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詩歌，在敦煌詩、詞、變文和俗曲四種文學體裁中，被王重民先生稱爲“數量最多，也最難整理”（《補全唐詩·序言》）的一種。難於整理的最主要原因是敦煌詩歌寫本形態的複雜。從敦煌詩歌寫本的實際形態著眼，我們可以將它們粗略地分爲兩類：一是詩集詩鈔寫本，一是零散詩篇。與零散詩篇相比，詩集詩鈔寫本最主要的不同是專門鈔錄詩歌作品，至少其主體部分是詩歌作品。除此以外，詩集詩鈔寫本在詩歌內容、題署方式、鈔寫行款，甚至紙張、書法等外在形態方面，與零散詩篇也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別。
按照傳統的集部分類方法，詩集可分爲總集（包括專集、選集）和別集兩類。如果將敦煌詩集寫本與之相對照，不難發現，除了極少數符合上述兩類條件的詩集外，更多的則是具有詩歌總集、別集特徵的詩歌叢鈔。別集類除去《東皋子集》、《故陳子昂遺集》因詩歌部分殘缺本書未予收錄外，其它有根據原卷題署或文獻記載可以確知其名的《王梵志詩集》、《李嶠雜詠注》、李翔《涉道詩》等，還有殘存部分具備別集特徵的“吳均詩集”、“高適詩集”、“岑參詩集”、“張祜詩集”等；總集類除了《文選》、《玉台新詠》等唐前詩文總集和《珠英集》、《瑤池新詠》、《心海集》等詩歌專集外，既無書名又無編者，也無編例可尋的詩歌選本所占比例最大，也最爲複雜，較爲著名的如由羅振玉定名爲“唐寫本唐人選唐詩”的伯二五六七與伯二五五二號拼合卷，備受當今學者關注的伯二五五五“唐人詩文選集殘卷”等。就收載詩歌的數量而言，除了上列兩個選本在百首以上外，更多的則是規模相對短小的詩歌叢鈔、詩文叢鈔和詩詞叢鈔。
顯然，敦煌詩歌寫本與傳統意義上的“詩集”概念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要對它們作出準確的認識，必須結合唐五代宋初詩集流傳的實際情形，對敦煌詩歌寫本的性質及其特徵作具體的分析。
敦煌詩歌寫本的性質及特徵，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理解。
第一，區別於“刻本時代”的、典型“寫本時代”文獻的特徵。依據記錄文字的方法和介質的進化，中國古代典籍的歷史可以劃分爲“寫本時代”和“刻本時代”兩個大的段落。雕版印刷技術在初唐時期雖已產生、應用，但大量用於詩文作品的印刷已是宋代以後的事〔二一〕。敦煌詩歌寫本是典型的寫本時代的遺物，我們不能以宋代以後逐漸固定下來的刻本時代的詩集觀念去衡量它們。印刷術的發明與應用，其結果一方面是促進了書籍的大量普及，無需染翰之勞，即可遍普天之內；另一方面也大大加快了書籍的定型化程度。與刻本時代相比，寫本時代的文學傳播方式有著根本的不同。在寫本時代，因爲受客觀條件的限制，除了部分詩文集定本外，流傳更多更廣的是規模相對短小、從形式到內容均無定式的傳鈔本。李益“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二二〕；元稹詩“自六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一句出，無脛而走，疾如珠玉”〔二三〕；賈島詩“從今舊詩卷，人覓寫應爭”〔二四〕。透過這些表明詩歌受歡迎程度的事例，不難看到，輾轉傳鈔甚至口耳相傳，是寫本時代文學作品的主要傳播方式，一般讀者也總是以部分作品甚至單篇作品爲單位來接觸作家的創作，而不可能像刻本時代的讀者那樣，可以通過“別集”、“全集”的形式去瞭解作家作品。
明代唐詩學者胡震亨曾根據兩《唐書》、《宋史》經籍藝文志、《通志藝文略》、《文獻通考》等文獻，“校除重複，參合有無”，勾稽出唐五代別集六九一家，八二九二卷〔二五〕，但唐宋書志反映的主要是當時官府藏書的情況，僅據這些文獻及文集數量判斷，很難得到對當時民間普通文士階層中詩集流傳情形的真切認識。唐大中末年，顧陶編選《唐詩類選》二十卷，在《唐詩類選後序》中曾不無遺憾地談到當時一些詩人詩集的流傳情況：
