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四库全书》阁本卷前提要的替换问题尚未引起学界的重视。对天津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研究表明，在全书覆校阶段，馆臣对阁本卷前提要进行了系统替换，两部提要为馆臣用以替换原阁本卷前提要的提要汇编，其底本为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四库全书总目》第二次进呈本的修改稿，抄录时间在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五年间。将两部提要与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以及诸阁本卷前提要比较可以发现，阁本卷前提要的纂修一直独立于《四库全书总目》，两部提要正是沟通两个系统的中间文本。对替换工作的讨论，展现四库提要的动态变化与多层次的对应关系，提供了一个观察《四库全书》纂修史的新视角。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 天图提要 国图提要 阁本卷前提要 四库学
引 言
《四库全书》提要研究是四库学的核心议题之一。自余嘉锡与陈垣等人注意到《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提要与阁本卷前提要不同后，已有多位学者投入大量精力研究四库提要的纂修史，其学术路径大致有三：一是对《四库全书总目》及其诸稿本进行讨论，现已大体将《总目》纂修过程梳理清楚；二是以一种或几种书的提要为例讨论诸提要之间的源流关系，这类讨论会对提要源流提出深入的看法，但其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尚有探讨余地；其三则批量比较不同阁本提要以及《总目》提要，对提要之间的系统差异提出见解，但往往没有对这些文献现象的形成提出合理解释。既有之研究，一方面，在涉及到对阁本卷前提要的讨论时，往往默认阁本卷前提要为原始的提要形态，而根据刘远游与夏长朴的研究，《四库全书》卷前提要实际上经过了替换，往往并非其原始形态。将卷前提要视为静态的文本，就无法认清卷前提要的动态变化过程。另一方面，判断《总目》提要与诸阁本卷前提要的关系时，并未注意两者之间的分合，未能理清两者多层次的对应关系。而只有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才能揭示第二个问题。刘远游与夏长朴的研究主要针对终端文本进行机械比对，没有从源流角度去认识提要的动态变化，替换发生的时间、环节、原因等问题仍晦暗不明。
幸运的是，天津图书馆藏有一部所谓“内府写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天图提要”），为解开卷前提要的替换之谜提供了线索。该本共60册1433篇，大约相当于文渊阁卷前提要数量的十分之四。按照标准的卷前提要格式抄写，有完整的“恭校上”日期。学界对这部提要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李国庆、王钒做过概述。江庆柏认为它是从文源阁本中撤换出来的提要。施德顺与董恩林则认为它是第二次覆校时为文源阁卷前提要抽换工作准备的工作底本。上述讨论颇有可取之处，但是对其性质、时间以及抄写底本的判断仍有不尽人意之处。且单独讨论天图提要无法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将之与另一部提要比较研究方能取得突破。
一、国图提要发覆：卷前提要替换的新证据
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索书号：17572，以下简称“国图提要”），8行21字，红格白口，四周双边，钤“赵常恂印”“信卿”“北海赵心青藏”“北京图书馆藏”印，共8册105篇提要，以标准馆阁体书写，格式与阁本卷前提要一致，最后“恭校上”日期留空，或作“乾隆 十年 月”，每空大约一字间隔；或作“乾隆 年 月”，“隆”字与“年”字之间大约三字间隔。仅《文溪存稿》作“乾隆五十 年 月”，或为馆臣抄录时随手填写。以书写格式而言，这部提要汇编应当没有羼入其他提要。这部提要最初由苗润博发现，管见所及，仅刘浦江有较深入的讨论。其《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研究》一文认为国图提要是由翰林院按照统一格式抄写供七阁全书采用的卷前提要底本；而在《四库提要源流管窥——以陈思〈小字录〉为例》中，又认为国图提要是专供南三阁全书采用的卷前提要底本。两文结论并不完全一致，但对国图提要性质的判断基本正确，只是对其在《四库全书》纂修中形成环节、时间及所据底本的判断仍有商榷的余地。
