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王重民是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本文从五个方面系统梳理了王重民对我国图书馆学和目录学教育的重要贡献：①发起创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并不断推动专业发展，是新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最重要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之一；②制定图书馆学系教学计划，组建图书馆学、目录学教研室，筹建系资料室，不断充实图书馆学系的师资队伍；③构建立意明确、反映时代要求的图书馆学课程体系，并亲自讲授大量专业课程；④注意加强专业教材建设，制定教材建设计划并亲自编写大量讲义和教材；⑤尽职教育，倾心教学，培育专业人才，培养了众多爱岗敬业的图书馆工作者。王重民在整理古籍、发展图书馆事业，特别是创办图书馆学教育、培育专业人才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纪念王重民先生的意义在于：一是继承他以弘扬光大祖国优秀典籍为己任、献身工作和治学的敬业精神，二是不断梳理和深入研究他在发展图书馆学和目录学教育、培育专业人才方面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努力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及图书馆学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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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重民（1903—1975），字有三，是一位在众多学科领域均有所建树的大师级学者，他精通图书、目录、版本之学，兼及敦煌学和方志学，为推动古典文献学和目录学研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尤其在我国现代图书馆学、目录学研究及教育的开拓方面，用力甚勤，成就斐然。

　　1、艰辛开拓，创办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

　　近现代图书馆的出现和发展，对培养适应新型图书馆业务工作的专业人才提出迫切需求，需要由正式的教育机构特别是高校承担这一职责，因而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应运而生，但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办学体系由零散到系统、教学内容由关注职业技能培训到注重全面发展的演进过程。

　　我国现代图书馆学教育肇始于韦棣华1920年创办的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后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立案，成立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即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前身。

　　1924年秋，北京大学在教育系开设“图书学科目”，包括图书馆利用法、图书馆学、目录学和图书馆史四门课程，皆由袁同礼主讲，一直到30年代初期仍在开设。1937 年春天，严文郁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开设图书馆学选科，并有实地参观图书馆的教学内容。这两个北京大学早期的图书馆学教育项目存在时间不长，现在也较少为人所提及。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国内还有上海国民大学、金陵大学、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等高校举办过不同学制、不同层次的图书馆学教育，但存续时间大多较短。我国早期图书馆学教育的出现和发展，与民国时期教育事业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密不可分，但这一时期，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数量较少，又因受到政治局势和战争的影响，政府支持不足，因而举步维艰。

　　1947年，王重民结束了自1934年开始的在欧美五国搜集整理我国流散海外珍贵典籍的工作，谢绝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高薪聘请，回到国内。王重民长期从事图书馆管理及目录版本工作，特别是多年在欧美各大图书馆的工作经历，引发其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思考，痛感我国训练有素的图书馆学人才之匮乏，因而，未归国之前，即已计划创办一个图书馆学专科。1946年，他向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致信，建议于次年暑假开班，办学的理想是“造就高深人才”，以响应胡适“争取学术上独立十年计划”的口号。这同当时其他图书馆教育机构更加重视职业化人才培养的办学方针是有所区别的。

　　1947年，王重民回国当年，在其倡导下，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科正式建立（时称图书馆学专修科），学制两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科的开办，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使得我国南北方均有了图书馆学的正规教育。

　　办学之初，图书馆学专科附设在文学院，附属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招收对象主要为中国语文学系、西方语文学系、史学系的学生。课程主要有中、西目录学，中文、西文编目法，图书馆学概论和版本、校勘方面的课程。1949年7月，图书馆学专科从中文系独立出来，面向高中毕业生公开招生。1951年，图书馆学专科更名为图书馆学系，学制四年。

　　1952年，全国高校大规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改名为图书馆学专科，学制亦改为三年。1952 年、1954 年、1955 年曾先后办了两年、三年学制的专科。1956年，根据教育部文件，正式改名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学制四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也于当年改为四年制本科，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两个图书馆学本科教育办学点，且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78年。

　　除图书馆学正规教育外，王重民还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政府的号召，组织开办在职图书馆员培训活动，培养图书馆事业发展急需的专业人才，以弥补图书馆学正规专业教育之不足。其中包括1956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创办的图书馆学函授班，以及1957年5月文化部社管局及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联合在南京举办的第一届全国省、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等。