以刪定之初，如相國令狐楚、李涼公逢吉、李淮海紳、劉賓客禹錫、楊茂卿、盧仝、沈亞之、劉猛、李涉、李璆、陸暢、章孝標、陳罕等十數公，詩（時）猶在世，及稍淪謝，即文集未行，縱有一篇一詠得於人者，亦未稱所錄。僻遠孤儒，有志難就，粗隨所見，不可殫論。……近則杜舍人牧、許鄂州渾，洎張祜、趙嘏、顧非熊數公，並有詩句播在人口，身沒才二三年，亦正集未得。絕筆之文，若有所別，爲卷軸附於二十卷之外，冀無見恨。若須待見全本，則撰集必無成功。〔二六〕
宋周必大在論及《文苑英華》據以收錄的唐人詩文集時也指出：
蓋所集止唐文章，如南北朝，間存一二。是時印本絕少，雖韓、柳、元、白之文，尚未甚傳，其他如陳子昂、張說、九齡、李翱等諸名士文集，世尤罕見。〔二七〕
由此可見，即使是達官顯宦、詩壇名家，其詩集流傳也不廣。專事收集的詩選家尚且如此，一般讀者自可不論。顧陶和周必大所說的是唐大中年間和宋初太平興國至雍熙年間中原地區唐人詩文集流傳的情形，而地處邊陲的敦煌，顯然更是難以比擬的。敦煌詩歌寫本的總體構成，所反映的正是唐五代宋初這個典型寫本時代詩文作品流傳的真實形態。
唐人詩文別集的編纂可以分爲詩人自編和他人代編兩種類型。詩人自編文集最典型的可舉白居易爲例，自從長慶四年（八二四）元稹“盡征其文，手自排纘”〔二八〕，編成《白氏長慶集》五十卷之後，白居易對自己的文集不斷訂補，從六十卷、六十五卷、六十七卷，直到會昌五年（八四五）編成定本七十五卷，並分鈔五部，“一本在廬山東林寺經藏院，一本在蘇州南禪寺經藏內，一本在東都聖善寺缽塔院律庫樓，一本付侄龜郎，一本付外孫談閣童”〔二九〕。他人代編文集又可分爲詩人生前與身後、詩人委託與編者主動搜集等多種情況。生前委託他人代爲編訂者，如天寶中李白遇魏顥於廣陵，“盡出其文，命顥爲集”〔三○〕；身後由親友門生、詩壇知音搜集編訂者，如盧藏用之于陳子昂集、王士源之于孟浩然集、王縉之于其兄王維集等。可以注意的是，他們大致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即以防作品的散佚。換言之，保存傳世的意圖遠遠大於流通的功用。白居易集藏於禪寺者“不借外客，不出寺門”〔三一〕，傳于後人者“各藏於家，傳於後”〔三二〕。李白“文集亦無定卷，家家有之”〔三三〕，傳播最廣的也不是魏顥所編的定本。
前引顧陶《唐詩類選後序》，在敘述“身沒才二三年”的杜牧、許渾、張祜、趙嘏、顧非熊等人的詩集流傳情況時，說他們“詩句播在人口”，但“亦正集未得”。所謂“正集”當指囊括作者主要詩文作品的文集定本，是相對于一般臨時編輯的篇幅短小的詩文集而言的。在過去關於詩集流傳的研究中，對詩人之間互相寄贈、索閱詩集以及詩集題詠的情況往往較少關注，而這恰好是我們考察當時詩集傳播的另一個不應忽視的視角。僅就《全唐詩》所提供的資料而言，尤以晚唐五代時期最爲豐富〔三四〕，著名的例子如白居易《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後》〔三五〕、韋莊《題許渾詩卷》〔三六〕，其他如姚合《喜覽涇州盧侍御詩卷》、《喜覽裴中丞詩卷》〔三七〕，鄭穀《讀故許昌薛尚書詩集》、《兵部盧郎中光濟借示詩集以四韻謝之》〔三八〕，杜荀鶴《讀友人詩卷》等〔三九〕。其中有些是詩人在某一特定時段內作品的輯集，如獨孤及《賈員外處見中書賈舍人巴陵詩集覽之懷舊代書寄贈》中的賈至《巴陵詩集》〔四○〕；有些只是出於不同的需求所做的臨時性編纂，如李益自編《從軍詩》，起因是左補闕盧景亮的賞識，“令餘輯錄，遂成五十首贈之”〔四一〕；又如白居易，也曾于元和初年寄詩百篇與劉禹錫，見於劉禹錫《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篇因以答貺》詩〔四二〕。前引姚合《喜覽涇州盧侍御詩卷》有云“新詩十九首，麗格出青冥”，可知“盧侍御詩卷”，只有新詩十九首而已。這裡舉晚唐詩僧齊己爲例，齊己現存詩中涉及詩集題詠的篇目約三十首，非常具體地展示了以齊己爲中心的詩人群體中詩集流傳的狀況。以下是經過擇選的篇目：
