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系国家图书馆中国古代史讲座“稽古·贯通·启新”讲稿《忧患与繁荣——宋代历史再认识》下篇。更多精彩内容，敬请阅读国家图书馆（中国古籍保护中心）、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编《稽古·贯通·启新：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国图名家讲座集》（全4册）

　　二、“立纪纲”“召和气”：相对开明的国策基调

　　宋太祖在公元960年的时候，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皇帝。现在我们回头看，会觉得宋太祖赵匡胤是“大宋”王朝的开国君主， 但跟他同时代的人会怎么看待这个新上台的皇帝呢？

　　宋太祖是接在梁唐晋汉周五个短命朝代后边宋代的第一个皇帝。五代一共有14个皇帝，总共在位54年，每一个皇帝平均在位多少年，一目了然。每一个皇帝上台以后，都希望巩固自己的政权，但实际上是像走马灯一样更迭得非常频繁。这14个皇帝里，开国君主大多原来是军队的统帅，靠着部队的实力推翻了前面的皇帝，自己摇身一变成了当时的君主。现在赵匡胤又上来了，又是一个军事统帅，又是这样摇身一变上来的皇帝，当时的人有什么道理相信他会是一个长期维持的王朝的开国君主？我想当时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前面的五代过去了，现在短命的六代、第15 个皇帝又来了。但是赵匡胤创建的这个王朝最终巩固下来了，宋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持续时间较长的一个，有320年的时间；所以后来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宋太祖能“易乱为治”，把扰攘混乱的局面转成为相对平稳。南宋大儒朱熹也和学生讨论过这个问题。学生说“太祖受命，尽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乱为治”， 他回答说：“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条目多仍其旧。”朱熹告诉他们，宋太祖只是把五代最不合理的措置去除了，而其他枝节的法令条目暂且延续不动。然后朱熹强调说：“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纲，其他节目可因则因。此方是英雄手段。”（《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七）

　　赵匡胤当皇帝17年，还不到50岁就非常突然地去世了。他去世之前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年，一个24岁，一个18岁，但这两个儿子都没有被指定为太子。赵匡胤去世以后，他弟弟赵光义继承了皇位，就是宋太宗。宋太宗上台以后，表示要继承太祖的事业，他在《即位诏》中说，“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事为之防， 曲为之制”这八个字，是宋太宗对他兄长所作所为的一种提炼。“事为之防”，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要预先防范，事发之前就要考虑可能的后果，而不能等问题出来之后再去堵窟窿。“曲为之制”的“曲”就是委曲周全的意思，要周全地设立制度，进行制约。这八个字放在一起， 就是现在说的防微杜渐，所有的事情要防范在前。这应该说是宋太祖防范弊端非常重要的行事方针，或者说是指导思想，宋代的朝政里始终遵奉着这样的原则。

　　帝制时期都是专制的时期，专制时期都谈不上有真正的自由、民主；但是专制也不能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专制的方式、程度也有不同。宋代的朝政应该说是中国历代王朝里面最为开明的。有两个小例子，都是讲太祖朝的。“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沈括《梦溪续笔谈》）宋太祖是军旅行伍中摸爬滚打上来的，基本上没有受过正规的文化教育，有的时候没有文化的人问出来的问题，有文化的人反而很难回答。赵普想来想去不知道要怎么答，皇帝一直追着问，最后赵普只好说“道理最大”。道理是最大的，能够笼罩住天下所有的东西。皇帝觉得不错，十分称赞。赵普跟宋太祖究竟是否有过这么一个对话，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宋人相信是有的，宋代不少文章、奏议里边提到这件事，认为“道理最大”这样的说法是非常正确的。

　　另外一件事情还是说太祖。“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详。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宋曹勋《松隐集》卷二十六）这一件事情、这么一块誓碑到底有没有，我本人高度怀疑。但是从宋代的做法来说，可能确实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一般在处罚、诛杀大臣的时候，宋代皇帝是比较小心的。给皇帝提意见的人，宋代有不少因言治罪的，但是极少有因为言论而被直接处以极刑的。这种情况和其他帝制王朝很不一样。宋代也有文字狱，有党同伐异的事情，比方派别之间的争斗，以整倒对手为目标的政治运动、政治迫害，但是总体上来说，宋代文化环境比较宽松，思想相对比较自由，言论也比较开放，我们会感觉到当时议论勃发的情形。因此陈寅恪先生说：“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论〈再生缘〉》）

