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姚伯岳（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成果卓著。但也有一些问题成为制约事业发展的关键，需要深入思考并探索新的创新驱动方式。怎样让古籍的保护与利用良性互动？怎样让新科技融入古籍保护？古籍保护人才培养面临的种种问题有哪些？……在复旦大学举办的“文物保护创新论坛”中，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姚伯岳教授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古籍保护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声音是不希望把馆藏的古籍文物化，因为一旦文物化了以后，那它的利用就变得非常困难。例如现在国务院颁布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本意是很好的，但馆藏古籍善本进入这样的名录以后，往往给一些古籍收藏机构找到了不让读者利用的借口，其实就是将这些东西从此束之高阁，与世隔绝。保护的结果与我们的本意恰好相反，反而加大了这些古籍毁灭的危险性。
古籍如何才能得到最好的保护？化身千百、化身千万，这才是最好的保护。几千年来的历史教训非常沉痛，越是锁钥珍藏、秘不示人，天壤间唯此一件，最后就越是灭绝得干净彻底，一旦原物损毁，真的就什么都没有了。我觉得应该提倡古籍保护立法，古籍保护立法就是将国家对古籍保护的经费投入和权利义务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而法律是有强制性的。比如像《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选，当时我们是囿于没有经验。那今后是不是可以这样补充规定，就是说，古籍收藏机构对列入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善本，不仅要实施特殊的保护，同时还必须允诺将这些古籍善本由国家指定的出版机构以影印等形式出版发行，而不得以各种理由拒绝这些馆藏古籍善本的正式出版。这些书的复制品今后要面向大众，要让老百姓、让全社会都能看到。我想作为古籍的收藏机构——图书馆肯定会以收藏这样的书为荣；作为出版社，一定愿意出版再造这种书；而作为读者来说，更愿意看到甚至拥有这些书的复制品。只有这样，古籍才能流传久远，才能广播人间。这才是真正的古籍保护。
关于古籍保护人才的培养，我认为各个相关教学单位也应该各自发挥自己的所长。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在古籍用纸、写印材料方面的研究很成功，对于人才的培养也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而我们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则要在古籍编目方面深化我们的教学和科研。今年 10 月，在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和校图书馆联合举办了名为 “国际视野下的古籍编目”的高级研修班。什么叫国际视野？就是说我们要从全世界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古籍编目。我们的古籍编目是不是要跟国际接轨？如果不跟国际接轨的话，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做？因为中国古籍大多数都收藏在中国，这方面的人才当然是中国最多。中国古籍的编目，全世界应该向中国看齐，以中国为楷模，学习中国的做法。我们中国应该有这个担当，所以必须放眼全球，了解国外的情况，占领古籍编目的制高点，吸引国外向我们学习、借鉴和交流。将来会不会是这样一种状况？我们现在必须有这样的意识，才能推动事业向这个方向发展。
国家图书馆张志清副馆长在参加完我们这个“国际视野下的古籍编目”的高研班后谈到，原本他一直以为只有古籍修复面临危机，古籍编目方面搞古籍普查这么长时间了，硕果累累，古籍编目人才培养应该不成问题，真没有想到古籍编目才是面临着真正的危机。我们可以算算，每个图书馆有多少个真正做过古籍编目的？有多少会做古籍编目的？全国各古籍收藏机构整个加起来到底有多少古籍编目员？人数是不是比古籍修复的人数还要少？不能说古籍保护任务一下来，说让古籍普查，赶紧召集人员做古籍普查，于是这些人就都算为古籍编目人员。不是的，因为这是临时凑起来的，真正的专职古籍编目岗位可能全国算起来也没有多少，合格的、优秀的古籍编目员更是寥寥无几。
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年关于古籍编目的著作和论文有多少？1985 年中华书局出过一部《图书馆古籍编目》，是北大和武大图书馆学系合编的。从那部书之后到现在，再没有编纂出版一部专业的图书馆古籍编目教材或者专著。所以，我们古籍编目的学科建设确实存在着危机，而我们的高校要承担这样一个职责。如果说我们现在不正视这个问题，不从顶层做设计，把这件事情做起来，过多少年之后，我们全国将会没有一个合格的、知识全面的、技能全面的、观念先进的古籍编目员。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这不是危言耸听，情况非常危险。
在现代社会，我们必须用正规的科班教育也就是高等教育来培养我们的古籍编目人员。传统的师傅带徒弟，口耳相传的方式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替代正规的高等教育。但现在的高等教育在古籍保护特别是古籍编目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失。古籍保护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都存在着各种问题，比如学科设置、师资力量、学制问题，等等。这都需要我们一步步去努力解决。
但放眼未来，古籍保护的前景还是很有希望的。现在我们古籍保护专业方向的学生的素质都很好，我们老师的工作热情很高，非常敬业，大家都在努力。我们相信，只要意识到问题的所在，就没有我们中国人解决不了的困难。
(转自《藏书报》2019年第4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