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道静先生1989年5月27日参加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研究生论文答辩时与王世伟合影（照片由王世伟提供）
论胡道静先生对古籍整理和图书馆学的贡献
王世伟

2023年是著名古籍整理专家、文献学家和科技史专家胡道静先生（1913—2003）诞辰110周年和逝世20周年纪念日。胡先生于20 世纪初步入古籍整理和图书馆学研究的学术殿堂，1949年以后成为古籍整理和科技史研究的重要学术带头人，1978年改革开放后成为国家古籍整理和图书馆学的引领者、实践者，对古籍整理和图书馆学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笔者于1982—1985年就读中国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期间，有幸聆听胡先生讲学，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国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培养上又多年与胡先生联系，并曾就初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卷撰稿审稿事宜与胡先生鸿雁往来多番请教。胡先生对古籍整理和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和道德文章令人感动不已。

本文就亲身经历和所读所感，试图对胡先生在古籍整理和图书馆学领域所作贡献进行概括和论述，以期为图书馆古籍整理和图书馆学研究提供一些思考。

胡道静先生1985年6月年参加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中国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论文答辩时合影（后排左起：冀淑英、潘天桢、胡道静、沈文倬、潘景郑、戴家祥、顾廷龙；前排左起：王世伟，孔毅、金良年，照片由王世伟提供）

1 对古籍整理的贡献
胡先生曾将自己的著述分为五大类，即古籍工作、沈括研究、科技史论、图书馆志、海隅笔丛［1］，前三类多与古籍整理有关，后两类多与图书馆学有关。在古籍整理方面，胡先生不仅在宏观、中观和微观方面提出了富有远见的卓识和视域独到的见解，且身体力行，在沈括研究等方面做出了一流的贡献。

1.1 关于古籍普查的独到眼光

1981年，胡先生以其古籍整理的深厚积淀和国内外的学术声誉，被任命为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1992年转任顾问），同年还担任了上海市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1982年3 月，在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重新恢复后举行的首次会议上，胡先生提出了一项长篇建议书，会后经修改以《谈古籍的普查和情报》为题发表在《历史研究》1982年第4 期，这篇建议书成为全国古籍整理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全局性的宏观指导和前行路线图［1］7—27。

建议书中，他以其数十年深研目录学的智慧，提出了古籍普查和情报的命题，这对全国古籍整理工作无疑是一个关乎基础性和系统性的大问题。在具体的论述中，胡先生对《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地方志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已经进行的古籍普查工作进行了总结，特别是对普查还要做的工作提出了视野极为宏阔而又具可操作性的思路：即在《中国丛书综录》基础上进行普查、现存古籍总数的分析、情报工作是个长期的工作等；同时提出了古籍普查和情报工作的具体路线图，包括辑佚书、出土书、敦煌遗书总目的最后完成问题、少数民族的古籍、外国人的中文著作、地图文献的情报、出版社以外单位刊印的古籍、日本和朝鲜播刻的中国古籍、三类历史资料应受到保护（家谱、鱼麟图册、缙绅录）、域外中国古籍的收藏、需要建立外文译本古籍书库等。

令人高兴的是，20 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的四十年中，胡先生在古籍整理普查和情报方面的诸多建言已经或正在落地。胡先生在文章的最后还提到两个古籍整理的后勤工作，“一个是需要集中力量的、带突击性的、希望能在较短期内完成的‘清家底’的普查工作；另一个是长期性的情报工作，由图书馆、文物单位、图书采访征集与情报机关、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出版单位、学者以及广泛的关心人士的通力合作，随时把新的情报互通信息，交流分析成果。后者需要有个信息中枢，担负输入、存储、运算（判断）和输出的机能。”［1］27 这对现阶段和今后的古籍整理工作同样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

1.2 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的融会贯通

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和辑佚学是古籍整理的基础之学，胡先生在十有五而志于学的年代即开始了这方面的学术训练和刻苦学习。其父胡怀琛（1886—1938 年）和伯父胡朴安（1878—1947）均为历史文献研究的著名学者，在古代诗文和文字训诂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在家庭的熏陶下，他自幼便打下了扎实的历史文献基础；其自少年时代即反复研读《汉学师承记》，从而促使他走上了具有乾嘉学派考证之学特点的学术道路。

1.2.1 目录学方面

胡先生在注重传统目录学理论研究和同异标注的基础上，特别强调目录学的实践与应用。1984年，他先后发表了《学点目录学》和《广谱目录学与历史研究》两篇文章。在《学点目录学》一文中，胡先生谈了三个问题，即古籍目录、古今书目、情报书目，指出：“目录学内容极广泛，搞学问起码要懂得一些。我搞目录学，是把它作为侦察资料的工具，研究古代科技史。希望诸位都学点目录学。”［1］146

