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嘉庆年间，词学家戈载全面校补《词律》，有《增订词律》《词律订》《词律补》等著作，可惜皆已不传。今上海图书馆藏有戈载、潘钟瑞递批本《词律》，存有二人增订《词律》的许多内容。戈载批语主要是增补词调、词体，虽体量非小，却流于粗率，缺憾良多；其评论万氏言语，不仅自道著书用意，更宣扬其声律主张。潘氏批语除增补调、体外，其“补案”文字重在增补附注，校订原书舛误缺漏之处，较为会通精审。递批本《词律》既可供今人寻绎戈氏各类著作的内在联系，深究其声律学说，亦可借以重新审评戈、潘二氏增订校勘之功，探究吴中词坛发展轨迹。

关键词：戈载  潘钟瑞  批校本《词律》

清代嘉道年间，江南地区盛行校词斠律之风，尤其吴中地区，以戈载为首的吴中词人群体最为热心，不但细究声律，又先后增订万树所撰《词律》。戈载是清代吴中词派著名的词学家，精通声律，能辨宫调以及四声阴阳，引领吴中词坛深研词律之风气。戈载著作如《宋七家词选》《增订词律》《词律订》《词律补》数种，皆有校正《词律》之意，闻名词学界，而后三种皆已不传。今从上海图书馆访得戈载、潘钟瑞批校本《词律》，结合传世文献，可重新审视戈氏增订《词律》的相关著作。

一、戈载增订《词律》著作考辨

戈载素有增订《词律》的意愿，其《词林正韵发凡》曾自道著述计划：“词谱则万氏最为精审，而尤多阙略，由其所见之书少，且律吕不明也。予有订定《词律》之举，而尚未蒇事。”此文作于道光元年（1821），戈氏此时已经着手校订《词律》，距其下世（1856）尚有三十五年，时间甚充裕。戈氏过世后，其《词律订》《词律补》二书稿本也随之亡佚，究竟成书与否，时人意见不一。杜文澜（1815—1881）《词律校勘记》刊于咸丰十一年（1861），此时戈氏已谢世五年，他认为戈氏著述并未完成：“昔吴县戈君顺卿载拟辑《增订词律》，又与高邮王君宽甫敬之议作《词律订》《词律补》，均未克成。”这一论述广为人知，几成定论。蒋敦复（1808—1867）与吴中派词人关系密切，也曾关注戈氏著作：“吴门戈顺卿亦有《词律订》《词律补》之作，惜未板行。恐学者辗转承讹，余所以不得已于一言也。”蒋氏与戈载关系亲密，此处记载当非肆意而言，更有可信性，可知戈氏著作已然成书，只是未及刊印而已。

最为可信的证据要属戈氏友人秦（1792—1853）的说法。秦曾著有词谱著作《词系》一书，多有征引《词律订》内容，书中按语则云：“庚戌八月初六日校勘毕，识于塘栖舟中。”庚戌即道光三十年，此时戈载已刊行《词林正韵》和《宋七家词选》，修订《词律》诸书应已完成。《词系凡例》又云：“叶小庚申芗《天籁轩词谱》、戈顺卿载《词律订》诸书，层见叠出，未可悉数。”值得注意之处在于《词系凡例》后文，秦氏还留下些许线索：

