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既是郑振铎先生诞辰120周年，也是先生逝世60周年。在先生诞辰110周年、120周年的时候，我们文学所以及国家图书馆联合开了好几次会议，今年刚刚开过一个纪念会，下午故宫还有一个纪念会，会议很多。这说明郑振铎先生虽然离开我们整整六十年，但是我们仍然念念不忘。念念不忘的原因，从我个人来讲，他首先是一个百年不遇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是那一代学者中最优秀的代表、最杰出的典范。从我们单位来讲，他是我们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第一任所长，同时也是考古研究所的所长，不久还兼任了文化部的副部长，作为一个学者，能够跨界、跨行做出这么多贡献，是十分罕见的。

　　我在我们今年《文学评论》的第六期专门组织了一组文章，从各个方面撰文纪念郑振铎先生。从文学专业的角度，郑先生对我们最重要的意义有两个，第一就是文学的理想，第二是文学的贡献。

　　我主要谈谈郑振铎先生的文学理想。第一，他认为文学是永恒的。他多次在文章中说帝王将相、凯撒大帝、拿破仑，他们留下的只是鲜血，只有文学给人留下的是温暖，是永恒的记忆，是真善美。这是郑先生对文学崇高的评价，历史多少次证明这个评价是一个最平凡的真理。

　　第二，文学是世界的。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写了《文学大纲》等等，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就编纂、翻译了大量的世界文学名著，而且在他的视野中，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他的理想和梦想就是希望能够把中国的文学介绍到全世界，把世界的文学介绍给中国，把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这些年他一直在做这些工作，包括1953年成立文学所的时候，他在组织文学所的班子时，从各个方面请了一大批当时第一流的学者，这些学者都是研究古今中外的第一流的专家。这是我觉得郑先生第二个特别让我们难忘的文学理想。

　　第三，他认为最根本的一点，文学是人民的，文学是社会的。他在文学研究社成立时就谈到这么一个主张：叫大众的文学。何为大众的文学？大众的文学就是为大众创作、为大众服务，同理，研究也要为大众服务。这个观点从他二十几岁，一直到他的晚年，一直坚持这种主张。所以他在组织文学所工作的时候，他心中就规划了几套班子：第一个，成立组织编写大规模的世界文学研究丛书，包括翻译、研究；第二个，就是组织编纂中国历代典籍的丛书，包括《古本戏曲丛刊》，我们跟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终于马上要把郑先生60年前的遗愿完成了。明年，在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古本戏曲丛刊》画一个句号，他生前最后一篇文字就是《古本戏曲丛刊》第四期的序言，第二天上飞机，然后就再没有回来，这是他一生的梦想。我们到明年初要出版第八集，整个丛刊一共收录一千种典籍。这应该是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个专题古籍整理项目。要论规模之大，我想现在各省各种影印项目我们比不了。但是这么大规模的专题古籍整理项目，郑先生的《古本戏曲丛刊》是第一部。另外，郑先生还有一个梦想，希望能够把《古本小说丛刊》也做好，我们文学所和中华书局合作也完成了这个遗愿，郑先生生前设想的那些世界文学的名著，古典戏曲丛刊的译著等等也都完成了。

　　郑先生还有一个愿望，他认为文学是大众的、文学研究要为大众服务，所以当时我们文学所成立的时候，按照郑先生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请这些专家编一套能够给全中国人民看的一套读本。事实上今天我们文学所的老一代学者，包括钱钟书、孙楷第、余冠英等等这些在业内如雷贯耳，在社会上能够被社会广泛认知的学者，正是因为他们编了一系列的读本。这些读本注释经典，注释本的本身也已经成为60年来的经典，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迪。

　　我在第六期《文学评论》中发表文章，在谈到郑振铎先生的理想和学术研究实践的时候，最后说了一句话，我说郑先生本人最初只是想当一个学问家，他说他自己不愿意参会，不愿意说这种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他有一句话，他说，当国家需要的时候，当人民需要的时候，他可以放下他自己手头的工作，叫他的那些老朋友出来为国家工作。他要舍去小我，要为国家的大我而服务。

　　我想郑先生最不可企及的不仅仅是文学理想，不仅仅是文学实践，更重要的是他的境界。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刘跃进 

　　编辑/赵洪雅