在《广谱目录学与历史研究》一文中，胡先生以言简意赅、深入浅出的文字解释了对于目录的理解：“目录是什么？其实它就是一本账单、一个清单。它让你一目了然，在某个特定范围之内，到底有多少‘家底’。当然，不搞清楚家底，什么事情都难以着手进行。摸清家底，就能‘心中有数’。”［1］28

他在文章中对图书目录、文物档案目录、连环套式的目录等进行了论述；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文章中提出了“自己做目录”的重要目录学智慧和学术研究方法，并指出这种个性化的目录是任何一种现成的目录学工具书都代替不了的，做学问、搞研究，总以勤笔免思为好。胡先生自己便随身带有笔记本，其中一个笔记本就是专门用于记录书名和篇名的，日积月累，在脑海中形成了极为丰富的文献互联网络图谱，这成了他进行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一把智慧钥匙。

2013年，在胡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笔者曾撰写了《“活体互联网”——记胡道静先生的学术研究特点》，对其应用目录学方面的成就作了介绍［2］。

1961年，胡先生以编纂《中国丛书综录》的切身体会，撰写了《〈中国丛书综录〉在目录学上的重大成就》，指出：“《中国丛书综录》是建国以来图书馆界在党的领导下从事编制‘联合书目’方面的一项辉煌成就。它将我国浩若烟海的古籍丛书，从目录学的角度做了纵深地清理，编制出一套六种有机组合的目录和索引，使图书馆的工作者和利用者无论从哪一种要求上都能迅速地检索到所需图书的目录学情况；同时，这种目录学的编制方法也给一切‘联合书目’起了示范作用。更由于它利用了我国古籍传播事业中丛书种类众多、包罗广袤的特点，选择了这种形势胜地来开辟联合书目的编制场合，就为我们急待进行的摸清古籍家底的工作打下了结实的基础。”［1］54

而他作为《中国丛书综录》的重要编纂者，曾力主采用四角号码索引，为读者的检索使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此外，1991年他撰写的《四库全书家族》一文，对四库的征书目录、《永乐大典》辑出书目、提要目录、书名目录、禁书目录、荟要目录、版本（标注）目录、续补目录、辩证目录、印本书目、索引、史料书目等十二大类书目进行了近乎一网打尽式的分类介绍，成为专书目录学的研究成果［1］118—133。

值得一提的是，胡先生曾于17岁时（1929年）就整理完成的《公孙龙子考》（商务印书馆1934 年出版），这是他在古籍整理领域的初步试水，也是他学术生涯的第一部著作，内容包括了事迹考、朋辈弟子考、年表、篇籍考、坚白同异无厚考、叙录以及编纂《公孙龙子考》的甜酸苦辣。顾实先生（1878—1956 ）认为此书“可作治《公孙龙子》书之先导也”。［1］323 而胡先生之所以在如此年轻时就能整理出版这样一部古籍，就是由于14 岁开始就师从顾实先生学习包括《汉书·艺文志》在内的古典目录学所打下的坚实基础［1］374。

1.2.2 版本学方面

胡先生对古籍版本学有着全面深刻的思考，他在生前就曾拟就《版本学（中国古典版本学）的概念、理论与实际》的提纲［1］139—144。这一提纲涉及了版本学研究的诸多理论问题，内容包括版本的内涵和外延、版本的价值观，具体涉及到有版与无版的版本问题、中外版本概念的比较、古籍版本学上的善本问题、版本的价值始自校勘、版本的文物价值始自珍稀、辩证地看待版本的学术价值观念与文物价值观念、版本学的产生建立与发展、版本研究上的技术规范等。提纲也做了诸多资料方面的思考。具体分为两组，第一组包括刘向校勘的诸多实践；第二组包括阮元校勘实践、王先谦校勘案例、郭沫若校勘案例等。提纲还列举了四大参考书目。第一类包括叶德辉《书林清话》等5 种；第二类包括钱曾《读书敏求记》等23 种；第三类包括杨守敬《留真谱》等18 种；第四类包括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等3 种。胡先生的提纲，无疑可成为高等院校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的重要参考，也可以成为图书馆古籍整理人员在学习版本学方面的书目指南。