将国图提要与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殿本总目”）进行系统比较，可以发现除《书义断法》《尚书句解》《深衣考》《钦定协纪辨方书》四篇提要之外，其余提要内容全部与殿本总目一致。《总目》的编纂经历二十余年，中间经过数次修改，最终于乾隆六十年（1795）定稿刊刻，国图提要与殿本总目内容高度相似，其所据底本应当是相当接近殿本总目的一个本子。现存数部《总目》残稿集中反映了《总目》的修纂过程，明确国图提要与《总目》诸稿的关系便能够以此推断出国图提要的抄写时间。经比对，笔者发现国图提要与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以下简称“天图稿本”）以及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以下简称“国图稿本”）有着直接的联系，具体现象如下：
现象一：国图提要与殿本总目不同处，与天图稿本一致
（1）《书义断法》
国图提要与天图稿本内容相同，与殿本总目相比，均多出“然元代士风淳朴，其程式犹以义理为宗，故其书训释简明，不支不蔓，终胜明人庞杂剽窃之谈”一句；其后一句“录而存之，亦足见一代之风气也”，殿本总目则作“录而存之，知科举之学流为剽窃，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犹易类录王宗传、礼类录俞庭椿著，履霜坚冰，其来有渐，不可不纪其始也”。
（2）《尚书句解》
国图提要与天图稿本内容相同，其中“元延祐中，定经义取士之制”一句，殿本总目作“考《元史·选举志》，延祐中定经义取士之制”。
据以上现象，天图稿本极有可能是国图提要的底本。但实际情况可能要更加复杂一些。
现象二：天图稿本、国图稿本修改后的文字与国图提要一致
天图稿本最典型的一例当属《敝帚稿略》，如图1所示。在天图稿本《敝帚稿略》中，馆臣对原稿进行了修订，增添了不少字词：“盖《宋史》于道学诸人，例皆褒美。虽有恶迹，亦讳之不书。而似道传中则偶忘刊削此事，故有是矛盾也。”划线处即为馆臣增添之内容，国图提要与修改后的文字一致。国图稿本的情况类似，不再赘述。而类似的例证为数不少，《古文尚书冤词》《禹贡会笺》《初学记》等提要均存在同样的情况。这表明国图提要的抄成时间是在国图稿本、天图稿本修改之后。
图1 天图稿本《敝帚稿略》修改处
国图稿本与天图稿本，实为一部书稿的不同部分，原稿为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总目》第二次进呈本，吸收了馆臣在四十六年二月第一次进呈本上所做的修改。至于国图稿本、天图稿本上的修改问题则稍显复杂，现有研究认为应经过多次修改，大致时间在乾隆四十八年到六十年之间，其中绝大多数的修改完成于五十二年之前。
国图提要内容绝大部分与殿本总目一致，且有迹象表示国图提要抄写完毕之后其底本又有修改。《书义断法》《尚书句解》《深衣考》《钦定协纪辨方书》四篇提要与殿本总目不同，应当是在抄录国图提要之后馆臣又对底本进行了修改。此外天图稿本《玉楮集》提要最后一句原作“亦罕得之笈矣”，馆臣将“得”改为“觏”，而国图提要作“得”。或可说明国图提要抄写时，馆臣尚未进行更改，而国图提要抄录完毕后，馆臣又对天图稿本进行了文字更改，因而国图提要与天图稿本的原文一致。不论如何，上述讨论为国图提要的抄写时间提供了上限——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同时，也可以基本确定国图提要的底本是《总目》第二次进呈本的修改稿。
仅仅从内容比较不能完全确定国图提要的性质，还需要结合国图提要的实物形态进行讨论。
首先，观察国图提要的笔迹，可知系馆臣批量抄录，详见图2：
图2 国图提要字迹比较
如图2所示，不同提要之间字迹颇为相似，特别是其中的“臣等谨案”“周易”“卷”“元”“明”等字十分相似，当为同一人批量抄写。这类情况在国图提要中为数不少，应当是当时馆臣的普遍工作情况。
进一步与现存卷前提要比对则会发现：部分国图提要与文渊阁本卷前提要的笔迹是一致的。如图3所示，笔者选取了四组比较典型的提要进行比较，其中每组左侧为国图提要，右侧为文渊阁本卷前提要：
图3 国图提要与文渊阁本卷前提要字迹对比
不难看出，这些提要不仅内容完全一致，而且字迹也几乎相同。国图提要的抄录时间无论如何也不会早于《总目》第二次进呈的时间乾隆四十七年七月，而此时文渊阁本全书已缮录完毕，上述文渊阁本提要“恭校上”时间最晚的《周易本义集成》也在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按理来说两者不应产生交集。对这一现象最合理的解释就是馆臣进行了提要的替换，即用与国图提要同期抄成的提要来替换原有的文渊阁本卷前提要，再按照卷前提要原来所署日期填写“恭校上”时间，这也与国图提要日期留空待填的特征相互印证。
以国图提要第一册为例，列表1比较其与文渊阁本相应提要的内容与笔迹，来验证笔者的推论：
