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增湘与赵万里的廿载书缘
刘 波(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副馆长）
傅增湘先生(1872—1949)是民国时期北平最重要的藏书家，也是最重要的版本学家，校书多达千余部，他与北方最重要的古籍公藏机构北平图书馆渊源颇深。北图同仁中，与傅先生交往最密切的，要推赵万里先生(1905—1980)。
据傅先生日记，赵先生初次拜访傅先生是在1929年10月6日。那时傅先生年近耳顺，退出政界已经多年，蛰居藏园，以藏书、校书为乐。而赵先生年仅24岁，从清华大学转往北平北海图书馆任职不过一年多。拜访前的两个月，北平北海图书馆并入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内机构改组，赵先生成为徐森玉先生(1881—1971)的助手。当时徐先生兼任采访部、善本部、金石部主任，赵先生的工作同样横跨三个部门，担任采访部中文采访组组长、善本部考订组组长及金石部馆员。因为这层关系，赵先生得以随同徐先生到访藏园。
徐、赵两先生这一次到访藏园，傅先生嘱托他们代为校对《大戴礼记》与王念孙手校本《山海经》。从那以后，赵先生常有机会到藏园看书，并向傅先生请教，交往越来越密切。他们之间的友谊，发端于校理古籍，此后的二十年间仍始终围绕古籍展开。
1930年前后，赵先生在馆的重要工作之一是整理甲库善本，编纂善本书目。赵先生早年随王国维先生(1877—1927)求学，在清华国学院和图书馆协助购书和整理图书，也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版本目录学方面已然登堂入室。到了北平图书馆之后，经手大量宋椠元刊，眼界大开，加之受过现代教育的熏陶，具备科学思维方法，他提出了“比较版本学”的概念，把版本学往科学的道路上推进了一大步。
在积累版本鉴定经验、系统梳理宋元版本、推进版本学研究的过程中，赵先生受益于版本学大家傅增湘先生的，可以说非常多。傅先生收藏善本甚多，就在他们初识的1929年，傅先生编印《双鉴楼善本书目》，所收宋本多达180余部，与北平图书馆相比也毫不逊色。年轻的赵先生有机会观览藏园宏富的珍藏，向经验丰富的前辈求教，这对于他扩展眼界、增长学识，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傅先生不光与赵先生分享自己的藏书和学问，也不遗余力地向其他藏书家引荐赵先生。比如1930年赵先生南下上海，拟前往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看书，便托傅先生给张元济先生(1867—1959)写信介绍。这次赵先生在涵芬楼看书两日，后来赵先生在《从天一阁说到东方图书馆》中回忆，负责招待的职员说，那是他第一次招待外人看旧书，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职员，轻易也不能去涵芬楼看书或借书的。可见傅先生给张先生的信发挥了强大的效力，让赵先生在涵芬楼得到了超规格的接待。
张元济先生愿意破例招待赵先生看书，除了傅先生的人情，还与赵先生本人的学识有很大的关系。赵先生以二十出头的年纪，主管北平图书馆古籍采访、甲库善本编目、石刻拓本整理等工作，无不成绩斐然，后来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等著作，都是本领域的经典著作。傅先生赞扬他“洵为后来之英秀”，又说他“闻见赅博，与弟至契”，都不是虚誉。张先生在与赵先生交谈过之后，认为他“于版本目录之学确有心得”，于是敞开书库，任其调阅。
图1 《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傅增湘序
1933年，赵万里先生撰集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四卷付刊，傅增湘先生受邀作序。傅先生在序文中，对赵先生辛勤访书以及高超见地大加赞赏：“赵君夙通流略，尤擅鉴裁，陈农之使，斯为妙选。频年奔走，苦索冥搜，南泛苕船，北游厂肆，奋其勇锐，撷取菁英，且能别启恒蹊，自抒独见，于方志、禁书、词曲三者，搜采尤勤。”同时也对简目编成之后，赵先生编纂更详细的书志，寄予厚望。傅先生写道：“吾知太液池畔，必有庆云之采，虹月之辉，轮囷纠缦，上与东壁争光，昔人所侈为群玉之府、二酉之山者，庶几旦暮遇之矣。”
