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天津图书馆藏明红丝栏抄本《唐宋名贤百家词》，是唐宋词研究的核心文献之一，但此实物书籍的成书过程，一直难以深考。今据明蔡羽《林屋集》、王宠《雅宜山人集》中的相关史料，考知《百家词》第30册《竹山词》末的“苏台云翁”为吴县人张翼。此人与《片玉集》《山谷词》等多部宋词集的递藏有着密切关系。而使用红丝栏纸抄录宋元旧本，正是以杨循吉为代表的明中叶吴中文人的抄藏风气，“杨南濠”亦多次出现在《百家词》的眉批内容中。审视包括张翼、俞弁等在内的明代吴门词派在唐宋金元词集之早期阅读史、传播史中的作用，有助于学界更深入地认识几部早期的唐宋词丛抄、丛刻间的源流关系。深入梳理这些明清抄本唐宋词籍中的异文信息，有助于学界更清晰地认识文人词在后世唱本、抄本、刻本中的存录形态及其文本变化之因由。

关键词：《唐宋名贤百家词》  词籍丛抄  张翼  文本形态  抄印转换

词集丛编作为一种常见的词作品存录、汇聚方式，较早可追溯至《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的南宋长沙书坊所刻《百家词》，惜仅有存目，实物书已不存，难言其究竟。而天津图书馆藏明红丝栏抄本《唐宋名贤百家词》（以下简称“《百家词》”），则是此类词学文献中非常重要的一部。这部明前期人吴讷（1372—1457）编的《百家词》，虽然以抄本而非流通更广的刻本样态在文人间流传，但其成书时间比现存最早的大型词集丛刻汲古阁《宋六十名家词》还早两百年，就实物书籍的时间而言，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宋元旧本”的面貌。相当数量的唐五代宋元词集，如《尊前集》《金奁集》《南唐二主词》《阳春集》《珠玉词》《张子野词》等，存世的最早版本皆为《百家词》本，其词学、词史意义自不待言。唐圭璋评“其时去宋未远，易求得词集之善本、足本，不少孤本赖此以存……时近迹真，足资校勘订补诸本之异同阙佚”，洵为确论。但在以《彊村丛书》《全宋词》为定本之观念的普遍影响下，学界对《百家词》的研究远未深入，其抄写过程、早期抄本性质等问题，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一、津图本《百家词》抄者“苏台云翁”考

现存明抄唐宋词集丛编，除了吴讷编《百家词》外，尚有紫芝漫抄本《宋元名家词七十种》、大仓文库本《南词》、石村书屋抄本《宋元明三十三家词》等，无一不在唐宋词集各自的版本系统中占据重要位置。然而，抄本不同于刊印时间相对明晰的刻本，如果缺少了记录实质性信息的副文本，对该书抄写时间的判断就较困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研究者默认《百家词》中的词文本形态反映了其成书时候的样貌，甚至认为赖此丛编保存的某些宋人词集的文本形态，基本上等同于这部词集成书时的形态，如对第33册曾慥辑编《东坡词》二卷给予充分的信任。另一方面，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秦惠民就指出，该书第21册《后山居士词》末有“正德五年孟秋巧夕前一日录”的题识，第30册《竹山词》末有“正德丁卯季夏十日苏台云翁志”的题识，据此可将现存实物书的抄写时间定在明正德二年（1507）至五年前后，此时距离吴讷去世已过去五十年；同时指出“津抄本全书约有十人笔迹”，推测苏台云翁“极有可能是范钦所雇的抄书人之一”。后来，刘少坤根据范钦的生年否定了天一阁主人雇抄的可能，但也主张苏台云翁“可能终身为一普通抄胥”。从书籍史的角度来说，作为关键链环的“苏台云翁”的行迹缺席，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对《百家词》之早期传播史的深入认识，这不仅是明词研究的一个难题，也成为唐宋词研究中的一个困局。因为抄写者的身份及其词学素养，关系到《百家词》的抄写质量问题，而这最终指向的焦点是，《百家词》作为一部分宋人词集的存世最早版本，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其入明以前的文本形态。