表1中符号“○”表示相同，“×”表示不同。可以发现，绝大多数提要都符合内容相同笔迹相同、内容不同笔迹不同的规律，基本印证了笔者的推论。而不符合这个规律的提要，一般是内容相同而笔迹不同，但总体比例不高，不排除抄录过程中更换书手或多次替换的可能。但无论如何，馆臣批量抄录多份提要用来替换原文渊阁本卷前提要是可以确定的。
除了内容与笔迹上的证据外，还可以从文渊阁本卷前提要日期部分发现替换的痕迹。例见图4：
图4 文渊阁本卷前提要日期样式
图4从左至右分别是文渊阁本《周易本义》《苏氏诗集传》《孝经大义》《海语》《二程文集》以及《大易象数钩深图》卷前提要的日期部分，可以明显看到，前5条中表示月份的“十一”“十二”“闰五”本来应当占据两字的空间，在这里则只占据一字的空间；表示年份的“四十”两字占据三字空间。这类现象在文渊阁本卷前提要中不占少数。如果这些提要是原始提要，抄录完毕的时间即为“恭校上”时间，直接书写日期即可，完全不必将日期挤到一起书写。而文渊阁本中也有大量书写在“十一月”“十二月”的提要，每字均占据一字空间，如图4末条所示的《大易象数钩深图》。对这种差异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字迹拥挤的提要均是经过替换的提要，用来替换的提要（如国图提要那样）日期留空，馆臣根据原提要所署填写日期。
综上，可以基本确定国图提要的性质是用来替换阁本卷前提要的提要汇编，其底本当为《总目》第二次进呈本的修改稿。
二、再论天图提要的性质：《四库全书》覆校时期卷前提要替换考实
（一）再论天图提要的性质
对国图提要性质的讨论没有完全回答卷前提要替换发生的时间、环节与原因，但以此为基础回过头来讨论天图提要，会对其性质、抄写时间有更深入的认识。
首先，笔者发现了国图提要与天图提要笔迹相同之现象，详见图5：
图5 国图提要与天图提要笔迹之比较
图5分别为《周易本义集成》《学易记》《尚书详解》以及《书传稗疏》和其局部特写，每组左侧为国图提要，右侧为天图提要。整体来看，每组提要字迹十分相似的，当为一人抄录，这种现象又在两部提要中普遍出现。这就说明一人批量缮录多份提要。特别要注意后两组《书传稗疏》的情况。核查现存《总目》刻本、《总目》残稿以及诸阁本卷前提要，仅国图提要与天图提要作“书传稗疏”，殿本总目与天图稿本均作“书经稗疏”，而阁本卷前提要则作“尚书稗疏”。两者书名的一致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书名不同最大的可能是馆臣抄写时出于某种原因更改，但天图稿本并未修改，故最终成书的殿本总目仍沿袭原书名作“书经稗疏”；更改后的书名仅出现在同时抄成的国图提要与天图提要之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国图提要和天图提要“三年为辛卯引说文大戴礼记证蠙珠非蚌珠蔡传”20字占据一行，而标准的阁本卷前提要应是每行17字，这也说明国图提要与天图提要是同时、批量缮录的。
其次，从部分天图提要的日期也能看出其与国图提要的联系，见图6：
图6 部分天图提要日期部分
图6从左至右分别为天图提要《江南通志》《山堂考索》《河南通志》《法帖释文考异》日期部分，时间留空待填。但这不符合天图提要的通例。合理的解释是，天图提要原本与国图提要一样日期留空，在替换过程中，馆臣会根据被替换的阁本卷前提要填写日期，而这几份则是馆臣遗漏未填写完毕的。
最后，从内容上看，除《钦定协纪辨方书》一书外，国图提要与天图提要重合的其余104篇提要内容几乎完全一致（下文在同时谈论二者时简称“两提要”）。
《深衣考》两提要内容相同，但与殿本总目不同，后者有一句作：“盖裳十二幅，前名襟，后名裙，惟在旁者始名衽。今宗羲误袭孔疏，以裳十二幅皆名衽，不明经文‘在旁’二字之义，遂别以衣左右衽当之。”语义清晰明确。而两提要则作：“盖裳十二幅，前名襟，后名裾，惟在衽不明经文当旁二字之义，遂别以衣左右衽当之。”划线处语义不明。显然是两提要少了“旁者始名衽今宗羲误袭孔疏以裳十二幅皆名”19字，而19字正是《总目》提要一行的字数，应是馆臣在抄录时遗漏了一行，形成语义不明的文字。最合理的解释是，两提要是其中一篇依据另一篇缮录，这同样说明馆臣是批量缮录的。
此外，上节提到的国图提要与天图稿本有共同独特内容的《书义断法》与《尚书句解》，同样也是两提要内容、笔迹一致，其间独有的内容又在文渊阁本卷前提要出现，这也证明两提要和文渊阁本卷前提要之间的密切联系。
对笔迹、日期部分特征、内容的讨论表明，馆臣应当是一人批量抄录多篇提要，且每篇提要抄录多份，用来替换原有的阁本卷前提要。两提要正是这类提要的汇编。以今留存的天图提要数量来看，这应当是一次相当大规模的替换。江庆柏指出天图提要“恭校上”时间多为乾隆四十八年，且往往介于文溯阁与文津阁本“恭校上”时间之间，以此推论，天图提要非如施德顺与董恩林认定的“馆臣为撤换其中部分不符合要求的卷前提要而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抄写的工作底本”，而是覆校过程中馆臣一式抄录多份用以替换阁本卷前提要中的一份，天图提要是其中用来替换文源阁本卷前提要的那份。两提要的数量应当与作为底本的《总目》修改稿提要数量相同，天图提要中缺少的部分应当是已经替换完毕的部分，而尚未替换的提要则为馆臣或后人汇集起来，成为今之天图提要。施德顺与董恩林认为天图提要抄写时间为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之后，依据是天图提要分类信息的填写。但分类信息的填写与提要正文的缮录并非同时进行：
