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化育：杜泽逊教授谈治学》一书集结了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为青年谈治学的文字。收入本集的文字围绕着“教”与“学”，分为“致莘莘学子”“对教师同仁”“人物专题研究”“古籍整理出版“”序言与发刊词”5个部分。

　　在本书中，杜泽逊教授拈出人文精神作为主要话题，希望学术有其更高的追求，成为人类文明的引领，超越眼前功利，却又不要脱离现实生活，期待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者，能养成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治学态度。

　　不仅如此，杜先生还将金针度人，结合自身从事研究、组织项目的深切体会，摆事实，讲故事，形象地告诉我们何谓科学的治学方法，并强调由于不同时期、不同处境、不同条件，研究者的思维特点等因素的影响，达到目标所采用的方法容有不同。惟其如此，所谓方法的科学性才成立，才能克服学术研究领域的教条主义和盲目崇拜，真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走上科学研究艰辛但正确的道路。

　　今天与大家分享其中一篇杜泽逊教授谈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文章。

　　统筹布局.提高质量.面向未来

　　——学习《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的体会

　　文 | 杜泽逊

　　2022年4月11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发布了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经过认真学习，我体会这份《意见》的主要精神是：“统筹布局”“提高古籍工作质量”“面向未来”。

　　╱ 统筹布局 ╱

　　《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指出：“坚持统筹布局，加强顶层设计和规划部署，确保古籍工作协调衔接、一体推进。”又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健全党委领导、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协同推进的工作体制机制。”又明确指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履行全国古籍工作统筹协调职责，负责制定实施国家古籍工作中长期规划，统筹抢救保护、整理研究、编辑出版以及古籍数字化、古籍普及推广、古籍人才培养等工作，推进古籍重大项目，组织古籍工作督查考评。”同时要求：“加强省级古籍工作的统一领导与组织协调。”总之，这份《意见》明确了古籍工作的体制机制，那就是要统筹布局，把古籍抢救保护、古籍整理研究、古籍出版以及数字化、普及推广、人才培养等工作“协调衔接，一体推进”，“统筹布局”。而总负责统筹规划实施的机构是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

　　古籍事业为什么存在“协调衔接，一体推进”呢？

　　古籍事业存在几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古籍收藏保护。主要业务在文化旅游部下属的公共图书馆，国家文物局下属的公共博物馆，教育部下属的高校图书馆，政府直接管理的科学院、社科院系统图书馆，国家宗教局、国家民委等下属单位的图书馆，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属的出版社图书馆，政府部门内部图书馆等古籍收藏保护单位。

　　这些收藏单位约有一千家，其主要任务是收藏保护并为专业人员提供阅览复制等服务。他们当中出了很多一流专家，如缪荃孙、柳诒徵、赵万里、徐森玉、顾廷龙、张宗祥、王献唐、王重民、冀淑英等，编著了一流的古籍整理研究成果，如《中国丛书综录》《中国版刻图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但是古籍收藏单位的重要任务是为古籍整理研究人员提供古籍阅读、复制的服务。因此，古籍收藏单位居于古籍工作的上游。

　　第二个环节是古籍整理研究，主要专业人员在高校、社科院及其他专业部门。其任务是对古籍进行标点、校勘、注释、今译、外译、数字化，撰写研究报告。该环节是古籍工作的关键环节，但要仰赖古籍收藏单位提供阅览、复制便利。整理研究环节，大体属于古籍事业的中游。

　　第三个环节是出版。业务属于国家中宣部、新闻出版署下属的各出版社、大学出版社。出版社既要由专家充任编辑，又要有优秀的印刷、发行部门与之配合。数字化工作主要由收藏单位负责图像数字化、出版单位负责整理成果数字化，不再单列。出版环节属于古籍事业的下游。出版界也参与整理研究，甚至出现了不少一流专家，如张元济、叶圣陶、傅璇琮等先生。

