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林世田　国家图书馆

　　2005年，在涌泉寺考察经版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15年来，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取得长足进步，已经由“小众事业”发展成与每个人休戚相关的“全民事业”，这与社会各界的不懈努力、共同奋斗是分不开的。因为工作的关系，我长期关注佛教界的古籍保护工作，特别是自2005年以来曾五次赴涌泉寺考察，深切地感受到涌泉寺所藏珍贵大藏经能够完好地保护传承下来，离不开明末清初以来永觉元贤、为霖道霈、滋亭、虚云、圆瑛等历代高僧大德，以及当代普法大和尚的守护与奉献。涌泉寺保护修复佛教大藏经的历程彰显了佛教界保护古籍的智慧，对当前佛教界古籍保护工作具有较大启示作用。

　　福建鼓山涌泉寺始建于五代，是曹洞宗祖庭，为福建五大丛林之首，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文物古籍存藏丰富，尤以所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嘉兴藏》《龙藏》、历代高僧血经，以及明代以来经板闻名天下。

　　涌泉寺珍藏的每一部藏经背后都有一段精彩故事。根据天字函《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十卷尾施经牌记，涌泉寺的《永乐南藏》是清代顺治十一年（1654）， 民族英雄郑成功的表叔黄征明捐赠给涌泉寺的。他在顺治十一年被委派到福州招抚郑成功，但是没有成功。在这一年，他捐银320两，施印了一部《永乐南藏》给涌泉寺。

　　黄征明施经题记

　　涌泉寺所藏《永乐北藏》，经折装，上下木制夹板，两端用宽棉布带捆扎，经中钤“御赐鼓山涌泉禅寺藏经”朱印。这部藏经是康熙帝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颁赐给涌泉寺的。这也说明康熙年间仍将《永乐北藏》作为官版大藏经颁赐天下。

　　“御赐鼓山涌泉禅寺藏经”钤印

　　《嘉兴藏》亦称《方册藏经》，涌泉寺采用苏州码子编次藏经函号，颇具 特色，这是涌泉寺一大发明。据《永觉元贤禅师广录》卷十五《请方册藏经记》可知，这部藏经是永觉元贤大师在明代崇祯元年（1628）夏天，冒着酷暑，翻山越岭，亲自到嘉兴楞严寺请经而来。因为酷暑，加上一路奔波，永觉元贤大师到了嘉兴就中暑病倒，半个月才病愈。乘船返回的路上，经过钱塘江，正值钱塘江涨潮，上万居民被潮水卷走；船到浙江衢州的清湖，河水暴涨，平地成江；洪水过后，路塌桥断。可以说，这部藏经是永觉元贤大师冒着万死一生的危险，经历三次劫难，才请回来的。

　　用苏州码子编号的《嘉兴藏》

　　血经是由历代高僧大德用自己的鲜血抄写而成。抄写一部血经往往要花上二三十年的时间，非常珍贵，因为血经不容易保存，一般寺院仅藏有两三部， 而涌泉寺则多达657册，为全国之冠。这些血经大部分是涌泉寺的高僧大德抄 写的。其中，保存最早的为明崇祯十一年（1638）的《佛说佛名经》，仔细研读血经题记，可知这部血经是以明崇祯十一年光孝寺刻本为底本书写的，因题记中有“皇明崇祯拾壹年”纪年，其抄写年份应在明末或南明时期。

　　血书《佛说佛名经》

　　佛教界把大藏经视为三宝之一的法宝，认为整理、保护、流通大藏经，功德无量。涌泉寺佛教法事活动频繁，藏经使用频率高，损坏的自然也就多。再加上南方天气潮湿，易遭虫蠹。有损坏就要修复，以恢复其作为经书的功用。因此可以说历史上涌泉寺的藏经修复是一直持续不断的。

　　修复藏经记

　　在涌泉寺众多的修复者中，最有影响并且留下碑文记录的就是滋亭通雨大师（？—1844）。据《修藏经记》记载， 面对破损、虫蛀的藏经，主藏僧滋亭于道光八年（1828）六月用自己多年积攒的四百余金钵资，聘请良工先修《永乐北藏》，至道光十四年（1834）修复完成300多卷。后遇福州旱涝频繁，斋粮匮乏，僧众星散，滋亭上人义无反顾，担当住持，广结善缘，修天王殿、般若庵，增置田产，雇工耕种，斋食丰盈。三年之后，寺院再复生机，即以老病告 退，专心整理修复藏经。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完成了《永乐北藏》《龙藏》的修复工作，并花费二千余金，制作十二个楠木经橱。滋亭上人次年圆寂，为修复藏经奉献一生。

　　在中国历次书厄中，尤以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华典籍造成的损失最为严重。据统计，日本侵华期间，仅在华北地区就通过“焚书”的方式烧毁各类书刊65万余册，通过轰炸等手段毁掉的图书馆及其藏书更是不计其数，对中华文明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免遭战火涂炭，中国社会各界一大批有志之士全力以赴，守望相助，抢救保护珍贵文献典籍，谱写了全民抗战的辉煌篇章。其中圆瑛大师抗战时期保护抢救鼓山涌泉寺大藏经，成为佛教界在抗战中保护中华古籍的典范。

