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启动，同年5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国家图书馆挂牌成立。作为全国古籍保护的业务指导中心、培训中心、研究中心，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围绕古籍普查、分级保护、古籍修复、数字化、整理研究、人才培养、宣传活化等内容行使着自己的职责。“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主导开展的全国性古籍保护重大工程，十五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下，经过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广大古籍保护工作者的艰苦奋斗，古籍保护事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作者 | 陈红彦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2006 年前后，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曾经委托国家图书馆开展基于古籍工作的初步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古籍底数不清，大量古籍亟待修复，修复队伍不足百人，科研能力和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巨大，古籍利用渠道严重不足。为保护好古籍，延续中华文脉，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拉开了全面开展古籍保护的序幕。5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国家图书馆挂牌，并下设办公室。我有幸成为第一任办公室主任。从此，我开启了事业生活的另一个模式：告别了按部就班的工作，开始了筚路蓝缕、夜以继日的拓荒之旅。
作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第一任办公室主任和“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第一任秘书长，回顾十五年来的这一段岁月，用一点点笔墨，留下一份宝贵的人生记忆。
在开创的那段时光里，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的前辈们，用他们爱古籍、 爱古籍事业的心，以及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引领着晚辈们。在建章建制的讨论中，在外出督导的旅程上，在标准的制定、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评审中，李致忠等前辈深厚的学养、真知灼见、严谨认真，使得在开头的几年，能有若干标准出台，让相关制度完备，让保护成果及时发布。耄耋之年的老专家和年轻人一起在会议室集中，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的年轻人在原来从课本上认识名字的前辈身边，如海绵吸水般学习着知识、吸纳着经验、丰富着人生。李致忠先生对方法、节奏的掌控，白化文先生举重若轻的智慧，杨成凯先生的渊博平和，史金波先生的执着坚守、刘家真老师的激情澎湃，等等，在一代年轻人的成长中留下深深的印迹。依然记得，当《旁唐目录》《释量论》出现在名录中的时候，王尧先生难以抑制的泪水；第一次督导恰逢加拿大华裔送归《永乐大典》一册“湖”字韵时，傅熹年先生自然流露的那份欣喜；率先带领学生进入国家图书馆上古籍鉴定保护实践课时董洪利老师的那份悠然……今天冯其庸、王尧、傅璇琮、丁瑜、白化文、杨成凯、张公瑾、董洪利、 吴湘洲先生留给我们的已经是背影，但是古籍保护越来越壮大的队伍，和越来越多的成果，会给天堂中的前辈们告慰，共同的信仰，十五年间的坚守，今天在延续着，发扬着。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开展是广大古籍工作者的福音，是人到中年的从业人员的期盼，全国的古籍人以前所未有的工作热情，忘我工作。工作中除传统的鉴定、修复外，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实验室科学研究给古籍工作的护持，让更多人了解古籍、共同守护民族文化遗产同样是新课题。在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之初，利用计算机技术开展普查，研发平台需要既懂古籍又懂技术，还能讲解推广平台应用的专家，这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中科院图书馆的罗琳老师义无反顾站在了前面。