《讀李白集》、《賀行軍太傅得白氏東林集》、《讀李賀歌集》、《讀賈島集》、《謝元願上人遠寄檀溪集》、《謝秦府推官寄丹台集》、《謝荊幕孫郎中見示樂府歌集二十八字》、《謝西川可准上人遠寄詩集》、《謝人寄新詩集》、《謝武陵徐巡官遠寄五七字詩集》、《謝歐陽侍郎寄示新集》、《謝高輦先輩寄新唱和集》、《孫支使來借詩集因有謝》、《謝王秀才見示詩卷》、《酬西川梵巒上人卷》、《覽延棲上人卷》、《酬岳陽李主簿卷》、《還黃平素秀才卷》、《寄還闕下高輦先輩卷》、《謝虛中寄新詩》、《覽清尚卷》、《還族弟卷》、《謝丁秀才見示賦卷》、《因覽支使孫中丞看可准大師詩序有寄》、《謝王先輩湘中廻惠示卷軸》、《謝貫微上人寄示古風今體四軸》、《答獻上人卷》、《還人卷》、《酬歐陽秀才卷》等。〔四三〕
在部分詩作中，還有關於詩集規模的描述：“舊友一千里，新詩五十篇。”（《謝虛中寄新詩》）“五首新裁翦，搜羅盡指歸。”（《謝丁秀才見示賦卷》）“一千篇裡選，三百首菁英。”（《因覽支使孫中丞看可准大師詩序有寄》）“多君百首貽衰颯，留把吟行訪竺卿。”（《謝貫微上人寄示古風今體四軸》）“三十篇多十九章，□聲風力撼疎篁。”（《酬歐陽秀才卷》）上列篇目中，除了《李白集》、《白氏東林集》、《李賀歌集》、《賈島集》、高輦《丹台集》、釋元願《檀溪集》等之外，我們有理由相信所謂的“詩集”、“詩卷”、“卷”，絕大多數難以與“正集”的標準相稱。從顧陶所記眾多著名詩人“正集未得”、“文集未行”，以及上面所舉詩題中反映出的詩集流傳情況，我們不難推知“正集”以外“亦無定卷”的臨時性詩歌選集，在寫本時代的實際流通中所占的主體位置，而這才是敦煌詩歌寫本產生和流傳的背景。
在圍繞唐五代進士行卷的有關文獻中，大量用於投獻的詩文集的記載，或許可以説明我們理解寫本時代詩集的特徵〔四四〕。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八云：
唐之舉人，先借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逾數日又投，謂之溫卷。……至進士則多以詩爲贄，今有唐詩數百種行於世者是也。
以詩爲贄的投獻，可能是促使一般文人士子普遍編纂詩文集的又一個重要因素。用作投獻的詩文集，有元結《文編》、皮日休《文藪》這樣定型的詩文別集，更多的則是對新舊作品的臨時鈔撮。仍以白居易爲例，白居易于德宗貞元十五年（七九九）秋由宣州薦送應進士試，考前有《與陳給事書》云：“謹獻雜文二十首，詩一百首，伏願俯察悃誠，不遺賤小，退公之暇，賜精鑒之一加焉。”〔四五〕再如元稹《上令狐相公詩啟》云：“輒寫古體歌詩一百首，百韻至兩韻律詩一百首，合爲五卷，奉啟跪陳。”〔四六〕又如杜牧《獻詩啟》云：“今僅錄一百五十篇，編爲一軸，封留獻上。”類似的例子很多，正像杜荀鶴詩所說的那樣，“若以名場內，誰無一軸詩”？〔四七〕在考察唐五代宋初寫本時代集部文獻流傳的實際情形時，不能忽視這些通常不見於書目著錄的“正集”以外的詩歌寫本。
以上是關於詩人別集的情況，再看唐人編選的唐詩選集。在流傳至今的十餘種“唐人選唐詩”中，除了像《河岳英靈集》、《國秀集》這樣具有比較鮮明的審美標準的選本外，也不乏因偶然因素而成書者。如元結所編《篋中集》，其序云：“天下兵興，於今六歲。人皆務武，斯爲誰嗣？已長逝者，遺文散失，方阻絕者，不見盡作。篋中所有，總編次之，命曰《篋中集》，且欲傳之親故，冀其不忘於今。凡七人，詩二十四首。”〔四八〕這七位詩人是沈千運、王季友、于逖、孟雲卿、張彪、趙微明、元季川——有的方才去世，有的尚在人間——一群並無很高成就也不十分知名的詩人。詩集編選，惟取“篋中所有”，並無特別心裁。再如《搜玉小集》收錄“自崔湜至崔融三十七人，詩六十一首”，編者不詳，編排無序。即使像令狐楚《御覽詩》這樣的進呈本，也曾有《唐新詩》、《選進集》、《元和御覽》等異名〔四九〕，表現出諸多不定性的特徵。在唐人選唐詩的知名選本之外，還有大量僅見於文獻著錄，編者和內容均未知的無名氏選本，如“集李林甫至崔湜百餘家詩奇警者”的《奇章集》四卷，日僧空海于元和初攜歸的《貞元英傑六言詩》三卷，“采張籍等十人詩”的《垂風集》十卷，“采唐人道塗間詩”的《道塗雜題詩》一卷〔五○〕，等等。