　　圆瑛大师是福建古田人，18岁在涌泉寺礼增西上人出家，多次住持涌泉寺，与涌泉寺渊源很深。他不仅佛学高深，还是位爱国爱教的高僧，主张“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圆瑛大师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遣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并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召集苏、沪佛教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积极进行救护抗日伤员工作。在日军逼近福州时，政府当局动员沿海各地将重要文物向内地山区转移。圆瑛大师紧急组织力量，把元代延祐二年（1315）刻印的《延祐藏》、明代的《南藏》《北藏》、明清两代血经以及传世孤罕的珍贵版本装了二十多箱，经与尤溪县詹宣献联系后，于1939年7月亲自将这些珍籍护送到尤溪西部的纪洪乡三峰寺秘密保存。抗日战争胜利后，圆瑛大师又把保存完好的二十多箱佛经运回涌泉寺，从而躲过了日本侵略战争的劫难。

　　生霉的血经

　　2005年10月2日，七百年难得一遇的龙王台风肆虐福建，位于福州鼓山半山坳的涌泉寺受灾尤重。洪水裹挟泥石，汇成巨流，瞬间冲垮寺院后墙，扫荡了整个寺院。一些殿堂坍塌，大部分殿堂尽管安然无恙，但是积水高达1.5米左右，致使经橱下面两层约5000余册经书直接遭遇水浸，有的被浸时间长达一天半。未淹经书也极度受潮。祸不单行的是，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带的鼓山，在10月中旬以后，天气转阴，湿度增大，而气温仍然很高。经过初步处理未能晾干的经书又遭霉菌的侵袭，散发出浓烈的霉味。特别是血经，由于血渍的营养作用，更利于霉菌生长，生霉情况更为严峻。不少原来只是受潮的血经，在白纸红字中夹杂着大量的黑色霉斑，有的甚至已经蔓延成片，长出一层绿色的绒毛。

　　在突如其来的特大自然灾害面前， 普法大和尚组织全寺僧俗二众在保护、 清理寺院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抢救经书上：一面是组织僧众有序地在泥渣污水中涉水救书；一面是及时开会研究抢救方案，并连夜打电话向有关专 家咨询，结合寺院实际条件，采取了五个科学、有效的抢救措施。

　　第一，将受水浸泡的经书转移到弘法楼和招待所。弘法楼和招待所地势较高，比较宽敞通透，有利于通风、排湿。在这里，转移过来的水淹经书被井然有 序地摊开摆放在晒经板和简易书台、书架上，不仅及时脱离水泡的恶劣境况， 而且拥有了良好的通风、去湿空间条件。

　　第二，用宣纸去湿。根据有关专家的建议，使用我国传统纸张去湿的方法去除经书中的水分。还按照大藏经的文物文献价值，对抢救的先后顺序进行合理安排，先处理价值最高又最容易损坏的血经，再抢救各种刻本藏经，最后处理现代出版物。在夹纸去湿的抢救过程中，有150多名僧人、信徒对5000余册 被淹经书进行了多次置换吸湿纸的工作，置换最多的达10次以上。事实证明，这种方法对经书损害小，操作简便，去湿效果明显，是涌泉寺当时条件下可采取的最佳措施。

　　第三，用酒精去除霉菌。经书受潮后生霉是亟待解决的另一问题。根据相关专家的意见，僧俗二众用棉签蘸酒精擦除一个个霉点，使生霉现象暂时得到有效遏制。

　　第四，用抽湿机、活性炭和生石灰去除存储空间的湿气。经过排水，藏经殿内的积水被很快排出，但房间内的湿度仍然很高，这对仍然存放在殿内的未淹经书极为不利。存放了大量水淹经书的弘法楼和招待所也同样需要排湿。然而，不管是藏经殿，还是弘法楼、招待所都没有除湿设备，大量湿气无法排除。寺院只能依靠社会捐助的大功率抽湿机日夜不停地抽湿，并辅以活性炭、生石灰吸湿，增强去湿效果。同时，他们还利用寺院的电风扇加速空气流通，对干燥空气、抑止霉菌生长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五，用无毒杀菌涂料对藏经殿消毒。为有效抑制和杀灭藏经场所的霉 菌，普法大和尚根据相关专家的意见，采用无毒杀菌专业涂料消毒杀菌。这种涂料能刺破细菌的细胞壁膜，达到杀菌目的，据说对纸质文献没有任何危害。但普法大和尚为了经书的安全起见，只把这种涂料喷涂在墙壁上，而没有直接用于经书上。

　　改造后的藏经殿

　　在2005年考察涌泉寺大藏经后，鉴于涌泉寺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降雨多、湿度大、温度高，非常适宜霉菌的生长，我们建议首先应该尽快改建或新建一个恒温恒湿的现代化书库，这是涌泉寺大藏经保护的根本之策。

　　普法大和尚在寺院恢复秩序之后，积极推进藏经殿的改造，并于2017年在获得文物部门审批通过后开始实施。一年多以后的2019年1月，改造后的藏经殿基本具备了文物收藏条件，成功迎回29个经橱内的2万多册藏经。

　　藏经殿经改造后，融合了传统的建筑风格与现代的使用功能，提升了古籍保护水平的同时，保留了藏经殿原有样式，彰显了佛教界保护古籍的智慧，值得借鉴推广。

　　历代典籍，其中也包括佛教典籍，是我们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文化自信、 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文化宝藏。做好佛教古籍保护工作是历史赋予我们的 责任，是时代提供给我们的机遇。我们当以涌泉寺保护修复佛教大藏经为典 范，扎扎实实做好当前佛教古籍保护工作，谱写佛教古籍保护的新篇章。

　　（转自“古籍保护”微信公众号，本文配图由作者提供，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