　　宋代是一个求稳定的时期，因为外部的压力很大，所以它内部求稳的特色非常突出。稳定也是要有一定的把手的，就像一辆车的轴或者两个轮子一样，一端是“立纪纲”，一端是“召和气”。纪纲就是纲纪，也可以说是法制制度，欧阳修就把纲纪和法制连在一起讲，“道德仁义，所以为治；而法制纲纪，亦所以维持之也……是以善为天下虑者，不敢忽于微，而常杜其渐也。可不戒哉！”（《新五代史》） “召和气”，王禹偁端拱二年（989）上太宗疏中提到“感人心，召和气，变灾为福，惟圣人行之”。当时人觉得天地之间运行着阴阳二气，如果阴阳二气都是自然的运行，人世间不对它有任何的干扰，那么就会感召和睦之气。宋代人很多言论、著述里边都将国家的仁政与和气联系在一起。这样，法制、纲纪和作为治国原则的道德仁义，这两者的综合就构成了当时追求平稳统治的基本路向。在一些具体的制度里也都能看到“立纪纲，召和气”的体现。

　　“立纪纲”就是要建立制度。以科举制度为例，宋代已经有了唐代的科举作为基础，中国历史上从隋炀帝的大业元年（605）开始到1905年结束整整是1300年的时间，曾经有学者统计这1300年里各个历史时期所取的进士总数，以及平均每一年的取士数额。科举考试跟现在的高考其实性质完全不同，现在经常把高考和科举相提并论，但高考选拔出来的人还是要进学校的，它是教育各个环节里边的一环，而科举不一样，它是假定你受教育的过程已经结束了，考出来的人是要去做官的。如果说这一年科举录取的进士只有一二十名，而当时的整个官僚队伍至少是有五六万人，这一二十名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投到五六万人的官僚队伍里边去，很快就被淹没了，不可能说去改变官僚队伍的素质。只有当它形成一定规模的时候，才可能对原有官僚队伍的素质造成一定的冲击。各个时代比较起来，宋代科举考试是取士最多的。唐代科举制度已经相当完备，宋代“立纪纲”，相关制度更加严密，也更加开放了。通常一个制度“严密”就不容易“开放”， 如果强调开放，制度往往就不够严密。而宋代正是通过制度的严密化， 才使其得以向更多的人开放。

　　唐代有“投状”和“温卷”，士子在应试之前，可以提前把文章给当时的达官名流看，以求推荐。科举考试之前，皇帝会临时指定一名主考官。比如《唐摭言》“公荐”条有这么一个故事：

　　（唐太学博士吴武陵荐进士杜牧，）曰：“请侍郎与状头。” （崔）郾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对，武陵曰：“不尔，即请还此赋。”郾应声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诸公曰：“适呉太学以第五人见惠。”或曰：“为谁？” 曰：“杜牧。”众中有以牧不拘细行间之者，郾曰：“已许吴君矣。牧虽屠沽，不能易也。”

　　这样的情况，也不能说完全不合理，现在我们也说高考不要走独木桥，中学校长可以实名推荐。但是这样的事情如果没有严格的制度保障， 就会让人对它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产生质疑。晚唐有位诗人叫杜荀鹤， 科举考试没有考中，作诗说自己“空有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 意思是，虽然我也有很好的文章，但是朝廷里没有人帮我推荐，所以考不中。这种对科举公正性的质疑，就会伤害这个制度的公信力。

　　宋代也有跟科举有关的诗作，“唯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 这是什么意思呢？考生科举应试都是要答卷子，在卷子上面写文章，卷子的最上边会写明考生的籍贯、姓名和祖宗三代。在唐代，考生的名字主考官是看得到的，所以崔郾很容易就把杜牧找出来。但是在宋代， 考生的卷子一交上去，监考官员就把名字糊住粘上了，这个叫“糊名”。糊名之后，拿《千字文》给他盖上一个号，就像我们高考的考号一样。后来考生的亲笔试卷要封弥存档，考官批阅的是专门请人另外抄过的试卷，以防考生字迹被识别，这叫做“誊录”。宋人会说糊名制度是很公道的。如果你家世背景“孤寒”，“孤”就是朝廷里没人帮忙支持，“寒”就是家里相对清寒，不是腰缠万贯——家里如果很有钱，不必来考科举，可以经商致富或者干很多别的事情；假如又孤又寒还想要出人头地， 做一番事业，只好去走糊名科举这条路，因为这条路是比较公道的。

