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由国家主持开展的全国性古籍保护工程。作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具体组织实施单位，同年 5 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国家图书馆正式挂牌，承担起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全国古籍保护培训、推动全国古籍保护研究等工作。
十五年来，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统筹引领下，古籍保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全社会古籍保护意识大大提高，古籍保护事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亲历其中，古籍保护工作者用奉献与进取支撑着古籍保护的一路成长，见证着古籍保护事业的点滴变化；十五年，是古籍保护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古籍人一生中的一段难忘岁月。这不是起点，也必然不是终点。
本报策划专题，邀请古籍保护人对十五年来的经历进行回顾，对工作成果进行梳理总结，以推动古籍工作再上新台阶。
古籍保护，不止这“十五年”
专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苏品红
采写 | 刘晓立
2007年1月，“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启动，同年5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国家图书馆挂牌成立。作为全国古籍保护的业务指导中心、培训中心、研究中心，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围绕古籍普查、分级保护、古籍修复、数字化、整理研究、人才培养、宣传活化等内容行使着自己的职责。“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主导开展的全国性古籍保护重大工程，十五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下，经过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广大古籍保护工作者的艰苦奋斗，古籍保护事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回顾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大框架的确立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苏品红（图左）与厦门大学副校长邓朝晖共同为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厦门大学传习所揭牌。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苏品红1983 年进入国家图书馆工作，多年来致力于地图研究与文献保护研究，是最早参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编制的成员，也是一路参与古籍保护工作、见证古籍保护发展的图书馆人，她关于 “古籍保护”的记忆更早，也更深刻。
2000年之前，古籍保护主要体现在古籍存藏单位小心翼翼地存藏或开展“换皮订线”等简单修复工作上，虽然各馆也出于“敬惜字纸”的传统，制定了不少“轻拿轻放”等保护举措，但缺乏先进理念的科学指导，也没有在更大范围内引起足够的重视，从事相关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更是严重不足。
2000年之后，以国家图书馆为例，虽早已搬迁了新馆，库房条件也得到改善，并且很早就有专职的古籍修复人员，一直致力于科学规范保护修复古籍的探索，但由于没有专门的经费开展古籍保护工作，所以包括敦煌遗书在内的大量古籍文献还缺乏专属装具等设备设施的保护。“当时敦煌学已是显学，国际上对于敦煌遗书开展的保护研究利用都走在了前列，于是有人说敦煌遗书虽出自中国，但还不如国外保护得好。看到这种情况，财政部给国家图书馆拨专款建立敦煌专库。此后，敦煌遗书有了专门库房，每个卷子也有了专用木盒，所有的木盒都整齐摆放进了专门的楠木柜中。”可以说，敦煌库的改造，拉开了全国改善古籍存藏条件、加强古籍保护的新篇章。
改善古籍存藏条件只是古籍保护的一个方面，为了实现古籍的再生性保护，以时任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周和平为代表的一批古籍保护业界领导、专家策划了“中华再造善本工程”。2002年，“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启动，利用现代出版印刷技术，对珍贵孤罕的古籍善本进行仿真复制，使之“化身千百”，分藏各地，达到继绝存真、传本扬学、嘉惠学林的目的，也有效保护了古籍的安全。
可全国的古籍藏量究竟有多少，存藏状况如何，破损有多少、分别到什么程度，能修复的人有多少……这些问题仍然是摆在全国古籍保护人面前不可逾越的“鸿沟”。苏品红回忆说：“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之前，考虑的首要任务就是开展全国古籍普查，摸清家底；第二个重要任务是存藏环境的改善和破损古籍的抢救性修复，做好古籍的原生性保护；最后要让古籍‘化身千百’，需要考虑古籍影印出版及数字化等再生性保护问题。”
现在回想起立项过程中的挑灯夜战、讨论争议，苏品红仍觉得历历在目。“制定相关标准的时候，业界专家一边熬夜反复讨论，一边吵得不可开交，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古籍的定级问题，有很多争执。关于普查怎么做法，大家也各有各的理。以至于从 2003 年就开始准备‘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具体的申报文本，经过反复讨论、修改，直至 2005 年才正式完稿。”在前期准备充分的基础上，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正式提出大力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推进
两大抓手摸清家底“账”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启后，为加强组织领导，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由文化部牵头、十部委共同组成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国家图书馆正式挂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担负全国古籍保护业务指导中心、培训中心和研究中心的职责；组建了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全国各省、区、市也相继建立了省级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会议、省级古籍保护中心和专家委员会。经过十五年的不懈努力，一个由党和政府统筹，各级各类古籍存藏机构协调合作，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支持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体系逐步完善。
有机制保障，还要有抓手。在推进古籍保护工作中，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以评审《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评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为抓手，一方面促进全国古籍存藏单位加快普查进程，一方面激励其改善古籍存藏条件。有了这两大抓手，既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建立了古籍分级保护制度，又有力改善了古籍存藏条件。
