四日，清廷降旨彻底废除科举，士人的知识系统终于与世界接轨。可见“铁屋子”中沉睡之人并非不能唤醒，拆了“铁屋子”便是。

四、余论

日记作为私密化、细节化、现场感较强的第一手史料，向来被人们作为正史的有效补充，近年来更得到学界重视，相关整理与研究络绎不绝，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是，由于日记作者性格不同，记述风格和叙事详略差异很大。虽然不乏李慈铭那样将日记作为著述去经营的人物，但相当多的作者还是将日记作为记人记事的备忘录来对待，文笔较为简略。加之中国传统的书写习惯，日记中出现的大多数人物只有字号，有的连姓氏都不记录。如果不将这些人物考证出来，也就无法明白人物之间的关系和所说事件的详情。

《中国史学丛书三编》中所附《癸未日记》《辛丑琐记壬寅琐记》的提要，因为不知作者，对日记中经常出现的人物更弄不清楚，因此只能浮光掠影地去描述，所言即使不错，但也言未及义。本文借助家谱、方志、朱卷、文集、报刊、日记、书信等多种史料，将日记作者及日记中涉及的主要人物勾索出来，使那些静止于纸面的名字复活过来，与其他人物和史实产生关联，使历史事件得以较为具体的呈现，希望可以为如何进入日记研究提供一点借鉴。

最后，必须郑重感谢邓政阳先生的帮助，正是他提供的家谱资料，使本文的写作成为可能。目前正史和方志的开发利用较为领先，但家谱、朱卷、书信、报刊等还存在亟待开掘的广大空间，好的研究往往需要不同文献的组合证成，因此我也想借此呼吁各界对家谱等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文献投入更多的关心和支持。

【作者简介】张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宋代文学、近代文学。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5年第2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