除了上述散見於文獻的記載外，值得注意的是現在仍留存於東瀛日本的部分唐詩古寫本，如《翰林學士集》（題擬）、《趙志集》、《新撰類林鈔》、《唐人送別圓珍詩鈔》（題擬）、《唐詩卷》（題擬）、聖武天皇宸翰《雜集》等〔五一〕，它們從另一個流傳系統，印證了與敦煌詩歌寫本具有相同特徵的詩歌寫本，在寫本時代文學作品傳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第二，區別於“經典文獻”的，以“民間文本”爲主的特徵。除了少量的經典文獻傳鈔本（如《文選》、《玉台新詠》及《珠英集》、《李嶠雜詠注》等），敦煌詩歌寫本的絕大多數是以個人誦讀爲功用的民間文本。這種民間文本，因爲以鈔寫者個人閱讀爲目的，所以只在很小的範圍內流通。又因爲受個人文學視野、認知程度和閱讀興趣的限制，作爲社會下層普通讀者群中文學傳播載體的詩歌寫本，大多表現出明顯的偶然性和隨機性的特徵。正規的詩文集定本通常不是它們的直接來源，詩人創作與詩歌寫本之間的連接點已經遠遠消退在這些文本的背後。在全部的敦煌詩歌叢鈔中，伯二六八七王勃《上巳浮江宴》詩題前特別注明的“王集”二字，可能是僅有的與詩歌來源有關的資訊。還有一點常不被人注意，就是在敦煌詩歌寫本中，內容完全相同的寫本爲數很少。可以確知來源於各自母本的詩鈔有下面四組：其一爲伯二一○四、伯二一○五、斯四○三七釋氏歌偈銘叢鈔，其二爲伯三七二○、伯三八八六、斯四六五四悟真受牒及兩街大德贈答詩合鈔，其三爲伯四九九四、斯二○四九、伯二五四四唐詩叢鈔，其四爲伯三九一○、俄藏Дx.二三○一唐詩文叢鈔。在上列寫本之外，不同寫卷之間往往只是局限於單個作品間的關聯。這就是說，敦煌詩歌作品的傳播，往往缺乏某種相對固定的組合形式和序列，與傳統詩集中不同傳鈔本之間通常擁有的共性特徵相反，敦煌詩歌寫本之間更多地表現出互不相同的個性特徵。
作爲一般民間文本，敦煌詩歌寫本在收錄詩人詩作的多寡上，也表現出較多的隨意性，通常沒有明確的起止。因爲敦煌寫本的絕大多數是以殘卷的形式保存至今，更加大了它們的不確定因素。這種不確定性不但存在于那些詩歌叢鈔、詩詞叢鈔、詩文叢鈔寫本中，即便是前面列舉的別集類寫本（如“高適詩集”、“岑參詩集”等），有些也可能只是某一詩歌總集（包括專集和選集）的殘段，稱之爲“別集”或“具有別集特徵”，是依據詩卷殘存部分所作的一種推測。這裡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即人所共知的敦煌本“白香山詩集”。王重民先生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爲法藏伯二四九二詩冊撰寫敘錄，將其定名爲“白香山詩集”〔五二〕，此後海內外研究者無不相沿其說。一九五五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出版《白氏長慶集》，曾附印於後，被公認爲白居易詩集的最早傳本，甚至將其坐實爲明刻《白氏諷諫》的藍本。從寫本形態看，伯二四九二“白香山詩集”堪稱敦煌詩歌寫本中最具別集特徵的一種，但現在我們發現並確認了可以與“白香山詩集”綴接的俄藏Дx.三八六五唐詩冊頁，不得不改變原先的認識。伯二四九二非但不是《白氏諷諫》的藍本，也不是白氏別集的早期通行本，而是一個既鈔有元白唱和詩、白氏《新樂府》，又鈔有岑參《招北客詞》以及女冠李季蘭詩等多人作品的唐詩文選鈔本，在寫本現存的全部作品中，很難找到能夠說明其編選標準的資訊。圍繞著敦煌詩歌寫本存在的種種無序多變的不定性特徵，都是由它民間文本的性質決定的。
