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别集总目》

　　白化文

　　李灵年、杨忠两位大学长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久为目录版本学界、古典文献学界、历史学界与海内外学界其他各领域瞩望，而今已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2000年7月出版。此事堪称20世纪末学术界与出版界的一件大事。

　　为什么笔者敢这样说？就因为若能善于读和用这部《清人别集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便可逐步地理解它：它不是一部一般性质的单纯的“书目”，它有多方面的用途；若深入地阅读它，大可为知人论世之助。

　　

　　清人别集存世之多，料想大大超过此前各个朝代。除了时代近这一因素，清代文风极盛、文人众多也得算一个因素；印刷业发达又得算一个因素罢。虽然那时候刻印文集得付刻印费用，更谈不到稿费一说，但是，各地编纂刻印别集者风起云涌，基本上是为留名后世着想。也有在当时和后世具有使用和参考价值的因素，屡经翻印者必有此种因素起作用。试看下举两例:

　　宜兴任息斋茂才（元祥）殁后，诗稿贫不能刻。其妻黄氏蚕绩刺绣，积十余年，倾资为梓以行。集名“鸣鹤堂”。某赠联云：“一卷刻成名士集；十年费尽美人心。”盖如黄氏者，可谓贤矣!（梁恭辰《楹联四话》卷一）

　　商宝意诗集刻成，有人摘其疵累，余为怅然；仲小海曰：“但愿人生一世，留得几行笔墨被人指摘，便是有大福分人。不然，草亡木卒，谁则知之？而谁议之？”余谓此言沉痛，深得圣人“疾没世无名”之意。然古来曹蜍、李志，又转以庸庸而得存其名，岂非不幸中之幸耶！宝意先生有句云：“明知爱惜终须割，但得流传不在多！”（袁枚《随园诗话》卷三第四十五则）

　　按，诗文集的传与不传，受多种因素影响。可是，其本身的质量与在当时和对后世的社会影响等似乎在冥冥中起相当大的作用。

　　例如，清代前中期文字狱频繁，对“贰臣”的著作有一阶段也查禁得很紧。政治上的“禁书”很多，多半为诗文集与史书，查出来是要杀头的，就是讹诈私了，也得破财。《儒林外史》第十三、十四两回中，马二先生帮助蘧公孙了却旧枕箱一案，就是清中期文网事件的折射。好在还没有勾出那“不可轻易被人看见”(第八回中蘧太守语)，而竟被蘧公孙不知利害刻印“几百部”送人的《高青丘集诗话》，否则，殆矣！不过，政治的力量是暂时的，反复无常的，而且后来反弹的力量往往更大。例如吕留良(见《总目》389—391页)、屈大均（见《总目》1520—1522页）都有明显反清倾向，他们的集子，不但刻本、抄本在两百多年中暗中流传未绝，清季、民国到当代，新印本迭出，后劲特大。钱谦益（见《总目》1835—1839页）的集子以“贰臣”等种种关系遭禁，可是从清季起却大行其道。这些都是很好的证明，《总目》中反映得十分清楚，举一反三，唯在善读《总目》者耳。

　　再说靠作品本身有用而不断翻印流传的，如我们上举的任元(后改“源”)祥(见《总目》474页)，大约在崇祯八年(1635年)他17岁时进学为生员，明亡后不事举业，以佐幕为主，成为当时有名的“师爷”。他的文章大致都与那时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科举等有关，他写的诗歌，也足为官场中酬应者参考。他死于1675年(《总目》阙载卒年)，享年57岁。那么，黄氏刻印诗文集告成当在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左右。就算黄氏比他小20岁左右，也是靠近50岁的人了，美人迟暮矣。因其书于佐幕有用，所以乾隆(衙门刻的)、同治、光绪年间递有刻本。当然，大体上都是规橅黄氏初刻本的。若当初仅靠抄本流传，失传的可能性当然会大些，甚至会很大。

　　那么，有刻本的，就比仅有抄本的流传的可能性绝对地大么？辩证地看，当然是未必。从刻印的角度看，起码有两点在起作用：

　　一点是印刷总数多少，因为以清代的印刷力量来说，由于中国雕版印刷只要刻成了版，就可以在几百年的时间内分期分批印制，少到一部也行。版坏了还能补，所以一次大量印制，如当代的成千上万部者，几乎是没有的。就连一次印制后很快拆版的活字版来说，著名的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皇家初印铜活字本也才印成60部，私人财力有限，也就是按当时需要印制供应罢了。

