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文津流觞》第1辑，第11-16页。引用请以原刊为准。感谢程有庆老师及《文津流觞》授权发布！）

　

　　丁瑜先生

　　作者/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程有庆

　　因为丁瑜先生的缘故，我参与了三部书稿的编辑与整理。第一部文稿是施廷镛编著的《丛书综合目录》（即《中国丛书综录续编》）。施廷镛先生是图书馆学界的老前辈，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曾司职于燕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等多个单位，著述很多。

　　《中国丛书综录续编》

　　《丛书综合目录》为施廷镛先生生前所著，然而属于未完稿。1994年，施廷镛长子施锐先生与齐鲁书社签订该书出版合同，后因内容与《中国丛书综录》雷同较多而被退稿，随后又联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参照《中国丛书综录》的编辑体例，《丛书综合目录》书后应附有四角号码丛书书名索引及丛书子目索引。因熟悉四角号码的人相对较少，施锐先生请丁瑜先生帮忙。丁先生经与王玉良先生相商，得知我之前曾摸索过四角号码输入法，编辑四角号码索引不太费劲，便嘱咐我尽量帮施先生的忙。

　　施锐先生来图书馆找我，不只要我编索引，还希望我能审理书稿。经查原稿，很多丛书只有总名，缺少子目；还有些书，缺失编纂者，甚至有未列版本的现象。很显然，像这类内容有待完善的稿子，还不具备编制索引的基本条件。我向施锐先生说明原因，意图回绝。施先生见我退缩，焦急地说：“我已70多了，就想完成这个事。我有血压高，着不了急，请帮帮忙吧！”见施先生心情如此急迫，我勉强答应只编索引，但审稿的重任则不敢承当。不料，施先生见我答应下来，又拿出一段文字，叫试着标点，挑明说要“看看你的水平”。我当时真是大臊，但碍于丁、王两位先生的情面，还是努力标点了。后来看到《〈中国古籍版本概要〉的标点文字错误》（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1期）一文，才理解施锐先生为什么会向我提出那样的要求。

　　有些始料不及的是，这部书稿花了我约半年的业余时间。因为书中有大量的条目需要补充丛书子目，多亏组里同事唱春莲老师出手相助，帮我打字输入了很多补充的丛书子目，否则会花费更长的时间。编制索引时，施锐先生又提出需增编子目分类索引，这等于是给丛书所有的子目进行分类，大大增加了工作的繁琐和难度。

　　2003年，这部书稿改名《中国丛书综录续编》，终于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但书名更改得不够恰当，因为其中有不少内容已见于《中国丛书综录》，“续编”的称谓显然名实不符。施廷镛先生对古代丛书深有研究，其原作《丛书综合目录》的编撰早于《中国丛书综录》，二书内容有所重复，应予理解。

　　第二部是王雨先生的文稿。王雨字子霖，早年在琉璃厂经营藻玉堂，与众多知名学者、藏书家及图书馆相交往，蜚声于京都古书业。1936年抗日战争前夕，他介绍山东海源阁主人杨敬夫将残阁遗存的几十种宋元珍本以8万银元抵押于天津盐业银行。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由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主持，将这些珍贵书籍全部赎出，拨交给国立北平图书馆典藏。这是王雨先生为保护国家珍贵古籍做出的重要贡献。

　　已故历史博物馆文物专家史树青先生早年就读辅仁大学时，就听余嘉锡、赵万里二位先生讲，王子霖是琉璃厂有见识的通人，曾为梁启超先生所称道。二十世纪60年代初期，王子霖曾受聘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学术委员会顾问，并在历史博物馆讲授过古籍目录与版本的课程，史树青先生即是当年的听课人之一。

　　大约2001年，王雨先生的孙女王书燕女士为出版祖父的文集，找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朱凤瀚馆长予以热情接待。史树青先生得知出版王雨文集需找熟悉古籍版本目录的人帮助整理时，给予了特殊的关心，他特地找到常与自己一起参与文物鉴定活动的好友丁瑜先生说：“请你一定要帮帮她，就把这个事情承下来吧。”丁先生当时年事已高，无力亲为，便向王玉良先生说明情况，请他把这个事情承下来。王玉良先生1996年退休后，一直在位于六部口的北京文史馆帮着管理图书资料，还承担了馆属刊物《北京文史》的编辑和稿件审校的任务，馀暇不多，便打电话召我去北京文史馆，命我把这个事情承担下来。我素知史树青、丁瑜、王玉良相互间的笃好关系，今见几位先生以同样的话语相递重托，便打消原本想要拒绝的念头，承应努力去做，并请唱春莲老师和我共同做这个事。