那几年在中科院图书馆领导的支持下，罗琳老师每年几乎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讨论平台技术或者是在去培训平台使用的路上，脚步几乎遍及全国，以致于在业界有了“平台贩子”的雅号。今天全国的普查基本完成，和那一段打下的坚实基础密不可分，按照当年平台设计开展普查的浙江省不但完成了古籍、民国文献的普查，也用平台培养出一批掌握鉴定编目技能人才，这是对我们坚持的回报。珍贵古籍评审或要举办展览，时间紧任务重，京外收藏单位的藏品申报审批来不及，或者有顾虑不愿送展，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沈乃文老师说：“红彦，别着急，实在来不及就继续调用北大的展品，毕竟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事业。”展览时我们在车站、在书库、在展场迎候着从全国各地甚至港澳台送展的同行，心中充满了感动、喜悦。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之初，不但事儿是新的，需要不断探索、不断适应，人也多是新人，只有四位是有工作经历的同志，其他都是应届毕业生。启动后的三年间， 加班、开会是工作的日常。所有人在一间大办公室，接打着此起彼伏的电话，半夜回不了家，中午吃不上饭，手上停不下键盘上的翻飞，一段时间周末几乎没有休息。不休不眠的工作，不吃不喝的状况，包菊香编程提高工作效率，其他人校对跑印厂马不停蹄，发烧了坚持上班，大家没有抱怨。我常常想，这么有担当的孩子们，这是被一些人诟病，吃不得苦的“80”后的同事吗？有这样一批青年后备力量，何愁古籍保护事业不能蒸蒸日上？！
领导和专家们对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这个年轻的群体和年轻人也给予了特别的关爱，评审名录的时候，耐心细致的讲解，让年轻人迅速掌握古籍鉴定的 123。聪明漂亮的洪琰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是汉语言专业的硕士，刚入古保办时面对古籍文献鉴定、版本目录而言是不折不扣的小白，评审珍贵古籍名录时在经部给前辈们当联络员，第一年懵懂，专家说的话都不能完全领会，经过两批评审后，在比对版本时已经能发表意见，三批后已经可以初步判断，成长之迅速，不能不说是天资聪颖、勤奋奉献得到的“福利”，可以说这样的青年是一批人，在付出辛苦的同时，他们在业务的长进上少走了很多弯路，现在这些年轻人也逐渐步入中年，有的已经成为研究馆员。与他们一样，全国各地的古籍工作者在老带新的模式下，成长起来一批骨干力量。
在我做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的三年半里，在专家、同行和同事的努力下，每年都会组织申报、评审、公布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出版、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展览也会如期举行。普查中，常常有之前不曾著录过的古籍，作为普查新发现，让领导、专家、藏家、普查参与者激动不已。
2007年底，全国古籍普查专家组赴华东督导时，意外获知加拿大华侨藏有一册《永乐大典》。此本尚保留明代包背装，前后书衣完整，内容为“模”字韵“湖”字册。令人惊喜的是，国家图书馆恰好存此本的前、后各一册，此册的发现，使“湖”字部分内容前后相缀、更为完善。它的发现和购藏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来，流散海外的中华典籍实体回归祖国的成功案例，是给“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一份厚礼。
《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刻本佛教大藏经。开宝四年（971）北宋政府在四川开雕， 刻竣后经板于太平兴国八年（983）运抵京城汴梁，太宗命于太平兴国寺建印经院，藏版印刷。全藏约5000余卷。金灭北宋后，经板全毁。《开宝藏》对世界汉文刻本佛教大藏经影响至深，目前存世仅13卷零本。国家图书馆藏《开宝藏》本《大宝积经》卷一百一十一，唐代僧人菩提流志等译。本卷后段偈颂“愿以大慈悲”一句下，小字注“诸藏皆少一句”，是宋初开雕前校勘的痕迹。校对诸本，仍难补齐一句阙文， 反映了本经早期流传状况。该本此前不为学术界所知，2008 年入藏国家图书馆。
随着民众对古籍保护的理解，发现珍贵古籍的信息也不断传来，我在办公室接到过来自江苏的一个电话，电话的那头述说着一个故事，民间有阮元《十三经注疏》的一部分稿本，藏家不了解古籍的意义，有带出国门的想法，打电话的是藏家的亲戚，希望把重要的藏品留在国内。接到电话，我马上联系善本部的同事，在入藏前鉴定决策的时候，馆外专家杨成凯先生激动地说，国家图书馆当然要收呀，这种藏品都不收还要收什么？于是藏品安然留在境内，北大学者刘玉才研究发表后，增强了更多人对其意义的认识。
