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系国家图书馆中国古代史讲座“稽古·贯通·启新”讲稿《忧患与繁荣——宋代历史再认识》上篇。更多精彩内容，敬请阅读国家图书馆（中国古籍保护中心）、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编《稽古·贯通·启新：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国图名家讲座集》（全4册）

　　今天来到国图觉得挺亲切的，因为国家图书馆历来都是我们文史学者的“家”，我们的很多学术资源都来自国图。今天要讲的宋辽金部分，分前后两讲，今天讲宋，下周五讲辽夏金。两讲的一个总题目是“忧患与繁荣”，这一讲的题目是“宋代历史再认识”。

　　宋代的历史，我想大家都很熟，这里是近代以来三位国学大师对于宋代历史的一些评价，这些评价出自不同的角度。首先是严复先生的说法，严复先生在20世纪初期跟他的一个学生讲：

　　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严复《与熊纯如书》五十二）

　　前四史就是《二十四史》最前面的四部，也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严复先生说这四部书的特点是文字写得好，但如果不是为了读文学作品，而是关心中国古代人心的变化、政治风俗的变化，那应该特别注意赵宋一代的历史。（宋代的皇室姓赵，故称为赵宋。） 严复先生是从人心政俗之变这个角度来关注宋代历史的。

　　陈寅恪先生也是大家熟悉的中国史大家，陈先生没有写过任何一篇有关宋代历史的专门文章，但是他在很多地方提到过对于宋代历史的看法，他对宋代学术文化的评价大家都耳熟能详：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

　　陈先生从学术演进的角度，指出华夏民族的文化在数千年历程里，经历了一些巅峰的时期，当然也有波谷的阶段，可以说登峰造极的时代是在赵宋之世。陈寅恪先生是从文化盛衰之变这样一个角度，来观察宋代的文化和历史。

　　钱穆先生也是一位国学大师，他主要是从社会史的角度，从古今社会之变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待宋代的历史。

　　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就宋代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钱穆《理学与艺术》）

　　宋代以前大体上可以说是古代的中国，而宋代以后可以称为后代的中国。后代中国并不是近代的中国，可以说它某种程度上具有了一些走向近代的端倪。

　　西方汉学家对于宋代的历史也有很多关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的作者，是法国法兰西学院的资深教授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其实就是南宋历史的后期，在这本书里作者说，“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这样一种论断，不仅仅出现在这本小书里，他另外一本著述《中国社会史》也对宋代有非常高的评价。另外，著名汉学家、美国哈佛大学的费正清（JohnKing Fairbank）教授与古德曼（Merle Goldman）教授共同撰写的《中国：一部新的历史》（China:A New History），这部书从上古一直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涵括了几千年的时间，内容很丰厚。其中有一章叫做“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岁月”，他们认为，北宋和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岁月”（“China’sGreatest Age”）。这样的一种意见、一种评价，和我们中国学者历来的评价有明显不同，带给我们一些新的认识角度。

　　这些年也出版了一些跟宋代有关的海外中国学的代表性著作：《剑桥中国史》系列里，有关宋代的部分，分为上下两部，一部侧重于讲事件，另一部侧重于讲制度；日本讲谈社出版过一套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 前些年被翻译成中文，其中《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是讲宋代的；另外《哈佛中国史》系列里的《儒家统治的时代》，前年被翻译为中文，也是讲宋代历史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的转型。

　　这些年来我们国内对宋代的关注明显增强。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少有同学想学宋史，但是现在，社会上对于宋史的兴趣已经变得很强烈。2018年年初的时候，《三联生活周刊》的一位编辑来找我，说想要做一期封面故事，讲宋代的，他们后来出了一期，叫《宋代那些人那些事》。当时说起来为什么有这一构思，她说2017年题为《我们为什么爱宋朝》那一本是“爆款”，现在说到宋朝，年轻的白领都很喜欢。

　　在现在一些普及性读物里，我们会看到对于宋代非常不同的评价，这些评价一方面存在于大众史学领域，另一方面也存在于学术界。前两年有一本书叫《弱宋：造极之世》，另有一本叫《宋：现代的拂晓时辰》。两相比较，我们会看到评价的倾向和认识角度是很不一样的。这也给我们开启了很大的思考空间，究竟我们要如何认识宋代这样一个历史时期？