胡先生曾对版本学史和版本学者进行过多方面的研究。1988年，他撰写了《从黄荛翁到张菊老——述一百五十年来版本学的纵深进程》。他认为，从清代乾隆年间修纂《四库全书》至20 世纪80 年代初在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指导下以全国力量进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其间的150 年虽为低谷，但黄荛圃（1763—1825）成为版本学的真实建立者，张菊老（1867—1959）则成为这一时期版本学向纵深发展的尖端，从而与众不同地对150 年间两位古籍版本学巨匠进行了学术评传［1］154—159。1989年，胡先生撰写了《孙毓修的古籍出版工作和版本目录学著作》，对孙先生作为一位版本目录学家在编印《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建议出版《题跋丛刊》以及所撰《书目考》等古籍整理方面的成就进行了表彰［1］160—169。

1.2.3 校勘学方面

胡先生一生中对校勘学颇为用力。早在1931年，他便与伯父胡朴安共同撰写出版了《校雠学》，在校勘学和目录版本学方面初露学术才华［3］。

胡先生还曾就校勘学命题撰写了《校雠学的概念、理论与方法》的讲义，以供专业人员的学习培训［1］147—153。1993年初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情报学档案学卷中也收录了胡先生所撰写的大条目“校雠学”，条目文字从语源、校勘学的历史与方法、广义的校雠学等维度对校勘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阐释［4］。

1992年，胡先生撰写了《从〈老子通〉谈古籍的校勘与训诂》，指出：五四以后，学术界有轻视古籍校勘训诂的倾向。建国以后，对古籍的校勘和训诂仍然注意不够，在《老子》的研究上，校勘、训诂工作尤其薄弱。许多《老子》的译者望文生义，随意解译。如果连古书的意思还没弄清楚，还怎么谈得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呢？

胡先生对1991年出版的《老子通》进行了表扬［5］，并归纳了作者所采用的六校并用之法，即书校、理校、语校、韵校、文校、字校。他认为，以上六法，互相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研究，就叫“六校并用”，这个方法是好的。他还指出：在老子训诂中，著者特别注重于语言环境的分析，这也是著者训诂方法不同于前人的重要特点之一。

在此基础上，胡先生提出了校勘训诂中关于语言环境分析普遍规律的广狭论。指出，所谓狭义语言环境，指的是词汇或句子的上下文，也就是日常说的前言后语。对古籍文句的校诂，如果忽视有关文句的上下文，而只抓一个词、一句话或几句话，孤立地进行解释，往往误会古人的意思；广义语言环境指的是社会环境，也就是日常所说的讲话场合。对古籍文句的校诂，如果不讲社会环境，而孤立、抽象地进行解释，那就像在日常思想交流中，不管某人某话是什么场合说的，而只顾其表面含义，扭住不放，那也是要发生误解的［1］134—138。胡先生关于校诂的看法，对于今天的古籍整理中如何进行校勘训诂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指导价值。

1.2.4 辑佚学方面

胡先生也十分重视古籍整理中的辑佚学的理论和实践。1985年，他在《网罗遗文的事业和学问：辑佚工作与辑佚学》一文中从孔子《论语·卫灵公》“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说起，开门见山回答了为什么要辑佚的问题，认为辑佚就是为了丰富史料和图书文献，并指出辑佚向来是历史文献学者的能事。胡先生认为辑佚实际上有两个种类：一类是辑录佚文，一类是辑录佚书。前一类是其书尚存，但不完全，有佚文可供辑补；后一类则是其书已整部亡失，有赖于辑集零金碎玉，以存其书于万一。

在回溯中国自宋代以来的辑佚工作时，他指出，这种沙里淘金的工作还是大有可为的［1］34—40。胡先生一生中就做过多次王安石的佚文辑集工作，可惜前两次先后毁失于淞沪抗战和文革时期，此后他又开始了第三次辑佚，其古籍整理的精神令人敬佩。《胡道静文集》中就收录了胡先生辑佚的王安石《熙宁字说钩沉》（一）（二）（三）［1］511—570。

1.3 《梦溪笔谈》的整理与沈括研究

《梦溪笔谈》的整理与沈括研究是胡先生一生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在2011年出版的《胡道静文集》七卷本中，《梦溪笔谈》的整理与沈括研究占了三卷有余。胡先生生前在回答记者所问“你写的什么书最满意？”的问题时，曾认为自己的《梦溪笔谈校证》是比较满意的［6］。1956年《梦溪笔谈校证》出版之际，顾颉刚先生（1893—1980）从北京写信给他，夸奖《梦溪笔谈校证》有似裴松之注《三国志》，这是对胡先生《梦溪笔谈校证》的很高评价［6］203。

1.3.1 胡先生整理研究《梦溪笔谈》的源起

从胡先生的回忆文字中可以获知，他对研读《梦溪笔谈》是出于青年时期的好奇心、民族感，而毕生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则是出于学术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读中学的时候，他就幼承庭训，开始抄书，由于怕所抄的书有笔误，每次在将所借底本书归还之前，总要亲自校对一篇，从而自青少年时就养成了校书的习惯。