　　叶梦得《石林诗话》记载了一个跟苏轼有关的故事：

　　李廌，阳翟人，少以文字见苏子瞻，子瞻喜之。元祐初知举，廌适就试，意在必得廌以魁多士。及考章援程文，大喜，以为廌无疑， 遂以为魁。既拆号，怅然出院。以诗送廌归，曰：“平时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

　　苏轼弟子李廌元祐三年（1088）报名参加科举考试，正好这一年皇帝指定苏轼当主考官，宋代主考官被指定以后当天就要进贡院，贡院当天就锁门了，叫“锁院”。那个时候不能打电话、不能发短信，内外之间谁来请托，事实上就办不到了。不过苏轼对于李廌文章风格很熟悉，师生两人都觉得选拔出来没有问题。于是出题，考试。考完开始阅卷， 苏轼看到一篇卷子很高兴，认为肯定是李廌的，就把这份试卷放在首位。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主考官没有照顾自己朋友、学生的意图。所有卷子都判完了之后，开始拆号，结果第一名不是李廌，是章惇的儿子章援，章惇是王安石变法的左膀右臂，而苏轼基本上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 但是名次不能改动了，所以这一年章援是省试第一。从第一名到最后一名共取了523个人，没有李廌。李廌很伤心，决定回家，苏轼就写了一首诗送他，说“平时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另外还有两句“青袍白纻五千人，知子无怨亦无德”。意思是说，这次来考试的有五千多人，我实在无法把你的卷子挑出来，我知道你当然不可能感谢我，可是你也不会因此而抱怨我。

　　我们看到，制度的严密化使得制度对于更多的人来说是公平的，也就向更多的人开放。这样的“立纪纲”方式，实际上就达到了“召和气”的目的，也正是因此，宋代有一些“寒俊”（出身清寒的才俊之士）得以崛起。

　　过去有一出戏叫《状元媒》，里边的状元就是吕蒙正。《邵氏闻见录》卷八记录了他的一件轶事：

　　吕文穆公讳蒙正，微时于洛阳之龙门利渉院土室中，与温仲舒读书。……后状元及第，位至宰相。温仲舒第三人及第，官至尚书。公在龙门时，一日行伊水上，见卖瓜者，意欲得之，无钱可买。其人偶遗一枚于地，公怅然取食之。后作相，买园洛城东南下，临伊水起亭，以“饐瓜”为名，不忘贫贱之义也。

　　类似事情，让我们看到宋代的风气跟唐代确实有一些不同。唐代很多人，哪怕是家境没落的，也总喜欢强调自己某代的前辈是做过大官的，而不愿意提及个人当年的贫贱。但宋人通常不讳言过去的清寒，渲染靠自己的力量出人头地。

　　范仲淹当年也曾在僧舍里读书，他带去的口粮，要是顿顿吃干饭就坚持不到底，所以带去的米都是煮粥，到了冬天粥冻成一坨，就拿刀把它划开，一顿饭吃几坨都要计划着，家里带来的咸菜（“虀”）， 也要分份儿吃，人称“断虀画粥”。范仲淹在寺院里边这样坚持了三年， 后来科举及第。我们知道，范仲淹本来是苏州范氏，但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带着他改嫁到山东，他是在朱姓人家长大，科举考试填的名字都是朱说。范仲淹做官之后回到苏州，建立了范氏义庄，支持范家那些读不起书的孩子，让他们能有机会去读书。

　　在那个时候，有一批这样的“寒俊”崛起。“寒”是指家境清寒，“俊” 是说本人是社会上的才俊。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强调士以天下为己任，具有这样情操的人，在当时的社会上并非个别。这样一些优秀士人的代表，在当时既是政治的主体，也是文化的主体，同时也担负起了一个时代道德主体的责任。