陈胜利著，《弱宋——造极之世》，清华大学出版社

　　如果对宋代的历史多少有一些了解，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里，帝国的辉煌和它末日的苍凉，确实构成了非常强烈的反差。20世纪80年代我们去巩义看北宋帝陵，周边许多苞米地，帝陵前边的那些石像生也是东倒西歪，最近二三十年才有很多的修整。2007年我们曾经带学生和一些台湾学者去绍兴参观南宋帝陵，车停下来以后，台湾学者左右环顾，说帝陵在什么地方？浙江考古所的郑嘉励老师说，就在这儿；大家都觉得很惊讶，怎么地表上完全看不到什么建筑。我们知道南宋帝陵被蒙古人毁得非常彻底，明代虽然曾经重建过，但是后来也逐渐都倾夷了，整体上我们会很强烈地感觉到一种十分苍凉的氛围。

　　宋代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制度建设和科技文化都领先于世界的时期，同时它也是一个周边受到强烈挤压、内政因循求稳的时期。这个时期面临着很多严峻的挑战，从当时朝廷的战略应对和它整体格局的布置来说，都是有严重问题的。这种状况也让我们观察这个朝代的时候，有一种复杂的心情。

　　我们今天主要分三个部分讲述从什么角度来重新认识宋代的历史。

　　一、概述：时间·空间·基本认识

　　（一）时间·空间

　　首先，我们要把宋代放入一个长时段去进行观察。说到中国古代的朝代，我们会说始于夏、商、周，但是夏、商、周那个时候没有皇帝。从秦始皇的时候才进入帝制时期，从秦始皇到清末溥仪皇帝退位，大体上帝制时期长达2000 年左右。如果把这2000年打一个对折，折线的前后就是宋代，也就是说，宋朝是处于2000年帝制时期的中段。

　　宋朝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统一王朝，在它的北边始终有一些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和它同时存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南北朝”。在北边和宋代先后并存的，有契丹民族建立的辽、党项民族建立的夏、女真民族建立的金，还有蒙古民族建立的大蒙古国，也就是后来的元朝。

　　从文化、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把宋代放到一个长时段里去观察，才能把握它在中国历史中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说到长时段， 各个时段之间的延续连接以及各个时段之间的差异断裂，都是我们要关注的内容。从延续和关联的角度来看，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文学所集体编写出版过一部《中国文学史》。宋代部分是钱钟书先生执笔的，他在其中说道：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朝代是一向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都得数到宋代。

　　我们不能仅从一个角度来观察宋代。从多种文化脉络来看，宋代都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位置。以上是从延续角度来看。

　　如果从演变和转型的角度来看，有的学者会强调唐宋之间的变迁。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20世纪初曾经提出一种说法，叫做“唐宋变革论”， 认为从唐代到宋代，社会结构、文化趋向、整体的氛围有非常明显的变化。有些学者进而认为，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可以说代表着贵族文化与平民文化两种不同的类型。

　　如果将唐宋并提，我们会觉得宋代是一系列变化的一个收束期，也就是说，它是这些变化的整理阶段，是集大成的阶段；但是如果把宋代和它后面的元代、明代相提并论，我们又会看到宋代其实是一系列新发展的开端。

　　我们不仅要把宋代放在历史的时间维度里观察，还要从空间的横断面中，来观察宋代当时所处的位置格局。

　　宋代的疆域，是中国古代各个主要王朝里最为狭小的。既然我们说到狭小，肯定要有所比较，就拿它和前面的统一王朝唐代做一个比较。我们看到历史地图，讲到历史上的疆域，与我们今天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完全是两个概念。现在我们国家的疆域都是经过边界上的勘测、划界谈判之后确定下来的；而中国古代没有这种勘定的边界线。也就是说，各个政权之间，一方的力量大了，就把疆域推出去了；对方的力量大了，此方又被迫收缩回来了，这个疆域是非常弹性的。因此，我们要讲到某一时期的疆域，就必须给它一个具体的时间点，说明是哪一个时段的疆域。唐代280多年的历史里边，疆域的大小伸缩不定，我们看到的“唐代前期疆域图”是唐玄宗时期的疆域，可以说正是唐代的极盛时期。唐代前期的疆域十分广袤，大体上由东西两个大的板块构成，两个板块之间有一个狭长的衔接地段，这个狭长的地段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河西走廊——它确实是走廊状的。大家都知道敦煌是一个东西文化荟萃的地方，东西文化为什么会在那么边远的地方汇聚，就是因为敦煌正是扼守着这一条东西往来要道的咽喉地带，东来西往的商旅、形形色色的人群都从这里经过，文化自然也在这里荟萃。

　　唐代这种疆域广袤的格局，在公元755年“安史之乱”之后，急剧地收缩了。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原本镇守西北的精锐部队撤回内地，此后形成的政治地理真空迅速被周边民族势力填补。到了唐代后期，它的疆域大幅度收缩：西北的大片土地、东北的大片土地，当时都不在唐王朝的直接控制之下，而周边崛起了很多不同的民族，有一些民族建立了政权。在这一阶段中，唐王朝实际控制的领域之内也不断有军阀混战，军阀割据削弱了唐王朝的统治，而军阀中突起的势力最后导致了唐朝的灭亡。