胡先生晚年曾口述了《回忆我的学生时代》，其中提到了整理《梦溪笔谈》的缘起：“我是什么时候才知道有《梦溪笔谈》这本书的呢?那是在进大学之前。当时，我读到美国学者卡特（T.E.Carter）写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一书。在这本书中，卡特不仅用史料说明了活字印刷这项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创造是中国人发明的，而且还介绍了史料的来源，对《梦溪笔谈》这部书大加夸奖，说它这好那好。我看了以后真是既惊讶又激动，一种错综复杂的情感顿时涌上心头。因为那时，中国人一直饱受外国列强的凌辱，民族自尊心长期遭到压抑。当事实将历史上的一种错误认识予以纠正，而这种纠正又是与我从小就喜爱的那种小小的铅字相联系时，我的激情自然就像火山的熔岩找到了喷发口一样，一下子迸发了出来。于是，我就迫不及待地去寻访沈括的这部名著。结果，终于买到了一部古书流通处影印的清末广东陶氏的原刻本。我一读，果然着了迷，从此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6］267

在其数十年的《梦溪笔谈》研究中，他执着于繁复而艰难的文献研读、版本对校、标注记录，将这一研究升华到了一种学术生命享受的崇高境界，内心不时有学术发现的喜悦。他在回忆中讲到：“由于反复阅读《梦溪笔谈》中的内容，我发现，即使是唐、宋以后出的古籍，同样也有许多意义不清或错字、脱字的地方。于是，我就干脆做起了校勘、训诂的工作。我对照不同的版本和其他相关著作，把有关的注释或写在书眉上，或用小纸条夹在书页里，或干脆就记在笔记本上，真可谓是逢书即览，握管便录，连自己也分不清这究竟是在当一项工作在做，还是在享受一种乐趣。”［6］268

1.3.2 胡先生整理《梦溪笔谈》的三种版本

（1）1956 年上海出版公司初版《梦溪笔谈校证》。胡先生自青少年起始的《梦溪笔谈》整理工作一直做了数十年，其间经历了战争等灾难因素，直到1956年时年43 岁时，其所整理的《梦溪笔谈校证》终由上海图书公司初版，少时之梦才算有了第一个成果。其中的“校例”“标记条次说明”“释名”为古籍整理工作中的版本选择、校勘文字、条次号码、人名别字处理等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借鉴。胡先生在1955 年《梦溪笔谈校证》的引言中写道：“普罗米修斯的火把，我也擎着走了一个接力程，这是我感觉愉快的事情，但走得那样不出色，又是我非常惭愧的事。但是我期望由此能得到广大读者和学者的指教，或者我再能擎着这个智慧的火把走一程，写成一个较为像样的本子。”［7］说明在1956 年版《梦溪笔谈校证》出版之际，胡先生已在考虑新校正本事宜了。此后《梦溪笔谈校证》1962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新一版和1987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新一版影印时均增补增入了相关新内容。

（2）1957 年中华书局版的新校正本。古籍整理的校勘如扫尘，旋扫旋生。1956 年《梦溪笔谈校证》出版后的两年间，胡先生又陆续得到了不少与《梦溪笔谈》整理相关的资料，并随时纠失补阙，笔札所录，已达10 万多字。他曾在《梦溪笔谈校正》重印后记中回忆了新校正本的情景：“《校证》问世以后的两年间，我又多读了一些书，有的书则温习过，在这里面陆续得到不少可与《笔谈》印证的资料，同时也发现了若干过去思考不谨，粗鲁欠密之处。随时纠失补阙，笔札所录，逾十万言。……因此我打算另行编写一本《梦溪笔谈补正》，以就正于读者。但目前还不能有时间来做清理工作，只得稍缓才能了此心愿。1957年5 月，我应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之约，编成了一本《新校正梦溪笔谈》，以校正文字为主，附带记录一些参考资料的线索。《新校正》的编述，因为已采用了《补证》草稿材料，所以和《校正》有出入之处，实际是对本书做了简单的补充和修订。因此希望本书读者在有必要的时候能参考《新校正梦溪笔谈》。”［7］845