敦煌詩歌寫本所顯示的寫本時代的民間文本特徵，並非敦煌一地的獨特現象，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唐五代宋初詩集傳播情況的一個縮影。我們現在可以依據的有關唐五代詩文集的早期目錄，從兩《唐書》經籍藝文志到其它公私書目，大多是宋人所作，因爲有唐人書志作爲藍本，且部分詩文集寫本到宋代仍有留存，所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詩文集寫本流傳的情況。但最真切記錄這類民間文本狀況，在時間上也遠遠早於上述書志的，是日僧最澄、圓仁、圓珍等的入唐求法目錄。這些目錄所著錄的各項內容，比較全面地反映了當時社會尤其是佛教寺院中流通的經籍及其它寫本文書的真實狀況，其中的一些詩歌寫本，與敦煌詩歌寫本的性質特徵頗有相似之處。如圓仁撰寫於承和十四年（大中元年，八四七）的《慈覺大師在唐送進錄》、《入唐新求聖教目錄》的有關著錄，在這些得自大唐長安、五臺山、揚州等地寺院的文書中〔五三〕，除了有“沙門清江新詩一帖”、“祝元膺詩一帖”、“前進士弛（施）肩吾詩一卷”、“王建集一卷”、“進士章解集一卷”、“僕郡集一卷”、“莊翱集一卷”、“杜員外集一卷”、“臺山集一卷”、“白家詩集六卷”等詩人別集寫本外，既有專收元稹、白居易、李諒三人唱和詩的“杭越寄和詩並序一帖”，見於宋元書志；又有“雜詩一帖”、“雜詩一卷”、“詩集五卷”等作者、編者均不詳的詩集詩鈔。另外“法華二十八品七言詩集一卷”、“傅大士還源詩”、“澄心行路難一卷”、“曹溪禪師證道歌一卷，真覺述”、“心鏡弄珠珠耀篇並禪性般若吟一卷”、“長安左街大薦福寺贊佛牙偈一卷，內供奉三教講論大德知玄述”、“思大師歌餞智者臺山，並智者酬思大師歌一卷”、“思大禪師酬鵲山覺禪師欣老詩”、“南嶽思大和尚德行歌一卷”、“達摩和尚五更轉一卷，玄奘三藏”等釋氏歌偈寫本也頗引人注目。下麵不妨詳列圓珍于唐大中八年（八五四）編寫的《福州溫州台州求得經律論疏記外書等目錄》中與詩集有關的著錄：
傅大士歌一卷；
見道性歌一卷；已上宗元和上舍與。
還源集三卷，一帖；
題贈宗本和上詩一卷，新寫；
溫州緇素相送詩一卷，或題福、溫、台州相送詩乙三十六首；
已上於溫州永嘉郡求得。
上仙詩七十首一卷；
景丹英鸞束盧山勝事，聯句成四十一卷；
舜帝峰爲首雜詩一卷；
建陽山水歌一卷，以上複一卷，都一百七十七首；
詩集一卷，七十二首，題李山人所居爲初；
雜詩一卷，冊子，七十八首，寄婁（韋）渠牟爲初；
雜句一卷，一百二首，送劉大皂爲初；
已上從福州向溫州海中寫取道家安棲□本。
舊詩一卷，題仙壇爲初，總三十首；
已上於台州嶠嶺屈宗古宅寫取。
西唐和上偈一卷；
永嘉覺大師集一卷，一帖；
送外上人入京詩序一卷，陸昈；
刀梯歌一卷，一帖；
已上六卷從上都觀座主將來，八年八月二十日鈔。〔五四〕
在上列著錄中，很多詩集不但沒有詩集名稱、作者和編選者，而且也沒有詩集通常有的明確的起止。爲區分不同的寫本，著錄者採用寫本的起首詩篇“……爲初”作爲標識。這些詩集得自中晚唐時期的福州、溫州、台州、揚州等地的民間和佛教寺院，敦煌詩歌寫本大多也是這一時期流傳于敦煌僧寺之中，更可見與敦煌詩歌寫本的相似之處〔五五〕。
在以往有關敦煌詩歌寫本的整理和研究中，人們往往不自覺地以刻本時代的詩集觀念來作爲衡定的標準，由此導致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取向。一方面，出於強調敦煌詩歌寫本價值的願望，將敦煌詩歌寫本與人們心目中“集”的概念作簡單的比附和整合；另一方面，則強調敦煌詩歌寫本的叢鈔特徵，將絕大多數敦煌詩歌寫本置於研究視野之外。顯而易見，這兩種取向對準確把握敦煌詩歌寫本的性質，充分認識敦煌詩歌寫本的價值，都是不利的。
注釋
〔二一〕元稹《白氏長慶集序》：“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原注：“揚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餘雜詩，賣於市肆之中也。”（《元稹集》卷五一）或以為“模勒”即刊刻。案《文苑英華》卷七○五載此文，“作書模勒”為“作碑模勒”，因此即使“模勒”意即刊刻，也難以確定為刊刻書板。有準確記錄的詩集刻本，始於五代。釋曇域《禪月集序》：“尋檢槁草及暗記憶者，約一千首，乃雕刻成部，題號《禪月集》。”