伏查钦定四库全书，虽以经史子集为大纲，实分为四十四类，中又分六十二子目，皆区别甚明，原应于提要前二行下逐类注写，以清条理。因缮本系陆续进呈，总目尚未排定，未及注明，迨合架之时，又未照总目补注，遂至总目分类、书不分类，未免界限混淆。现在文津阁书子部内杂家、类书二门颠倒互搀者，已经查出九部二十一函，是即门类未分之所致，似应逐部添写，方为清楚。但事关全书体例，非修补篇页者可比，未经奏明，不敢擅增。（朱批：不增书终于错误，可乎？）臣谨敬拟款式，黏贴黄签，恭呈御览。如蒙俞允，臣即照式填写，不过需数日之力，即可完竣。所有文渊、文源二阁，俟臣事竣回京之日，亦一例照总目填写，庶几暇检阅，益觉开卷了然。
从这份奏折来看，阁本卷前提要的分类信息是后来馆臣根据《总目》补写的。检核今阁本卷前提要，亦能发现提要分类信息文字与正文文字字迹不同，如图7所示：
图7 文渊阁本（左）、文津阁本（中）、天图提要（右）《禹贡会笺》卷前提要书籍分类文字
因此，施、董二人的论断值得商榷。他们还指出天图提要系统删去了涉及周亮工的文字，周氏著作于乾隆五十二年三月被禁，因此笔者接受天图提要是在此之后抄写的结论。由此可以确定两提要抄录时间上限为乾隆五十二年三月。
（二）卷前提要的替换工作
在明晰两提要的抄写时间上限和性质之后，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四库馆臣为何要在乾隆五十二年后大规模成批量地替换卷前提要。检核档案材料可以发现馆臣批量替换卷前提要的原因——提要的覆校（覆勘）：
又据纪昀查出提要内删节、改窜及遗失私撰各篇页，与总目不符，必须一律赔换，以臻完善，均应如纪昀所奏，先交武英殿官为换写，其需用工料银若干两，应即查明议叙各供事现任某省，饬令按数摊赔，并行知各该督抚上紧追齐归欵，毋任延宕。俟写毕后，仍责成纪昀带领官匠将文渊、文源二阁换写篇页，逐一抽换完竣，再前赴文津阁，抽换整齐，免致歧误。并将未刻御制诗文一并补缮添入，以归画一。
从奏折内容来看，乾隆皇帝明确要求诸阁本卷前提要与《总目》一致，否则一律进行替换，这正与上文对阁本提要替换的讨论相合。尽管根据这一奏折所述，馆臣发现卷前提要与《总目》不同并开始替换应当是在乾隆五十七年第二次覆校完毕之后，但实际上在覆校过程中便已经注意到提要的修改：“窃臣（引者注，即曹文埴）于乾隆五十一年奏请刊刻《四库全书总目》，仰蒙俞允，并缮写式样，呈览在案。续因纪昀等奉旨查办四阁之书，其中提要有须更改之处，是以停工未刻。今经纪昀将底本校勘完竣，随加紧刊刻毕工。”其中提到因纪昀覆校四阁之书而修改提要，因而停止刊刻《总目》。天图稿本、国图稿本大规模修订是在乾隆四十八年到五十二年之间，馆臣有理由认为这个修订稿是一个定本；从时间上看，北四阁第一次覆校、南三阁覆校均在此之后。既然提要需进行修改，那么自然要替换“与总目不符”的卷前提要，馆臣需要用“最新的”《总目》替换原提要，从天图稿本、国图稿本的修订时间来看，这个“修订稿”正是覆校时“最新的”《总目》，而它们正是两提要依据的底本。又因为当时需要替换多份卷前提要，因此直接抄出多份，在替换时根据原提要的日期补填时间。
行文至此，仍需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两提要抄写的时间下限。笔者注意到文澜阁全书卷前提要同样存在替换情况，例见图8：
图8 文澜阁本卷前提要及国图提要日期部分
图8从左至右分别为《击壤集》《王荆公诗注》《雪坡文集》《严陵集》《乾坤清气集》提要，每组左侧为文澜阁全书卷前提要，右侧为国图提要；且检核《壬子文澜阁所存书目》可知，上述文澜阁全书卷前提要均为旧钞。首先，可以发现前两书文澜阁提要日期中“五十”相对分散，两字占据三字空间，而在国图提要中，两书提要日期作“乾隆 年 月”，“年”之前有三字空白；而后三书文澜阁提要“五十”后均留一字之空，国图提要日期则作“乾隆 十 年 月”，每空一字间隔；文澜阁卷前提要日期在叶面中之位置也与国图提要大致相同。这说明这些提要经过了替换，用来替换的提要是与国图提要同时抄录的，因此两者格式会如此统一。根据黄爱平的研究，全书覆校的大致过程如下：乾隆五十二年至乾隆五十五年之间覆校北四阁库书；乾隆五十六年到五十七年再次覆校北四阁库书；乾隆五十二年到五十五年六月覆校南三阁库书，覆校完成后陆续发往江浙。从文澜阁库书被替换的情况来看，这次替换应该是在乾隆五十五年六月之前，否则文澜阁全书已经发往杭州，再进行替换，路途遥远，替换的难度会更大，且于史无据。据此可以确定这次提要替换的时间下限可以大致断在乾隆五十五年南三阁库书覆校完毕之前。