引用诸书，悉照原文录入，冠以“某书云”……其时人论议，未有成书者，则书明“某人云”，庶免剿说之诮。间附己意，则以“愚按”别之。

据秦所言该书体例，征引书名者都是成书著作，而《凡例》中明确称呼“词律订”而非“戈氏云”，可知《词律订》当时已然完成。秦、戈二人关系交好，《词系》除了多处引录《词律订》之外，还涉及戈氏其他著作，书中常有“据戈氏说”“据戈本”“从《七家词选》”等按语。可知二人时常商定词律，并互通著书消息，秦氏亦曾寓目戈氏校本。杜文澜《词律校勘记》中多次引用戈载观点，约二十余处。“戈氏词选”“戈选”自然指《宋七家词选》，而“戈氏云云”则甚可疑。杜氏仅见《宋七家词选》，附载“其中可以校正《词律》者”，则“戈氏云”应为参校王敬之（1778—1855，字宽甫）、秦二书而来。将杜文澜校记与《词系》所引《词律订》文字进行对比，二者内容相似，确实有承袭痕迹，然而也有部分校记为杜氏独有，推测当源自王氏校本。戈载多次往返于苏州、扬州两地，多次与王氏会面，商议声律。戈氏词选即载有王氏校记，王氏校本自然亦能记述戈氏成果。刘宏辉认为，“戈本”“戈氏校本”当为《词律订》一书内容之来源，确乎有理，然而还有进一步辨析的余地。

传世目录著作中，除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记载戈氏著作八种外，《词律订》《词律补》二书再未见书目著录，尤其后书，并未见传世著作有所征引，当是皆已亡佚。今上海图书馆藏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堆絮园刻本《词律》（索书号：线善859638-59），先由戈载墨笔批校，后由潘钟瑞（1823—1890）朱笔补案（以下简称“递批本《词律》”），笔迹工整详密，粲然可观。戈氏笔迹略见率意，潘氏笔迹则甚是工整，常于戈氏批语留白之处另行着笔，主要补充戈氏未见的词调及缺少的附注，常能校正其缺失，颇具文献价值。

递批本《词律》卷二十末有戈载跋语云：

红友于词学荒芜之际而能一一辨晰，洵是一双巨眼，一片婆心，余亦心悦诚服之至。惟不免稍有讹谬处，因不谙音律，且所见未广耳。余俟暇日，当更为之订正，或亦红友之所心许也夫？

由这段戈载的自述可知，他本人一直非常推崇万氏，因其书存在缺憾，所以有意“为之订正”，他留下的数种词学著作与《词律》联系密切，也是多次校订的缘故。

考查递批本《词律》，戈载批语的主要内容按体量多寡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增补词调，二是校订文字，三是评论附注，四是分析词韵。增补词调主要是补充被万树遗漏的词体，却并不恪守唐宋范围，下至金元，甚至明清，凡戈载认为属于创体、声律严整的，皆予以补录。校订文字的主要工作是汇集并比照各类词集，尤其是宋元旧本，来订正万树在字、句、分段方面的错误，凡改订之处，常有校记。至于评论，多着眼于原书注语方面，评语较为随意。分析词韵方面，戈氏注重点出某调“韵杂”，某调谨于用韵，赞同万氏规范词韵的说法，与其《词林正韵》观念一致。作为戈载批校的补充，潘钟瑞批注的重点在于搜辑戈氏未及补录的词作及附注词作，点评所增补词体的声律特征，时或订正戈载失误，常以“钟瑞案”三字起论。

戈氏批注征引的文献有《天籁轩词谱》（1831）、《词综补遗》（1834）等著作，又在批语中提及自己编选的“八家词选”（即《宋七家词选》），然而这部词选最晚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刊印时已经由“八家”减为“七家”了（删去周密词）。由此可以判定，戈氏批注此书大致是在嘉庆二十二年开始，道光十四年后结束，时间跨度至少十余年。潘氏校记偶有征引杜文澜《词律校勘记》及“杜氏校本”之处，且补案文字及“杜氏校本”校记与杜文澜光绪二年（1876）刊刻的《校刊词律》中潘氏补注内容高度相似，由此推测，潘氏批校此书应在光绪二年之前。

道光十六年（1836），戈氏姻亲王国佐在为其《宋七家词选》作序时，曾经明确论及戈载三种增订《词律》著作之间的分合关系：

论律者，拟辑《增订词律》，就万红友之书增其阙、订其讹，卷帙浩繁，尚未成编。近在高邮与王君宽甫商榷，得一简捷之法，分为《词律订》《词律补》二书，顺卿深为首肯，想即可属稿矣。