清莫友芝《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二：“書籍刻板始於唐末，然皆傳佈古書，未有自刻專集，曇域後序作於王衍乾德五年（九二三），稱檢尋槁草及暗記憶者約一千首，雕刻成部，則自刻專集，殆自是集始，是也可資考證也。”（藏園訂補本第三冊，一一七頁。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參見張秀民《中國印刷史》第一章《雕板印刷術的發明與發展》，二六頁、五○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二二〕《新唐書》卷二○三《李益傳》，五七八四頁。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
〔二三〕白居易《河南元公墓誌銘並序》，《白居易集》卷七○，一四六八頁。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
〔二四〕姚合《哭賈島二首》之二，《全唐詩》卷五○二。中華書局，一九六○年。
〔二五〕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三○，三一四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經過今人的考證，尚有為數不少的續補。參見陳尚君《新唐書藝文志補——集部別集類》，《唐研究》第一卷，一六九頁。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陳尚君《石刻所見唐人著作輯考》，《出土文獻研究》第四輯，一二六頁。中華書局，一九九九年；程章燦《唐代墓誌中所見隋唐經籍輯考》，《文獻》一九九六年第一期；又見程章燦《石學論叢》二一頁。大安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二六〕《文苑英華》卷七一四，三六八七頁。中華書局，一九六六年影印本。
〔二七〕周必大《文苑英華》識語，《文苑英華》卷首《纂修文苑英華事始》。
〔二八〕元稹《白氏長慶集序》，《元稹集》卷五一，五五五頁。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
〔二九〕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後序》，《白居易集》外集卷下，一五五三頁。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
〔三○〕魏顥《李翰林集序》，《李太白全集》卷三一附錄，一四五二頁。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
〔三一〕白居易《東林寺白氏文集記》，《白居易集》卷七○，一四七九頁。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
〔三二〕魏顥《李翰林集序》。
〔三三〕劉全白《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唐貞元六年撰。《李太白全集》卷三一附錄，一四六○頁。
〔三四〕唐代文獻中關於詩人作品傳播的記載很多，此處僅據《全唐詩》舉例說明。
〔三五〕《全唐詩》卷四三八。
〔三六〕《全唐詩》卷六九六。
〔三七〕《全唐詩》卷五○二，盧侍禦為盧簡辭，裴中丞未詳。參見陶敏《全唐詩人名考證》七四三頁，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三八〕《全唐詩》卷六七六，許昌薛尚書為薛能。
〔三九〕《全唐詩》卷六九一。
〔四○〕《全唐詩》卷二四六。
〔四一〕李益《從軍詩序》，席刻《唐人百家詩》本《李君虞詩集》。
〔四二〕《全唐詩》卷三五六。
〔四三〕《全唐詩》卷八三八—八四七。