至1963 年5 月，新校正本已重印了3 次。1957年5 月，所写的新校正本《校点说明》中所谈到的参考资料的线索对古籍整理具有普遍的指导价值。胡先生写道：“除校记外，有些条文后附有参考资料，它的内容大致涉及三个方面：一、近人对沈括的科学性的叙述有所阐明及讨论，把他们论文的书名或篇名摘记在‘参考’中，以便读者作进一步探讨时得以按图索骥；二、一些历史人物，特别是北宋人物，注明其见于那些史传的卷次，以便读者寻检。这些人物的有关纪事的年份，可能查出的，尽量注明；三、沈括的叙述偶有不符事实的地方，经古今评论家指出或校者所发现的，也摘记大要，写在‘参考’中，以助读者思考。”［8］受胡先生这种学术研究具体方法的影响，笔者在撰写有关论文和《尔雅史话》（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12 月）中对参考资料的处理正是按照胡先生所指导的方法去做的。

（3）2011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金良年整理的补正稿。文革时期，胡先生已积累至40 多万字的补证工作受到影响，饱含其心血的成果连一张纸也没留下。尽管遭受和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不幸，但学术的使命感又使胡先生重新燃起了《梦溪笔谈补证》的热情。此后新校正版和校正的重印版中曾先后增加了相关的补证内容，但在1985年《重印梦溪笔谈校证叙记》中他依旧写道：“在今天重印《校证》之时，仍不能把《补证》完稿一并问世。是有一些客观原因，疾病咬住了我是一端。发病率越来越密，我赖以工作和活动的‘间冰期’越来越短促。”［7］3

而除《梦溪笔谈补证》的其他工作也十分繁多：“实际上还不只是农学、农史工作，像国家农委委托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有关任务的事项，尚有诸如科学技术史的工作，道教学术研究的工作，图书情报学的教学工作，以及横向贯穿于上述各项工作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任务压得既多且重。所以我这些年经常只顾得了眼皮底下的事，而且穷于应付。”［7］4 由此，笔者1982—1985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就读中国古典文献专业时的同学金良年便承担起了胡先生《梦溪笔谈补证稿》的整理工作。

良年兄曾在《梦溪笔谈补证稿》后记中详细地叙述了补正稿的相关情况：“当道静老师重新迎来‘第二个春天’并恢复学术研究时，首先把‘重新再写出补证’列入了自己的工作计划，可是由于身体以及其他事务的牵扯，直到2003年道静老师仙逝，这个令学界期盼的学术成果迟迟未能问世，……道静老师仙逝后，完成《补证》的任务落到了哲嗣小静先生的肩上。不料四年后，小静先生因突发心脏病猝然去世，……小静先生的去世，触发了为道静老师学术成果结集的动议。”［8］959—960 

当时良年兄等在整理胡先生遗物时，找到了胡先生用以补证的遗稿，这是8 个用牛皮纸信封装的大小、长短不等的纸条，内容基本上是摘录古籍中的相关论述，还在胡先生的笔记本上找到了一些手记。在此基础上，良年兄又按照多年来师从胡先生的积累，补充了多项材料。在《梦溪笔谈补证稿》中，良年兄仿照《新校正梦溪笔谈》的做法，将参考资料列为“参”，将校勘文字列为“校”，将古籍摘录材料列为“证”。他认为：“整理完成的《补正》稿约有40 多万字，大体与道静老师失去的《补证》稿相当，但是，字数上的近似并不意味着内容上的等价，一则是缺少了道静老师按语的‘灵魂’；二是我们所见到的古籍摘录材料，肯定不是道静老师认为已经基本齐备的程度；三是缺乏上世纪80 年代以来的《笔谈》研究成果。因此，整理出来的书稿是名副其实的‘稿’。”［8］963 这就是《梦溪笔谈补证稿》书名的由来。良年兄在《梦溪笔谈补证稿》中所采用的古籍整理方法，可为古籍整理工作中在整理前辈学者遗稿时的重要范例和参考。

1.3.3 沈括研究成果

胡先生在编定自己的著述成果时曾将“沈括研究”作为五大类目之一，说明沈括研究在胡先生学术生涯和他心目中的地位。1985年，胡先生在《重印梦溪笔谈校证叙记》一文中写道：我个人历年所作有关沈括及其各种著作的论文二十多篇，济南齐鲁书社把它们汇集起来，将用《沈括研究论集》的书名出版，我的老上级罗竹风同志高兴地给这本小册子题署了封面。文革时期，损失了《沈存中佚书钩沉》，劫后又重事辑录。美国席文教授给题写了总封面。重辑本有几种不再是单干，而是得到了好些学友的协助，做得比过去的稿本佳胜。［7］5

在2011 年编定出版的《胡道静文集》七卷本中，就包括了《沈括研究•科技史论》一卷，其中收录了胡先生关于“沈括研究”的22 篇相关的研究成果。在1956年版的《梦溪笔谈校证》中，也有《沈括事迹年表》《沈括事迹考略》的内容。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胡先生文革时期“损失掉的《沈括年谱》稿，顾不到重写了”［7］6。