由序言可知：其一，戈氏校订《词律》之时，曾经和友人王敬之商定，将《增订词律》析分为《词律订》《词律补》二书。其二，《宋七家词选》成书时，《词律》增订著作虽然没有付印，却也即将定稿。递批本《词律》吴文英《玲珑四犯》词（按，实为周密词）之后，有戈载批注一则，提及编撰词选之事，可提供相关线索：

此系草窗戏调梦窗而作，非梦窗词也。况上注中引此词结处为据，明明言草窗，不知何以又作梦窗。想校录之时，心茫然目眩，此种病在所不免。予近选八家词亦然，盖搜辑而兼考正，本非易事也。

可知戈氏校订《词律》之时，同时也在着手编选“八家词选”，对于万氏著作的疏漏，也有同情之理解，语气较为宽和。

周密《国香慢》一词，戈载批道：“此作惜用韵太杂。玉田亦有《赋叶》一首，用韵同病，故予八家词选中俱未采入。”可见戈氏有意将《词律》增订著作与词选相互参证，用以宣扬其词律观念。戈氏两则批语在卷数上较为靠后，而此时编撰词选尚在起始阶段，书名未及改易，可见增订《词律》之事早于编撰词选。递批本《词律》由戈载在较长时间内完成，却没有提及内容相似的《词律订》《词律补》二书，可见《增订词律》后来被析分成两部书的说法是可信的，而递批本《词律》校语内容应是《词律补》的初稿本。

《增订词律》主要兼有增补、校订的作用，然而内容过于繁多，涉及的问题也过于庞杂，体例难以统一，故而将原书一分为二，各司其职，即衍生为《订》《补》二种。王敬之校记（杜氏《词律校勘记》中所引）没有著录书名，只是说“戈校本”“戈氏校本”，或许是王氏校订的年代较早，《词律订》尚未完成，而在秦编撰《词系》时已经成书，所以秦氏能够得见并加以征引。

二、戈载增补《词律》调体得失

戈载增订《词律》的体例大致为：先注明某位词人有某调、某体，后阐释其调体特征，或于附注中注明，或另列于后，而后抄补词作。然而戈氏拟定增补的调、体，往往只是点明出处而已，未及抄录，潘氏为之补充，并以朱笔相区别。

增补《词律》所缺失的词调、词体是戈批《词律》的核心内容，尤其补体，原即万氏殷切期望后人所作。经统计，戈载共增补词调120种，词体252种，共有词作372阕，以两宋金元人词作为主，另收明人词作3首、清人词作1首。其得失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以字数长短为序，随文排列调、体

其中尤以补入宋人词作最为可贵，开后世增补《词律》之先河。如王雱《眼儿媚》词后补入《碧玉箫》一调，戈氏批语云：“无名氏有《碧玉箫》一调，四十八字，宜补。”此调见于《历代诗余》，为宋代无名氏词，与《眼儿媚》字数相同，故可以增补于此。此调《钦定词谱》不载，后徐本立收入《词律拾遗》中，以时间先后而论，自是戈氏在先。《竹香子》刘过一体，戈氏批语云：“《迎春乐》有五十字体，宜移此。”《迎春乐》一调，原首列秦观五十一字体，今既有五十字体，便应置于四十九字及五十一字词调之间，依次类列。诸如此类，皆能遵循原书体例，甚为严密。

戈载、潘钟瑞递批本《词律》卷五

（二）以宫调析分词调

戈氏素以通晓宫调律吕闻名词坛，批校亦着意于标注宫调。首先，目录部分，凡是宫调有文献可考的词调，皆为之注明。其次，凡是宋人翻改宫徵、生成新谱却被万氏归并为一的词调，多主张另作一调。《湘月》一调是姜夔所创，为《念奴娇》“鬲指声”，其实以字声、句式等比勘，与原调几无差异，所以万氏合并为一。戈氏却力主补入，“必须另列《湘月》一体”。然而即便另列词调，音乐声情已然难明，倚声填词之理也不可推寻，后人实在难作区分。早在清初即有部分词人主张应当并录，却难以区别差异，故而先著大加哂笑：“今之言调者虽好生枝节，对此茫然，亦无说以处，不得不强比而同之，于是《湘月》之谱仍是《念奴娇》，大堪失笑。”戈氏以宫调为基准，细分词调，终究不能论明其中差异之处，徒存其调名而已。