既往关于《四库全书》覆校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文本讹误订正或者违禁书籍的撤出等问题，而根据本文的考证可知，覆校的另一项工作是利用《总目》提要替换原阁本卷前提要，具体过程是，馆臣以《总目》第二次进呈本修改稿为底本，按照卷前提要款式抄录多份日期留白的卷前提要，再用这些提要替换原来的阁本卷前提要，在替换时会根据原提要“恭校上”的日期填写留白。这些用来替换原阁本卷前提要的抄件缮录时间应当在乾隆五十二年到五十五年之间，其遗存即今国图提要与天图提要。
三、提要的生命史：从替换透视《总目》与阁本卷前提要两系统的分与合
在《四库全书》覆校过程中，馆臣对卷前提要进行了大规模的替换，这是既往学界少有人关注的现象。由于国图提要体量适中，每篇提要有多个版本可以比对，有充分讨论的空间，故下面将以国图提要第一册为中心，通过与殿本《总目》、天图提要、文渊、文津、文溯三阁本以及《四库全书荟要》（以下简称“荟要”）卷前提要的比对（详见表2）来讨论提要纂修的两个系统提要的“两个系统”。
按：表中正方形符号表示提要属于总目系统，三角形符号表示提要属于阁本系统，空心与实心则表示提要内容稍有不同，但仍属于同一系统。表3同。
通过表2的比对，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规律：以殿本《总目》为代表，国图提要、天图提要相同，简称为“总目系统”；而文津阁本与文溯阁本提要一般相同，简称为“阁本系统”。这一划分首先遇到的问题在于大量文渊阁本卷前提要属于总目系统，但是《总目》的定稿时间相对于文渊阁本而言相当之晚。这个矛盾一直困扰着学界对提要源流的讨论，也是既往研究无法理清提要源流的症结所在：只考虑了提要的终端文本，径直认为此类提要直接录自总目系统。从覆校角度来看便豁然开朗，即提要的编纂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终端文本不代表过程文本——这些与《总目》相同的卷前提要是替换过的提要。
下面以《周易本义集成》为例，具体讨论两个系统的分与合。从内容上看，国图提要、天图提要、文渊阁本卷前提要与殿本《总目》一致（统称为“甲种提要”），文字如下：
臣等谨案，《周易本义集成》十二卷，元熊良辅撰。良辅字任重，号梅边，南昌人。延祐四年尝领乡荐，其仕履未详。是书前有良辅自序，称：“丁巳以易贡，同志信其僭说，闵其久勤，出工费锓梓。”丁巳即延祐四年。元举乡试始于延祐甲寅，是科其第二举也。考《元史·选举志》，是时条制：汉人南人试经疑二道、经义一道，《易》用程氏、朱氏，而亦兼用古注疏。不似明代之制，惟限以程朱，后并祧程而专尊朱。故其书大旨虽主乎羽翼《本义》，而与《本义》异者亦颇多也。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称良辅是书外有《易传集疏》，不传。考《易传集疏》，元熊凯撰。《江西通志》载：凯字舜夫，南昌人，以明经开塾四十年，时称“遥溪先生”，同邑熊良辅受业焉。良辅序中亦称受《易》于遥溪熊氏，与《通志》合。截然两人、两书。虞稷以同姓同里同时，遂误合为一耳。
文溯阁本与文津阁本一致（统称为“乙种提要”），文字如下：
臣等谨案，《周易本义集成》十二卷，元熊良辅撰。良辅字任重，南昌人，有《易传集疏》及是书，今《集疏》不传，惟是书存耳。良辅自序曰：“会丁巳以易贡，同志信其僭说，闵其久勤，出工费锓梓。”考元举乡试始于延祐元年甲寅，丁巳盖其第二举也。其时条制：汉人南人试经疑二道、经义一道，《易》用程氏、朱氏，而兼用古注疏。故其书以《本义》为主，而诸家之说附见。然今核其说，与《本义》异者亦颇多。良辅自述其学得于遥溪熊氏、泉峰龚氏，其作是编，盖有各尊所闻者，又不必尽以一家之说律之矣。
比较甲乙两种提要，注意划线处，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甲种提要通过考证《江西通志》的记载，认为《易传集疏》是熊凯而非熊良弼所作。从文字演变的逻辑来看，甲种提要是在乙种提要基础之上形成的，其成文时间一定是晚于乙种提要的。检核《总目》诸稿本，国图稿本中存有《周易本义集成》提要，其内容已经与甲种提要一致，这说明至迟到乾隆四十七年七月第二次进呈时，《总目》内容已经与甲种提要一致。“恭校上”时间分别为“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与“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的文溯阁本与文津阁本虽晚于第二次进呈，却均为乙种提要，这就说明，两阁本缮录时并未利用《总目》第二次进呈本，而是利用了更早的乙种提要。《周易本义集成》的文渊阁本卷前提要无疑是在覆校时被替换的，以此推理，其原始提要也应当是乙种提要。刘远游亦认为卷前提要在撤换之前，七阁应该是相同的。也就是说，馆臣缮录各阁本卷前提要时依据的都是一个比较原始的提要，而非依据总目系统的提要。