1.4 科技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胡先生科技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是其学术生涯的又一个重点，其中有不少与沈括研究相交叉，故《胡道静文集》中第五卷为《沈括研究·科技史论》［9］，其中科技史论部分收录了胡先生20 篇研究成果，内容涉及与中国科技史文献相关的活字印刷、赵州桥、地图测绘、宋学、黄道婆等主题内容，科技史文献研究中的《天工开物》、宋代雕版、敦煌壁画等主题内容，世界科技史中的蒸气机、上海墨海书馆、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等主题内容，并以超乎一般学人的思维，提出了加强和推广对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的曙光、科技危机与人文世界、第三文化的双向交流与三向交流、还是需要“赛先生”——从“科学救国”到“科学兴国”等极具高度的科学史文献整理与研究思想的命题，为古籍整理与研究带来了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宏阔的视域和深化的内容。

在科技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中，农书的研究与整理是胡先生的又一重要领域，《胡道静文集》第二卷即为《农史论集·古农书辑录》［10］。其中“农史论集”部分收录了胡先生的25 篇文章，胡先生把自己比喻为一个从事农业史研究又懂目录学的“两栖动物”，而农史论集中的研究文字正是具有了这样的特点，如其中有关于农产品粟、茭白、瓜、大豆等研究，关于农史农书文献《四时纂要》《种艺必用》《树艺篇》《农政全书》《南方草木状》《农桑辑要》，上海图书馆所藏稀见与珍贵古农书的研究，关于朝鲜汉文农学文献的研究，关于徐光启与农史和文献的研究，关于中国农学历史发展、地方农学传统（山东）、对《农业史话》编写提纲的意见以及音乐作用于作物的古农书记载的研究等，涉略的范围十分广泛。

在古农书辑录方面，胡先生所辑录的文献包括：种艺必用、稀见古农书录、稀见古农书别录、甘藷疏辑本、农遗杂疏辑本等。关于古农书研究方面特别需要提一下的是《中国古农书总录》。

20 世纪50 年代后期至60 年代初期，胡先生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工作，当时国家提出大力发展农业，胡先生提出按照目录学规范编纂《中国古农书总录》，并承担了这一文献整理的重任。在编纂方法上，《中国古农书总录》“是直接提供目录学的原始资料以及汇集各部农书的作者序跋、刻书者序跋或题识、藏书者题跋的全部材料，是个辑录性的工作。……并且也附上辑集者的考证和按语。总之，《总录》（指《中国古农书总录》——笔者注）是上循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谢启昆的《小学考》，下依《宋以前医籍考》的规范编制的一部‘古农书考’——时间上起周代，下迄辛亥革命之前。加以在目录学资料之外，广从图书馆及私人收藏中采访未经著录或虽有著录而久未获见的农书。”［6］5

从1959 年至1966 年初夏，胡先生的《中国古农书总录》进行了7年，积稿达100 多万字，接近完成的阶段，但不幸的是文革时期，胡先生的这一手稿连同所有其他文稿以及所藏图书资料和所藏信札等丧失无遗，以后通过追寻也久无片纸之获，令人扼腕痛惜。胡先生在《中国古农书总录》所采用的书录方法，应成为今天进行图书馆古籍整理中撰写书志时的案例遵循。

2 对图书馆学的贡献

2.1 第一部《上海图书馆史》

胡先生自1932 年起，曾在柳亚子（1887—1958）主办的上海通志馆担任编辑工作，具体负责新闻、文化、竞技、交通、宗教等方志的内容编纂，从而经眼收集了许多上海近代图书馆史和新闻史的文献资料。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胡先生在年仅22 岁时就出版了图书馆学研究中的重要著作《上海图书馆史》，当时作为上海通志馆期刊的油印本（三）予以出版发行［11］。

《上海图书馆史》共分为五个章节：一般发展的情况、上海各图书馆的生命历程、上海各图书馆的技术行政、上海图书馆协会、老上海的公家藏书和私人藏书；在著作成稿后，胡先生又发现了六个方面的史料，包括图书馆机构、统计数据、分类法等，作为补遗附于著作之后。

《上海图书馆史》问世至今的近90 年中，学界尚无新的上海图书馆史著作能够取代胡先生的创始之作，说明胡先生在上海图书馆史研究方面持久的学术影响力。不仅如此，由于上海在近代史的独特地位，《上海图书馆史》也成为研究中国图书馆史和上海近代文化史不可不研读的重要著作。