（三）归并词调缺乏细致参校

对于补调补体一项，戈氏参酌《历代诗余》之处较多，过分盲从，偶有失误之处。《连理枝》《平湖月》皆另名《小桃红》，《词律》已然收录，戈氏不察，赘言应加以补入：“宋余桂英有《小桃红》一首，七十字，见《词综》，宜类列。”此调即《连理枝》，原应收金人《平湖月》一调，潘氏因知此举不当，故不应命：“钟瑞案，余作即《连理枝》双调，一名《小桃红》者，万氏于《连理枝》后已列书舟一体，不应重列于后。”此外，同一词调重复收录的还有张雨《茅山逢故人》一调，戈氏批语云：“张雨有《山外云》一调，亦四十八字，宜补。”实则《山外云》便是《茅山逢故人》的另名，《钦定词谱》已经收录此调，只是未曾考辨尚有另名。张雨此词，《贞居词》《历代诗余》皆有收录，前者著录为《茅山逢故人慢》，后者著录为《山外云》，《历代诗余》当选自《花草粹编》，戈氏未加细究，误分为二调。潘氏因抄录之故，得以细读分辨，谓“钟瑞案，即《山外云》，另列”，故不予抄录。于其他词调，戈氏亦多有失误重复补录之处，不一一列举。

（四）违背原书体例，补入明人词作为谱式

万树常讥讽明人词作“于律吕无所授受”“未能协律”，也不取元代以后创调之词为谱式，“不收明朝自度、本朝自度之腔”。万氏不但不收明人自度曲，即便是变体，也在摒弃之列，谓“明人创格，兹俱不收”，又云“古无此体，故不收”。只因明人词与律吕无关，不可制谱为式：“明人原于词道不工，何可取以为谱哉？”戈氏原本甚是服膺万氏的学说，对于明人词作去取一事却未能遵循《词律》体例，又补录明人词作。先是收录了明人吴子孝《阮郎归（48字体）》及《极相思（50字体）》二阕，又收王锡爵《夏云叠嶂（118字体）》一阕。潘氏以为戈氏乃是一时疏忽，故而在补案中为之开释：“自来论词体者不收明人作，戈弢翁亦严持此义，此偶不检而论及之耳。鄙意当区别，另附于后，俾学词者广见闻，特不必效法耳。”潘氏所言不确，因为戈氏在收录王词时已然注明年代：“明王锡爵有《夏云叠嶂》一调，一百十八字，宜补。”可见其并非不知，而是刻意为之。至于误收本朝人词作，可能确实是出于疏忽。《红窗睡》调，戈氏依据《历代诗余》补入无名氏一体：“无名氏有一首五十四字，见《历代诗余》，句法异，或有误，俟考。”此词首句为“帘日烘花花影乱”，其实是清初人李符的作品，《历代诗余》收录时也不明了时代、作者，所以列为无名氏的作品。戈氏缺乏查验，沿袭成误，而潘氏也未及复核。