吴讷是苏州府常熟县人，他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词学发展的低谷期，即使是处在经济、文化较发达的环太湖流域的吴中词学，也不甚乐观。而五十年后的正德吴中词坛，却处在一个词学整体发展的上升期。前辈词人吴宽在弘治十七年（1504）去世，沈周在正德四年（1509）去世，老一辈的余风尚在；杨循吉、祝允明、唐寅、文征明、陈淳等“吴门词派”的中坚力量，正处在各自填词创作的黄金时期；而以文彭、文嘉、袁袠等为代表的“江南春”词人群，此时尚为稚童，沐浴在前辈词人营造的良好氛围之中。在与词相关的诗歌、绘画等艺术领域，还有王鏊、蔡羽、王宠、仇英等名家闪耀前后。遗憾的是，在《全明词》《全明词补编》《明词话全编》等集成性著作中都找不到一位字号为“云翁”的词人。

既然在已整理的词学基础文献中无所寻获，就只能去翻阅这一时期苏州籍作家的文集了。幸运的是，笔者在蔡羽《林屋集》中发现一篇《处士张先生墓碣铭》，坐实了这位“苏台云翁”的真实身份：

吴中异时多耆儒长者，杜东原、陈醒庵、贺感楼、王孟南，衣冠谈论，著作取重一时，颉于朝贵。有张南伯者，出差晚游其间，亦未之识。正德辛未之春，余有讲地在南濠，主人王清甫以燕征。方分庭，客大至，有一翁深衣几杖，容仪甚古，清甫虚中，不谢而坐。问之，张南伯也，年已七十八矣。因得终日拱听，其言侃侃，燕毕各谢去。明日，清甫二子守、宠曰：“张先生，家君游其门，好录古书，至今不辍。南濠剧市，有室方丈，帘而别之。日治书其中，即暑不倦，冠不免，所御席圭，刓泽可鉴。未尝一谒当途新进造者，未尝轻假颜色。虽不轻假颜色，然好接引，出贷古典籍，则无靳。”羽曰：“是固继四老而兴者也，宜若是。”明年壬申正月某日，南伯卒。又明年甲戌，其子津、沛奉吴子次明状谒予寓，曰：“家君以去秋八月某日葬横山屏蔽坞先茔矣，敢祈铭墓上之石。”羽曰：“余闻耆儒亡，未易铭，愧知笔。”按状：

先生讳翼，字南伯，晚号云翁。始祖俊，仕宋为万夫长，扈从南迁，家宝应。七世祖策，仕元为万户，受督海运，遂贯吴县。国朝宣德间，从祖父敬为河南提学佥事。曾祖璲、祖信、父瑛皆不仕。瑛字公瑞，配许氏。当宣德甲寅十月己未，先生生，迨卒年七十九。始客岷湘，著《三巴奇观》，归即教授不出。虽教授不出，名日远，生徒至数百人。其学通九流百家，尤邃地理、字学，诗文甚富。所著有《吟袖携音》《略释希则》《霞外云谣》。性孝友，弟轸有所求，辄与不较。嫁五妹，咸满意去。前后郡守礼请乡饮，虽礼请乡饮，唯一再往。元配吴氏；继刘氏，为御医刘德美女，克赞其家，先南伯四年卒，已别有志。子二人，即津、沛，皆刘出。津娶金氏，沛娶周氏。女二人，适王机、杜琮。孙男五人，孙女四人。

铭曰：大璞不断，玄酒味薄。缅思古人，令我颜怍。吁嗟乎！先生之风，古道复作。荟兮蔚兮，丰丘永托。

由这篇墓碣铭，可知“苏台云翁”为苏州府吴县人张翼，字南伯，号云翁，生于明宣德九年（1434），卒于正德七年（1512），年七十九。如果担心“云翁”作为别号可能有同名的情况，那么，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在四库采进本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别本实宾录》的书末，有“正德五年五月望后，苏台云翁录于西阁湾南之垂云楼，时年七十有七”的题志，此“苏台云翁”与张翼的生年正一致，是相当有力的证据。另明《宝颜堂秘笈》本《农田余话》卷下，题识曰“正德庚午九月一日，苏台张翼南伯志，时年七十有七”，亦可佐证。

