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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东岭:在《文献》编委会上的发言

编者按

2023年9月22日,由《文献》编辑部主办、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协办的“‘文献学的未来’专题研讨会暨《文献》编委扩大会”在国家图书馆隆重召开。《文献》顾问、海内外编委以及其他曾担任过《文献》历年专栏主持人的专家学者,近40位出席会议。

兹陆续推送与会顾问编委、专家学者的会议发言,或专为本次会议撰写的论文。

期待广大文献学界持续为《文献》今后的发展出谋划策,共同推动文献(或古籍相关)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左东岭教授

主持人:下面请左东岭先生发言。

左东岭:尊敬的詹福瑞馆长、张志清主编好,我很高兴参加这个会。关于文献整理的问题,我想就我比较熟悉的明代别集的整理谈五个方面,都是大致的思路,和古文献研究也有一点关联。

一、关于明代别集的“家底”。明代别集在《中国古籍总目》中共收录了7175种,李时人《明代作家分省人物志》在结项时共收录有诗文作品存世的作者16000余人,由此推测,明人别集存世者当在10000种以上。可惜至今还没有一部明人别集的总目、叙录或提要,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共收录了3669种明人别集进行版本叙录,但距离摸清家底还有不小的差距。当然,这方面的工作也有进展,2022年6月,汤志波、李嘉颖出版了《明别集整理总目》,其中著录了1912—2020年间出版的明人别集1.6万种,其中影印本1.4万种,合并重复后尚有6000余种。点校本1542种,是影印本的25.7%。可知明人别集的影印工作还是做得比较好的。特别是沈乃文的《明别集丛刊》(共五辑)、吴格的《明别集丛刊》(第六辑)、陈红彦的《明代诗文集珍本丛刊》、李圣华的《明人别集稿抄本丛刊》、陈广宏、侯荣川的《日本所藏稀见明人别集汇刊》(第一辑)等等,应该说主要的明人别集大都影印出版了。当然问题依然存在,比如底本不清、影印质量不精等等,需要继续提高。

二、明人别集整理的选目。到底哪些应该优先整理,如何分批整理等等,都是目前需要解决的。清人别集目前由杜桂萍教授领衔,选出一部分主要别集进行点校出版,已经初见成效。明代也需要做这方面的工作,但目前还没有人做。

三、明人别集谁来整理。明人别集整理时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比较平庸,价值不高,该不该整理?二是有的别集部头太大,整理起来有相当难度。比如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四部稿》和《续稿》加起来有200多卷。如果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学者们在整理这些别集时就会很难做出决断。

四、明人别集的深度整理标准是什么。目前所谓的深度整理基本是点校加附录的方式,这可以解决一般的研究阅读问题。但应该还不是真正的深度整理。深度整理起码应该还包括两种内容:编年和注释。但这两种工作做起来难度很大,目前所见到的好的成果比较少。编年需要广泛了解作者生平及交游,注释则需要加强“今典”的说明。真正算是深度整理的也就是清人金檀的《高青丘诗集注》、钱伯城的《袁宏道集笺校》、范志新的《徐祯卿全集编年校注》、郝润华的《李梦阳集校笺》、陆岩军的《七录斋集校笺》等几种,而且水平参差不齐。现在往往是能查工具书的大家都能注,离开工具书不能注的大家都不注。这样的整理成果其实对于研究者来说用处并不大。

五、深度整理的功夫与条件。如果要对明人别集进行深度整理,我认为应该下过三方面的功夫。一是大量阅读同时的其他别集,弄清楚别集作者的交游情况,才有可能注出今典。比如明初高启、倪瓒、王袆的别集中常常会出现与王畛、王畦的唱和,可许多人都不了解这两个人的情况。但如果读过黄溍的别集,其中有一篇元代官员王都中的墓志,就会清楚了解到他的家世与后代的情况,知道他有八个儿子和七个孙子,其中王畛、王畦、王㽘都是元末明初文坛上的名家,孙子王禋和大画家王蒙是好朋友。知道这些当然对于注释高启、倪瓒等人的别集大有好处。二是大量阅读方志,许多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并不是水平不行,而是由于政治原因或其他原因被正史有意遮蔽或忽视了,方志中却往往有记载。最近江苏在花大力气整理出版江苏地方文献,其中就包括了地方志。我最近在使用顾沅的《吴郡文编》,但其中有许多文献是抄写的,字迹不清,需要有人专门整理。三是应该掌握大量的家谱文献。许多小人物是很难被重要文献所记录的,但如果他属于某个著名的家族,家谱中就一定会有记载。最近黄灵庚教授送给我四万多册家谱的电子版,尤其是上千种的浙江地方家谱,解决了很多以前的以疑难问题。黄先生目前正利用这些家谱注释《宋濂全集》,而且马上就要出版。我想他一定会注出许多前人注不出来的“今典”。如果要有效地整理明人别集,整理者不仅应该具备好的文献功底,更应该成为一个优秀的明代文史研究学者。

左东岭教授

一种文献很有用,但是怎么来用,怎么把它变成可靠的文献,其实现在学界研究得不够深入。我觉得《文献》是应该有导向性的,你只要发这方面的文章,就会在这方面引起关注,增加它的研究价值。我觉得文献研究实际上分三个环节,一是把文献找出来,找得越全越好,大家现在做得很好,都喜欢影印,印一百册、两百册,成果很丰富。二是要把它整理出来,整理出来才能有效地用。三是要用好。这三个环节哪个环节缺失了都不行。

建议《文献》杂志要和文学界接轨,要对接文学界的研究、文史界的研究,了解目前重要的方向和领域是什么,我觉得《文献》应该和他们相互促进,可能引起的关注度会更大一些。

我也做了这么多年编委,没有做什么贡献,很惭愧,但是态度是好的。因为2017—2018年《文献》杂志从C刊里掉出来,我发的唯一一篇《文献》杂志的文章就在2018年第4期,是掉出来以后。我说我要往《文献》里面投一篇文章,表示我对刊物的支持。这说明我的态度还可以,谢谢。

主持人:谢谢左先生在《文献》杂志危机时候给予支持。刚才您谈的好多问题很重要,包括特别关键的《文献》杂志在古典文学领域怎么和业界结合,注重一些新的资料,特别是方志、家谱。国图有个“数字方志”的项目,里面公布了6868种。我们了解的古代方志有一万多种,现在还没有建设完成。家谱这块我们也做了一个“寻根网”,把现有的所有姓氏都做了标注,而且里面把国图所有的旧家谱全都发布了。当然我们藏的家谱达不到四万多,这方面上海图书馆是大户,他们大概已经全都公布了,所以这一方面希望也能对咱们研究界有所帮助。

另外,您刚才谈到的文献研究的碎片化,我们在编辑《文献》的时候,特别是来稿中看到很多这样的问题,来的稿子研究的问题非常碎,象牙塔化,有一些我觉得选择的人物、文献等等,意义也不是很大。在栏目、版面特别紧张的情况下,没能登更多的文章,确实有一些遗憾,还是希望各位学者加以把关,严格帮我们做好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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