　　1964年，王重民和刘国钧首招硕士研究生，其中，王重民的研究生培养方向为“中国目录学史”，他招收了唯一的研究生鲍世钧。

　　王重民号“有三”，代表着他毕生的三大志愿：其一，在中国大学创办图书馆学专业；其二，开办图书馆学函授班；其三，有图书馆学的研究生。这三个志愿是他一生的追求，在他生前这三个志愿都实现了。

　　王重民亲历和见证了图书馆学系从无到有，从附属专修科到独立专修科，从专修科到招收本科生、研究生的系建制过程，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成为新中国图书馆学人才培养重镇的重要奠基者。

　　2、求真务实，造就图书馆学专业品格

　　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创始人和首任系主任，在图书馆学系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王重民做了大量繁重的组织筹划工作，包括制订专业发展规划、设计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延请校内外师资、开展教学研讨等，并亲自讲授大量专业课程，对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1 牵头做好学科专业总体设计与发展规划

　　在图书馆学专科初创阶段，王重民牵头对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等进行探索。

　　王重民最初设想图书馆学专科培养的应该是图书馆管理和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及整理中国文献遗产方面的高深人才，而不只是一般的图书馆业务管理人员，他们不应该仅仅能管理文献，还应该能研究文献，学业管理则采用美国式的选科制和学分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王重民感觉得到了新生。与大多数经历了新旧两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王重民真诚地拥护新生的共和国政权，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学术研究上，他接受并使用、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原则来指导科学研究，改革图书馆及图书馆学教育中种种旧的不良措施，更有效地建设新中国的图书馆事业。

　　王重民成立科务委员会，加强对全科的领导，设立教研室并制定工作计划，设计讲授方法，组织编写教材，检查教学进度及助教、讲师的进修工作。

　　1956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会同国家有关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共同拟定《1956—1967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涵盖15个学科。王重民作为召集人，负责主持制定图书馆学部分。该部分提出图书馆学需要研究的5个重要问题，包括：①图书馆学、目录学的理论；②中国图书史、图书馆学史、图书馆事业史和目录学史；③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图书馆工作经验；④图书馆的科学工作方法；⑤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各国的图书、图书馆及目录的历史和现状。需要完成的重要著作包括《图书馆藏书与目录教科书》《图书馆学教科书》《普通目录学教科书》等19种。

　　1958 年3 月，《1956—1967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由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原则通过。尽管由于各种因素影响了该规划落实与执行的效果，但这是图书馆学首次以独立学科被纳入国家科学规划，体现了当时图书馆工作实践与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状况、发展方向和具体任务，对其后制订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促进图书馆工作、开展图书馆学研究、发展图书馆学教育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2 广揽人才，壮大专业师资队伍

　　图书馆学专修科初办之时，师资力量比较薄弱，主要由王重民、王利器、陈绍业三位专职人员授课。同时，因为政策和学业管理等原因，学员流失严重。1949 年，王重民向校方申请改为四年制本科，因教师不足，申请未获校务会批准。至1950年9 月底，图书馆学专修科仅有王重民、孙云畴、王利器、陈绍业和万希芬五名教师，另外还有几名兼职教师。办学初期，专修科还曾延请毛子水、赵万里、袁同礼、于光远、傅振伦等名家及海外留学归国人士来授课。

　　在办学过程中，王重民采用本系毕业生留系任教、外校或外系名家调入图书馆学系任教、聘请海外归国人士和资深专家来系任教等方式，不断充实图书馆学系的师资队伍。如刘国钧1951年自兰州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调入，讲授“图书馆学概论”和“图书分类法”课程；张荣起1951年从北京图书馆调入，与王重民共同讲授“参考书与参考工作”“工具书使用法”课程；张树华1953年留校，先是跟随舒翼翚任“图书馆学引论”课程的助教，后又跟随陈鸿舜任“图书馆藏书建设”课程的助教，1956年以后，开始独立讲授“图书馆读者服务”课程；朱天俊1954年留校任教，协助王重民进行目录学的教学和研究；邓衍林1956年自美国回国，即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讲授“中国工具书使用法”课程。经过多种方式不断扩充，至20世纪50 年代末，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已有教职工二十余人。

　　2.3 注重图书馆学、目录学教研室和系资料室建设

　　1952年，王重民辞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职务，专注于图书馆学专科管理与教学。随着教师队伍的扩充特别是青年教师的加入，加之图书馆学专业在课程体系结构、课程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受到时代政治环境和教育理念的影响而发生巨大变化，亟需加强教师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的研讨，在系主任王重民主导下，图书馆学系在原来的“目录参考”“图书整理方法”“读者服务工作”三个教师教学小组的基础上，组建了图书馆学、目录学两个教研室，加强内容相近课程教师之间的研讨和协作，促进教师业务水平的提高。