若是阁本提要未经替换，则其内容会高度相关。以《卦变考略》为例，其文渊、文溯、文津三阁本卷前提要都未经替换，虽如表2所示文本存在区分，差别也仅在于文溯阁本、文津阁本多出对作者生平的介绍：“守谕字次公，鄞县人。天启甲子举人。”其余内容的承袭关系则十分明显。而国图稿本《卦变考略》提要已经与殿本《总目》一致。且如果文溯、文津两阁全书缮录时抄录的是总目系统，那么利用的就应当是乾隆四十七年第二次进呈本，也即国图稿本，但是从内容上看，它们利用的仍是一个比较原始的提要修改稿。
综合上文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纂修过程中，四库提要应划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总目系统，一个是阁本系统，两者一直是独立存在的；直到覆校时，总目系统提要才因为替换进入阁本系统之中。提要纂修的分与合由于替换工作的明确而清晰起来。可以说，理解替换是理解提要两个系统的关键。
表2已经显示，阁本系统提要并非完全一致，亦有其自身演变的生命史。且上文对荟要的讨论亦有不足，因此，接下来以多部正史提要为例（详见表3，表中数字表示“恭校上”时间），说明阁本系统卷前提要的动态演变过程：
据表3可以明显看出（同表2所展示的情况类似），殿本《总目》、天图提要以及部分文渊阁本提要是一致的，可以视为总目系统，其中文渊阁本提要显然经过替换；荟要、文溯阁本以及文津阁本往往一致，即便是《前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提要，其提要内容也十分类似，内容上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可视为阁本系统。
再以《旧唐书》为例来具体说明阁本系统的演变独立于总目系统。荟要以及文渊阁本卷前提要作：
臣等谨案，《旧唐书》二百卷，石晋宰相刘昫等撰。因韦述旧史增损而成。林駉、晁公武皆讥其失，盖其书不出一手，或一事两见、一文两载、一人两传，复乱之失，在所不免。又顺宗以前其事较详，宣宗以后其事多略。宋嘉祐中乃命重修。然叙事条畅，有胜于《新书》者。杨慎、顾炎武皆谓不可偏废，是也。向少传本，学者罕见，今与《新唐书》并刊列正史，可以互考矣。
文溯阁本、文津阁本卷前提要作：
臣等谨案，《旧唐书》二百卷，晋刘昫撰。昫涿州归义人，在后唐时历官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寻罢为右仆射。晋开运中，复拜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事迹详《五代史》杂传中。是书因韦述旧史增损而成。林駉、晁公武皆讥其失，盖其书不出一手，繁略不均，或一事两见、一文两载、一人两传，复沓冗乱，不可枚举。又顺宗以前其事较详，宣宗以后其事多略；亦无义例，且是非失实，甚至以韩愈文为大纰缪。是以宋嘉祐中命重修之。然叙事条畅，亦有胜于《新唐书》者。杨慎、顾炎武皆谓不可偏废，是也。向少传本，学者罕见，今与《新唐书》并刊列正史，参互考之，可以见二书之得失矣。
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文溯阁本、文津阁本卷前提要有对作者刘昫生平的介绍，其余内容差异很小。从文本演进上看，史臣应当是在荟要、文渊阁本卷前提要的基础上增加内容形成文溯阁本、文津阁本卷前提要的。结合上文对《卦变考略》提要的分析，其阁本系统提要的差异同样在于是否记录作者生平，这类性质的修改普遍存在于阁本卷前提要中，看来在原始提要基础上补充作者生平是馆臣的普遍操作。从字数上看，阁本系统的提要字数不多，往往不到二百字；而总目系统的提要字数更多，今天仍能见到邵晋涵所撰《旧唐书》分纂稿，字数千字上下，是阁本提要五倍左右，内容更为丰富，对《旧唐书》“其书不出一手”的情况有详细说明，引用刘知几《史通》批评《旧唐书》书法问题，等等。从内容上看，《总目》提要是在邵晋涵分纂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国图稿本中的《旧唐书》提要已经与殿本《总目》基本一致，这就说明到文溯、文津两阁全书缮录时，仍然是利用原始提要，总目系统与阁本系统还是截然两分的。直到覆校时经替换，两个系统才有交集。
在阁本系统内部，不仅存在提要的演变，同样存在提要的替换。文渊阁本《晋书》提要存在两份，第一份位于目录之前，“恭校上”日期为乾隆四十二年八月（以下简称“四十二年提要”）；第二份位于目录之后、正文之前，“恭校上”日期为乾隆四十年九月（以下简称“四十年提要”）。刘远游、夏长朴已注意到《晋书》提要的替换，认为“四十年提要”是未经替换的提要原本，乾隆四十二年馆臣进行了替换，但遗留了原有提要。笔者总体赞同两人的观点，但从文本比对的角度看，“四十二年提要”内容与殿本《总目》、天图提要一致，说明现所见“四十二年提要”是在覆校时替换的。那么“四十二年提要”的原始内容如何，笔者猜测，应当与文津阁本提要一致。理由如下。
荟要、文渊阁本“四十年提要”及文溯阁本《晋书》提要作：