　　三、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

　　下边我们来讲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宋代的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趋势。刚才我们提到日本学者在20世纪初期曾经提出“唐宋变革”的说法，我想我们不能把这种说法推到极端，不能说什么事情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延续和更革是同时存在的。但是从唐到宋确实有一些明显的变化，如果问不同的学者，他们会列举出不同的内容。如果从总括的角度、从整体的趋势来讲，或许可以用“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对它进行大致的概括。

　　我们说到“化”，都是指进行时。比方我们过去常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指一种进程，一种倾向，而不是完成时。有的学者说宋代是一个平民社会，区别于唐代的贵族社会，我个人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如果说宋代社会是在走向平民化，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站得住的。另外它也有世俗化的趋向，包括当时的宗教信仰、思想文化、都市布局，都有世俗化的趋势。而且这一个时期对于“人”本身，对于普通人生活状态的关心，我觉得比起前代来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这可以说是当时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

　　唐代的长安城是在隋代大兴城的基础之上建的，严整规范。它大体上是一种网格状的坊市型布局，宫廷在整个城市的北边，皇城紧挨着宫城，皇城是宰相和辖下各个部门集中办公的地点。唐高祖到唐太宗都是活动在太极宫，唐高宗、武则天是在大明宫，唐玄宗是在兴庆宫，基本上都是在城市的北边。城市里边有一个个方格状的居住小区， 这些小区在当时被称为“坊”，坊四围有坊墙，坊和坊之间有道路；大型的贸易集中在西市和东市。所以整体上来说，唐代长安城的尊卑秩序非常清楚，城市的功能区非常很明显。参加长安城发掘的考古系老师说，长安城布局如此严整，甚至让人觉得当时就是一种半军事化的管理模式。唐代一直到后期，城里边还是会有宵禁的，一到点，四处敲鼓，各个坊的坊门都要关闭，大街上不会有闲散的、游荡的人群。这样一种管理方式，相对来说比较严格，尊卑秩序井然，这是唐代长安作为一个都市给我们的基本印象。

　　宋代的东京开封非常不同。开封城最开始不是作为都城建设的。五代第一个君主是后梁朱温，他原来的大军区就在开封，摇身一变成为皇帝之后，就把大军区的司令部改成了皇帝的宫廷，宫廷范围从五代到宋代逐渐增扩。开封城的宫廷在城市的中间，这个位置与它当年作为大军区指挥部司令部的军事防卫功能有关。唐代后期已经开始有火器，用于攻击城市的手段更多了，如果宫廷是在城市边缘的地方，比方挨着北城墙，防守起来风险就会更大。因此，五代以来包括北宋， 它的宫城大内是在整个都城的中央，从宫城到内城到外城，是一个多重方城的布局。这个布局一直影响到后来的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其实也是这样，宫城即大内紫禁城是在城市中央，而不是像汉唐时期那样在城市的北端。

　　我们现在常讲要打破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界限，这就有一个问题，中国古代城市户口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唐代中期以后城市居民被称为“坊郭户”，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方方正正的小区，郭就是城郭，城市小区里边的这些居民就是坊郭户。到宋代，宋代的城镇居民、工商家庭都属于坊郭户，坊郭户固定为特定的户籍类别，出现了明确的户籍分野。坊郭户作为特定的法定户籍出现，说明那个时期城市居民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家有必要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类别来进行管理。

　　宋代的开封，官府、民居、商户杂陈，城市空间、十字街头出现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面相和文化形式。比方说在《清明上河图》里，我们会看到不仅有沿街店铺，还有说书的老先生，有杂耍的、饮茶的， 熙熙攘攘的往来人群，在当时各种各样的世俗文化可以说是大放异彩。

　　袁行霈先生在《中华文明史》里说，中国文学到这时有了更加细腻丰富的表现方式。这一时期文学重心有着明显的下移，造成了文学的全面繁荣。文学重心的下移，首先指文学体裁的多样化。唐代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唐以前最主要的文学形式一个是文，包括骈体文、散体文，另外就是诗，一般来说士人才有能力从事这样的创作。宋代不仅仅有诗有文，文学体裁还扩大到了词，词是从青楼楚馆里面走出来的，有些文化人会去那些地方消遣，一边啜茶饮酒一边有人陪伴弹唱，以词填曲，就这样发展起来了。宋代从诗、文扩大到词、曲、小说， 这些都跟市井生活有密切关系，文学的体裁丰富了。