　　另一点也与经济力量密切相关：私人财力各家相差悬殊，缺钱而卷帙多的，往往就得粗制滥造了。如尤侗(见《总目》195—197页)，那是以“飘零法曲传千载，游戏文章达九重”著称的，顺治御口称为“真才子”，康熙亲呼“老名士”的。他的集子版本很多。可是，笔者所见的早期家刻本，刻印差，用纸更差，现在揭开便如蝴蝶飞舞矣。

　　再则，从流传的范围看，私人文集往往受地域限制，传布不广。当代有各种全国性的图书交易会，但笔者想买一本地方小出版社出的书，特别是前几年出的书，仍然极为困难。将今比古，那时的传播情况可知矣。

　　啰唆这些，乃笔者初读此书“知人论世”的一些心得体会。它说明，从各种不同的角度钻研此书，透过它反映出的表面上似乎是很枯燥的目录条文，往往可以透视出许多社会现实。读书即所以读人，是在于善于读书并读人也。另一方面，从古书流传的困难，折射出《总目》编者作成此书的不易，以上天下地罗雀掘鼠喻之，当不为过。

　　以上论此书的一种读法，并从而透视出其成书之艰难，以下进一步讨论此书的内涵与功能。

　　此书绝不是一部单纯的简单的一般性的图书目录。其“前言”中特别提出:

　　立足于为进一步的研究服务，本着挖掘清代文献资料的指导思想，一切从有利于研究出发，以使用方便为准则。不受传统书目体例的限制，因而在编纂体例上有所突破……“具体说来，主要有如下几点：（一）著录广泛；（二）多列版本；（三）详注馆藏；（四）书传结合；（五）便于使用。”

　　其中，第一条以“著录了清人现存的近二万名作者的约四万种作品，超过了前此任何著录的数字”这一句概括，便已足够。第二条的实践结果，使此书成为一部真正全面著录版本的“版本书目”，单就其著录范围内的成绩来比较，大大地超越了以往各种版本书目的分量。第三条“详注馆藏”，虽然限于人力物力，以所知为限，不像《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那样备录馆藏，但供大部分专家就近使用大馆藏书，已经很不错了。

　　

　　第四条“书传结合”，是此书的最大特点。其“编例全新”，主要体现于此。这就使此书成为一部超书目以上的“综合性清代文人资料索引”。首先，它有作者小传，并附有详细的碑传资料索引；光这一部分，就是王德毅等位创始并为学术界广泛使用的“宋人”“元人”“明人”等“传记资料索引”的沿袭与发展。其次，它还附有同样极其有用的“图像索引”，这也是颇受学术界重视与好评的《中国历代人物图像索引》(瞿冠群、华人德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人物索引的沿袭与发展。上述两类专门性索引，凡经常使用工具书者，无不仰赖。今竟合双美于一书中，快何如之！诚如此书《前言》中所云:

　　实际上已可视为清代诗文作家的专门性辞典……严格地说，《清人别集总目》的题名并不能准确概括本书的全部内容。

　　旨哉斯言!

　　笔者曾在为几部工具书所写的几篇书评中说过类似的话，即：品评一部工具书的优劣及其中的具体问题，需要许多年，经过作者、使用者，特别是广大读者在使用中去体会、去发现。刚刚出版时匆匆写出的书评文字，断断不宜在此书“下车伊始”之时，胡乱地品头评足。然而，写书评的人总算是比较认真地读过原作的读者之一，如果非得说几句的话，那么，笔者愿意说的还是那句老话：“书囊无底。”

　　具体到工具书，也就是说，任何大型工具书，犹如恩格斯在其军事论文中提到的巨型装甲主力舰，是那个时代最高科技水平的结晶。可是，由于科技(对于工具书来说则是所属学术范畴)水平飞速发展，使主力舰在一下水时就已过时。但是，打造一种大型工具不能一蹴而就，所以，使用的舰龄起码延续数十年，唯在不断进行局部改造而已。

　　对《总目》，拙见所及，建议再版时小小地增补，或说挖补的是：参考新的相关信息，进行小修小补。如上述笔者所引的对任元祥卒年的补充，即出自江庆柏先生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人物生卒年订补》一文，连载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9年第5、6两期上。

　　(原载《书与人》2000年第6期)

　　来源：白化文：《承泽附墨》，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 2016年，第88-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