　　从上面的情况来看，古籍事业以收藏保护系统为上游，整理研究系统为中游，出版发行系统为下游。三者的关系是连锁性的。收藏保护系统提供版本材料，整理研究系统予以学术性整理研究，出版发行系统予以合乎水平的出版推广。没有上游，长江就要干涸；没有下游，长江不能入海；没有中游，等于直肠子，完全不消化。上、中、下游三个大的系统隶属于不同的上级主管部门，部门之间假如在政策上、管理上相互协调，那么国家古籍工作就会顺畅。假如协调不好，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障碍。

　　珍贵的版本如何可以在合法合规、合情合理的前提下顺利提供给广大整理研究者？这些整理研究者除了专门从事该项工作的以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爱好者队伍，其中不乏高水平专家。古籍整理研究成果，在达到学术标准之后，如何克服因销售量不大而带来的困难，从而顺利出版？出版物如何在遵守版权法、著作权法的前提下，顺利数字化？应当说，所有环节都有合理合法的诉求。这些诉求应当受到尊重，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为中华文化复兴而共同努力。这次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事业的意见》，我体会是非常及时的，是时代的呼唤，是现实的需要。衷心希望中办、国办带领有关部门召开协调会，制订一个落实任务的文件，通过充分调查研究，逐项妥善解决存在的问题，真正实现《意见》提出的“确保古籍工作协调衔接、一体推 进”。

　　

　　杜泽逊教授

　　《意见》提出“统筹好古籍文物属性与文献属性的关系”。这是兼顾古籍保护与古籍使用的科学思路。古籍原件具有文物价值，不可再生，作为珍贵的祖国文化遗产，当然应好好保护，不能有丝毫的人为损害。但书籍承载着文字材料，先民历史和智慧蕴藏其中，是认识历史，建设新文化的“活水源头”，因此要用妥善办法让书中的内容活起来。第一步拍照或用特殊扫描仪扫描，变成高清彩色电子版。原件保存起来。内容可以挂在网上，或者影印出版。再加标点、校勘、注释、今译，并且开发全文检索、主题检索数字资源库。《意见》提出“合理利用”“促进古籍有效利用”，都是就“文献属性”而言 的。

　　回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中国的古籍事业，可以发现国家古籍事业是由古籍小组主导的。1958年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齐燕铭同志担任小组组长。小组确定了《整理和出版古籍计划草案》，分文学、历史、哲学三部分。“文革”中小组工作停顿。1981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通知，由李一氓同志任组长，周林、王子野任副组长，制定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以后历次古籍规划均由古籍小组制定。

　　1983年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成立，国务院古籍小组副组长周林同志任古委会主任。1996年，长期担任古委会秘书长的安平秋教授担任古委会主任。由于古籍整理研究的主要专家队伍在高校，所以古委会的主要工作是领导全国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

　　2007年5月15日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国家图书馆加挂“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牌子，5月25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正式挂牌成立。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詹福瑞教授任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领导了全国古籍普查保护工作（包括文化部下属的公共图书馆、国家文物局下属的博物馆、教育部下属的高校图书馆、国家宗教局下属的寺庙图书馆收藏等）。

　　不难看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文化学术事业的全面发展和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的古籍事业也在迅速发展。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高校成立了古委会，图书馆系统成立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有力推动了古籍事业向前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培养了大批古籍专业队伍，形成了较好的管理制度，为古籍事业的长远发展储备了人才，积累了经验。

　　正如《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指出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古籍事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古籍工作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更为凸显”。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如何使“古籍工作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工作水平有效提升”，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统筹布局，是进一步推动国家古籍事业发展繁荣的重要举措。

　　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长期呈现多元性特征，而对大国多元文化进行有效整合，从而统一文化价值观，以便于赓续文化传统，凝练文化精髓，弘扬民族精神，并不断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一个重要规律。而这种整合统一工作，总体上是由政府主导的。