臣等谨案，《晋书》一百三十卷，唐太宗命房乔等撰。《晋书》自陆机、干宝、王隐、虞预、谢灵运、何法盛、臧荣绪、萧子显等各有撰述。贞观中，以前后十有八家未能尽善，故命乔等再加编次。太史令李淳风深明星历，所修《天文》《律历》《五行》三志最可观采。至纪、传、序论，则远弃《史》《汉》之简质，近宗徐庾之华藻，刘知几之论韪矣。高希峤有《晋书注》，何超有《晋书音义》，间附本书(荟要作“其书不传”)，今本以诸书参订，诚足补前人未备云。
文津阁本作：
臣等谨案，《晋书》一百三十卷，唐太宗命房乔等撰。乔以宣、武《纪》，陆机、王羲之《传》论上所自为，故曰“制旨”，又总题“御撰”焉。《晋书》自陆机、干宝、王隐、虞预、谢灵运、何法盛、臧荣绪、萧子显等各有撰述。贞观中，以前后十有八家未能尽善，故命乔等再加编次。太史令李淳风深明星历，所修《天文》《律历》《五行》三志最可观采。然刘知几讥其纪、传、序论远弃《史》《汉》之简质，近宗徐庾之华藻；晁公武讥其取沈约诞诬之说，采《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诡异谬妄之言，皆非刻论。高希峤有《晋书注》，何超有《晋书音义》，其书不传，今本以诸书参订成编，附录于后，诚足补前人未备云。
从文字内容出发，结合“恭校上”时间来看，文渊阁本“四十年提要”应当是最为原始的提要，馆臣将“间附本书”四字改为“其书不传”，荟要据此抄录。文津阁本提要此四字与荟要提要一致，作“其书不传”，当是在荟要提要基础上增添了撰者的讨论以及晁公武的评价（引文中划线处）。被替换的乾隆四十二年提要，应当是在原始提要基础上删改修订的提要，内容上应当与今天所见到的文津阁本提要相同，因为它较原始提要进行了实质内容的修订。直到覆校时，又被替换为总目系统的提要。文渊阁本《晋书》卷前提要实际上经历了两次替换。从乾隆四十二年第一次替换判断，阁本系统提要的修改时间是比较早的，这类修改后的提要也会被总目系统吸收，成为《总目》纂修的草稿。但是修改稿的存在不意味着阁本系统放弃了原始的提要，文溯阁本《晋书》提要便抄录了原始的“四十年提要”，看来馆臣对阁本系统的工作并不十分仔细。
上述讨论理清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阁本系统提要的演进独立于总目系统。那么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最初的卷前提要是如何进入库书的，这是提要生命史的起点，必须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对这一问题，此前研究往往一带而过，尚未进行系统讨论。仅仅从内容出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需要重新考察提要的实物形态。
刘远游指出替换后的提要字迹与正文不同，版心书“提要”而非“目录”，有的将替换后的提要置于目录之前。但是检核今文津阁本提要，发现大量未经替换的提要也具备这些特征，特别是提要的笔迹与正文不同，可以说比比皆是。图9为文津阁本《周易本义集成》提要与正文的笔迹比对。左侧为提要文字，右侧为正文文字，可以看出两者笔迹并不相同，特别是“义”“集”“成”三字有很大的差别，从笔迹的角度来看，这篇提要似乎是替换后的提要；而从文本校勘结果来看，这篇提要是未经替换的提要。
图9 文津阁本《周易本义集成》提要与正文文字比对
这种现象并非孤例，以文津阁本《隋书》（见图10）为例：
图10 文津阁本《隋书》目录与卷前提要
明显可以看到《隋书》提要与目录字迹不同，从内容上看文津阁本《隋书》提要也未经过替换。相关研究显示，四库馆分册下发誊录，誊抄者按册领取、誊录，如此每册都应由一人负责抄录，那么提要与目录笔迹应当相同。但实际并非如此。
颇多证据表明，四库各书之正文、提要、目录并非完整不可分割的整体。乾隆五十一年统计《四库全书》誊录字数时馆臣将卷前提要作为一项单独列出：“全书、荟要中各种提要，计一千三百二万字。”如果卷前提要与正文是由同一书手誊录完成的，那么奏折中的这项统计便毫无意义。考虑到阁本卷前提要本身独立演化的过程，最可能的情况是《四库全书》某一书籍的不同部分是分头进行工作，在抄写文渊阁本卷前提要时形成了一部卷前提要汇编或性质类似的书稿，以后的阁本卷前提要均以此为底本，在缮录阁本全书时抄录成文附在书籍正文之前，成为体例完整的库本书籍。这应当是卷前提要生命史的起点。
《总目》与阁本卷前提要二者的第一次交集是在抄写文渊阁本时，以当时可资利用的提要材料作为底本抄录，后来这些材料被吸收进入《总目》之中（部分材料本身或是馆臣分纂稿）。其中部分提要形成时间很早，例如《学易记》的荟要卷前提要与文津、文溯阁本卷前提要一致，“恭校上”时间即为乾隆四十年五月。正史提要形成时间要更早，文渊阁本《史记》提要“恭校上”日期便是乾隆三十九年二月。荟要卷前提要与阁本卷前提要相同是普遍现象，根据吴哲夫的统计，荟要卷前提要最早的纂修时间为乾隆三十八年，以此来看最早的底本文字形成时间或在此时。检核荟要，笔者也发现了书籍不同部分笔迹相异的现象，如图11所示：