蔡羽撰写的墓碣铭中，提到几位重要的苏州文人。一是燕会的主人“王清甫”，即苏州人王贞（本姓章，过继南濠王氏，故改姓），是著名书画家王守、王宠的父亲；二是在张翼去世后受其子津、沛之请撰行状的“吴子次明”，即苏州人吴爟，以儒医名，工书法，精篆刻，善鉴定，与文征明等结为“东庄十友”；三是张翼的岳父“御医刘德美”，即长洲人刘毓，传见李东阳《刘益斋传》，吴宽曾经说过，宣德以后“沈以潜、张致和、钱伯常、刘德美、周原己相继而出，多以儒医称，非寻常俗工可比”。刘毓、吴爟二人同为儒医，应有较多的交往。而吴中地区以儒医出身而致显宦者，莫过于《百家词》的编者吴讷，他在永乐中以医被荐至京，官至左副都御史，他对吴中儒医之士人化、文艺化风气的潜在影响，亦须正视。

正德六年，蔡羽在苏州城南濠街讲学，在王贞的宴会上认识了张翼，王宠向他介绍“家君游其门”，应该就是后文提到的“教授不出，名日远，生徒至数百人”的这段经历。遗憾的是，第二年张翼就去世了，故蔡羽对此耆老的了解，基本上源自王宠等人的口述材料，以及张津、张沛兄弟提供的吴爟所撰行状。总的来说，张翼和王贞、吴爟等人交游较密，蔡羽将其视为与杜琼、陈宽、贺甫、王越等人同辈但“出差晚游其间”的一位诗人；而在王宠等亲炙其教的后辈眼中，则是一位“好录古书”“贷古典籍” 的市井奇人。这与“苏台云翁”年逾古稀尚在抄录《百家词》的行为，确有相吻之处。

确认了“苏台云翁”的真实身份，接下来的考查就相对容易了。检历代《苏州府志》《吴县志》，可在《〔崇祯〕吴县志》中找到张翼的小传。在这篇小传的文末，有小字标识“王宠传略”，笔者按图索骥，又在王宠的《雅宜山人集》中找到了完整的《张先生传》：

张先生者，吴阊门里人也。吴为东南会，阊则扼要据便，辐凑天下水土百物。其丈夫习化居，罕文而多薄。先生长于市人，独深藏好书，不耐闾里浮沉，故亦高赀，纵不问生产作业。坐一室，左右筐箧而校摩之，假易所无，辄手自誊写，攻苦食淡，洋洋如也。家尝治霤工，骑荣粪扫，先生笔于檐下，坐自如。子适来请之，乃愕起，其沉精弗挠类此。居无何，或挟之商于蜀，先生奇其行，心独乐之。起东陲，西溯岷江，几万里往来登览，悉论纂其山川风土之胜，橐中装空无一钱还。尤笃孝友，垂白飨祭，未尝不泪沾衣也。弟颇骜，时作谇言，辄解以和，两人终不得盛气语。大抵朴茂醇笃，类古之长者。以其学教授里中，门下积十数百人，有疑难，走往质之，即剌剌语弗能休，或抽其架上书指示，无不满意去。峨冠猎缨，盖俨然称师者几十余年，后生小人亦颇严惮焉。年七十九卒。先生名翼，字南伯云。

赞曰：自周官法坏而闾师之职废，率桀骜无耻者充焉。岂其人哉！岂其人哉！若先生者，殆古所谓三老、孝弟者，与明王在上，可以笾豆于庠矣。余故摭其行义著于篇。

文传的书写形式，比墓碣铭更自由，故王宠在写作中采纳了较多的口传见闻。如“骑荣粪扫，先生笔于檐下，坐自如”的逸事，显然听闻自“适来请之”的张津或张沛，他们既是见证人也是口述者；而“走往质之，即剌剌语弗能休，或抽其架上书指示”，则来自于“游其门”的学生如王贞、袁鼒（据王宠《方斋袁君室韩孺人行状》）等人的追忆。