　　图书馆学专科和本科课程体系中，一些业务课的实务性很强，需要辅之以实践训练，才能被学生深入理解和牢固掌握，在图书馆学专修科阶段，即开设过专门的实习课。为了便于专业实习实践的顺利开展，早在1951 年夏，王重民就筹建了系资料室，配备专人管理，购买了大量专业图书资料和实习用书，其中购买收藏的明清书目和各类参考工具书，长期作为系资料室的专藏，在教学科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4 加强教学科研中的横向合作与研讨

　　1954年秋，王重民受教育部委托，邀请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主任甘莲笙来京，共商办学事宜，制定两系合用的教学计划，研讨教学中遇到的共同问题。专科改系后，他曾与武汉大学徐家麟主任共同讨论改系后的教学计划草案。当时我国各级教育“全面学苏”，并且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急需的专业人才，图书馆学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则定位在造就可在大型省市级图书馆、国立图书馆、政府机关及科学研究机关图书馆（资料室）工作的受到高度专门训练的干部，以及图书馆学师资。因而图书馆学教育更加注重图书馆基础知识和业务技能的传授，其具体体现便是缩减了目录学课程的数量，大幅度增加了图书馆业务工作相关课程的比例，并且按照教育部门的统一要求，开设政治课、文化课、外语课（俄语）和体育课。

　　1956年，王重民主持五四科学讨论会并邀请全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杜定友、汪长炳、钱亚新、徐家麟、顾家杰、丁志刚、韩承铎、李钟履、李枫等来系参会。会上，刘国钧、王凤翥、朱天俊三位教师提交了有关中国书史、图书分类、目录学方面的三篇论文供参会者讨论。会议有效地加强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与整个学界的学术交流，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尽管1957年以后王重民不再担任系主任，但自图书馆学专修科创办到后来的图书馆学系，王重民付出的心血已经渗透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方方面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的理念，为图书馆学系注入了独特的品格和气质。在他看来，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其地位与古代太学、国子监一脉相承，所以在北京大学设立图书馆学系，所培养人才的素质应该达到太学生的水平 。这说明，王重民是以教育的最高标准来设计图书馆学系的人才培养目标的。

　　3、苦心经营，构建图书馆学课程体系

　　从图书馆学专修科初创阶段到后来的图书馆学系发展时期，王重民牵头对图书馆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等开展研究，对图书馆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建立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1947年发布的《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及博物馆专科规程》中，将图书馆学课程分为两个部分，包括主要科目和选修科。

　　其中，主要科目共11门课程，这些课程是从事图书馆业务和管理工作所必需的图书馆学和目录学知识与技能，具体课程包括：图书馆学概论、中国目录学、西洋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实习（亦名“专科目录之研究”）、编目与分类、文献学与档案学、中国目录学史、西洋目录学史、版本学、校勘学、图书馆行政。选修科共9门课程，包括：哲学史、科学史、文学史、中国印刷史、近代图书馆学、图书馆利用法、公共图书馆与大学图书馆管理、法科学、医学图书馆管理法，这些课程有不少属于自然科学史和社会科学史的内容，也包括专门图书馆学的内容，有助于学生拓宽知识视野，深入图书馆工作具体实践。

　　在图书馆学专修科办学初期的课程体系中，目录学类课程所占比重较大，同时也包含较多的古典文献学、档案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内容。

　　1951年 2 月，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主持召开专科课程改革座谈会，决定组织课改小组，草拟专科改四年制本科后的课程、教材编译办法及设备标准。课改小组召集人为王重民，其他组员包括孙云畴、刘国钧、向达、吕叔湘、彭道真、孙家晋、陈鸿舜、贺昌群，皆为一时之选的大家。王重民牵头草拟了四年制的图书馆学系课程表，并去函向刘国钧、李小缘等专家征集对课程设置的意见和建议，四年制的课程表主要包括图书馆学概论、中国目录学概论、图书分类法、图书馆事业史、专门图书馆等专业课程，对图书馆学本科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完善起到了奠基作用。