　　诗歌，由采诗之官采集，整合成《诗经》，帝王的诰、誓、典、谟整合成《尚书》，礼仪整合成《仪礼》，官制整合成《周礼》，《周易》古经实际上是上层社会占卜文件的整合。到了秦统一中国前，诸子百家学说由秦国丞相吕不韦整合为《吕氏春秋》，而汉统一后又被淮南王刘安整合成《淮南子》，百家之史由司马迁整合为《史记》。唐朝初年，南北统一，孔颖达奉敕整合经典的注释为《五经正义》。北宋初年，《太平御览》一千卷、《册府元龟》一千卷、《文苑英华》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明代《永乐大典》二万余卷，清代《四库全书》近八万卷，历代累积而成的《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诗》《全宋文》等，无一不是由国家主导进行整合的。

　　“书同文，车同轨”，这就是我国的文化传统，也是“大一统”思想在文化上的体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中国人民的意愿，也是奋斗的目标，与之匹配或者说提供支撑的必然是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毫无疑问，古籍事业在中华文化伟大复兴中，扮演着中流砥柱的角色，它是文化根脉所在，是活水源头所在。因此，古籍事业由国家统筹布局，不仅是现实的需求、历史的必然，而且是面向未来的文化方略。

　　╱ 提高质量 ╱

　　古籍保护、古籍整理、古籍出版、古籍数字化、古籍普及推广、古籍国际化，无一不呼唤精品，文化强国的标准是一大二精，或者说体大思精。大国有大文化，这是公认的知识。但是大文化又要得其精微，则是一部分人的见识。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同时指出：“总的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古籍事业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而且古籍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活水源头”，如何在新时代把古籍事业推到一个有质量、出大师的高度，显然是当前的关键任务。

　　《意见》提出：“加强传世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推进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主要是针对古籍整理提高水平而言的，非常及时。在相当一个历史阶段，古书急需断句本，例如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套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其中大部分加了断句，需要加断句的地方都是一个圆点。再如1965年中华书局影印《四库全书总目》上下册精装本，请王伯祥先生加了句读，断句符号是圈和点。当然近百年来，也出现了古籍整理精品，如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等。但还远远不能满足当代需求。这就需要有计划地对传世骨干典籍作精细的深度整理。

　　第一届宋云彬古籍奖获奖的有三部成果：《史记》点校修订本（顾颉刚等标点，赵生群等修订，中华书局出版）、《杜甫全集校注》（萧涤非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裘锡圭主编，中华书局出版）。前二者偏重于“深度整理”，后者偏重于“系统性整理”。这类整理具有三个目标：一、整理对象属于传世或出土顶级典籍文献；二、集学术界已有成果之大成；三、整理者水平较高，成果达到新的高水平，代表当代最新水平。这是古籍事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意见》及时提出这一要求，可以说明确了新时代古籍事业的历史使命。

　　

　　杜泽逊教授

　　古籍整理，难度大，周期长，显示度低。一部《史记》，历史上经过很多人整理、钞写、刊刻、注释、研究。宋代以后通行的是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合一的“三家注”本。1959年在毛主席、周总理指示下，中华书局组织校勘标点“二十四史”，《史记》是顾颉刚先生等整理的。2007年中华书局组织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赵生群先生主持《史记》修订工作，2013年正式出版，获得第一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教育部优秀成果一等奖，充分证明了《史记》整理成果是一流学术成果，其荣誉也不可谓不高。但是《史记》的著者永远是司马迁。许多人不了解《史记》整理的学术难度和工作的艰苦卓绝，对古籍整理的学术贡献认识不足，评价不高，甚至有的单位学术评价体系中对古籍点校不予承认。

　　在这种情况下，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特别强调：“健全评价机制，科学评价古籍工作质量，完善古籍工作成果评价办法，加强古籍优秀成果评选推荐工作。职称评定、评奖推优、科研成果认定、效益评估等政策要向古籍工作人员倾斜。”这就明确了古籍整理出版成果的特殊性和特殊评价的机制，相信随着国家古籍工作评价体系的出台，古籍整理成果的科学评价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从而为古籍队伍的稳定、古籍人才的培养铺平道路。科学评价古籍成果，最直接的作用是对古籍成果从科学角度分出三六九等，让那些学术难度大、周期长、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古籍成果得到应有的尊重，从而引领古籍工作方向，长期坚持，就可以缓解“有专家缺大师”的局面。