赵先生承担《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以下简称《馆刊》)编辑事务多年，他也是《馆刊》发表文章最多的作者(28篇)。发文数量仅次于赵先生的，便是傅增湘先生(15篇)。傅先生的《藏园群书校记》《藏园东游别录》在该刊连载多期，还发表了《明钞本老学庵笔记跋》《跋唐人写鹃冠子上卷卷子》《校宋蜀本元微之文集十卷跋》等众多古籍考订之作。学界耆宿的系列文章，给这份创办不久的学术刊物以极大的支持，同时这无疑也是对赵先生编辑工作的鼎力支持。后来傅先生虽然发文渐少(可能与赵先生不再担任主要编辑人员有关)，但仍然支持《馆刊》，为之题写了刊名，用于1937年2月的第11卷第1号。可惜因为七七事变后《馆刊》被迫停止出版，傅先生题写的刊名只使用了一期。
作为后辈，赵先生尽心尽力为傅先生的研究提供方便。傅先生借校北平图书馆藏书，常通过孙楷第(1898—1986)和赵万里两位先生经手办理。孙先生是傅先生的学生，傅先生称他为“门人”。从现有资料看，两人中似以赵先生代借的更多。《藏园群书题记》中，很多跋文都说明了借校北平图书馆新收书的过程，比如《校明刘大昌刻本华阳国志跋》中说：“顷北平馆中新收得嘉靖甲子刘大昌刻本，极为罕觏，因从赵君斐云许假归，以廖刻对勘一过。”类似的书还有明嘉靖本《梁昭明太子集》、钞本《山房集》、明正统刻本《海叟集》、南宋刻巾箱本《尚书传》、明洪武刻本《贞观政要》、明活字本《鹤林玉露》等，当时赵先生频繁代为借书的情形，由此可以略见一斑。
傅先生究心乡邦文献，整理编纂有《宋代蜀文辑存》一百卷，1943年铅印行世。该书引证广博，傅先生为此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傅先生常托赵先生从北平图书馆借书，比如嘉靖《四川总志》、万历《四川总志》、嘉靖《保宁府志》、乾隆《广元县志》、赵雄撰《韩世忠神道碑》拓片、四川眉山人家坤翁(1213—？)的文章等，为数甚多。
图2 《宋代蜀文辑存》书名页
赵府至今保存着二十九通傅先生写给赵先生的信，为编辑《宋代蜀文辑存》借书是其中多次出现的主题。这批书信已由笔者整理，刊发于《文津学志》第十九辑。这批书信大多非常简短，开篇就直接谈事、谈书，委托办事也是开门见山地直说，没有什么客套话。可见两位先生交往频繁且交谊很深，已经无需拘于礼节。
图3 傅增湘致赵万里函(2通)
早在1930年刊刻《双鉴楼藏书续记》时，傅先生就在序中表达了“私家之守不敌公库之藏”的观点。这里所说的“公库之藏”，指的便是北平图书馆这样的大型国立图书馆，也是傅先生为毕生珍藏选择的最终归宿。对于这样的选择，同为藏书家的周叔弢先生(1891—1984)有过很形象的说明，周先生说：“捐书如嫁女儿，要找个好婆家，北京图书馆善本书部由赵万里先生主持，他是真懂书爱书的，手下又有他培养出来的如冀淑英同志等，书捐到那里可谓得所，我是放心的。”
傅先生和周先生对毕生精力所聚的善本书，都当掌上明珠看待，他们在这方面的感情是相通的。他们把藏书珍本捐给北图，都是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代表了藏书界对公藏机构稳定性的极大信任，对赵万里等先生们的专业水准的极大信任。这样能够托付毕生珍爱的纯粹信赖与深厚友谊，真可谓是知音之交的极致。
注：本文发表于《文津流觞》傅增湘专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
【作者简介】
刘波，湖南新宁人。文学博士。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副馆长。著有《赵万里先生年谱长编》《国家图书馆与敦煌学》《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方志书志》（与李坚合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