此外，还重点讨论解决了一些争议问题。如开展全国古籍普查工作时，究竟应该“尽善尽美”还是“基本完备”成了很长时间内争论的焦点。一开始，在试点单位做普查时，古籍专家们都希望能够“尽善尽美”，尽力将古籍信息收集齐全，既方便今后利用，也减少再次录入对古籍、人力、物力的损耗。但在全国推广古籍普查时，各地纷纷反应遇到不少问题。“事实上，不光时间不够、人手不够，最关键的是人才匮乏，仅仅以为古籍断代为例，若不具备版本鉴定知识的话也是很难的，更不用说‘面面俱到’了。”经过古籍专家、组织实施单位多次讨论，最终确定一个大原则：先按“基本完备”登记，有条件的可以“尽善尽美”，但要确保在“十三五”末基本完成。如此，古籍普查很快在全国得以推进。
“经过十余年的推动，古籍保护成果斐然。”苏品红介绍说。全国汉文古籍存藏家底基本摸清，普查登记目录陆续出版，古籍文物定级工作纳入日程；海外中华古籍存藏调查和数字化回归多渠道开展，取得重大进展；古籍收藏条件不断改善，超过 2000 万册（件）古籍得到妥善保护，超过385万叶珍贵古籍得到抢救性修复；一大批列入国家重大文化建设项目的古籍整理出版成果面世，仅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就出版 1.5 万余种；古籍数字化、胶片化等异质保存利用工作稳步推进，仅国家图书馆就有超 10 万部件古籍数字资源实现免登录在线阅览。
成果
全社会古籍保护意识大大提高
古籍保护在普查、修复、数字化、活化利用等方面成绩的取得，让古籍进入了大众的视野。“业界大大提高了古籍保护的意识，社会层面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古籍保护，有意识地参与到古籍保护中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变化，也是最让人欣喜的成绩。”苏品红说，大众的参与为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不仅吸引了很多社会力量和资金的支持，而且提升了古籍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和职业荣誉感，反过来更推动了古籍保护事业的发展。
古籍保护的理念、能力和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之前，业界有一个共同感受：相对而言，文物保护方面博物馆系统条件较好，资金相对优厚，开始科学保护的研究较早，工作开展也都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档案系统资金较为充足，相关的保护工作也走在前面。“以前图书馆在古籍保护的人员培养、经费方面较弱，但是经过多年发展，古籍保护从理念到技术，到科学性保护举措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对此，苏品红也很欣慰。
古籍修复的理念越来越成熟，整旧如旧、最小干预等成为业界共识。比如对于古籍中的“缺字”问题，过去要求在修复中补缺，现在则要求尽可能保持原样，依据“整旧如旧”原则保留下历史信息，以便后期的研究利用；过去修复整体托裱较多，现在是哪里破损修复哪里，要“最小干预”……这些都体现了修复理念的发展。
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取得成果，科学保护理念深入人心。经过这十余年的发展建设，全国已有多所高校成立了古籍保护学科，国家图书馆还成立了古籍保护科技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古籍保护从理念到技术都越来越科学化、规范化。“古籍保护概念从单纯的原生性保护，发展为‘原生性 + 再生性 + 传承性’保护，成为涵盖古籍保存保护修复、古籍编目整理和研究出版、古籍数字化知识化智慧化、古籍活化利用传播等全域全流程的系统性工作。”苏品红说。
期待
推及更广意义上的古籍普查
对于下一阶段的古籍保护工作，苏品红有几点期待。
首先，在汉文古籍普查的基础上，要尽快完成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出版，《中华古籍总目》的编纂要加快步伐。“现在古籍普查登记目录正在有条不紊地出版，有几个省份《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的编纂也基本完成，希望接下来能够尽快出齐出全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完成《中华古籍总目》编纂，这样全国汉文古籍存藏的情况就能够一目了然。”
其次，开展更广泛意义上的古籍普查。少数民族古籍，以及简帛、金石拓片、舆图等特种古籍的普查要逐步铺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各少数民族都创造了优秀的民族文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这些古籍是各民族智慧和心血的结晶，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共有的宝贵精神财富。据了解，目前，在少数民族古籍普查方面，国家民委在进行《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的编纂出版工作，“给每部古籍进行普查登记，发放‘身份证’的工作还没有做，我觉得可以作为下一阶段的重点。”苏品红说，还有一些比汉文古籍普查起来难度更大的特种古籍，如简帛、金石拓片、舆图等也希望能尽快纳入到普查行列。“我到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后，很希望能尽快启动对金石拓片的普查，但真正能够整理编目拓片的人少之又少，所以首先我们面临的是培养人才的问题，虽然也可以通过一边培养人才一边推进普查的模式开展金石拓片普查工作，可加上‘疫情’等客观原因，一直未能顺利展开。若是能够克服困难尽快将特种古籍文献的存藏情况也弄清楚并面向社会公布，一定能对学界研究利用起到巨大作用。”除此之外，苏品红还特别关注舆图的普查与保护，她认为，古地图留存下来更不容易，尽快开展普查意义重大。
改造后的河南省图书馆书库
再次，进一步改善古籍存藏条件和库房微环境。随着全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很多地方的古籍存藏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接下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也会按照文旅部要求，通过一些方式，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进行复核。一方面以此推动相关单位保持好现有条件，另外一方面进一步促进古籍存藏条件的改善。”
最后，大力推动古籍数字化。古籍数字化是利用、研究、传承古籍基本的途径，是古籍保护工作的难点和重点。在苏品红看来，现在古籍数字化面临两个最大的问题，一是经费，二是统筹。“统筹就是不做重复性的工作，把有限的经费利用好。另外，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变化，比如‘数字人文’的提出，难点很多，需要的经费也非常大，而且此项工作的开展不仅需要图书馆人，还需要很多社会相关行业的加入，希望能够形成合力，通过我们的努力尽可能推动这项工作往前发展。”
十多年来，古籍保护被提升到空前高度。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被纳入国家和文旅部“十三五”“十四五”规划，制定实施了《“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使“古籍保护”有了法律依据和保障；2022年3月，“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4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这是对整个古籍工作有更高层面的政策，有更高层面的布局，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一定会促使古籍保护工作得到长足的、更快的发展，相信后面的古籍保护前景会越来越好。” 苏品红表示。
（转自《藏书报》，文中配图由受访者提供，特此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