　　《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全三册）》

　　王雨文稿分为《古籍版本学》《古籍善本经眼录》《日记、信札及其他》三部分，总名《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其中《古籍善本经眼录》内容为王雨先生平生经眼善本古籍的记录，排序比较凌乱。原稿皆以毛笔所书，字迹比较潦草，文字辨识困难较大。好在其中很多的书籍已收归我馆，需要时可以查看原书。对于本书的整理，唱春莲老师花费的精力比我多。我们主要结合有关书目，对书名、作者、版本等各项内容一一核检；依据古籍著录的规范，补充完善各个项目；对提要性的文字，添加标点。整理完成后，王玉良先生又对书稿做了最终的审校。至于《古籍善本经眼录》的书名，也是王玉良先生和我一起拟定的。

　　值得一提的是，《古籍善本经眼录》中附有袁克文1915—1918年日记中的购书记录，实为研究珍本古籍流传极其重要的资料。王玉良先生看到这部分文字，非常的重视与兴奋，他认真予以整理，并在《前言》中特别指出，若非王子霖先生有心摘抄，极有可能失传于世。

　　除此之外，我还审读了《古籍版本学》的校样，改正了少量的误字与疏失。如家刻本一节介绍《清平山堂话本》括号中的文字，就是我删改后添加上去的。

　　第三部整理的文稿即丁瑜先生的文集（《延年集》）。这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和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交给善本组的任务。与前两次勉强参与文稿的整理不同，这一次我是愉快地接受了组里给我安排的任务。

　

　　《延年集》 丁瑜先生著

　　我的任务之一是为收入文集的文章分类。学人出版文集是中国古代的传统，而古人文集大多是按类编排。丁瑜先生毕生与古籍打交道，编辑他的文集，当然宜于沿袭传统的类编方式。因此，我将丁先生历年所写文章依内容简单归为四类：a综论版本、目录学的，b具体研究、论述某部古籍的，c序、跋的，d纪念、杂忆的。这样做的目的，主要也是为了有一个大致的文章排列次序。

　　丁先生的论著有与肖振棠合撰的《古籍装订修补技术》。此书初写于1964至1965年，1978年修订删改，1980年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我初到善本组时，王大可副组长要求我学习的书籍中，就包括丁瑜先生的这本大作。当时我还听说，此书出版之前，丁先生曾问序于人，但或认为其学术价值不高，或属于合作等原因，竟无人承应。这也导致丁先生本人很少向人提起自己的这部著作。而且，由于是合著，丁先生也不太愿意把这本书纳入其文集之中。

　　其实，《古籍装订修补技术》的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如其《后记》所言：编辑这样一本书，“为了使这项濒于灭绝的传统工艺得以保存”。“本书的作者之一，肖振棠同志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从事古旧书装订工作有着近五十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本小册子可以说是他五十年来工作的经验介绍。”丁瑜是富有实践经验的古籍版本目录专家（当年他一句“《永乐大典》栏线上下有针眼”，我谨记在心），肖振棠是人所公认、实打实的古籍修复专家，二人合著《古籍装订修补技术》的权威性，需要质疑吗？

　　近些年来，我们特别强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关技艺的传承。《古籍装订修补技术》实属首次将古籍装帧修复工作的实际操作过程、经验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著作，为后人的研究与利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是丁瑜先生对古籍保护事业做出的具有开创性学术贡献。

　　按照古人的先例，个人的文集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即所谓只收部分著述的“文集”，常见的主要收诗歌、散文；一类即所谓的“全集”，不论类别，所有著述一概收入。丁先生已九十高龄，他的文集，当然宜于采用全集式的编法。因此，善本组及张志清副馆长等一致认为，文集收入《古籍装订修补技术》一书，更有利于人们了解丁瑜先生的学术成果及学术贡献。

　　《延年诗草》收入《延年集》，算是一种机缘。诗缘情，按丁瑜先生的性格，一般是不太愿意把表露内心情感的诗歌轻易发表出来的。或许是出版他的文集特别高兴，导致他下决心把自己珍藏的诗作拿出来一并出版。丁先生把《延年诗草》交给我时，非常认真的对我说：“你给看看，放在集子里行吗？我全听你的，你说了算。”同时一再叮嘱我不要给别人看。我为自己是《延年诗草》第一个读者而高兴，但由我来定夺丁先生的诗作是否适宜发表，则又深感责任重大。我当即非常郑重地向丁先生保证：“我一定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评判您的诗作。志清喜欢诗，属于文学派，也请他看看吧，听听他的意见。只有我们两个人都认为可以，才收进集子；如果两个人看法不一致，就作罢。”

　　《延年诗草》述及了一些往事，因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这是志清副馆长和我比较看重的，也是我们力主把《延年诗草》收入文集的理由之一。丁先生的新诗写得很好，富有时代感，我们隐约看到了一个充满青春气息和活力的丁瑜先生。

　　清人张贞《半部稿》自序云：

　　“余文稿刻成，客有见者，曰：“此子半部稿邪？”余问其故。客曰：“古今之自集文，与集昔人之文者，必备诗赋、文章而后谓之全集。是编有文无诗，故知其半部也。”

　　按照这个标准，那么今人所出的文集，恐怕绝大多数只能算作“半部稿”，而丁瑜先生《延年集》文章、诗赋俱全，足堪“全集”之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