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庄秀芬（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成果卓著。但也有一些问题成为制约事业发展的关键，需要深入思考并探索新的创新驱动方式。怎样让古籍的保护与利用良性互动？怎样让新科技融入古籍保护？古籍保护人才培养面临的种种问题有哪些？……在复旦大学举办的“文物保护创新论坛”中，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培训组庄秀芬老师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从2007年成立至今已经12年，经过努力，大家对古籍保护的重要性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古籍保护事业由过去的小众事业发展到今天全社会对古籍保护、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事业积极参与，这和大家的合作是分不开的。如何使古籍保护与现代科技结合、如何解决古籍保护与利用的矛盾等一直是我们重点关注的问题，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工作则一直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重点工作之一。

　　首先，关于古籍保护与现代科技结合的问题。“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把古籍保护与现代科技更好地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对古籍最有效的保护。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比如古籍库房问题，国标委已经发布了古籍书库的国家标准，国务院已命名五批180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带动全国1000余家古籍收藏单位不同程度地改善库房条件，配备古籍保护专门设施设备，使超过2000万册（件）古籍得到妥善保护。古籍修复用纸问题上，我们一直和多家手工造纸作坊保持联系，根据修复用纸要求及实验室数据对他们的造纸工艺提出改进建议。复旦大学还牵头建立开化纸研究实验室，目前开化纸的研究开发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由于造纸这种传统手工艺作坊往往设备原始、工序繁复、效率低、价格贵，一方面有需求买不起，一方面有纸卖不出去，而且本身古籍市场的需求量就不大，导致很多造纸作坊举步维艰，纷纷倒闭。我们希望有更好的技术去改进手工造纸，也希望大家就这个问题积极探讨。还有古籍修复技术的改进问题，过去在修复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有一些利用现代科技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法，有些还在探索阶段。比如脱酸问题，许多脱酸方法已经在各种论坛、会议上为大家所知，但是这些方法能不能大规模地在古籍保护领域推广，还需要多方面的实验证明。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古籍保护需要科技的加入，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者加入到古籍保护的队伍中。

　　其次，如何解决古籍保存和利用的矛盾，这是长期以来大家反映最多的问题。十多年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一直在探索如何在保存好古籍的情况下推动古籍的利用。实际上，我们所做的古籍再生性保护工作，一部分原因就是解决古籍的使用问题。我们做中华古籍善本再造，把古籍影印出版，现在又大力推行古籍数字化，都增加了使用古籍的途径。特别是近年来我们大力推动古籍数字资源发布，国家图书馆带头，目前馆藏善本三分之二以上都已经在网上发布。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从2016年开始连续召开三次古籍数字资源发布会，在2019年11月12日联合了20家古籍收藏单位再次举办古籍数字资源新闻发布会，这其中包括省市区县级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社科院系统图书馆，还包括藏书家韦力先生的8部稿抄校本。古籍数字化是大趋势，目前国内许多收藏单位都在做，但是做完以后能不能发布，要不要发布，大家说法不一。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鼓励发布，希望越来越多的古籍数字资源向全社会发布，让古籍真正为大众服务，让古籍里的文字真正活起来。

2019年11月12日，国家图书馆联合举办古籍数字资源共享发布活动，在线发布古籍数字资源7200余部（件），免费服务大众阅览和学术研究

　　至于大家讨论的古籍原本要不要提供给读者看的问题，我认为要根据需求而定。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做点校或是注释、翻译等，那么看缩微胶片、影印本、数字资源就可以了，这种情况我不建议看原本。如果做版本研究或其他特殊情况需要目验原书，我们图书馆还是可以看原书的。当然，古籍少动一次，就少一次伤害，古籍的寿命就会更长久一些。所以我们倡导尽量借助现在的科技手段，去看它的复制品，去看数字化产品，这是我们向公众推广的一个理念问题，也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

　　第三，关于古籍保护人才培养问题。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以来的重点工作之一。长期以来，我们主要是以培训班的方式开展，到今年已经举办了220多期培训班，培训古籍从业人员一万余人次，涵盖了全国2000余家古籍收藏单位。在培训班课程的设置上，我们尽量将课程与现在的新理念相结合，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给学员做讲座，让大家对古籍保护的发展有更全面更科学的认识，接触到前沿的理论和方法。培训班招收的是公藏单位古籍从业在职人员，培训班类型配合“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工作进展设置，古籍普查、古籍编目、古籍修复、古籍保护技术、古籍数字化、传统文化推广等，课程安排注重实践，重点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往往一期培训班结束后都会有修复、审校等学习成果展现。这些业务培训解决了古籍保护人才紧缺的局面，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但这样的培训班毕竟时间短、覆盖面窄、讲授知识不够系统，同时重实践，理论性不够。为了改善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机制，我们逐步探索开拓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于2014年建立了“培训基地、传习所、高等院校”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与高校合作，借助高校优质的师资开展古籍保护专业学历教育，建立合作关系的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四所高校已经合计招收古籍保护专业硕士160余人。此外，还陆续有一些院校，如沈阳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开始招收古籍保护的专业硕士。但是，目前各校的古籍保护专业只是在图书情报学、古典文献学或历史文献学等二级学科下设研究方向。古籍保护这门学科依靠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去推动建立，困难还是很大的，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也期待有更多的高校加入共同推动这个事业。同时，为了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人才培养工作更加系统、规范、科学，今年我们启动了古籍保护培训系列教材的编纂工作，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师范大学都承担了部分教材编纂任务。这套教材我们坚持精品原则和适用原则，力求编纂出适应古籍保护事业需要，全面总结古籍保护理论、古籍保护科技、古籍修复、古籍整理与利用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真正理论联系实际、科学系统的古籍保护系列培训教材，从而培养出更多满足实际需要的综合性古籍保护人才。

　　我还想说的是，古籍保护是一项永久的事业，而“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毕竟是一个专项计划，目前虽有专项专款，但总有结束的那一天，仅依靠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并不能保证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工作能够不断持续下去，古籍保护人才培养还是要回归到学校，把学校作为培养古籍人才的主要阵地，同时联合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这样古籍保护人才才能够有序、不断地满足社会的需要，古籍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并世代传承下去。

　　(转自《藏书报》2019年第4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