　　我们可以发现，国学大师大都是古籍专家，杨守敬、罗振玉、王国维、张元济、鲁迅、郭沫若、黄侃、曾运乾、屈万里、顾颉刚、郑振铎、汤用彤、陈垣、范文澜、夏承焘、赵万里、钱锺书、杨明照、杨伯峻、王利器、顾廷龙、王仲荦、唐长孺、周祖谟、高亨、萧涤非、启功、沈文倬、胡道静、唐圭璋、周绍良、黄永年、傅璇琮等，都是在国家动荡中诞生的杰出的古籍专家。今天的条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大学林立，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集中了大部分古籍版本，数字化、国际化为我们带来了获取古籍版本资源的空前方便，古籍数据库的开发为我们提供了查核古籍字、词、句、篇的便捷工具，像季羡林先生为了写《糖史》而成年累月跑北大图书馆翻《四库全书》、杨明照先生为校勘《文心雕龙》而到北大图书馆翻检旧抄本晏殊《类要》、李先耕先生为整理方玉润《诗经原始》而在北海图书馆喝水龙头凉水，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难得一见的孤本《周礼疏》日本旧抄本可以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网站上看全部高清彩图，无数地方志可以在国家图书馆网站下载，美国国会图书馆把一百多册《永乐大典》高清彩图挂在网站。我们究竟有什么理由不出大师、不出精品呢？这是我们古籍工作者和领导者、管理者不得不思考的尖锐问题。《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提高古籍工作质量”“提升古籍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能力”“加强传世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推进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深化古籍整理基础理论研究”。这些无不指向一个目标：提高质量。这的确是《意见》的一个重要指向，有着深刻的针对性。

　　╱ 面向未来 ╱

　　1981年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并同意陈云同志关于古籍整理工作的谈话要点，把这个要点改写成《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共中央［1981］37号文件），于9月17日下发全党。《指示》指出：“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这次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促进古籍事业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强调：“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守正创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服务当代、面向未来”。这个“面向未来”呼应了《指示》中所说的“关系到子孙后代”。

　　我们可以看到，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奉旨整理的《楚辞》《战国策》《荀子》《管子》《山海经》《孙子兵法》，东汉郑玄注释的《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唐代孔颖达奉旨撰修的《五经正义》，清代武英殿校刻的《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孙怡让《周礼正义》、王先谦《汉书补注》，二十世纪以来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曾运乾的《尚书正读》、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钱锺书的《宋诗选注》、赵万里、冀淑英《中国版刻图录》、中华书局组织点校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都是长期被学术界肯定的古籍整理成果。

　　历史是一面镜子，什么样的古籍成果可以传给子孙后代呢？什么样的成果可以垂之久远呢？又是什么成果可以真正成为古籍数字化甚至古籍外译的可靠底本呢？我们发现杨绛先生翻译《唐吉诃德》，在底本选择上反复对比不同版本，并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确定以马林的编注本为底本进行翻译。这也给我们以启发：文献整理在版本选择上国际上有相似的标准，原始性、准确性、高水平注释，大体是绕不开的标准。由此出发而产生的新时期的整理出版本，或者翻译本、数字版，就会受到信赖。而这一境界的取得，有赖于丰富的古籍知识和渊博的学问。所谓“面向未来”，首先需要考虑的还是高水平古籍人才队伍的培养和优良传统的建立，这是我们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应当特别重视的从长远出发的一项关键工作。2022年4月13日。

　　（本文后刊发于《暸望》周刊，2022年4月23日，题为《如何做好新时代古籍工作》，刊发时有修订，此据原稿）

　　╱ 作者简介 ╱

　　杜泽逊，山东滕州人，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院院长，著有《四库存目标注》《文献学概要》《微湖山堂丛稿》；主编有《清人著述总目》《清史典籍志》；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2012年开始主持“十三经注疏汇校”大型古籍整理研究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