图11 荟要《隋书》各部分字迹比对
图11由左至右分别为荟要《隋书》目录、提要、考证、正文。不难看出四部分文字均有差别，全书各部分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独立缮录，最后合订为一部。这种操作从编纂荟要时就开始了，后来编修七分全书，也都照此方法处理。
《总目》与阁本系统提要的第二次交集是在覆校《四库全书》时，馆臣用《总目》提要替换原有的提要，国图提要与天图提要作为总目系统与阁本系统的中介，正反映了这一环节馆臣的操作情况。换言之，总目系统与阁本系统呈现出一个合—分—合的状态，构成一种双重对应关系：第一层为原始提要草稿对应的《总目》初稿与阁本卷前提要的底本与原始提要；第二层则是替换之后，替换过的阁本卷前提要与《总目》第二次进呈本的修改稿对应。
最后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两个系统产生的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总目》一直处于修订之中，直到乾隆四十六年第一次进呈才有一个堪称定本的草稿；而阁本全书的缮录却一直在进行中，馆臣无法等到《总目》定稿之后再根据《总目》缮录卷前提要。如果在缮录阁本时随时利用《总目》某一阶段的书稿抄录，那么各阁本的卷前提要必然呈现出很大的不同，馆臣不会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注意不到。因此，在编修阁本全书过程中，利用一个提要汇编或性质类似的书稿作为工作本势在必行，否则编修工作便难以进行下去。到《总目》第二次进呈并修改后，乾隆五十一年时曹文埴认为《总目》已经定稿，“窃臣于乾隆五十一年奏请刊刻《四库全书总目》，仰蒙俞允，并缮写式样，呈览在案”。馆臣亦注意到阁本卷前提要与《总目》的差异，故又以总目系统中的一个阶段性修改本为底本抄写多份卷前提要，在覆校过程中对卷前提要进行替换。文渊阁本全书藏于紫禁城内，距离皇帝最近，馆臣的工作最为仔细、认真，替换得最为彻底。而相距更远的文溯、文津阁全书，工作则相当粗疏，遗留有大量未经替换的原始提要。
四、结语
在文章的最后，可以对文章开篇提出的两个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首先，现存阁本卷前提要均为终端文本，不能展示提要的完整生命历程。通过对国图提要、天图提要的考述，可以确定，馆臣在覆校阶段对阁本卷前提要进行了替换，其底本为《总目》第二次进呈本的修改稿，形成时间在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五年之间。由此出发，又可以回答第二个问题——提要的两个系统，即提要在纂修过程中，分为《总目》与阁本卷前提要两个系统，两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叉，故前人举例性质的研究始终无法厘清两系统之间的繁复关系。而替换正是解开谜团的钥匙。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将提要的文本源流关系以图12表示如下：
图12
本文的论证表明，对四库提要的研究不能止于终端文本，而应当至少包含三个方面。首先，对文献实物形态的讨论是提要研究的应有之义。学界对提要实物形态的讨论多集中于对《总目》的研究；对替换问题的讨论则说明，对阁本卷前提要也不能忽视其实物形态，必须讨论包括字迹在内的更多实物特征才能厘清提要的生成与发展。其次，仅靠文字比对不能充分展示提要的动态变化过程，不能简单地按照所谓的时间顺序来排比和研究提要，而应该从动态变化的角度去考察研究。文本内容基于实物形态而存在，实物形态又隐藏着提要生命史的诸多痕迹，两者缺一不可。最后，四库提要的生命史不仅仅是文本的发展演变，更展示出馆臣面对浩大的文献工程时的因应变化，清晰地复现馆臣的工作情境，这往往是档案材料不能带给我们的认知。替换只是编修《四库全书》浩瀚工作中的冰山一角，四库提要的纂修，特别是前期编纂史，仍然有待于学者以新的视角展开深入研究。
附记：本文能够完成，特别感谢苗润博老师提示关注国图提要以及对论文谋篇布局、文字表述等诸多方面的指导。感谢朱玉麒老师在字迹比对上提供的帮助。感谢邓小南、张帆、张祎三位老师在博士学科综合考试中的批评与建议。感谢初京郴、上官婧琦、吴鹏诸位同学的批评。最后，感谢《文献》匿名审稿人提供的宝贵意见。
【作者简介】董汝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蒙元史。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5年第2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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