　　另外，创作的主体不仅是士族文人，还扩大到庶族文人和市井文人。市井文人指的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们都知道《三国演义》是在明代形成的一部长篇小说，但是早在宋代，街头上的说书艺人就已经在讲《说三分》，经过他们的传讲，三国故事越来越丰富化、细致化、戏剧化。这些人实际上都参与了文学的创作，他们都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而这些文学创作的结晶到后来形成了长篇小说。其他一些长篇例如《水浒传》也都是这样。与此相应，文学的接受者、欣赏者也扩大到了社会大众。

　　文学的风格与追求也有所变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李白和苏轼都写过咏庐山的诗作，两首诗都是一流的作品，但是它们给我们带来的意象是不太相同的：李白的《望庐山瀑布》非常豪迈，有一泻千里的豪情；苏轼的《题西林壁》看上去遣词造句平平淡淡，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李白的这首诗，人们什么时候会想到呢？面对名山大川、面对着瀑布巨流的时候，好像会冲口而出诵咏李白的这首诗；而苏轼的这首诗，哪怕是在家中，在面对身边的世故人情时，都会引发我们的思考。所以钱钟书先生说，唐诗重在丰神情韵，而宋诗重在筋骨思理。

　　过去有人会说，宋人跟在唐人后面作诗是宋人的不幸，因为所有的好诗都被唐人作光了，但我们会看到宋人其实走出了另一条路。王安石有首六言诗《题西太一宫壁》，“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诗句题写在西太一宫这个道教宫观的墙壁上，多年之后王安石已经去世，苏轼看到这首诗，称“此老野狐精也”，实际上是赞颂王安石的过人才华。黄庭坚接续在王安石后面， 也题了一首六言诗，其中说：“风急啼乌未了，雨来战蚁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间北看成南。”他和王安石在政治主张上应该说是处于两派的，但是这首诗表现出了更为深刻的思考。这些诗句，让我们从平淡中见到他们的追求，见到当时人崇尚的“理趣”。

　　杨万里的诗有些也用到平白的表述，印象中前几年开“两会”的时候，教育部的发言人讲到教育改革，引述了杨万里的诗《过松源晨炊漆公店》，“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发言人的意思是说教育方面虽然已经有不少改革措施，但是前边的路还长，还会有曲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说，“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诗和词是有不同功用的，二者表述的特长不一样。像李清照就特别注意这样的区别，她相对悲凉慷慨甚至愤懑的心境，可能用诗表现；而比较细腻委婉的情感，会用词来诉说。但是宋词也并不都是婉转含蓄的，柳永的词比较委婉，苏轼的词既有委婉的也有豪迈的。词作分为婉约派、豪放派，当时社会已经有些共识。词人柳永的名气很大，“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苏轼心里暗自不服，他当年在翰林学士院， 幕士里有一个人善于歌唱词作，苏轼就去问他：你看我的词跟柳永比较一下怎么样？这个幕士很会说话，他就说：“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郎按执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持铁绰板，‘大江东去’。”（宋俞文豹《吹剑续录》）苏轼“为之绝倒”，非常高兴。当时的人已经体会到，词的种类其实是很丰富的，给人们带来的情景体悟都是不一样的，丰富了情感的表达方式。