张翼作为一位普通的乡校师，在他过世后，吴爟撰其行状（已佚），蔡羽撰其墓碣铭，王宠撰其文传，算是得到了很好的身后礼遇。《静志居诗话》记载“吴爟次明、文征明征仲、吴奕嗣业、蔡羽九逵、钱同爱孔周、陈淳道复、汤珍子重、王守履约、王宠履仁、张灵孟晋”为“东庄十友”，为张翼撰写早期传记的三位作家皆在其中。事实上，类似这样的乡校师群体，在文化教育发达的苏州地区颇具规模，如祝允明《约斋闲录序》 记曰：“约斋先生俞君宽甫，吴之乡校师也……尝结同袍为社，以相切磨，若张云槎南伯而下凡十余辈，月以朔、望一人为主，具鸡黍脯脩，宴会斋馆，必有诗篇唱酬，雅歌高谈，以毕舒景，余三十霜。”此“俞君宽甫”，即著名藏书家俞弁的父亲俞允升，俞弁自言“家君白发种种，嗜学不倦，每见奇书，手自誊录，时年八十余矣，未尝一日废铅椠也”，其职业身份及日常生活与张翼的情况很相似，都是热衷于聚书、抄书的乡校师；其子俞弁也是“寓情图史，披阅翻校，竟日忘倦”，诸人结社聚群，互通图书，自在情理之中。而俞弁在词史中的地位，不仅因其《逸老堂诗话》存录了较多的词学批评材料而著称，而且还被推测为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紫芝漫抄本《宋元名家词七十种》的抄者（俞弁有“紫芝堂”，故号“紫芝”。性酷好书，常借归写录，铅椠编帙未尝去手）。虽然这种推测尚未经过严密的论证，但有关《百家词》与《宋元名家词》这两部大型词集丛抄的版本关系，一直是唐宋词研究的难点之一，借张翼与俞弁的交游关系，或可引发我们对此问题的重新思考。

张翼的聚书行为，至少在成化八年（1472）前就已有一定规模。著名的吴门书画鉴藏家、《铁网珊瑚》作者朱存理，收藏有元人陈方的诗集，他在题跋中回忆“友人张南伯氏好蓄书，有《子贞集》，曾许借录，适有蜀中之游”，其题跋时间在“成化壬辰岁上元日”，当时张翼三十九岁。据现存的书目文献来看，张翼藏书的品质颇精，种类亦广，如《天禄琳琅书目》著录“《十七史纂古今通要》一函六册……明张南伯藏本”，可知所藏善本的一部分进入清代内府藏书。《千顷堂书目》还著录“张翼《农田余话》二卷，吴人，一称长谷真逸”，此书是否张翼所撰，学界有不同的意见，因为“旧本题明长谷真逸撰，不著名氏，所记多元末及张士诚窃据时事”，《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人生于元末”，下卷中的“正德庚午九月一日苏台张翼南伯志”，属于“后人有所增入”的内容。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可以看出张翼的藏书兴趣相当广泛。

二、吴中的词籍抄聚行为及多部丛抄的可能性关系

在现存宋人词集珍本中，至少有两部书的递藏与张翼有关。一是大家熟悉的国家图书馆藏南宋刻本陈元龙《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有关此书的影印、研究甚众，但对书中遍钤藏印的辨识依然有限，主要集中在毛晋、宋筠、袁克文等名家，尚不足以反映此宋刻本在元明时期的递藏情况。其实，此书卷一首叶右下方贴近边框处有一长方形钤印，曰“张南伯书画印”，不仅可证张翼是这部宋本《片玉集》的早期藏家之一，而且还是张翼藏书日后有一部分流入毛晋汲古阁的重要证据。这就不只是《片玉集》自身的版本问题，还涉及对《百家词》与《宋六十名家词》之关系的重新认识，其案例虽小，背后牵连却大，关系到词学文献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部是《山谷词》。《彊村丛书》本《山谷琴趣外篇》卷末有朱祖谋跋，中有“往岁吴伯宛尝以见示，小山何仲子据张南伯抄本校录者也”一句。“吴伯宛”即仁和人吴昌绶（1867—1924），专意收藏宋金元词人别集，编有《宋金元词集现存卷目》，出版《双照楼景刊宋元本词》；“小山何仲子”即长洲人何煌（1668—1745），清前期藏书家，多聚古书，精于校勘。此处吴昌绶展示给朱祖谋观览的，是明嘉靖刻宁州祠堂本《豫章黄先生词》一卷，那么，何煌据以校录的“张南伯抄本”，又是何种情况呢？考虑到张翼在正德七年（1512）去世，而《山谷词》一卷本的源头为嘉靖宁州祠堂刻本，那么，所谓的“张南伯抄本”，当属于源自南宋闽刻《山谷琴趣外篇》的三卷本系统。至于这部抄本与同属三卷本系统的《百家词》本《山谷词》的关系远近，因实物书亡佚，已难考证。

