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为“范式转移时期的先唐文献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发言稿，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黄冬萍据录音整理，经杨海峥教授审订授权发布！）

　　引言：2022年11月20日，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主办的“范式转移时期的先唐文献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在京举行，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古典文献学教研室主任杨海峥教授应邀发表主旨演讲，本文即据录音整理而成。杨老师结合自身求学、科研、教学的经验，就古典文献学学科的性质、研究现状及未来走向等重要问题发表了独到的见解，值得我们引起重视。

　　作者/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杨海峥

　　在座的各位年轻老师，大家好！

　　刚才傅老师、苏东老师还有相辉都提到了，这个会从筹备到今天终于能够以线下为主体的形式召开，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从中我也感受到了相辉以及在座的各位青年学者对于学术的执着和热爱，真是可以用不屈不挠来形容。也正是因为这份执着和热爱，才让我们在这阴冷的冬日能够感受到温暖！

　　傅老师和苏东老师刚才讲得都很全面和精彩。和两位老师一样，我在拿到会议的邀请函和材料，特别是看过12位青年学者提交的论文之后，也有很多感慨。我们这次论坛叫 “范式转移时期的先唐文献研究青年学者论坛”，我是古典文献专业出身，对这样一个题目，首先关注到的是“文献”，或者说“先唐文献”这个关键词，这是我们这个论坛所围绕的研究主体。刚才两位老师也多次提到古典文献学与古代文学、历史学、哲学等相关学科研究之间的关系。中文系近期举办了以“学术史与文献学”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来自古典学、文献学、现当代文学、民间文学、外国文学等不同专业的学者对文学史和文献学中的相关问题做了深入探讨。国家图书馆《文献》杂志最近也举办了一个小型的研讨会，讨论古典文献学的现状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包括我们这个论坛以“范式转移时期的先唐文献研究”命名，这些都体现出了学术界对于“文献”以及“文献学”的关注。古典文献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其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以及未来的走向，也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

　　古文献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 1919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文提出要“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同年，北京大学国文系下设语言文字、文学、整理国故三科，使得传统的古文献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学术体系中有了位置，这极大地推动了古文献学学科的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多种古文献学专著先后面世，学者们开始讨论古文献学科体系建构的问题。但是至今学术界对于古典文献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内容，研究范围等问题，还是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也牵扯到古文献学与其他古典学科的关系以及古文献学在古典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古代文学、历史学、哲学等研究，都要从古文献的整理和解读出发，古文献是古典研究的材料基础，这些古典学科是把古文献作为研究的材料和手段来用的，北大文研院曾举办“作为方法的文献学”系列论坛，讨论文献学在相关研究中的意义和重要性。而古文献学，是把古文献作为自身研究的一个目的，用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围绕着古文献这样一个主体展开研究，既包括对古文献内容信息的研究，也包括对古文献物质形式的研究，其中对内容信息的研究是古文献学的核心。

　　传统古文献学在解释和分析文本时，主要有考据和义理两个基本方法。考据偏重于对文本的训释和考订，义理则是对文本的分析和阐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义理相当于我们今天学科分类体系中古代文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从不同角度对文本所蕴含思想的挖掘。传统的古典文献学发展到今天，在与相关学科的融合中，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其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式都在发生改变。一方面它是古典研究的基础学科，同时它又为古典研究提供了对古文献整理与解读的共通的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对于古典研究起到了一个整合的作用。

　　本次论坛的12篇论文，分别从文史哲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角度对先唐经典文献进行阐释和研究。这些“先唐文献”包含了不同的文献形式，比如简牍，像徐维焱的《旅顺博物馆藏〈切韵〉残片考释》；石刻，如侯金满《唐石经磨改添注与重刻补缺考论》；抄本，如赵培《东洋文库藏中原康隆钞本<古文尚书>之学派归属》，以及进入刻本时代的一些经典文本。12篇论文很好地诠释了这次论坛的主旨，即“在继承原有优良学术传统的同时，抓住新材料提供的新契机，运用新方法提出新理念”。新材料，有出土文献，像刚才提到的《切韵》残片；也有域外汉籍，如日本东洋文库的《古文尚书》抄本。新方法，除了对西方文献学理论和知识的学习之外，也包括对当代科技成果的利用，如古籍数字化以及数字人文的发展，对传统的古籍整理与研究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带来了研究范式的改变。李林芳老师在《注释文本形式描述之意义略探》中就谈到了在智能时代背景下对于古籍整理与研究方法的思考。所以，我们今天的论坛，对于大家来讲是非常好的交流机会。大家来自不同的领域，面对同一部文献，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阐释。不同视角的交流碰撞，相互启发，是我们这个论坛最大的意义所在。

　　运用新材料，提出新理念，得出新结论，固然是非常难能可贵和令人兴奋的，但是，很多时候新材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且新材料也不会是无穷尽地出现的。所以，更多的时候，还是要从已有的材料出发，从文本本身出发，对经典文献做更加细致深入的考察。本次论坛的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学术史、思想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重新做了梳理、思考和补充，其中就有对于前人已经反复使用的材料的重新审视和进一步挖掘，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面对形成以及流传过程复杂、而且数量庞大的古代文献，在关注文本变异，努力文本还原的基础上，对文本本身的细读是所有研究的基础。

　　我是1985年考到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读本科的，之后一直留在学校里学习和工作，到今天也已经快40年了。高考报志愿时是非常懵懂地选择了古典文献专业，在学习了版本、目录、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等古文献学的基础课程，又参加了一些典籍整理的工作之后，也常会有一些感慨，觉得是自己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也会想：既然可以将古书的版本源流梳理清楚，可以去校正它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错误，可以把这些基础的工作做得很扎实，为什么不能在这此基础之上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呢？作为一部古籍的整理者，对这部古籍应该是最熟悉和了解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话，其研究成果相对来说是更可靠的。但现在的困境在于，我们古典文献学专业的人往往会停留在古籍整理的层面，没有了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和阐释。把对古籍的整理与研究结合起来，从自己的学术兴趣和专长出发，在整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这对推动古典文献学的发展和古典研究的深入都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点，就是刚才傅老师提到的，今天的古文献整理和研究常常呈现碎片化的倾向。我觉得之所以呈现这样的倾向，是因为很多时候经典文本及相关重要问题的研究，做的人太多了，已经没有太多的空间留给我们。而一些不太重要的书或学者，没有人研究过，我们不管说点什么都是发前人所未发。当然，这些研究也是有其意义和价值的。但是，我很同意傅老师的观点，对于我们每一个研究者来讲，在形成各自的研究方向和领域之后，还是应该抓住重点，抓住主要问题逐步深入，而不应该过多地纠缠于枝蔓。这里说的枝蔓和我们强调的个案研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千篇一律地用一个套路去研究某一个学者，某一本书或某个具体问题，这种研究只是材料的堆砌，所选的研究对象没有代表性，研究本身并没有多少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研究的方法也是不断的重复。这种研究对于自身的学术发展以及研究能力的提高，都没有太大的帮助。

　　我还有一个比较强烈的感受，就是觉得现在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几十年前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现在的培养范式更偏重于个人研究能力的培养，也更加倡导青年学者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再有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今天获取各种学术信息、学术资源的渠道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方便，这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开阔了视野，提高了效率。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加上各位所具有的纯粹而持久的学术热情和自律，以及独立开拓研究领域并不断探索创新的能力，是一定可以不断推出更丰厚的学术成果的。

　　最后，谢谢相辉和在座的各位青年老师。非常抱歉没有去现场参加会议。祝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转自“书目文献”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