　　王重民深感图书馆不只是收藏图书的机构，也不只是普及文化科学知识的机构，同时还是研究学术和培养人才的机构，他认为图书馆学专业的毕业生应具有广博丰富的学科知识，因而在制订图书馆学系教学计划时，本着大学四年重在打好基础，按“古今结合、文理交叉”的原则来设置课程。

　　20世纪50年代前期，我国社会处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主要围绕教育的所有制性质与学制变革而展开，图书馆学教育模式、教育理念、课程设置及教材建设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按照高等教育部、文化部对高校课程设置的统一要求，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在专业教学计划中增设了政治教育、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在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图书馆学专业课程主要围绕图书馆员职业需求展开，教育的核心内容和技能体系与图书馆采编、流通等业务工作紧密相关，强化了图书馆技术与方法的教学，大量增加文化课和业务课。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图书馆学系的课程体系结构从最初的一类——专业相关课程，发展为包含政治课、文化课、专业课三类课程的体系结构。

　　除主持课程体系设计之外，王重民在其教学生涯里，为图书馆学专业学生讲授了大量的专业课程。

　　在图书馆学方面，历年讲授的课程主要包括：“图书参考”“图书馆事业史”“中国书籍制度史”“中国书史”“中国工具书使用法”等课程；在目录学、版本学方面，历年讲授的课程主要包括：“普通目录学”“中国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目录与书刊评价”“目录学文选”“历史书籍目录学”“版本学”“中国目录版本学”“四库总目研究”“书目答问”“书目答问补正”“版本与校勘”等。授课对象除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外，有些课程也面向中文系及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

　　上述课程，从侧面反映了图书馆学专业学生需要学习掌握的知识与技能，很多课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课程体系中一直是重要的核心性课程，有些课程后来虽不再开设，但课程内容经过整合、分化，融入其他专业课程中。

　　王重民殚精竭虑地思考如何开设和完善专业课程，专业课程体系设计立意明确，反映了时代对图书馆学教育的要求，目的是使学生形成较为全面的图书馆学和目录学知识结构，知书懂书，尽其所能地深入到文献内容的研究中去，造就善于组织文献和利用文献的过硬本领，成为图书馆馆藏文献的开发者。

　　4、呕心沥血，推动图书馆学教材建设

　　王重民注意加强专业教材建设，他制定了教材建设计划，并亲自编写了大量的讲义和教材。

　　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70年代，王重民先后编写的教材和讲义包括：《版本学》（1947年）、《中国工具书使用法》（1950 年）、《中国目录学概论》（1951年）、《参考资料与参考工作》（1954年）、《社会政治书籍目录学》（1955年）、《普通目录学》（1956年）、《历史书籍目录学》（1956年）、《中国目录学史》（1962年）、《中国目录学史料》（1962年）、《中国书史》（1974年）等。

　　总体来看，王重民编写教材和讲义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注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运用。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受苏联影响很大，在图书馆学专业教材建设方面也有很明显的体现。王重民编写的教材《目录学概论》（1952年），注重对苏联目录学理论及方法的学习和吸收。在编写《目录学引论》（1955年）讲义时，他努力学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吸取范文澜、郭沫若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史、思想史研究成果，结合自己整理中国古籍的丰富知识与经验，力图在有限的课时中，将中国传统目录学的丰富内容“浓缩”在其中传授给学生 。

　　第二，注意吸收传统文化，体现中国特色。王重民一生编写教材和讲义的重心在目录学（包括专科目录学）。目录学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及传统，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体例，这些都体现在王重民所编写的教材和讲义中，如王重民编写的《目录学概论》（1952年）、《目录学引论》（1955年）在体例上，即以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为主线展开。

　　第三，注意教材在内容、体例等方面的创新。王重民与朱天俊合编讲义《普通目录学》（1956年），创造性地将中国目录学史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①从远古到公元前1世纪末年《七略》的完成，为我国目录学从发展到建成的时期；②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7世纪，即从《七略》完成后到《隋书·经籍志》，为从六分法到四分法演变的时期；③从公元7世纪到1840年，为四分法时期；④从1840年到1949年，为从形变到质变时期；⑤1949年以后，为学习苏维埃目录学并建立我国新目录学的时期。讲义《历史书籍目录学》（1956年），是王重民在专科目录学方面的代表作，讲义按照我国史籍的发展脉络，从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时期展开论述，在分析文献类型方面颇具特点，史论结合，揭示了各个时期历史书籍目录学的典型表现及特征，成为同类书籍的奠基之作。