2.2 关于图书馆的杂忆文字

胡先生在计划汇编自己文集时，曾把“图书馆志”作为五大类别之一，说明他是将图书馆学的研究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的。除了《上海图书馆史》之外，胡先生也写了一些有关世界图书馆、阅读特别是上海图书馆和文献方面的文字。如《上海图书馆协会十二年史》《上海市图书馆建设经过》（指1934年建造的上海图书馆——笔者注）《震旦大学新图书馆及法文书版展览会》，以上均收入《胡道静文集·上海历史研究》卷。

1981年，胡先生撰写了《东亚科学图书馆纪事》，介绍了位于剑桥大学中被胡先生认为“是我们星球上的一所奇特的专业图书馆”的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的特点：“它的奇妙不只是在于它那十分独特的专业性质，还在于它的职能远远逾越我们通常对‘图书馆’一词概念的认识。无疑它具有一切图书馆所有的对图书资料的征集、整理、典藏、流通的功能，但它还具有一切图书馆所没有的一项重大功能，即进行编写李老博士（指李约瑟——笔者注）规划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浩瀚工作。它实际上是一个科学研究中心，一所不挂‘研究所’牌子的研究所。”［6］362 这对于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图书馆类型、主题图书馆、研究图书馆、世界图书馆史等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1982年，胡先生撰写了《我读书在上海的图书馆里》，介绍了自己曾经阅读利用过的东方图书馆、明复自然科学图书馆、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震旦大学图书馆、亚洲文汇图书馆、合众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以及文革时期他本人亲身经历的监狱图书馆，为研究上海图书馆史提供了个人特别视角的珍贵文字［6］365—371。

在《胡道静文集•上海历史研究》卷中，收录了胡先生对于上海地方文献特别是西文文献和期刊报纸文献的研究文字，如《三个收藏记述上海的西文书籍的目录》《上海的日报》《上海的定期刊物》《老上海的藏书家》《清代的上海藏书家》《上海新闻纸的变迁》《1933年的上海杂志界》《从〈法文上海日报〉回溯上海的法文报纸》《文汇早报之发现》《从黄浦滩说到字林报》《日本与上海的英文报纸》《上海德文报纸小史》《上海报学社》《六十年前的白话报》《最早的画报》等［12］。这些研究文字不仅对于近代图书馆史和文献发展史，对于新闻史、上海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2.3 历史文献的研究

2.3.1 中国古代类书的研究

1982年2月，中华书局出版了胡先生所著《中国古代的类书》，成为类书研究中的重要著述。中华书局编辑部在出版说明中写道：“《中国古代的类书》是胡道静先生的旧作，原稿的下半部已于文革时期损失。作者目前正致力于《梦溪笔谈补证》的重写工作，一时没有余力重新补写本书。我们考虑到本书分别介绍各个时代的类书，每个章节有相对的独立性，特商得作者同意，先把这一部分出版，以飨读者。”［13］

《中国古代的类书》的研究文字止于北宋，关于北宋以后的类书研究我们只能从胡先生的单篇论文中了解其研究的部分情况，如1961年发表的《读影印本〈永乐大典〉记》，1962年发表的《〈古今图书集成〉的情况、特点及其作用》，1963年发表的《元至顺刊本〈事林广记〉解题》，1965年发表的《〈艺文类聚〉解题》，1978年发表的《〈全唐诗〉未取材于〈永乐大典〉说》，1984年发表的《〈三才广志〉叙录》等。

2.3.2 方志文献的研究

胡先生早年在上海通志馆就开始接触并具体从事方志文献的编制。20世纪60年代，胡先生先后撰写了多篇有关方志文献的研究论文。1960年，胡先生撰写了《最早的上海地方志》，文章依据藏于原苏联列宁图书馆并于1954年归还的52 册《永乐大典》的第2603卷“台”字韵收录的文献入手，发现了明洪武年间由顾彧编修的第一部上海县志的逸文，从而为上海地方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文献证据［1］180—181。

胡先生还通过古籍文献互相联系的方法，于1962年撰写了《由地志的伏流谈到清人辑佚工作——影印本〈汉唐地理书抄〉读后记》，并富有创意地提出了文献“伏流”的观点，指出从历代书目的记载中可以获知“由东汉迄北宋，地记和图经原是十分繁富的，仅仅由于大量的亡佚，才构成了一种伏流的状态”［1］182。胡先生认为：“这些亡佚的汉、唐地记与图经，在郦善长（道元）的《水经注》、乐正子（史）的《太平寰宇记》和唐、宋类书里，还是有不少征引的。吉光片羽，辑录出来，就能显示这段伏流的壮阔的概貌。”［1］182