另外，在《百家词》第38册《阳春集》中，有两条语涉“杨南濠”的眉批，其一在《南乡子》“细雨湿秋风”句，曰“湿字，杨南濠将空本慎作泣”；其二在《更漏子》“星如后，月圆时”句，曰“如，杨南濠改作移”。明抄《百家词》是《阳春集》的现存最早版本，在原则上，其文本改易须慎重，但后来《宋六十名家词》《彊村丛书》《全宋词》等，皆采用了眉批的意见。这里的“杨南濠”，即吴县人杨循吉，为明中叶著名藏书家。其收藏多精抄本，曾撰《抄书》诗纪其事，中有“每闻有奇籍，多方必图致。手录畏辛勤，数纸还投弃。贸人供所好，恒辍衣食费”诸句；又《题书厨上》一诗提供的抄藏信息更为宝贵：

吾家本市人，南濠居百年。自我始为士，家无一简编。辛勤十余载，购求心颇专。小者虽未备，大者亦略全。经史及子集，无非前古传。一一红纸装，辛苦手自穿……岂待开卷看，抚弄亦欣然。奈何家人愚，心惟财货偏。堕地不肯拾，坏烂谁与怜。尽吾一生已，死不留一篇。朋友有读者，悉当相奉捐。胜遇不肖儿，持去将鬻钱。

杨循吉和张翼的早期经历颇多相近之处，都是“市人”家庭出身，其上辈没有聚书的传统，全靠自己的长久坚持；他们都居住在苏州城的南濠街，既然二人的名字出现在同一部实物书上，彼此间应有一定的来往。而最关键的在于“一一红纸装，辛苦手自穿”一句，这提醒我们杨循吉对古书的抄录行为，或是抄写于红丝栏的页纸之上并亲手装订。今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明红丝栏抄本《梦梁录》（索书号：07450），卷首叶题“此南峰杨循吉删本”，因被《天一阁书目》著录，可知曾为范氏藏书。此抄本用纸的形制特征，与《百家词》基本一致，皆半叶十二行，红格，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或为明正德前后吴中地区的流行风格，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唯《梦梁录》每行十八字，《百家词》每行二十字，但在严格意义上，这属于抄写格式上的规范，而非纸张的形制特征。当然，如果能对纸张进行文物有机物鉴定，那就再理想不过了。

另外，《皕宋楼藏书志》据所藏《元氏长庆集》认为，“杨氏抄本空字皆宋本岁久漫灭处，君谦承其旧而不敢益也”，前面提到《阳春集》的眉批亦有“杨南濠将空本慎作泣”的表述，这与《百家词》所反映的抄录习惯颇近。现存明抄《百家词》中有不少非过片性质的空格，应是所据底本残缺或漶漫，抄写者直接保留了原貌。如第15册的《后村居士诗余》，可能是底本虫蠹的缘故，缺字甚多，《沁园春·和吴禾尚书叔永》“宣室厘残”句，“厘”处为空字；《贺新郎·席上闻歌有感》“笑杀街坊拍衮”句，“衮”处为空字；《木兰花幔·寿王实之》“且斗酒边身”句，“斗酒边”三字皆缺，留一空字。此类情况，不一而足。由于津图本《百家词》非一人抄成，我们理应考虑张翼的周边文友与这部抄本之间的可能性关系。

之前秦惠民、刘少坤等都认为“苏台云翁”是一名抄胥，我们难免会有一种惯性的认识，即认为抄胥的知识水准较低，缺少自觉、理性的考辨意识，不足以在文字校勘、底本选择等学术行为上形成自主的判断，反而为《百家词》中的诸多文本错讹找到一个理所当然的归咎之处。事实上，这些文本错讹到底是《百家词》抄者之误，还是所据底本已误，殊难判断。现在考证出“苏台云翁”是一位热衷于图书抄聚的乡校师，那么，对明抄《百家词》中的一些特殊的副文本，就要有重新的认识。如第21册《履斋先生诗余》卷末有“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巷口陈解元宅书籍铺刊”的题识，这是一则反映底本之物理形态的信息，并非词人的创作文本，一般抄工是不会誊抄的，但是具有明确古本意识的藏家则会在抄写的过程中有意识地保留完整的原本信息，提示后来读者其所据底本为南宋陈起的书棚本。当然不排除这是吴本原稿中的信息，正德间的抄者只是如实抄录而已，但如果是吴讷原稿中的抄写习惯，为什么只出现在一种词集中呢？我们现在看到的红丝栏抄本《百家词》并不完整，一般认为尚缺十家，既然已不是吴讷原稿的全貌，那么，也不排除如张翼这样的后世藏家，用自藏的其他词集版本（由其《片玉集》《山谷词》藏本可窥一斑），对手头的吴讷编本中目录已具而正文残缺的某些部分进行补抄。类似这样的情况，随着抄者“苏台云翁”及其周边文友身份的廓清，是可以继续推究的。