潘氏认为，《词律》出于“广见闻”之用，曾将明人词作“另附于后”，如今也可效法，看似有理，实则并不妥当。《词律》确实附录有明人词作，如明人徐元玉自名其词为《千秋岁引》，万氏以为于古不合，谓“因翻沈氏书，读之令人讶绝，今全录于后，以见作词、选调不可不致审也”。此外，万氏又将明人杨慎《个侬》词附录在方千里《六丑》词后，非但不以为谱式，反而大加挞伐：“且杨本和周韵而两词分句大异，可怪之甚，是则升庵和词而误，其误者十之三……今据图谱所书备列于后，以见愚非敢谤先贤与时贤尔。”由此可见，万氏即便附录明人词作，也不过是作为“靶垛”，供自家批评论证之用。作为增订著作，原本只需要校勘文字、照原书体例续补调体即可，实在不必要效仿此类“激烈”的举措。何况此时的风气已经和清初不同，按谱填词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不必再用明人词作来作为“反面教材”了。故而潘氏此言并不妥当，毕竟不符合增订著作的理法。此外，吴文英《阮郎归》词后，戈氏补入二体，一为俞紫芝词作（44字），见于《乐府雅词拾遗》，另一体即吴子孝“一年月色最宜秋”一阕，见于《历代诗余》，潘氏对此二处皆未加批驳，反而赞同戈氏，谓“换头作七字一句，与正格异，虽系明人作，然如此则前后整齐，或亦可从”。上下片“前后整齐”的词作，确实为万氏所推崇，在附注之中类似言语也历历可见，然取明人词为谱式终究不妥，毕竟违背万氏的原意。

戈氏效仿《词律》体例，提出个别词体不当“另列”为谱式，只可在附注中注明，此举可以视为对原书附注的增订。然而戈氏随笔批注，对于可补可不补的词体，时常举措不定。如晁补之《多丽》词后，戈氏甚感犹豫，道：“葛立方一首，起二句作上五下四，余俱同，或另列，或注明，见《历代诗余》。”凡是此类情况，便不可视为戈氏的补体。戈氏所增补的词调、词体多自《历代诗余》中来，增补的附注文字也十分简略，原因在于戈氏所据文献不多，除《历代诗余》《花草粹编》《乐府雅词》《阳春白雪》《绝妙好辞》之外，仅有《山中白云词》《贞居词》几部别集而已，无法广泛参校，比勘异同。

万、戈二人皆是清代词学史上声名显著的词学家，然而戈氏是否直接受到万氏的影响，世人却不得其详。今戈氏批本《词律》除了订正万氏附注之外，偶尔也略加评点，或是赞同万氏之说，或稍加引申，大多随性而发，言语较为简洁，数字而毕。如鹿虔扆（按，实为孙光宪词）《上行杯》词，万氏附注曰：“后调‘金船’句亦当属上段，亦是临行劝酒之意，下段则言愁思也。若冠此四字于下段，亦不相接。余曰此论最明，但恐人疑前长后短，以余断之，只是单调小令，原不宜分作两段也，合之为妥。”戈氏评曰：“是，更通。”此则评语最为简洁。

戈氏增订《词律》一事，广为江南词坛所知，备受关注，以至于还未成书，友人朱绶便已乐见其成，甚为期待：“自九宫八十一调之讲不传，而世所为词类皆长短歌谣耳。吾友戈顺卿氏始力寻古人之秘奥，即堆絮园旧律，厘正误谬，而阴阳清浊，辨疑似于芒忽之际，庶几其词矣。”在清代知音识曲的词人之中，万氏以后，往往便要推许戈氏，其续补校订《词律》而成为万氏功臣，原本是词林的一桩佳话，可惜其校补《词律》著作三种皆已亡佚，只留下一部粗糙补调补体的批校本，诚可遗憾。

三、潘钟瑞补案补订《词律》

潘钟瑞在审定戈氏批校本《词律》时，不但在其批语后加入“补案”文字，还补入了相关校记，主要贡献有二：补正戈批的不足，以及订正万氏原书的缺漏。《词律》原有的失误，戈氏未及细究之处，潘氏更作订正。潘氏的补案不但较戈氏范围广博，内容亦更为全面。戈氏批语在增补词调词体、校订字句方面已较多留心，潘氏却更能深入于原书附注，细致推究万氏的制谱理法。按照内容比重，可将潘氏校记大略分作四类，以便详细论述其校订《词律》之功。