　　另外我们简单讲一下当时教育的普及。文化和文学的重心下移，跟教育的普及有关。宋仁宗庆历年间，富弼曾经在朝廷上跟皇帝说到“负担之夫”，就是以挑担负重为生的人（可以说是一千年前的“棒棒军”）， 他们没有什么固定的家产，靠出去给人挑担子、打零工谋生，“微乎其微者也，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儿，尚日那（挪）一二钱，令厥子入学， 谓之‘学课’。”（《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〇庆历四年六月戊午条） 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尚且要从微薄的收入中节省日用，为后代积攒上学费用，这些情况让我们看到当时社会上对于读书的需求是很强烈的。他们不一定是想让儿子去考进士当状元，但是至少国家发的文告上说到谁家要交多少税，谁家有什么摊派，自己要能看得明白，不能受人欺骗。这样的一些孩子谁去教他们？当时国家官办的太学之类学校，某种程度上是为科举考试准备的预备班、强化学习班，有点像现在的“新东方”，不是从零基础开始启蒙教育的。农村下层民众的孩子， 学习基础普及的文化知识，主要靠的是分布于乡里村落的乡先生。虽然我们说宋代的科举考试录取数额历代最多，但是它的录取率其实不到1%，另外99%的参加科举考试而未被录取的人都要另谋出路。有一些会再去考，有的就转而耕读、经商、从医，或者做其他营生，包括去做乡先生。南宋的陈亮有一年没有考中，他就跟朱熹说，“今年不免聚二三十小秀才，以教书为行户”。（《陈亮集》卷二十《又乙巳春书之一》）小秀才就是小孩子，这样边教书边复习，也挣一份自己的生活。陆游《秋日郊居》诗：“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说道他在乡下有一所房子，跟一座“冬学”挨着。农家的孩子平常不能去上学，大孩子在家里头看着小孩子，稍微大一点的要跟着大人下地，等到冬天地里没有活了，这些孩子才能去上学，这就是“冬学”。冬学里有一些老先生在教书，他们可能就是过去科举落榜的一些人。

　　有些科举落第者回归乡里，利用他们的知识、能力，或聚徒讲学，或影响公众事务，或成为乡里文化的普及者、基层社会活动的组织者。他们参与着不少村学、家塾，这些民间私学分布的时间、空间及其教学层次和灵活度，显然不是官办的州县学校以及书院所能比拟的。

　　现在说到启蒙教育的课本，都会说“三、百、千”，也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其实它们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顺序正好是反过来的。《千字文》是最早的，南朝时候就有了。《百家姓》中“赵” 姓放在第一位，赵姓人地位这么高，肯定是宋代；而“钱”姓排在第二位，在五代十国的时候，现在的苏州、杭州一带有一个小王国叫吴越，吴越的统治者姓钱，所以《百家姓》一定是北宋前期在江浙一带的吴越旧地出现的，只有那一带的民间才会如此尊崇钱氏。《三字经》则出现更晚，一般认为是南宋后期王应麟编的，明代以后又有改动。这样的民间教育，启蒙式教学，渗透到平民阶层，奠定了中国文化近千年来广大而深厚的基础。

　　最后利用一些图像来比较一下，我们说宋代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它跟前代呈现出来的面貌到底有什么不同。唐代的画卷、壁画、雕塑等艺术形式呈现出来的人物形象，大多是雍容闲适的（图四）。现在能看到的一些唐代仕女俑，其实并不是上层贵妇人的形象，而只是普通的庶民、侍女，但是形象上非常自得，好像别无所求、非常满足的样子。再看看宋代的人物形象（图五），包括《纺车图》《货郎图》等画作，还有浮雕、砖雕、石雕里边的形象，我们会感觉宋代的这些人好像过得比较艰辛，都是忙忙碌碌的。以前就有学生问，是不是因为大唐是盛唐帝国，所以人站在那里都不用发愁；而宋代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每个人都挺辛苦。实际上，我想任何一个时期，下层庶民的生活都是很艰难的，都要经过无数的煎熬奋斗，只是唐代的画家、工匠觉得那样一种忙碌的形象不够美好，不值得呈现；而宋人相对比较关心下层庶民的生活，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宋代受到中唐以来佛教禅宗的影响，所谓的“砍柴挑水，无非是道”，这种审美的观念，包括这种道理的观念，渗透在万事万物之中。也就是说，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值得关注、值得呈现的。这就是我们在最后一个问题里边讲的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通过雕塑、画作这样的一些可视的形象，也能让我们有比较清晰的把握。

　　究竟要怎么去认识宋代的历史？这个问题专门用一个学期来讲可能都讲不完，一个多小时里边能够讲的，只是其中非常少的一部分。宋代处于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期，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周边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它不是古代史上国势强劲的时期。但是它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有很多突出的成就，在制度方面也有一些独到的建树。总体上讲，我们可以说宋代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和牵动，使得它无愧为历史上一个文明昌盛的阶段。

　　最近这些年，跟我们国家“一带一路”这样的国际视野相关，习近平主席在出访的时候反复强调，“历史上，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地位有影响，不是穷兵黩武，不是对外扩张，而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大感召力”。我想我们结合宋代的历史，对这段话也会有一些更加深刻的体悟。

　　今天我要讲的内容就是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