其实，张翼其人，在邓子勉编《明词话全编》中有专门的词评辑录。可惜当时不知其为“苏台云翁”，唯据《农田余话》辑得论词四则，在众多语涉词论的文人中显得平平无奇。何况此书作者“长谷真逸”的身份尚有疑问，在严格意义上，这只能算作张翼的词学知识，而不能算是词学见解。随着“苏台云翁”的精准定位，及其周边文友如俞弁、杨循吉等人与“吴门词派”往来活动的浮现，我们对明中叶吴中文坛与唐宋金元词集之早期阅读史、传播史的关系，应当予以新的审视。

另外，津图本《百家词》是否天一阁藏书，学界有不同的意见。最早将二者关联在一起的，是津图本书前副页的一段题记：“此编未载编者姓氏，按《天一阁书目》：‘《唐宋名贤百家词》九十册，红丝阑钞本，明吴讷辑并序。’宣统二年三月天津图书馆编目者识，备考。”考清嘉庆七年（1802）抄《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载“《唐宋名贤词》四十本”；嘉庆十三年（1808）刻《天一阁书目》载“《唐宋名贤百家词》九十册，红丝阑钞本”。今津图本《百家词》的原书共有40册，而据书前目录“诸儒姓氏”所载信息，凡107人共90册，两个数据固有龃龉之处，但至少与历史上的某部天一阁书目相对应，故骆兆平、秦惠民、邓子勉等人皆主张津图本由天一阁藏书流出。至于刘少坤质疑“通检津图藏本《百家词》……并未发现天一阁藏书章”一事，承天一阁博物院李开升相告，大部分阁书都没有印章，无法作为有否关系的依据，且《百家词》未见于稍后刘喜海、薛福成等编的多部天一阁书目，若非编目遗漏，其流出时间或在清嘉庆、道光年间。今考证“苏台云翁”为苏州人张翼，且与杨循吉等人交好，那么，至少另有两条证据可以佐证津图本《百家词》与天一阁的关系：一是在四库采进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别本实宾录》的书末，有“苏台云翁”的题记；二是前面提及的国家图书馆藏明杨循吉删红丝栏抄本《梦梁录》，亦见于《天一阁书目》：“原书二十卷，此明人杨循吉删本也。”由此观之，明弘治、正德年间吴中乡校师群体的抄书成果，有一部分辗转成为天一阁藏书。

三、《百家词》中的异文生成示例及其内在复杂性

确认津图本《百家词》的抄写时间固然重要，但这毕竟只是明抄唐宋词集研究的第一步。有关《百家词》与其他词集单刻、丛抄本之间的异文校订与考辨，是更庞杂的基础工作，惜限于篇幅，无法详论。除了客观的文本异同外，还须考虑到异文表象背后的内在复杂性。至少对《百家词》的后续研究来说，以下五点是需要留意的：

（一）《百家词》抄者的“复数”形态。秦惠民已经指出，“津抄本全书约有十人笔迹”，故严格来说，张翼只能代表《竹山词》的抄写情况，至多覆盖几种与《竹山词》字迹相近的词集的抄写情况，其抄写特点及质量是否可以推广至《百家词》中的更多词集，须谨慎考量。当然，如果跳出狭义的“词学”意义，那么，即使不知道抄工的具体姓名，也可以通过笔迹鉴别等科学方法，将不同的抄者及其抄写责任归位至每一部词集，从而更精准地判断全书各册、各集的抄写特点及质量。