（一）订正作者

皇甫松《竹枝》词，潘氏曰：“此系孙光宪作。”欧阳修《应天长》词，戈氏批注曰：“与李后主作稍有不同，俟考。”潘氏补案曰：“《历代诗余》收此词作李后主，字有歧异处，今旁注之，实一词也”。《永遇乐》一百四字体，《词律》原作“陈元平”，潘氏改“元”作“允”。此类讹误，大都因万氏所见书籍校勘不精，缺乏参校，故而相沿不改。潘氏校记，后皆为杜文澜《校刊词律》所吸纳。

（二）校订句逗、韵叶及字音标注

柳永《迎新春》“嶰管变青律”一首，万氏原本对此深感踌躇：“按此调必系双叠，或当于‘箫鼓’下分段，或曰‘渐天如水’二句似对，此‘争忍’二句恐于‘当午’下分段，总无他词可证，难以臆断也。”戈氏亦未能解除疑惑，只是校其分段曰：“语气当于‘箫鼓’下分段为是，换头以‘渐’字领起也。”潘氏于“庆喜节”句改“喜”字作“嘉”字，又将“对此争忍，独醒归去”句改作“对此景，争忍独醒归去”。史达祖《忆瑶姬》词，潘氏改“下楚领”句“领”字为“岭”，改“花房渐密时”为“花房时渐密”，改“到旧家时郎”句“郎”字为“节”，“谩染愁巾”句“巾”字注明叶韵，改“袖止说道凌虚”句“袖止”为“神仙”。潘氏所改，多是据《钦定词谱》，句意更为合理，后被杜文澜收录于《校刊词律》之中。

戈载、潘钟瑞递批本《词律》卷十八

（三）校对字句

吕渭老《情久长》词，戈氏增补曰：“万俟雅言有《安平乐慢》一百三字，周密有《楚塞春》一百三字，皆见《历代诗余》，宜补。”随后又提出移列之说：“后《秋霁》有一百三字体，宜移此。”潘氏以为万俟咏《安平乐慢》固然当补，而戈氏之误亦须改正：“草窗词调名《楚宫春》，非‘楚塞’也，所载后段有脱误，尝取《洲渔笛谱》及他本校之，当定为一百八字体，列于后卷。兹录《安平》《秋霁》两调于此。”又小字注曰：“《秋霁》录后。”《夜半乐》又一体，柳永“芳草郊灯明闲凝伫”句，潘氏改“灯明”二字为一“外”字，“嫩红光数”句，“光”改“无”，“竞斗草金敛笑争睹”句，“敛”改“钗”，“睹”改“赌”。此皆参校《历代诗余》《钦定词谱》收录词作所改。

（四）校订附注

潘氏增订《词律》附注，以《宝鼎现》一调尤见劳绩。此调张元幹“山庄图画”一体，万氏附注曰：“三结俱用一五两四者，‘岸帻’二句俱六字，又与前二体不同。‘囊’‘藤’，各家俱仄，此恐误。”戈氏校订此作，仅增补一体：“无名氏有一首，亦一百五十五字，句法异，宜另列，见《历代诗余》。”戈氏批语主要在于补体，还未能展开细致斠律的工作。潘氏随后为其补入无名氏“东君着意”一体，并详细附上补案文字：

钟瑞案，“袅嫩”下十四字，“尚困”下十三字，“当送”下十四字，句法皆与康伯可异。“料碎”句，康于三字逗，此于四字逗，原不拘也。至后段则与康迥别，“折近”句六字可见，康作“来伴”二字宜补也。“孜孜”至“妆点”大异，且少叶一韵，恐有舛误。○“尚困”下十三字之一五两四，万氏曾论及之。“袅嫩”下十四字，与“当送”下十四字，各作一五、一四、一五相对，是另一体。“工”“桥”二字用平，亦可证张作“囊”“藤”二字用平之非误，自有此用平之体矣。