1963年，胡先生撰写了《方志遗产的目录学总结——谈〈中国地方志综录〉〈中国古方志考〉及其他》，指出百年以来的方志目录并摸清现存方志与其贮藏所在底子的专业工作，由朱士嘉（1905—1989）的《中国地方志综录》（1956 年补订改版）基本上完成了，成为现在唯一的也是最被广泛使用的方志总目；而张乾若（国淦）（1876—1962）的遗著《中国古方志考》则基本解决了失传最多的宋元及其前的方志问题。胡先生认为，朱、张两书基本上达成了方志目录学上的总结性任务，并指出从进一步细磨细琢，还是有许多工作要做［1］186—190。

进入20世纪80年代，胡先生在方志的研究方面依然不时有成果发表。1989 年，胡先生撰写了《方志修纂史上的新构体——〈上海市志〉的庞大修志体系是一项创造》，对在百部专志基础上形成上海市志的两步成志体系和市志、专业志、县志、区志四志并举的体系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必须充分估计到这一个新构体在方志编纂方法上带来的深远的影响［1］193。

2.3.3 道藏文献的研究

在历史文献的研究中，《道藏》文献也是胡先生的研究命题之一。1983年，胡先生在《三续〈道藏〉刍议》一文中，就《道藏》的续编提出了八项建议：一是敦煌发见首当登录，二是西汉竹帛迭增故书，三是辑逸收获须加利用，四是补征逸文亦当吸附，五是新注新校所应重视，六是有关医籍可以酌增，七是记传诸书仍有可补，八是名山道观专志宜补［1］200—203，为《道藏》的续编提出了广阔的视野和具体推进的方法。

同时，胡先生对道家文献也多有研究，如1984年撰写的《晋代道家书〈苻子〉成书年代考》，1987年先后撰写的《〈道藏〉的版本和利用及其前景》《影印〈道藏〉的故事——〈道藏〉与中国文化外篇》《〈道藏〉与中国文化》《〈道藏〉的编集与出版》，1990年撰写的《道教研究在海外》，2002年发表的《〈道藏〉和李约瑟的道教研究》等。其中《〈道藏〉的编集与出版》中，详细论述了《道藏》的文化与文献，从重要的文化遗产、编刻的历史、再续补工作等多个维度进行了详细地论述，极富创意［1］204—272。

2.4 中国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的培养

20 世纪80 年代初，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系开始招收图书馆学和中国古典文献专业的研究生，当时由系主任陈誉教授（1920—2003）聘请了包括胡先生在内的多位上海图书馆学和历史文献学界的著名学者担任兼职研究生导师。胡先生1982年7 月曾参加了当年由顾廷龙先生指导的1982 届研究生的论文答辩，1982年9 月起担任了1982级中国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的“应用目录学”课程授课，并与潘景郑先生（1907—2003）一起，成为1982 级研究生金良年、孔毅的导师，之后又担任了1987 级研究生王海明的导师。20 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胡先生在中国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培养方面，不仅直接指导研究生论文、还参加了研究生入学的考试命题、研究生招生录取、研究生授课、研究生论文答辩等一系列研究培养工作，为中国古典文献专业的研究生培养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顾廷龙先生（1904—1998）曾于1980年4月书赠道静学长和素琴大嫂五言书法诗作：“白首论交久，江干话语亲，相期同炳烛，放眼百花新。”既表现出两位当年持志大学老同学半个多世纪的同窗学术情谊，也体现出在经历了学术和事业劫难之后的20 世纪80 年代初始两位历史文献的一代学人在获新生后相约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期望学术事业百花新放的喜悦心情。杭州大学的姜亮夫先生（1902—1995）也曾书赠胡先生翰墨：“踏开世界不平路，援登科学第一峰。”为胡先生的学术人生作了简洁而生动的文字画像。

参考文献

［1］胡道静.虞信棠，金良年编.胡道静文集·古籍整理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王世伟.“活体互联网”——记胡道静先生的学术研究特点［N］.文汇读书周报，2013-03-01（5，7）.

［3］胡朴安，胡道静.校雠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4］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本卷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215—217.

［5］古棣，周英.老子通［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

［6］胡道静.虞信棠，金良年编.胡道静文集·序跋题记 学事杂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76.

［7］胡道静.虞信棠，金良年编.胡道静文集·梦溪笔谈校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4.

［8］胡道静.虞信棠，金良年编.胡道静文集·新校正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补正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8.

［9］胡道静.虞信棠，金良年编.胡道静文集·沈括研究 科技史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0］胡道静.虞信棠，金良年编.胡道静文集·农史论集 古农书辑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1］胡道静.上海图书馆史［M］.上海：上海通志馆，1935.

［12］胡道静.虞信棠，金良年编.胡道静文集·上海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63—720.

［13］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作者简介：王世伟，男，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图书与情报》2023年第3期，汲古求新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