（二）作为丛抄类词籍的《百家词》，其内部各家词集的底本并非同源，不可一概而论。某抄本的底本可以是另一部抄本，但也不排除个别词集抄本的来源为宋元刻本，固守“抄本在先、刻本在后”的思维逻辑，容易将复杂的现象简单化。这里姑举二例：一是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中《满庭芳》词，现存最早版本为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南宋乾道九年（1173）高邮郡学刻本《淮海集》，其第5句作“聊共引离鐏”；稍晚的国家图书馆藏南宋绍熙三年（1192）谢雩重修本《淮海集》，则作“聊共饮离尊”。“引酒”“饮酒”在诗词中皆常见，陶渊明既有《饮酒》二十首，其《归去来兮辞》亦有“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之句。绍熙本中出现音讹异文，或因乾道本个别雕板坏损重镌，《百家词》明抄本亦作“聊共饮离尊”，明显因袭绍熙本之误，其底本必为绍熙重修本或其后的写抄本。二是曾慥辑编的《东坡词》二卷，明抄《百家词》是苏词曾本系统的最早实物书，无论在宋词研究还是苏学研究的领域，都引为重要文献，但《百家词》本《东坡词》中有大量的类目型词题，这种情况在元刻《东坡乐府》和清抄南宋傅幹《注坡词》中并不多见。笔者认为这是南宋以后“词题类拟”风气的一种产物，即南宋文人在传抄曾编《东坡词》的过程中，基于当时读者的词学观念和阅读需求，增删改动了某些副文本内容。由于最早的曾慥刻本已不存，《百家词》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曾本原貌，需要我们对不同性质的文本作出区隔认识。

（三）有些词集抄本，其中异文或反映更合理的词人行迹信息，或有较鲜明的口头传播特征，有可能来源于某部形态已不可知的早期稿抄本或唱抄本，尤须重视。这个时候，“抄本优先于刻本”的思维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是适用的。其中至少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刻本时间早于抄本时间、但抄本文字更优（可能来源更早）的情况。如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中《梦扬州》词，南宋乾道刻本、绍熙刻本《淮海集》皆作“殢酒为花”，近代以来的《彊村丛书》《全宋词》亦作“殢酒为花”。但在相当数量的明清抄、刻本中作“殢酒困花”，而《百家词》是其中最早的一部抄本。就异文本身而言，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早已出校：“‘为花’二字与下句‘因谁’义复，疑误，此与句内‘殢酒’对举，似应依故宫本补钞叶、《词律》及张、李、段、毛、王、金、秦诸本作‘困花’为是。”以上校本，除故宫本补抄叶的实物时代难以断定外，其余张、李、段、毛、王、金、秦七部校本，皆晚于未被整理者采为校本的《百家词》明抄本。如果说对特定异文的取舍，尚可通过词意的顺达来判断，是否参校过津图本《百家词》，其实关系不大；但对异文生成原因及其复杂性的探问，就需要通过对异文最早出现的《百家词》的整体考察来综合论证了。

另一种情况，是抄本时间早于刻本时间，需要慎重采用“取难不取易”的抄本校勘原则。如朱敦儒《樵歌》中《雨中花》词，其最早版本《百家词》明抄本作“射麋圭苑”，后《南词》《四印斋所刻词》《彊村丛书》《全宋词》皆作“射麋上苑”，《樵歌校注》对此异文亦未出校。揆诸史籍，“上苑”即西汉皇家园林上林苑，在长安；东汉有皇家园林“罼圭苑”，在洛阳。朱敦儒为洛阳人，此词起句“故国当年得意”，可知作者回忆故乡往事；后句“走马长楸”，典出曹植《名都篇》，亦写京洛少年事；上片结句“伊川”“洛浦”，皆洛阳地名。既然所有地理信息都指向洛阳，此处异文亦不应例外，当为“圭苑”而非“上苑”。近代诸本多作“上苑”，很可能是所据抄本受诗词熟典的影响而径改，精于词籍校勘的晚近词家亦未发现其中疏误。类似“似是而非”的情况，是我们面对明抄唐宋词集中的异文时，尤其需要重视的。