　　从此之后，中国的版图陷入了高度分裂的状态。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期并不短，但是像这样高度分裂的状态还是很罕见的。当时在中原地区有前后相继的五个王朝，梁唐晋汉周，称为“五代”；在中原地区的周边，特别是在南方地区，势力较强的军阀先后摇身一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陆续出现了十个小的国家，九个在南边，一个在太原，称为“十国”。这样一种高度分裂的局面，后来被宋结束了。宋代的疆域，基本上恢复到唐代后期的领土范围。宋代的版图是中国历史上主要王朝里最为狭小的；当然也要看到，晚唐以降，这就是当时中原王朝统治的大致范围。

　　宋朝从它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周边不同民族建立的不同政权的环伺，或者说是一种半包围的状况。这样一种状态，给宋代的历史，给它的发展空间、发展的可能性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和限制。

　　就疆域的广度而言，宋朝完成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但是宋朝在其疆域内部的统治，应该说是达到了前朝未能达到的纵深层面，中央王朝对地方上的控制应该说是比较有效的。我们知道，汉代、唐代虽然都有非常强盛的时期，但是最后都是被内部扶植起来的一些势力颠覆了。比方说唐王朝，就是被它内部扶植起来的军阀势力颠覆了，唐朝的末代皇帝被原本驻军于开封的大军区司令（宣武节度使）朱温取而代之。但到了宋代以后，再也没有这种情况，地方上的势力不可能再跟中央抗衡。这样一种格局的形成，与宋代对于地方的有效统治是有直接关系的。

　　我们现在讲宋代，严格来说，“宋代”跟“宋朝”并不完全是同一个意思。宋代指的是一个时代的历史，也就是说，它不应该是单一政权的历史。我们要研究的，应该是宋代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不仅要关注中原王朝，也要关注它的周边，关注周边政权和中原王朝彼此之间的互动，这些都应该纳入我们的观察视野。南宋时，宋人就有一种说法，叫做“天下大势，分为南北”。那个时候的人就意识到了，宋所面临的整体环境就是一个南北对峙的局面。

　　公元10世纪到13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活跃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历史时期里，像辽、夏、金这样一些政权都不再附属于中原王朝，它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已经相当成熟，可以和中原王朝长期抗衡。这样一种长期抗衡的能力，以及他们在发展进程中迸发出来的活力，给中原王朝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有关这些民族政权的问题，我们放到下一讲。

　　长期以来，我们关注的都是中原王朝，站在中原王朝的立场上看，周边那些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包括北方民族的活动区域，我们都认为是处于边缘的。但是，如果把宋代的历史、把当时多民族的背景放在一个更大的图景里边，放在亚欧大陆这样的背景下来观察，我们就会看到，连接亚洲大陆和欧洲大陆这两个板块的中间地带，正是这些北方民族长期活动的地区，也就是说，他们是亚欧大陆衔接地带的主人。这是一个多民族文化、多民族活动交汇混融的地区，契丹、女真、蒙古这些北方民族，也是当时连接南北大陆带，沟通东西文化交通道、贸易道的核心力量。这样的一种情况，带给当时中原王朝宋朝的压力是不言而喻的，当然也激发出相应的活力。

　　如果将宋朝的疆域和它所处的自然地理区域叠压在一起，我们会观察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自然地理区域可以分为三个大的片区：第一个大片区是东部季风区，指的是来自东部海洋上的海风最远能够影响到的地方，这一条线大体上就是现在经常说的400毫米降水线，在这条线以东除了有些高寒地带，一般来讲是适合农耕的，也是农耕民族长期以来活动的地带；第二个大片区是西北干旱区，传统上是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区；第三个大片区是青藏高原区，是一个相对特别的地理单元。北宋时期的疆域，它的北部和西部很大程度上和自然地理区域的分界是叠合的，这也提醒我们注意，当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政权力量基本上可以抗衡的时候，山川地理这样一些自然环境、自然条件、地理区隔，会对其势力范围造成非常明显的影响。当然，如果一方的力量非常强盛、膨胀外向，山川地理形势也挡不住它，比方说汉武帝的时候，比方说成吉思汗的时候，哪一方强了，就会把自己的统治推展延伸到其他的地带去。