无名氏此词见于《梅苑》，《钦定词谱》已经收录，然而附注文字寥寥。从这一段补案可以看出，潘氏熟知万氏著作，斠律精细，能细致梳理出宋词各家体式差异之处，补正原书附注疏漏之处。潘氏斠律观念也较为通达，将同一词调各家句逗长短不一的差异情况视为可以灵活处理的“常情”，并不盲从万氏及官修词谱。

对比戈、潘二家批语文字，可知潘氏再次校订《词律》时所用文献其实不如戈氏那般丰富，然而潘氏亦能尽其所长，精细订补。如柳永《破阵乐》词，戈氏校改曰：“观张子野一首，于‘金柳’二句作“群美东风第一，望故苑楼台霏雾”，是当于六字断句，‘系’字属下句也。又张于换头二字作平仄且叶韵，别有句多一字。”又云：“宋本‘木木’作‘树树’，‘时光’作‘时见’，系叶韵，‘各’字下有‘委’字，‘去’作‘远’，亦韵也。或云当于‘遥风’断句，‘系’字注逗。”潘氏则与戈氏看法不同，改“木木”为“木末”，“声欢娱”句改“声”为“罄”，“别有盈盈游女，各明珠”句改“各”为“采”，并在补案中加以说明：

钟瑞案，杜氏《校勘记》云：“树树”作“木木”者，必英宗时人避“曙”字嫌名而改之也。又案《历代诗余》作“木末”，故戈氏定为“枺”。而“游”字下多“洛”字，“各”字作“采”，戈氏独不遵《历代诗余》，杜氏亦不论及。愚谓“别有”句七字，正与子野“自此归从泥诏去”合，“时光”作“时见”，亦与张之“欢遇”二字合，应从宋本。至“去”之为“远”，亦系叶韵，则张于此字不叶，未敢遽信。

针对此调，潘氏以为，不必盲从单一著作或版本，应比勘宋代词作，取其符合声律、文法通达之说。基准于此，“金柳摇风木木”句“木木”当作“木末”；“声欢娱”句“声”字当据《钦定词谱》改作“罄”；而“相将归远”句“远”字依旧作“去”，毕竟张词此句并不叶韵。此类补案文字皆极为要紧，可见潘氏并不盲目迷信权威。戈氏增订《词律》过分依恃《历代诗余》，而杜文澜则过分倚重《钦定词谱》，潘氏兼收博取，细致分辨，故能大量增补杜氏《词律校勘记》之说。杜氏《校刊词律》校记后多方参校《历代诗余》，当是潘氏之功。潘氏不迷信名家观点，勇于质疑，实属不易，且能综合诸家版本，结合声律、文法勘定字句，更见斠律家本色。

正因潘氏深明声律及《词律》学说，后得以辅佐杜文澜重校《词律》。杜文澜《憩园词话》“潘麟生明经词”条云：“余重刊《词律》，曾介长洲潘麟生明经助校。”观潘氏批注多次征引《天籁轩词谱》（并《补遗》）、《词律校勘记》等著作，并未提及《校刊词律》，可知此时《校刊词律》一书尚未完成。

四、结语

翻检戈载、潘钟瑞递批本《词律》批语，并结合戈氏其他著作及生平事迹可知，戈载于嘉庆年间便已着手增订《词律》，因《增订词律》内容过于繁多，体例芜杂，故析分为《词律订》《词律补》二种，虽然皆已成书，却未曾付梓。今其增订《词律》著作皆不可得见，唯有批校本《词律》可以寻绎其增订理法，部分题识、校记尚留存于其《宋七家词选》及秦《词系》之中，诚为词学界一大憾事。潘钟瑞在戈氏基础上进一步校订《词律》，其补案文字不仅能改正原书文字舛讹及句逗、标注之误，又能校正其附注之误，补其缺失，更能另出新见，为杜文澜重刊《词律》提供了便利条件。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4年第3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