（四）直到清代后期，仍有部分宋人词籍以抄本形式流通于世，并成为现代词学研究的重要文献基石之一，如南宋临安陈氏书棚本《典雅词》，现存的劳权抄本、缪荃孙抄本、丁丙藏本、吴湖帆藏本皆为清抄本，但学界普遍认为，其抄本形态基本保留了早期《典雅词》的大体样貌。这就涉及对一些保存明本样貌的清抄本的文本性质的判断。在抄本的世界中，抄写时间所指向的实物属性固然很重要，它提醒我们从文本产生到流通的整个过程中存在诸多变数，但这种“变数”所指向的文本的（不）稳定性，反映的是一种或然而非必然。矫枉过正，执拗地以抄写时间的早晚来判定文本之优劣，也存在不小的风险。在这方面，《百家词》的抄写时间在所有存世的唐宋词籍丛抄中是最早的，但一旦进入多种词籍丛抄的比勘环节，也不能予以无条件的信任，仍须具体案例具体分析。

（五）校异同的工作，可以引入“书籍流通”的思维。对《百家词》与同属丛抄的《宋元名家词七十种》、大仓文库本《南词》、《宋元明三十三家词》的互勘，甚至将属于丛刻性质的《宋六十名家词》亦纳入整体考察的范围，在理论上都有合理且广阔的研究空间。但抄本文献的特点与难处在于，很难像刻本那样建立起各版本之间的有效关联。较之刻本系统的版本源流图常用实线连接，抄本系统大多只能采用虚线，甚至根本无法成图。这种未知的复杂性，需要在传统“校异同”的工作之外，作出更周密的考量。举例来说，如果要讨论《百家词》《宋元名家词》《宋六十名家词》之间的可能关系，最基础的工作，自然是对三部丛书的文本校勘与订补，此做法完全基于作品文本，无关文本之外的时间、空间等因素；第二步工作，需考虑这三部丛书的参与者身份，如对抄者、编者、藏家等人物的行实考证，发现张翼、俞弁、毛晋同为吴人，那么，有关三家藏书、聚书的研究就很重要，在这个环节，需要进入文学行动者的时空之中；但专书研究的要点不止于人，更在书籍本身，所以还有第三步的工作，即对书籍流通、递藏情况的廓清。如作为实物书的津图本《百家词》，是否以及何时成为天一阁藏书，就是一个重要的话题，这关系到毛晋的参校本（如果存在的话），到底是津图本《百家词》本身，还是另一部与津图本源流较近的《百家词》？不同的书籍流转情况，包括时间上的递藏和空间上的位移，都将引导我们对异文生成的节点及成因作出不同的认识。

有学者指出津图本是吴讷为编《唐宋名贤百家词》而辑录的资料集，“从所抄词集资料中甄选出百余家，并努力从其他别集丛编、野史笔记中搜求散佚之词，以求穷尽词人作品”。其证据主要在册数之别、目录之异两个方面，笔者以为，这是更偏向于刻本思维的一种判断，即认为书籍在成书之后就具备了充分的整体性和稳定性。事实上，将《百家词》置于抄本的流通机制与复制模式中，尚缺少对某些复杂因素的考虑，如抄示者的珍本心态所导致文本复制的不完整性（遗漏某集或某篇），及由此所造成的后抄本内部来源的多样性等。至于明抄本中杂有《花间集》《尊前集》《乐府补题》的情况，恐不能证明其作为资料集的属性，因为据《直斋书录解题》，南宋本《百家词》中亦有“《家宴集》五卷”杂入别集之中；而且，带有辑录、求全性质的“全录式总集”的文献整理观念，是否早在吴讷的时代就已形成，亦可商榷。总的来说，“资料集”作为一种解释尚欠有力，如果能对占词籍主体部分的词作品进行异文、序次、副文本等多维度的微观细究，或可形成更深入的论证。

综上论之，津图本《百家词》作为现存实物最早的丛抄类词籍，固然可以用整本书的眼光，考证出其明确的成书时间和抄写时间。但当进入到更细微的文本内容及形态的时候，“丛”的编纂属性，“抄”的复写属性，“早”所隐藏的个别词集的唱本属性，都在提醒我们，尽管这部书产生并流通于印本时代，却不能以印本书籍的思维方式（整体性、稳定性等）去认识其中文本的性质。考虑到类似的情况也会存在于《宋元名家词七十种》、大仓文库本《南词》、《宋元明三十三家词》等这些唐宋词集研究无法绕过的文献当中，学界理应对异文、异次表象背后的复杂性问题，予以更多的重视。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4年第3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