　　宋朝疆域北部，有一条与辽朝之间在河北地区的对峙线，这一条对峙线的形成要追溯到北宋建立之前。五代十国中后晋的开国皇帝石敬瑭，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儿皇帝”，当时他为了争取契丹人对他做皇帝的支持，就把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幽州（今北京）、云州（今大同）等16个州割给了契丹。（一个州大体上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地级市，每一个州辖下都有若干个县。）16个州割给契丹以后，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在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往往有一些天然的屏障，当时在河北地区的天然屏障就是燕山山脉，区隔游牧民族的长城往往也是建在山上的，我们看到的明代长城大多也还是在山脊上。长城以及燕山山脉对于北边的游牧民族有所限制，限制他们的骑兵大规模南下。但是当石敬瑭把幽云16州割让给了契丹之后，燕山山脉就变成契丹境内的一座山，不再能够起到阻挡游牧民族南下的作用，于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对峙线就被推到了华北平原。华北平原一马平川，这条对峙线就是现在的白沟拒马河（在今河北省雄安新区境内）。拒马河现在的水不是很多，在古代也构不成天险。雄安新区有很多的塘泊，当年的白洋淀范围之所以这么广泛，实际上跟宋代的着意开拓有关。因为这个地区完全没有天险，军事上易攻难守，所以宋代有意广开塘泊，栽植榆柳，希望这些沼泽塘泊地带能够起到限制契丹骑兵的作用。

　　一般而言，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就宋代的情况来看，也可以反过来说，在边境压力之下，宋代的内政选择空间有限，往往是在外交压力之下的一些不得已的选择。宋代的政治比较谨慎，比较因循，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面临的外部压力很大，生怕内部会再出问题。

　　宋朝面临的这样一种整体局面，使得宋人在思想观念上较前人有明显的变化。“中国”这样一个概念，在先秦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葛兆光老师的大作以《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为题， “宅兹中国”是西周青铜器何尊上的铭文，当时所说“中国”，基本是指时人生活的“中土”，或是中原地区。在《诗经》这样一些先秦时期的作品里，也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之类的提法。其后，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对“中国”这个概念的理解、认识不断变化。上古时期的先民说到“中国”的时候，会有对应的空间概念， 那是一个想象中的“天下之中”的概念，这个“天下之中”的边界并不是非常清晰，而是延伸辐射的，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概念。也就是说，“中国”的空间概念是和“天下”连在一起的。什么时候“中国” 和比较确定的疆域概念联系在一起呢？大致是在10—11世纪。在周边政权环伺的背景下，中原王朝理解中的“中国”不再是一个可以无限延伸的空间。辽朝、金朝也认为自身即属“中国”。在华夷之辨的历史语境下，不同立场角度对于中国正统的认识颇不相同。仅就疆域而言，宋和辽之间有边界的划界，后来宋和金之间也有边界的划界。近代以来， 我们说到一个主权国家的时候，这个国家必须有固定的疆域，在这个疆域之内行使它的主权。我们看到，对于一些关键概念的理解和认识，是会随着时间的演进而变化的，“中国”这个概念，在历史上也有其变化的节点。

　　（二）生于忧患，长于忧患

　　以往我们谈论一个王朝的发展时，总是会说到“天时、地利、人和” 这样一些因素；而从宋朝建国以来面临的来自外部的政治压力和它本身所处的自然环境来说，当时不是一个天遂人愿的时期，某种意义上说可谓“生于忧患，长于忧患”。

　　首先来看宋代所面临的天时。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写过一篇重要的文章——《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文章里指出，11世纪初到12世纪末气候转寒，温暖期趋短。这正是宋代历史上从北宋到南宋转折的一段时间。现在的科学手段越来越多，推定中国古代的气温变化也有越来越多数据上的依据。有学者做过黄河流域近3500年的气温变化研究，证明两宋之交确实处于气温的低谷期。这对于一个王朝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传统时代基本上还是以农业为主，农业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命脉，如果无霜期缩短，庄稼成熟不了，国家的税收就会受影响。而且影响不仅仅在这里。气候转向寒冷和干旱，是北方民族南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北方游牧民族习惯逐水草而居，当气候持续寒冷干旱的时候，他们很自然地选择往温暖的地方转移，这种大规模的迁徙就会造成与传统农耕地区的摩擦，严重的则会导致战争，会有各种各样的掠夺，各种各样的冲突。“天时” 给宋代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从“地利”的角度来讲，黄河下游流域在古代是严重的黄泛区， 黄河曾多次决口、改道，最北边曾经摆动到天津一带，夺海河口入海；两宋之际由于人为因素，最南边曾经夺淮河入海。这样的大决口、大泛滥，对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非常不利。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农业经济还是有长足的发展，很多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英国史学家MarkElvin（伊懋可）在他的The Patternof the Chinese Past（《中国古代的发展模式》）这本书里讨论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问题，其中说到中古时期有一次“经济革命”，就是在宋代这个时期。学界现在对这本书有很多的不同意见，但是对于“宋代的经济有突破性的发展”这一点，我想学界还是都承认的。