〔四四〕參見傅璿琮《唐代科舉與文學》第十章《進士行卷與納卷》。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四五〕《白居易集》卷四四，九五○頁。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
〔四六〕《元稹集》卷六○，六三三頁。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
〔四七〕杜荀鶴《下第投所知》，《全唐詩》卷六九一。
〔四八〕傅璿琮《唐人選唐詩新編》二九九頁，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四九〕《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四四○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五○〕分別見於《文獻通考·經籍考》、空海《書劉希夷集獻納表》、《通志·藝文略》。參見陳尚君《唐人編選詩歌總集敘錄》，《唐代文學叢考》一八四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五一〕《翰林學士集》，日本尾張國真福寺藏，有《靈峰草堂叢書》清陳矩影寫本，校錄見村田正博《翰林學士集本文和索引》（和泉書院，一九九二年）及《唐人選唐詩新編》所收陳尚君錄本；《趙志集》，日本《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漢籍之部二影印古鈔本，校錄見陳尚君《全唐詩續拾》卷五五；《新撰類林鈔》，日本文化廳藏唐鈔本，部分書影見大阪市立美術館編《唐鈔本》，校錄見小川環樹《新撰類林鈔校讀記》（京都大學《中國文學報》第十一冊，一九五九年。中譯本見南京大學《文學研究》第一輯，一九九二年）；《唐人送別圓珍詩鈔》，疑即圓珍《福州溫州台州求得經律論疏記外書等目錄》著錄之“溫州緇素相送詩一卷，或題福、溫、台州相送詩乙三十六首”，校錄見小野勝年《入唐求法行曆の研究》附錄（法藏館，一九八二年）、白化文《叡山新月冷，台嶠古風清——讀〈風藻餞言集〉》（《東南文化》一九九四年第二期）；《唐詩卷》，鈔於《白氏長慶集》卷背，大阪市立美術館編《唐鈔本》有全卷影印本；聖武天皇宸翰《雜集》，日本奈良東大寺正倉院藏，聖武天皇天平三年（七三一）寫本。圖版及釋文見《書道藝術》第十一卷（中央公論社，一九七六）。另參見池田溫《關於聖武天皇宸翰〈雜集〉》，《中國唐代學會會刊》第九期，一九九八年十一月，臺北。
〔五二〕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卷五，二九五頁。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
〔五三〕《入唐新求聖教目錄》著錄中保留了有關尋訪來源的記錄，如：“右件法門佛像道具等，於長安城興善、青龍及諸寺求得者，謹具錄如前。”“右件教跡等，於大唐代州五臺山大華嚴寺經夏寫得，謹具錄如前。”“右件法門等，大唐開成三年八月初到揚州大都府，巡諸寺尋訪鈔寫畢。”均見於《大正藏》第五五卷目錄部。
〔五四〕以上為節錄，參見《大正藏》第五五卷目錄部。
〔五五〕至於鈔寫於經頭卷尾、字裏行間的大量零散詩鈔，其中既有即興的創作，又有日常誦讀的記錄，是當時文人學士僧俗百姓日常生活中文學活動的雪泥鴻爪，更難以用固有的詩集標準去衡量。陳鵠《耆舊續聞》卷三記南唐後主李煜寫本詩詞云：“余家藏李後主《七佛戒經》，又雜書二本，皆梵葉，中有《臨江仙》，塗注數字，未嘗不全。後則書太白詩數章，是平日學書也。”李後主雜書二本，既有他自作的《臨江仙》詞，又有鈔錄的李白詩，更與日常誦讀的手鈔佛經一道流傳，可以與敦煌詩歌寫本異類文書合鈔以及零散篇章的流傳情況相參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