　　王重民对专业教材讲义建设的贡献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编写的教材和讲义数量很多，王重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发展的不同时期，承担了大量的教学工作，对于所承担的课程，他都努力为同学提供教学讲义，这些讲义从内部油印本开始，不断充实完善，有的最后成为正式出版的教材；二是教材内容反映了王重民长期以来在目录学、文献学、版本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和积累，也反映了他不断适应时代变化所做的努力；三是与年轻教师合作编写教材，通过此方式对年轻教师在学术研究和专业教学方面加以精心指导，促进其快速健康成长。

　　5、丹心育人，恩泽惠及后学

　　王重民一生治学严谨，务实而不尚空谈，言传身教，给后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王重民严于治学的精神与他做人的品格是联为一体的，他虽然早就是一位誉满学界的著名学者，但始终谦光自抑，从不夸扬，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具有大家风范；禀性正直，不曲学阿世，不媚上欺下，对人对事，一秉大公。因而，先生在系内外和校友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赢得了广泛的爱戴和尊敬。

　　王重民尽职教育，倾心教学培育专业人才。据学生回忆，他讲课口才不能算太好，但知识渊博，具有高超的授课艺术，每次上课前都要认真备课，因而讲课条理清晰，内容连贯。

　　王重民对待教学的态度极为认真，很多课已讲授过多次，但每次授课，都不敢有丝毫疏忽懈怠。吴慰慈有几次在课堂上见到王重民讲得满头大汗，便关心地询问先生是否身体不适，先生回答是因为担心讲不好课而误人子弟，吴慰慈诚恳地对先生说：“您课讲得非常清楚，请不要担心。”

　　王重民非常重视掌握一手资料，他的衣服口袋里总是装着几张卡片、一支铅笔，遇到想记下来的资料和事项，就马上掏出卡片和铅笔记录下来，因而家中积累了如山的卡片。王重民记卡片的做法也影响到吴慰慈。吴慰慈不论走到哪里，看到有用的资料，都会从随身拎着的提包里拿出小纸条随手记下来。吴慰慈从王重民等前辈的教学和科研中领悟到，研究问题，必须广泛搜集和详细占有资料，然后缜密考校，去伪存真，精深分析，由表及里，博于征引而慎下论断。

　　对于向他请教问题的学生，王重民总是有问必答，毫无保留，对于如何做学问，指导得十分具体而有说服力。他鼓励学生们树立献身图书馆事业的敬业精神，踏实做人、认真治学。他期望图书馆学系的学生不要妄自菲薄，要热爱专业、尽职尽责，刻苦读书，勤奋钻研学问，力求在学术上有所长进，并且学以致用，毕业后到图书馆基层和一线建功立业。

　　王重民从本人的目录学治学中，深刻地认识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他常亲自带学生去图书馆参加工作实习，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独立工作的能力。如指导 1951 级学生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进行古籍整理工作；1953年5—6 月间，带领图书馆学专科毕业班学生赴沈阳东北图书馆实习。他鼓励学习书评课的学生在课余练习撰写书刊评介，又主动联系出版总署、出版事业管理局阅读科及《光明日报》编辑部，增加学生作品发表的机会。

　　王重民对青年教员和学生总是循循善诱，奖掖后进，从不没人之长，尽量给年轻教师施展才能和成长的机会，受其影响，周文骏、朱天俊、吴慰慈、辛希孟、王锦贵、孟昭晋、倪波等图书馆学专业的毕业生，及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崔文印、李剑雄等学生，后来分别成为图书馆学、目录学等领域非常有影响的学者。他们中的不少人，如孟昭晋、王锦贵、崔文印、李剑雄等，除了研究目录学、历史文献学之外，也在王重民学术论著、生平资料整理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形成了相应的研究成果。几十年来，王重民的弟子遍及全国，不少人成为了图书馆学、目录学科研教学骨干或各级各类图书馆的业务骨干，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及图书馆学教育、目录学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6、结语

　　哲人其萎，流绪不绝。王重民在整理古籍、发展图书馆事业，特别是创办图书馆学教育、培育专业人才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今天纪念王重民先生，一是要继承他以弘扬光大祖国优秀文化典籍为己任、献身于工作与治学的敬业精神，二是要不断梳理和深入研究他在发展图书馆学和目录学教育、培育专业人才方面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努力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及图书馆学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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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慰慈 北京大学资深教授。

　　董 焱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档案系主任，教授。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