　　我们国内的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讨论过宋代经济发展的问题。有的认为宋代传统农业达于成熟，所以出现了“绿色革命”；有的说面向大众的商业网络出现了，所以有“商业革命”；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出现在宋代，所以有人讲这是“货币革命”；城市面貌较之前代大不一样，有人称之为“城市革命”；另外，“四大发明”里除去造纸术之外，其余三项发明都是在宋代取得了关键性的技术突破，也是在这个时期传去海外，马克思对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的发明有非常高的评价，也有人称宋代为“科技革命”的时期。我个人不太赞成用“革命” 这种说法，“革命”是指颠覆性的变化，而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渐进性的改变，是一种积累性的变化，称为“革命”，我个人觉得是不合适的。但是有这么多学者都说是“革命”，至少说明宋代经济确实是有非常明显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的。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宋代における石炭と铁》（《宋代的石炭和铁》）这篇文章里也说，中国文明在开始的时候比西亚要落后得多，后来这种局面逐渐地扭转了，到了宋代真正超越了西亚而居于世界的最前列。所以这样一种变化，一方面是渐进的，另一方面也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明显的变化在很多方面都体现出来。

　　对于《清明上河图》，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它反映的是北宋末年开封的市井风貌。当时虽然已经建立起面向大众的商业网络，但要真正感受商业贸易的兴盛还是要去开封城。宋代的笔记中说，虽然一般的生活用品在乡里、在县镇上都能够买得到，但要是想买“名家驰誉者”，买名牌还是要到城里去，“品牌店”都还是开在城里。《清明上河图》中能看到“赵太丞家”（图一），这不是一个住家而是一个生熟药铺，是卖药的。可以看到外面有几个人站着，等着坐堂大夫来给他们号脉开方子抓药；药铺里边有个大柜台，柜台上摆放着算盘等物，就像现在的同仁堂药铺。门外有一些垂下来的布幡，实际上都是当年的广告，其中一条写着“治酒所伤真方集香丸”，可见当时社会上有很多应酬，很多人饮酒，喝多了会伤肝伤肾，这家药店有护身防病的解药；另一边的一条是“太医出丸医肠胃病”，太丞家曾经有人给皇帝看过病，所以世世代代都打着太医的牌子，跟现在的营销策略差不多。这类宣传广告的出现，证明当时商业经营的方式有了明显的进步。

《清明上河图》（局部）

　　另外，南宋时候的眉州，就是现在成都附近苏轼的老家眉山，有一户程氏人家刻了一部《东都事略》，现在收藏在台北“中央图书馆”。书目录后有一个“牌记”，内容很有意思：“眉山程舍人宅刊行， 已申上司不许覆板。”就是说，我们家刊刻售卖的书籍，已经在上司处登记，谁都不能照我们这样子刻印。这样看起来，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版权保护的观念。现在好像说我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落后于世界水平，其实很早的时候，至少8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观念。

　　当时还有一些小广告，比我们今天看到的小广告技术含量高。比方有一个“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做的广告（图三），可能是北宋后期的， 也可能是金代的，小广告上告诉顾客，上哪去找这刘家店铺，要“认门前白兔儿为记”。它有一个注册商标，是一个白兔捣药的LOGO，白兔手里边看起来是拄着一根针。小广告还告诉顾客为什么要买刘家的针，说它是“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质地、材料好，又是下功夫做的。这些星星点点的证据，都让我们看到，当时的经营方式、经营观念，有了相当的进步。

“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广告

　　现在我们讲“一带一路”，“一路”指的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航海活动很早就开始了，但航海成为一个正式的业态，有固定的海上贸易道路，是在宋代才稳定形成的。自唐代中后期以来，因为陆地上的丝绸之路已经不在中原王朝的控制之下，所以对外贸易的重心转向海外，贸易商船都要从海上走。宋代也有一些技术上的突破，比方说指南针技术的突破，使得当时的远洋航海成为可能。最近这些年，在肯尼亚、斯里兰卡等地的考古发掘，都挖出来堆积在港口的大量的宋代瓷片。前些年从海底打捞上来的“南海一号”，船舱中载有大量的瓷器，还有金银器以及砚台之类的文化用品。这些都是当时用于出口的商品。那个时候的海外贸易相当繁盛。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概貌，下边我们再来讲一些稍微具体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