普查中还在民间发现了稀见的藏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金陵胡承龙刻本《本草纲目》、南宋宝祐元年（1253）刻本《五灯会元》，等等。
为解决古籍保护人员匮乏问题，我们当时组织鉴定、编目、平台使用、修复等各类培训。仅2008年一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就举办了20期各类培训班，招生范围涉及全国的335家单位，培训人数近千人次。培训掌握技能，提高水平的同时，同行间的交流改善了古籍工作的生态，大家在 QQ 群讨论业务上遇到的问题，共同提高。经过十五年，那时候的年轻人很多都成为各个单位的古籍工作骨干了。十五年，以修复为例，当时只有一百人的修复队伍在师徒相传、学历教育、短期培训“三驾马车”的拉动下，升至千人。修复队伍呈现年轻化，专业化的良好业态。十五年间全国有370万余叶古籍完成修复，社会关注和参与度也越来越高。科技赋能修复也在逐渐提高水平，一批专利成果应用在日常修复中，也 规范了修复材料的选配。2013年—2021年历时8年的国家图书馆清宫旧藏天禄琳琅修复得到社会各界关注，修复中培养了一代人、科学复原了一批材料、记录了不同时期不同材料不同破损类型的修复方案和修复技艺，可以说成效显著。
2008年起，为提升古籍保护的科技水平，古籍保护实验室逐渐建设起来，边建设边开展科学研究，追踪世界保护前沿， 探查古籍保护急需，一批标准研制并实施，一批批检测保障了修复、保存环境安全，一些重大的研究项目解决了国外技术卡脖子的问题，作为古籍保护科技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正进一步用严谨的态度、科学的研究成果为古籍保护保驾护航。
2011年从古保办回到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古籍保护工作仍在急需。因为了解了全国古籍保护的状况和社会需求，我可以有的放矢，着力解决业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先是面对曾经的查资料难的问题。为解决珍贵古籍保护与使用之间互相矛盾的问题，我们着力将古籍从库房通过再生性保护的多种途径送上书桌，送进生活。几年间，我所在的古籍馆，联合70余家出版机构，每年的出版公布文献数量达到3万余册，相当于每年一部《四库全书》的体量。古籍数字影像加工发布紧锣密鼓。为规范数字资源加工，我们撰写了《古籍数字化规范数据采集实践》工作手册。为方便古籍保护国际交流，八年磨一剑的《文献保护中英双解词语手册》出版并很快售罄。《善本掌故》等一批普及类读物，大量的文创产品、音频节目让古籍走入更多人的生活，可以说成果斐然。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时刚过不惑之年，如今已近耳顺，可以说这十五年 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十五年。
我1987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同年入国家图书馆从事古籍整理、编目、保护、管理、文化推广和人才培养工作。历善本特藏部副主任、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以及展览部、古籍馆相关岗位。我觉得我是幸运的，一直没有离开过古籍事业，虽然一生只做一件事， 但没有虚度光阴，一个平凡的生命遇到一个伟大的时代，可用个人的几十年职业生涯为千年古籍续命，竟然与国家的文运紧密相连，可以如此有价值，我何其幸运。
记得创业之初，中午没有时间吃饭的时候，王杨大姐回家给我煮了一碗热乎的西红柿鸡蛋面，压力山大的时候主管的詹福瑞馆长、陈力副馆长一句“红彦是独生女，家里还有八十高龄双目失明的老母需要照顾，真不容易”，让工作八面来袭都不曾退缩、敢于担当的我一下破防，泪水难以抑制地滚落下来。
尽了自己的努力，做出了一点成绩，对从业者而言是本分，而领导们给我的鼓励和荣誉却是沉甸甸的：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宣部“四个一批暨文化名家”人才，2018年又当选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有机会作为行业代表为古籍行业发声。我当然知道这荣誉是我个人的，也是我们这个集体的，感恩给予我帮助的每一位前辈、同道、同仁。感恩全力支持我的家人。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五年，古籍保护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由中办、国办印发， 对古籍人而言，又是一个新起点。用科学和爱为古籍延寿，让古籍蕴含的中国精神、中国故事通过我们的作为被传承、激活， 这也是为千年古籍续命的古籍人的光荣与梦想，使命与担当。感恩这个时代。
（转自《藏书报》，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特此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